热门真题：关于冷战起源的八种解释

        对于冷战起源的研究一直有争论，但总体而言，没有超出国际因素、国家因素和个人因素这三个方面。对于冷战起源的种种解释正是围绕这三个层次而展开的。无论作何种解释，美国作为第一责任者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笔者同时认为冷战起源与冷战思维的形成密不可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冷战思维的影响依然存在于一些国家决策者的脑中。
　　对于冷战起源的研究，实际上涉及到对战后国际关系性质、特征和相关国家的对外政策的认识。在本世纪经历了两次全球规模的大战之后，力量组合出现了新的平衡、新的特征，形成了有别于以往的新的模式，这种模式避免了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出现了持续 29 30883 29 9232 0 0 3640 0 0:00:08 0:00:02 0:00:06 3640达近半个世纪的相对和平，对于冷战起源的研究正是为了揭示这种模式形成的背景和深层原因。对冷战起源的研究还有助于我们把握和认识影响国际关系和对外决策长达几十年并在一些决策机构中持续至今的冷战思维的形成过程。关于冷战起源的研究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呈现出分阶段、分层次、不同角度切入的特征，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和为国家政策宣传服务的功利性和局限性。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一些反映冷战时期政府决策的重要档案相继解密，加深了历史研究的深度，也减少了历史研究的盲目推测和主观想象。
　　在介绍冷战起源研究的几种观点之前，首先有必要界定一下什么是冷战？冷战形成的标志是什么？冷战一词最早见于美国专栏作家李普曼于1947年发表的评论文章，此后逐渐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术语。冷战是指以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全面对抗的一种现象，这种对抗除了直接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之外，还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等等一切领域，是一种埋藏着战争危机的和平状态，也是一种以和平形态表现的战争。简而言之，冷战的形成是以大国的对外政策出现重大调整为标志的。具体而言，美国1947年推出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组建具有军事联盟性质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苏联改变了战时的合作政策，建立与北约抗衡的华沙条约组织，从欧洲开始与美国针锋相对的较量，标志着冷战的形成，争夺范围迅速遍及全世界。

二战后的国际关系实际上是以美苏两个大国争夺霸权为主线的。两个大国陷于明显的然而又是无法调和的冲突之中，并且时时面临核大战爆发的危险。但与此同时双方又划定了所谓的最后底线，形成了所谓危机惯例，尽量避免有可能引发大战的直接冲突。尽管双方的争夺十分激烈和广泛，却出现了某种相对稳定。这一过程持续了大约45年。
　　关于冷战起源的原因，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从研究分析的层次来看，可分为国际层次、国家层次和个人层次。
　　一、从国际层次看，又可具体分为：
　　体制论：二战后苏联和美国成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也是唯一有能力施加影响和挑战对方全球霸权的国家，而且它们也是唯一能够威胁对方生存的国家。因而，它们注定是天然的对手。这种从体制层面的分析，符合现实主义的权力学说。即每个国家在本质上都要寻求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这种观点认为，如果英国在二战后比苏联更强大，冷战仍然会发生。英国，将取代苏联成为美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在国际政治史中，充满了大国之间的竞争。二战后，只有两个超级大国存在，若他们的关系仅仅是友善的，反而是不正常的。两极为世界政治创立了零和观，每一超级大国均视对方所得为己方所失，反之亦然。由于任何一方均无法承受对方在两极竞争中占据绝对优势，美苏之间的竞争就变得不可避免了。
　　格局论：冷战的爆发源于二战后出现的两极结构，这种结构导致了所谓的安全困境。这种困境反过来加剧了双方的竞争。例如，当美国1945年试验并使用第一颗原子弹之后，苏联也启动了它的核发展计划，并在1949年成功爆炸了原子弹，这又使得美国加速发展威力更大的核武器，类似的行为动机驱使两国不断卷入战略武器竞争之中。按照这种观点，没有一方应该被特别指责，在当时的环境中，两方必然卷入冲突之中，这是制度本身的原因。从冷战格局上看，雅尔塔体制的形成，使战后世界明确地区分为两大阵营，也就是所谓后来的两极格局。这两大集团在力量上和政策上逐渐形成彼此对抗的模式，双方力量不相上下，实力的消长以对方为标准，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在较量中取胜，这就为冷战的对抗性注入了机制上的动因。“冷战世界的形成事实上是当时美苏所控制的国际性的政治军事集团对立的结果。这样的集团几乎没有自主性，联合国成为冷战的牺牲品。它仅仅是美苏分歧的表演场所。”
　　误解论：每一方都误解了对方的意图。一方面，美国误解了在希特勒突然入侵和苏联遭受灾难性损失之后苏联保卫自身安全的愿望；另一方面，苏联也误解了美国的利益和担心，认为美国援助盟国的企图是试图包围和挑战苏联。每一方均视对手采取了最为敌对的作法，并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行动。这一过程导致了一系列全球冲突的事件。两极理论认为超级大国的竞争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误解论认为，通过更好地交流和相互理解，它还是有可能避免的。冷战是在相互的误解不断加深的恶劣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如果一方理解了对方防务政策的基本实质，冷战将不会出现，或两大超级大国的竞争将会得到缓解。可是，由于每一方领导层用以决定政策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是关于对手战略意图的信息，美苏两方领导者很难走出相互误解的怪圈。
　　二、从国家分析层次看，可分为苏联责任论和美国责任论
　　苏联责任论：传统的美国学派认为，冷战是由苏联引起的，苏联热衷于获得领土，尤其是征服东欧领土。如果苏联没有表现出这种倾向，美国将有可能退回到战前的孤立主义状态。这种解释将苏联描述为“邪恶的帝国”，这个帝国还将可能影响拓展到西欧。如果没有美国的努力，苏联将可能利用西欧战后的困境实现其战略目标。它认为苏联注定是侵略性和扩张性的。按照这种解释，美国采取遏制苏联扩张的政策是正确的。如果没有美国主动的遏制政策，苏联将继续在欧洲、中东和亚洲扩张。斯大林被认为是独裁者，他的残忍的政策和偏执狂的个性招致了被包围，而他热衷于在任何力量衰落的地方进行扩张。一些当代俄罗斯学者也认为，正是由于苏联的扩张政策挑起了对苏广泛的敌对，也带来了苏联最终的解体。按照这种说法，如果苏联没有在战后采取了侵略性的政策，并在东欧予以实施，冷战将不地形成，或至少不会如此激烈。
　　美国责任论：在战后，美国一直试图建立霸权主义实现其领导世界的全球战略，并在东欧拓展其海外出口市场，而没有理解苏联在战后面临的严峻的安全问题。苏联毕竟在二次大战中丧失了2000万人口，约相当于其人口总数的10%。因此，可以理解苏联通过控制像波兰这样的国家来保护其领土的作法，因为波兰是半个世纪内德国两次入侵苏联的必经之路。苏联有权希望在它的边境出现友好的邻国。美国将苏联合理的安全上的谨慎看作是侵略计划，因此挑起了冷战，苏联被迫作出了反应。美国在战争后期拥有了核武器也使苏联更加看重自己的安全。有人认为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并没有对战争产生决定作用，因为那场战争已近结束。美国使用原子弹只是为了警告苏联不要更多染指亚洲事务和展示美国新式武器的大规模杀伤性。在苏联拥有核武器之前，美国加重了苏联对本国安全的担心。
　　意识形态论：这种看法认为美国和苏联政治体制代表的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是这些爆发冲突的主要原因。对于每一方而言，一方构成了巨大的结构上的威胁，每一方均认为对方是扩张主义，并试图以自己崇尚的意识形态来改变世界。冷战因而被描绘为意识形态和政权形式的冲突。

具体而言，这种解释认为冲突是由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巨大差异造成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建立于市场、竞争、和个人选择基础之上的体系。在国际交往中它具有扩张性和侵略性，其实质是生产方式的私有制和最大限度的夺取利润。西方的民主强调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护，认为共产主义是独裁、反民主和极权的。共产主义体制反对私有财产，需要对生产力和资产分配的集权制管理，对宗教自由、集会和言论等个人权利严加限制。
　　苏联的世界政治观念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认为资本主义是战争和冲突的根源，和平只有在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被推翻之后才能到来。斯大林在1946年2月9日的演讲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没有过时，因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会造成“极大的混乱”，这将使“资本主义阵营”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并进而“打起仗来”，只要存在资本主义，战争就不可避免。（注：［美］沃尔特·拉弗贝著：《美苏冷战史话》，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4页。）除非铲除资本主义，否则资本主义的封锁将威胁着十月革命以来的成果，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只是权宜之计。
　　三、从个人层次分析看，可分为：
　　杜鲁门责任论：这种解释把焦点集中在个人因素上，认为外交政策最终是领导者的责任。例如，在美国，总统在外交事务中拥有比国内政治中更大的活动空间。因此，他的个人素质、信仰和思想能够对对外政策和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实质造成决定性的影响。这一说法认为罗斯福总统知道如何与斯大林打交道，凭借他的个人魅力将能够说服斯大林放弃武装，成为他的永久的朋友。罗斯福打算向苏联显示美国是可以依赖的，它将信守诺言。

杜鲁门1945年4月继任总统之后，因缺乏国际斗争经验，更多依据的是国内政治斗争的策略，对苏联持更多的怀疑态度。他主要依靠对苏联强硬派助手的观点。这导致了使美苏关系紧张的不必要的强硬政策。杜鲁门主义和巴歇尔计划实际上把苏联逼上与美国对抗之路。
　　斯大林责任论：西方认为斯大林的“残忍统治”，使他在国内外的极权和残酷加深了西方国家的恐惧。这些国家刚刚经历了一场历史上最恐惧的世界大战，这场大战的爆发部分原因就是未能及时对险恶的独裁统治及时作出反应。由于斯大林本身的原因，使得他对个人权利和苏联安全的关心扩展为西方对苏威胁的观念，西方国家的反应强化了他的偏执。
　　四、西方学者在论证冷战起源的争论中，从冷战起源的侧重点的不同划分，将以上几种不同的观点又综合为三大学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正统派、修正派和后修正派。
　　正统派的观点认定苏联是冷战爆发的第一责任者，这一学派从意识形态和苏联决策者的角度，指出苏联在制度上所具有的扩张性及对美国建立国际新安全秩序的威胁，从而引发了美国的强烈反应和“自由人民对共产主义侵略勇敢的本质的反应”，（注：罗伯特·马多克斯：《冷战修正主义的兴起和衰落》，载于卡尔顿、莱克合编《冷战辨论》，纽约，1988年版，第96页。）这一观点始于40年代末，在50和60年代成为冷战史研究的主流，是与50年代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狂热反共浪潮密切相关的。到60年代中期后，这一观点逐步被修正派取代。
　　修正派的解释完全推翻了正统派的说法，认为冷战起于美国对苏联政策的误解，苏联的政策是为其自身安全服务的，并不存在所谓苏联扩张的威胁；杜鲁门政府应对冷战的爆发负责。40年代中后期美国抛弃了罗斯福关于战后美苏合作的构想，推行对苏强硬政策，这种政策上的突然转向导致了美苏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与对抗。值得注意的是，修正派还对美国战后经济扩张政策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控制世界经济甚至包括苏联和东欧经济的图谋，压制了苏联对国家安全的必要的努力。美国谋求经济霸权和世界帝国的政策使战时合作不再具有任何回旋余地，冷战对峙的格局终于形成。修正派出现于60年代中期，由于越南战争造成的困境，反战运动蓬勃兴起，使得一些学者有可能利用解密的美国外交档案，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进行再思考，从而提出了完全不同于正统学派的观点。
　　70年代中后期，由于各国外交档案的大量揭密，使冷战研究者获得了新的史料依据，对冷战起源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从而形成了所谓后修正派。总体而言，后修正派在冷战起源的问题上，又部分地回归正统派的说法，认为西方对苏联战后扩充西部缓冲地带的作法过于软弱和纵容，遏制政策出笼过晚，苏联获得了有利的扩张和发展的时机，才造成了美苏冷战对峙态势的尖锐和激化。针对美国经济扩张引发冷战的观点，后修正派依据最新材料予以反驳，提出经济安全仅仅是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一个部分，美国在战后初期考虑更多的仍然是传统的势力均衡问题。后修正学派有别于前两种派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两极论的看法，强化了对其他国家的研究。提出冷战不仅是由一个或二个国家形成的，而是由多个国家合力而为的结果，尤其强调了英国在冷战起源中的作用。英国不仅对美国政策的转变施加了影响，还采取了积极主动的行动，从动机上而言，英国对苏联的恐惧，使得英国决心借助美国并推动美国抵制和遏制苏联。
　　五、笔者认为，尽管对于冷战起源的解释充满争议，但如果我们确认了冷战的性质和冷战爆发的标志之后，仍然能够很容易地判别谁是冷战起源的第一责任者。
　　首先，从行为上看美国是发动者，是主动一方，尽管杜鲁门推出对苏强硬政策之前曾有过犹豫，但最终还是以此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础。而苏联是被动一方，在美国推出杜鲁门主义之前，苏联尚未有明确的针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政策；二战后的苏联对外政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5-1947年，目标是维持战后大国合作，巩固和强化苏联西部的安全屏障，为了这个目标，苏联在对美政策上作出了许多让步（注：张小明著：《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13页。）；第二阶段，苏联政策出现了明显的转变，这是针对美政策的改变而提出的。因此，苏联对外政策是回应式的，无论其最终目标是什么，但在当时的特定形势下，苏联的政策是防守性的。
　　从实力上也可以证实这一点，美国的实力达到了世界巅峰，并在1949年之前垄断核武器，而苏联的实力因二战大受损失，在实力决定对外政策这一根本前提下，苏联在局部地区可能采取进攻性的策略，却不可能挑起与美国全面对抗的冷战。
　　从政策上，美国的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是建立在苏联可能形成的制度上和战略上的长远威胁的基础之上的，美国在二战后政策的全球性也必然把苏联作为其最大的威胁和阻力。另外，美国提出的政策并不是直接的军事冲突，而是遏制，即通过除直接对抗之外的一切手段抑制苏联的对外扩张和威胁。这正是冷战所以成为冷战而不是热战的政策原因之一。美国无论是经济援助计划还是军事联盟计划都没有超越这一界限，都不是为直接的军事冲突服务，而是作为遏制苏联政策的整体计划的组成部分。
　　诚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冷战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而是一个逐步形成的渐进过程，因此，在明确了第一责任者之后，还必须指出，导致冷战局面出现并持续多年的状态是由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互动作用的结果，多种因素均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简单地归因于任何一方的说法都是不可取的。
　　在研究冷战起源的同时，还必须明确对冷战思维的认识，事实上，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冷战思维与冷战密不可分，对冷战的最终形成和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而冷战思维能够超越冷战存在于冷战之后就更加令人关注。
　　何为冷战思维？尽管报章杂志和媒体频繁使用这一词汇，实际上却缺乏一个共同接受的明确的定义，有些人士将其简单地与霸权主义或强权政治加以等同，是不准确的。冷战思维西方有，东方也有，它贯穿在冷战时期东西方决策者的思维之中，是一种思维定势。依笔者之见，冷战思维是在长达40多年的两极对峙格局下人们形成的对国际事务和相关国家对外政策的认识框架。冷战思维对世界的基本看法是，对立双方出现了没有任何利益交汇点的全面对抗，这一对抗以全球为争夺范围。在国际社会中存在着两大在意识形态上具有根本分歧的势力集团，在世界事务中相互视对方所得为己方所失，将某一局部利益上的争夺置于全球争夺的框架之下，并以此为基础作出反应，世界处于所谓安全困境之中。冷战思维过分强调国家间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对立，并将其提升到在社会制度上互不相溶的较量；在冷战思维的视角中，非敌即友，非彼即此，界限分明，彼此以对方已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威胁作为制定对外战略的依据；经济利益为国家的政治军事安全利益服务，国家的发展，人类共同利益的维护让位于军事政治安全对抗的基本目标。应该指出的是，在很多情况下，冷战思维并未完全反映对外政策的基本思路，但在这一认识模式之内，原有的真实思维可能被扭曲、夸大或误解了，因此，冷战思维带有明显的推测、假想的成份，潜在的可能威胁被视为现实威胁，甚至某些不成其为威胁或完全可能避免的冲突被明确为不可调和的危险因素，用来作为制定政策确定敌手的当然依据。
　　西方认为，冷战带来的一个教训在于，对于可能的潜在的制度上的本质威胁必须尽早地加以预防性的限制，必须尽早地确定对手，哪怕这个对手还远远构成不了威胁。正是在此基础上，冷战思维有了新的适用借口，遏制与反遏制继续成为一些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础。意识形态因素仍然是制定对外战略的外在的或潜在的动因。以所谓“人权高于主权”和维护西方价值观念为特征的“新干涉主义”，便是冷战思维在冷战后时期新的翻版。无论是北约东扩还是科索沃事件，无论是“文明冲突论”还是“中国威胁论”，其冷战思维的烙印仍不难辩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