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学术研究的新观点介绍（1）
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取向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转换研究视角、更新研究理论、开拓研究方法，中国近代史（1840——1949年）研究的学术园地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运用现代化的视角、理论和方法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的大量涌现。
1、运用现代化的视角、理论和方法作为历史研究的范式或主题，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所接受。有学者指出：“‘现代化’并不排斥‘革命’，但‘革命’显然不能涵盖现代化的全过程。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在于：它拓宽了史学家的视野与史学研究领域，并且将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融入史学，进一步实现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和跨学科的研究，有利于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思考。”
有学者认为，用现代化史观考察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进程，不仅包纳了百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而且涵盖了像戊戌变法这样的改革运动和其他众多的社会变迁，这就比革命史观广泛的多，也比较接近历史的真实。
更有学者分析到：“如果就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而言，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应该包含在现代化进程之中。这是因为，反帝是为了正确国家独立、建立平等的国际关系，以便合理地利用国外资源；反封建是为了争取民主、建立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更好地进行现代化的社会动员。所以，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既是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种重要动力，也为现代化建设解决制度、道路问题，并扫除障碍。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分析改革和革命的现代化意义。”
从“范式”的角度看，“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开始形成。理论的主要基点是：把以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转变为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现代化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中心内容是从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或大过渡）。从这个新视角来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有了这个中心主题，纲举目张，就不难探索近百年中国巨变和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复杂线索。”
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海鹏先生指出：“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相联系。”
天津市委党校井建斌认为：“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现代化，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现代化的进程相联系。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只能在‘现代化取向’主导下，兼采‘革命史取向’的视角，更多关注阶级斗争的发展与变迁及其对于现代化进程的作用，使‘现代化取向’臻于完善。”
二、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及其发展趋势
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是从社会性质改变的角度而言的，注重的是社会主要矛盾和国家地位、阶级矛盾的变化。现在，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认识有所深化。
首先，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认识问题。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究竟是一个概念，还是两个概念?长期以来，人们都是把它作为一个整体，认为“两半”是不可分割的，并且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只是一个不断沉沦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初，有学者发表文章指出，“两半”具有各自不同的内涵。半殖民地指的是国家地位问题，半封建指的是社会形态。当然，它们在表述近代中国历史时，又是互相联系的。因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促使中国社会发生变化，资本主义发生，所以，这又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
其次，就近代社会的发展而言，近代中国表现为两种趋势：从一个完全的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的国家，这是向下沉沦的过程；从一个封建的国家演变为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国家，这是向上发展的趋势。这表明人们对近代历史的把握，从仅仅关注阶级斗争转向同时注意社会经济的发展。
近年来，又有学者不断对上述观点进行补充和修正。指出，沉沦和发展不是同时进行的，而是有先后。如果以1840年至1949年这110年的历史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阶段，那么，以 20世纪初(1901年一1915年)为界，前期主要表现为沉沦的过程，后期开始呈现上升趋势。
当人们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把握从仅注意阶级斗争扩大到整个社会、尤其是社会经济的变化以后，进一步引起了对现代化(工业化)与国家独立关系问题的思考与讨论。现在，人们倾向于认为，在近代的特殊条件下，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就不可能完成现代化的任务；反过来，如果不同时进行现代化的改革和努力，也难以实现国家的真正独立。这两个任务是并行的。
三、对太平天国的新评价
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曾是学术研究的热点。人们一般认为，太平天国是反封建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对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打击，有助于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近年来，在研究深入的同时，人们努力对太平天国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上述评价只强调了其打击封建势力和外国势力的一面，是长期以来在阶级斗争史观指导下所形成的“农民造反天然合理”观念的反映。作为发生在近代时期的农民起义，我们更要注重从现代化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从这个角度衡量，太平天国建立的政权，沿袭了封建的君主制、等级制；它借用西方基督教的形式并将其中国化，在将其作为号召和发动农民的工具的同时，又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专制政权。太平天国反对清王朝，只不过是要用一个封建王朝去取代另一个封建王朝。太平天国从宗教出发所采取的反孔政策，它所引起的长达十几年的内战，对中国探求现代化的进程都是一个冲击。
四、关于洋务运动的讨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即肯定其在引进先进的机器技术和启动工业化方面的作用。但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思考和认识。从中国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洋务运动的出现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原因是中国是一个后发外源型的现代化国家，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国，并使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一部分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已很难出现一个如同西方早期那样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加上当时对民间工商业加以抑制的政策，所以，中国的工业化要从民间起步是非常困难的，只能由官方出面，依靠一部分开明的官僚创办近代机器工业。因为只有他们，才能运用政府的力量筹集资金，引进机器技术。洋务运动启动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步伐。
关于洋务企业的性质，过去，曾流行“官僚资本主义”的说法，这也是值得推敲的。首先，“官僚资本”是20世纪40年代产生的政治概念，即将军阀、官僚及国家、机关投资一概称之为官僚资本主义，使用上具有模糊性。我们应以科学的经济概念“国家资本”取代它。其次，无论从经济地位还是从思想意识来看，洋务派并没有脱离官僚士大夫的行列，当时并没有出现一个“官僚资本家”队伍。因此，从当时的资本结构出发来考察洋务企业的属性，洋务企业应是相对于外国资本主义而言的本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一部分。但是，由于洋务企业中的一部分是官办企业，资金来源于政府；即使是官督商办企业，采取向民间集股方法筹集资金，但企业仍由官方派员管理。所以，洋务企业又是不同于民间私人资本的国家资本主义。
从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而言，洋务运动只是第一步。社会的现代化是一个整体过程，经济、政治、文化的变迁是互相关联的。当经济的变革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必然会对政治、文化的变革提出要求。而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只想在封建制度的母体上嫁接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官夺商权、任用私人、贪污腐败……这种官商体制阻碍了企业的发展，成为中国现代化中的一大消极因素。
五、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的产生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也将缓慢地走向资本主义。教材上也是如此说的。这里实际涉及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资本主义萌芽是否一定都能自然地发展到资本主义?近年来，有学者指出，这实际是一个“假问题”，提出这种假设的原因，是近代中国遭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后产生的“民族情绪”，试图以此证明中国也不比西方落后。实际上，这一假设的深处，仍然是从西方模式出发的，即认为西方是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按照五种社会形态发展的规律，中国只要有资本主义萌芽，也必然会自发地发展到资本主义。
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但是，各国的发展历程证明，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发展道路是不一致的。因为各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不同，影响于历史发展进程的因素不同。任何历史运动都是“合力”作用的结果。从这一历史观出发，我们说，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到资本主义，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曾总结西欧资本主义发生的条件：地理大发现所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的贸易需求促使资本主义摆脱了萌芽状态那种“蜗牛般爬行的速度”；中世纪晚期出现的自治城市和市民等级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基本力量；蒸汽机的发明和机器的运用，资本的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就会发生一个疑问：许多国家都发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为什么只有英国首先成为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这说明除了马克思所说的条件外，英国还有一些特有的条件：国家的重商主义政策，宗教改革和新教运动所引起的观念变革，科学技术的发明和运用等等。所以，英国率先进入资本主义，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谓原创性的工业革命只发生在英国”，其他的欧洲国家是受英国影响后才向资本主义机器工业转变的。
中国虽然早就有资本主义萌芽，但中国不存在享有自治权的城市和与此相联系的市民等级；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工商业很大一部分不是属于商品经济，而是从属于官府需要，官办和官商体制长期存在，制约了市场的培育和商品经济的自由发展；清政府从17世纪中叶后推行“闭关”政策，使资本主义萌芽基本处于与外界隔绝的境地，不可能与世界贸易的需求相接触，从而也无法激发起了解和接受先进科学技术的强烈愿望。这种种条件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无法摆脱“蜗牛般爬行的速度”。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开始解体，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大部分凋落下去，只有极个别的因采用机器生产(如发昌机器厂)，发展成近代机器工厂。所以说，近代中国的机器工业主要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刺激下，直接移植西方技术和机器设备而建立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