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霸笔记之（七）隋唐五代多民族国家的兴衰
第十章 隋唐五代多民族国家的兴衰
（581——959年）
第一节 隋唐五代的政治兴衰
一、隋朝的建立和隋初政治
公元581年，废静帝自立，杨坚称帝。因“随国公称隋朝，仍都长安，改元天宝。
尔后用4年时间统一全国。隋初整顿各种制度，使汉魏以来的杂乱制度结束。
1、官制。在北周官制基础上调改。
中央三师（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功臣、世家的名誉虚衔，位高俸多不掌实权。
五省是实际办事机构。秘书省事务少，内待省主管宫廷事务和宦官；真正负责的是尚书、门下、内史“三省”。
内史省：决策
门下省：审议
尚书省：执行、辖吏、礼、兵、度支（民）、都官（刑）、工“六部”办具体事务。
二台（御史、教水）、十一寺、二府，不是主体机构。
地方行政为两级制，初为州县，炀帝时改郡县。最盛时全国辖190郡，1255（3？）县。
2、兵制。沿用北周府兵制，均田制下男子皆兵。隋初军士自立军籍，不久兵农合一，“凡是军人，可悉属郡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隋书·高祖纪）。原北齐“坊兵制”系职业兵，靠军饷过活，隋文帝取缔，将其纳入府兵系统了。
3、刑律。减少酷刑，“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由苏威、牛弘改定《开皇律》十二卷500条（已佚，内容见后《唐律》处）。中央大理寺负责审理全国死囚案件。
4、创立科举。通过文化考试选官，由出身转向个人才华。初行“九品中正制”，每州岁贡三人，以“文章华美”为标准，后又以“先行修谨”（德）、“清平干济”（才）二科举人。由于不放心各州推荐上来的人而进行考核，引发了科举考试。继而很快发展为不再推荐，完全凭考试选官了。
5、开皇之治。文帝在位时采取一系列恢复经济的措施，如改汉姓，即改当年宇文泰所赐蕃姓，他自己从“普天茹”改姓杨，以恢复汉文化传统。他为女尼智仙庇养，称皇后在各地普建大兴国寺，以至于废学兴佛。且躬行节俭，吏治肃清，天下无事，人称“开皇之治”。
文帝用人方面有失误。对山东士族既用又防，罢、贬杀很多，鲜有终其天命者。增加了离心因素。选嗣子时，初立杨勇，杨广封晋王，杨勇性奢侈，且多违制被废，改立杨广。后来文帝病中恢复立杨勇，被杨广谋杀，并矫诏赐死杨勇，继帝位，改元大业。是为炀帝。
四、唐太宗统治时期
太字李世民在位23年，次年改元贞观。
唐代制度沿袭隋朝，武德时已开始整顿，但真正完善是贞观年间。故把唐代制度放在太宗时期来讲。
（一）政治制度
1、中央和地方机构
中央——三省六部正式确立，与隋相同。中书决策，门下审议，尚书执行。尚书省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宰相和政事堂制度。三省长官为宰相，定员尚书令1人、门下省侍中2人，中书令2人，同时还加一些资历浅的官员，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便位同宰相。共议国事、设政事堂。实质是“群相”制，没限额，分割相权。
地方仍为州县二级。按人口多少，地位轻重分九级：
州分七等：辅、雄、望、紧、上、中、下
县分八等：赤、畿、望、紧、上、中、中下、下
玄宗一度改州为郡。另有府，与州同级，有特殊政治意义处，主要是两京：洛阳称河南府，长安称京北府。
羁縻州。边疆民族地区设置、笼洛、控制、汉代已有，以其原部落首领为官吏，军事长官中央委派并驻军；执行中央政令；不纳赋税，但纳土贡。类似现代自治区。
道。监察机构，仿汉之刺史州。以山川地势划分，派出巡察使到各道检察，负责周围若干州。不是行政区划，却是后来形成路、省的基础；在唐代后期也是形成落镇割据的基础，节度使多由刺史而来。贞观十道、开元时十五道。
县以下为乡里，一里百户，一乡数里，里设里正，乡有乡长，不是正式官职，“按此户口，课植农桑，检查非伪，催驱赋役”。（通典三），但有一定特权。
2、府兵制度
沿用周隋之制。在各地设折冲府（称兵府、军府800-1200人），由折冲都尉、果毅都尉统帅；下设团200人，旅100人，队20人，火10人，各设“长”统之。最多时会用634府，68万兵，40%在关中。
十二卫是皇宫禁军（卫兵），只管禁军及关中府兵，不管各地府兵。没固定人员，从各府抽调。守卫京师称“番上”，戍边叫“番”。
兵农合一，除轮番外不负担税役，不脱离生产。选拔时“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唐律十六），挑中的入兵籍，在21-60岁之间每年轮番服役，一番一个月，五百里内五番（即五个月轮值一个月），五百里外七番，一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二千里外一番。费用自理（由邻近几家凑集），出征者本人免租庸调，以均田制为基础。
防范措施：兵政分离，地方官不管府兵，驻军的称“军府州”，专有军将统帅。兵将分离，调兵权归中央，战时从各地抽兵，临时命将，战争结束“兵散于府，将归于朝”，以防止兵将反叛，但不列于协调作战。
3、唐律
唐代律令比近现代广泛，且不规范。一是分四类：律——刑法条文，令——规章制度，格——皇帝补充律的诏令，式——行政法规。《唐律》是其中之一，令、式存留一部分，格已佚。二是与前后各代一样，具有礼法合一，刑法民法合一的特征。
唐律在高租时开始修订，依据开皇律，贞观十一年修成。共12篇500条。十二篇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刑分五等：
笞 杖 徒 流 死
五等 五等 五等 三等 二等
10-50 60-100 1-3年 2-3千里 绞、斩
比隋开皇律为轻，减斩刑92条。高宗时长孙无忌撰 “疏议”解释律文，今合为《唐律疏议》三十卷，为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第一部完整法典。
4、学校和科举
学校：中央设国子、太学、四门、律学、书学、算学等六学，由国子监统领，招收官僚子弟。地方州县设庠序；百姓可以自立私塾。主要学习儒学经典。
科举：国子监生员为“生徒”，州、县和私学出身的生员为“乡贡”，都可参加科考。科教分两种：制举是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科目时间随需要而定，不占主导地位。常举分六科：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不久秀才科废，法、书、算科人少，主要是明经科和进士科。
明法和进士都考贴经和时务，明法加经义，进士加诗赋。四门课程的用处在于：贴经和经义是对传统文化、历史的了解和理解，时物策是联系实际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诗文是对个人品质的考察（诗言志）。都是选官所必须的。所以，唐代的学校和科举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教育考试，而是选官方式，属吏制的范畴。
唐朝中明经易（百分之一、二十），中进士难（百分之一、二），时人崇尚明经科，“三十志明经，五十少进士”。考中进士是登龙门。但考中后要由吏部主试博学鸿词科，才算有了做官资格。武后时加殿试，没坚持下来。
考试时间不固定，多是一年考。临时派官主持，为“座主”；当年考中的便为其“门生”，座门力生是相互攀缘的势力。武后搞殿试，即是要克服此弊，作为“天子门生”。
应试资格：士族、庶民，良人平民均可。但半奴隶身份的部曲、杂户、奴婢，“邢家之子，工贾殊党”《通典十五》不可。
（二）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唐太宗能征善战，并且善于治理国家。贞观年间的政治情况，社会安定，经济发展，通鉴一九三载：“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虽有夸大，却也反映出这是在隋末战乱后相对和平的一段时间。
唐太宗的突出作为有三个方面。
1、执法公允。不用严刑酷法，但也不轻易赦免，认为“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宋·葛洪 涉史随笔）。不以此笼络人心，不以私性断狱。与一般帝王大赦天下，皇恩浩荡比技高一筹。
2、纳谏。即采纳臣下的不同意见，能承认自己有不如人之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实际上是没当过太子，没有继位前的“语训”直接继位的，纳谏是补政治课。最著名的谏臣是魏征，经常在朝廷上“犯颜直谏”，以致激怒太宗。
3、用人。能用人各取其长，用人如器，众星托月。继位前在秦王府时有十八学士，如房玄龄、杜如晦、孔颖达、虞世南；武将有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继位后有魏征、李靖等。并且限制秦王府旧部，重用东宫府，以瓦解利用对方势力，说李建成的人当年是桀犬吠尧，各为其主，不加追究。
唐太宗曾说自己有五个长处：一不疾胜己之善，二能弃长取短，三敬贤怜不肖，四不恶正直之士，五爱外国人（即异族）如本国人。总的看来，是符合实际的。
晚年未能善始善终。虽有二喜一惧（比年丰稔、北虏久服，治安则骄侈生）有所警惕，但晚年渐居功自傲，爱听恭维话了。征发徭役多了起来，打高丽（为无能的太子扫清障碍）失败，并开始诛杀功臣。魏征在贞观政要卷十说：“自古帝王初继位者，皆欲励精为政，比迹于尧舜；及其安乐也，则骄侈放逸，莫能终其善”。太宗亦此也。
五、武则天统治时期
2、武则天的政治作为
破格用人。扩大科考名额，殿试，亲自录取；置武举，选武官；自举，即可自荐为官等等。武则天时能臣很多，如宰相狄仁杰，姚崇、宋璟、张九龄，边将唐休璟、郭元振。并且能纳谏，重用耿直忠臣。并能抑制小人权臣，同族武三思，武承嗣为相权重，李昭德谏其威胁皇室，武则天便罢了武承嗣的相位。同时她使用一批小人佞臣，如内宠僧怀义、张昌宗，张易之（即荷花六郎、面首），但不给实权，武则天始终控制之。
严刑滥杀。对不称职的官员轻则罢，重则杀，尤其对新选拔到朝廷的官员极为严厉，“是时官爵易得而法纳严竣，故人竞为趋进而多陷形戮”（通鉴）用酷吏索文礼、周兴，来俊臣，编《罗织经》，讲构人罪恶之法，使被告无法辩解。设酷刑，三酷吏各杀数千人，主要是官吏。但对滥杀一事要具体考察，该杀杀千人亦该，不该杀杀一个也是滥杀，是性质不是数量。
武则天称帝15年。晚年想传位给族侄武三思，但朝臣们仍认为天下是李家的，武则天只好立原中宗李显为太子。公元705年82岁的武则天病重，老臣、宰相张柬之拥兵入宫， 武则天传位给中宗，遗制“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随即病死。
六、唐玄宗统治时期
2、开元之始
玄宗统治前期二、三十年社会安定，经济富庶，是唐代社会经济的顶峰，，史称“天元盛世”。一个朝代有两次盛世，罕见也。
玄宗的政治作为有四：
一是重视农业，简括逃户，屯田垦荒；组织州县人民捕捉蝗虫；清除权贵妨碍水利的建筑，以便农事。县人民捕捉蝗虫；清除权贵防碍水利的建筑，以便农事。
二是抑制食封贵族。唐为防分裂无助而分封，同姓及异姓王，只给租税，不亲临其地，不统治人民。唐初封王20余，自己收封户租税；此时已达140家，并且常多收多占，使农民破产逃亡。玄宗规定：租税由官府统一征收，封主们再至京师领取。凡子孙承袭封国的，递减原数十分之二。终唐一代，封主（诸侯）未闹事，割据的是节度使，藩镇。
三是裁汰冗官。韦后卖爵、滥置官员，玄宗“大革奸、滥，十去其九”（通典十九）。并对新任官员严格考核，每年十月令各道按察使考核地方官，以明显黜陟。
四是压抑佛教。武则天以来佛教大盛，佛寺增多，“富户壮丁多削发以避徭役”（通鉴221），全国僧民达数十万人。玄宗令部分伪滥僧尼还俗，并禁止扩建佛寺。
3、天宝危机
盛极则衰。开元盛世中已蕴含社会危机，并且最终导致一场内乱。其起因有两个方面：
一是长期朝政腐败，玄宗在天宝年间不再过问政事，委权于大臣。韩休为相时，玄宗尚能听取谏言，张九龄时便不耐烦了。不久用善于“迎逢上意”的李林甫为相，堵赛了言路。
天宝三年（744）玄宗纳杨太真为贵妃，沉溺于声色之中，“春宵苦短日高起，君王从此不早朝”，更不愿处理朝政了。权臣李林甫，加上宦官高力士，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李林春是奸诈能人，杨国忠则是昏人。
二是兵制的混乱。玄宗对外穷兵黩武，引起兵制变更和混乱。由府县制下的义务兵役制变成了募兵制。天宝八年因均田制的崩溃停止征发府兵，原来作为补充方式的募兵制多了起来。募集的多是兵油子，镇守京师的多为市井之赖，腐化无战斗力；戍边的卫士称长征健儿，战斗力强，却掌握在军将手中，不听朝廷调遣。
原来府兵制下精兵多集中在关中，“内重外轻”；此时精兵集中在外地，“内轻外重”，威胁朝廷安全。原关中兵力占全国的40%，此时边镇兵力49万，占全国总兵力的88%，为少数“节度使”掌握。
节度使睿宗始在边镇设立，集军政权于一身。天宝时有10处：
安西（新疆库东） 北庭（新疆吉木萨尔） 河西（甘肃武威） 朔方（宁夏灵武）
河东（山西太原） 落阳（北京） 平卢（辽宁锦州） 陇右（青海东都）
剑南（四川成都） 岭南五府经略使（广州）
当时以京师长安为中心，设于“边疆”地区。
节度使开始只领兵，后来则“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新唐书·兵志），成为地方割据势力。
天宝十一年李林甫病死，杨国忠把持朝政，玄宗继续沉溺于声色，均无认真防备。
4、安史之乱
天宝十四年（755）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个节度使的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史思明为副。
叛乱始末。公元755年，以密诏救驾，诛杨国忠为名，从范阳起兵南下。次年在洛阳称大燕皇帝，公开叛乱。安禄山为占据长安死攻潼关不下，唐将李光弼，郭子仪在井陉出兵断其后路。守潼关的唐将哥舒翰带兵出征，为保死守；杨国忠以其为胡人不放心，让玄宗催其出战。为保死守。当时唐军当坚守，叛军愿速战。结果潼关失守，哥舒翰被俘，郭子仪在河北也去失去作用。公元756年6月，安史乱军攻下长安。
长安沦陷前，玄宗携宫眷出逃川蜀。行至马嵬驿（陕西兴平），随行士兵杀死杨国忠，逼玄宗赐死杨贵妃，才继续南逃成都，是为马嵬驿之变。
此之变的操纵者为太子李亨。李享留在马嵬驿，寻即北返，途中继位，是为肃宗，尊玄宗为太上皇。
肃宗继位后派郭子仪联络回纥人出兵相助。此时安禄山已被其子安庆绪杀死，安庆绪称帝后史思明不服，二人分裂。唐军在回纥兵的协助下收复长安。不久史思明杀安庆绪，回到范阳自称大燕皇帝。761年再度攻长安，途中被其子吏朝义所杀，史朝义在洛阳称帝，兵败自杀。到763年，叛乱结束，历时8年。
以安史之乱为标志，唐朝由盛转衰，元气再也没有恢复。
七、唐后期的政治状况
1、藩镇割据
肃宗回长安后在宫廷政变中吓死，代宗继位。平叛安史乱军后为苟且偷安，对其余部“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并且对内地守将，刺史亦加节度使藩号，“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新唐书！）。
藩镇割据势力主要集中在河北、山东一带。新唐书·方镇表列方镇42个，实际50多个，其中最大的是“河朔三镇”：
成德 李宝臣、治恒州（正定）占恒、定、易、越、深、冀
魏博 田承嗣，治魏州（大名）、战魏、博、贝、相、卫、洛
卢龙 李怀仙，治幽州（北京），占幽、涿、营、瀛、蓟、檀以及这一带的淄青镇、淮西镇、沧景镇、泽潞镇等。各镇为中央策封，表面上尊奉朝廷，但另搞一套。父死子袭，官爵自立之，户籍不报中央，赋税不入朝廷；扩弃军队，伍用牙兵。藩镇与中央、藩镇与藩镇均有矛盾，“喜则连横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新唐书·兵志），在河北、山东一带动乱不已。
德宗，宪宗朝与藩镇进行了两次大的斗争。
德宗与四镇之乱。代宗对藩镇妥协，父死子立，只需朝廷承认一下而已。德宗想革此弊，成德镇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准备继位德宗不许，魏博镇田悦和李惟岳、淄清镇李纳、山南东道节度使（襄阳）梁崇义，为维护世袭特权，联合造反。很快被官军打败，李惟岳，梁崇义被杀。
不久，田悦称魏王、李纳称齐王，卢龙镇朱滔称冀王、成德王武俊称赵王，加上淮西镇节度使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四王一帅，再次反叛朝廷。德宗调关内兵东进平叛，跑过长安时哗变，拥立朱滔之弟朱泚称帝，建泰国。朱泚为泾原节度使，史称“泾原兵变”。
泾原兵变中德宗出逃奉天（乾县），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兵救德宗，到长安附近又与朱泚配合反唐。后来唐军收复长安、杀朱泚，与叛乱将领妥协（即德宗发罪已诏，诸将上表请罪），暂时平息了叛乱。
宪宗平叛淮西镇。淮西镇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宪宗发兵讨伐。开始时以贪官监军，攻三、四年不走。后宰相裴度挂帅，取消宦官监军，将军李愬雪夜下蔡州，活捉吴元济，平定了淮西之乱。
平定四镇之乱，淮西之乱后，其他节度使开始恐惧，有的请求易地做官，有的上表臣服，恢复统一局面。但不久又有反复，直至唐亡，演变成王代十国分裂。
2、宦官专权
3、牛李党争
牛党以牛僧孺为首，代表进士出身的官员；李党以李德裕为首，主要代表门藩入仕的官员。两派在朝中争斗近40年。
斗争始于宪宗元和三年制科考试。牛僧孺应试时，指斥朝政，言词尖锐。宰相李吉甫认为是针对自己，对牛压抑不重用。后来李吉甫之子李德裕与牛僧孺同朝为官“每议政之时，是非锋起”，事无大小，都针锋相对。文宗时牛党掌权，武宗时李党掌权，宣宗时重用牛堂，尽逐李党方罢。
牛李两派争论的问题主要有两个。
一是选官途径，牛党主张以科举入仕为主，李党主张以门第为主。当时选官的主要途径事实上已经是科举，恩萌很少，李德裕认为；士族子弟“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习也”《旧唐书·武宗记》。两派均以自己的利益为取舍标准。李党的郑覃甚至上书文宗，请废除以诗赋为主的进士科。
二是对藩镇的态度，李党主张坚决抑制，曾改易三十六镇，李德裕主持过平定昭义镇叛乱。牛党却主张迁就姑息，认为“虽未及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旧唐书172》，是比较现实的态度。后来事实证明唐王朝已治理不了藩镇了。
第二节 隋唐五代的经济状况
一、均田制，租（庸）调和两税法
1、隋朝的均田制和租调制
《隋书·食货志》对隋朝均田制记载很简略，隋朝实际上较北齐之制补充了三点：
一是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又每丁给永业田二十亩，为桑田；
二是露田奴人四十亩，奴婢依良人，炀帝取消奴人，奴婢受田之制；
三是府兵兵士与民一样还受土地，但身死王事者所受露田不退还，由子孙继承。
隋初开皇年间颁租调制：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调以绢絁 ，麻士以布绢。絁以匹 ，加绵三两；布以端，加麻三斤。这里“一床”指一夫一妇“未受地者皆不课”，取消奴人受田后便计夫而征。庸在隋朝还是临时为之，20天力役在无需征发或50岁以上不去者，可以绢代之，还不是正式制度。
2、唐代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
武德七年（624）第一次颁令推行均田制，开元七年（719）和二十五年又两次补充 ，内容比如前更详尽，《旧唐书·食货志》载：
武德七年始定律令，……丁男中男给一顷；笃疾，废疾给四十亩；室妻妾给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二十亩。所受之田，十之二为永业，八为口分。
后两次补充最重要的是关于买卖的规定。
诸庶人有身死家贫无以葬者，听卖承业田，即流移者，亦如之。乐迁就宽乡者，并听卖口分。
诸买地者，不得过本制。
诸田不得贴赁及质属，违者财没不追，地还本主。若从远役外伍，无人守业者，听贴赁及质。
买卖的界限较北魏时宽松多了，并且可以贴赁即租佃了。现规定买卖不得过规定的授田数，实际上此口一开便无限制了。
对均田制和租庸调须补充两个问题。
第一，均田制中的补充性条文。本制度规定除主体部分的普通民户授田外，还有官员授田的内容，主要是：有爵位的贵族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受承业田1至 5顷；职事官一至九品，受永业田60顷至2顷不等；散官五品以上受田同职事官，勋官受承业田30顷至60亩不等。作为办事费用的公廨田，中央各部司为数顷至26顷，各府2顷至17顷不等。殊可注意者，这些官员所授金是“永业”，身没不还。
第二，均田制与租庸调的关系。50年代府界对此有不同看法，通常看法为租庸调以均田制为基础，也有人认为与均田制无关，后一种观点为邓广铭所倡。
论者均将均田制和租庸调作为两个整体制度来对应，方法是错误的，其实租庸调制包括三个因素（租票，调，役庸）和两个范畴（赋税、徭役），应将其分别与口分田，永业田对应，才有可能准确认识其间的关系。
首先，庸是代役制，依人丁而征与均田制无直接“关系”。按前引唐令，将租调一并叙述，役庸单独叙述，即是明证（原应为“租调庸”，不当为“租庸调”）。明人陆贽说：“以其出绢而当庸 （佣值）故谓之庸”；《通志》卷六一说“若不役收其资，每日值三尺”；官府作坊和雇工匠的标准也是“日值三尺”。可知“日值三尺”是当 通行的劳动力价格（仍是“钱帛兼行”之时）。是据人丁征役，按征役天数折价为绢，与均田制无关。
其次，传统认为的租粟出自口分田，调绢出自永业田，其实应是租粟调绢全都出自永业田之中。直观的证据自北魏至唐朝，历次露田（口分）数目变化大，而桑田（永业）一直是二十亩，表明这二十亩是固定的核心；唐代永业口分合计百亩，实际只能给二、三十亩，据敦煌户籍残卷，也说明租调与口分田无直接关系。
更主要的，可从均田制令文中看出这个问题。试从伊始到北魏时期的令文入手作些分析。《魏书·食货志》载大和九年均田令：
诸夫男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
听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株，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士，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
诸麻布之士，男夫改课制给麻四十亩，妇人五亩……
这段令文即解释了租粟与均田制的关系，其中加粗的几个字是理解问题的关键。授与受主为对称，意思相同；与给是有明显区别的，“给”是实在的，授可以真给，也可以是名义上的。结合露田休耕的规定看，是鼓励垦荒的倡导数字，不是真给；桑田不是休耕地，是熟田，是真给的。易言之，均田的核心内容，是二十亩桑田即后来的永业田。
那么，二十亩桑田是调绢和租粟之所出吗？对此须看了令中的另一句话“课莳余种桑五十树”，关键词是“余”字。
据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五载，植桑时从育秧到移栽成树，都须与豆类、黍类同种同生，文繁不引。树干大如臂时移栽要求为“十步一株”，株距行距均如此；魏制：宽一步，长240步为亩，20亩按正方形计，边长为70步；可以纵横各栽7行，共49株，正合“五十树”的要求。据此，可知“课莳余种桑五十树”的意思是：“课莳”指种植粮食作物以纳课（即租粟），“余种桑”即在种粮之外再种桑。且以粮为主，桑为辅。唐人范摅《方溪友议》卷十一载王梵志传：“贫儿二亩地，干枯十树桑。桑下种粟麦，四时供父娘”，也证明桑粟杂种方式。
扣除桑树荫下不能种粮的部分，按当时十步为今14米，止按7米计，二十亩桑田仍可当10亩普通土地使用。以亩产2石计，10亩收20石，交租2石（唐制），正合古“什一之税”的标准。
所以，均田制的核心内容是二十亩桑田（永业田），租粟调绢均出自此中。这才是均田制与租庸调关系的合理解释（庸与均田制无关，麻布之乡除外）。
3、均田制的崩溃和两税法的颁行
战国以降土地买卖和兼并几成习惯，均田制只是在战乱之后人少地旷的情况下采取的特殊办法。土地买卖渐为恢复，唐中叶时“兼并之弊，有通于汉成、哀之间”《通典·二》兼并者有乡间地主，也有官僚，如刑部尚书卢从愿占田数百顷，被目为“多田翁”。
土地越来越掌握在私人手中，国家控制的土地减少，均田的前提条件消失了，连二、三十亩永业田也保证不了。开元年间接连两次整顿均田，正透露出崩溃前夕的混乱和紧迫。
此时均田制趋于崩溃，租调的征收也失去了基础，所以需要一种新的税制来取代，这便是杨炎的两税法。以公元780年（德宗建中元年）推行两税法为标志，均田制便相应取消了。
唐前期租庸调制下有一种补充租制—地税和户税。地税按亩纳二升的标准入义仓备荒；户税按户等收钱，一等户年4000文，九等户500文，作为正税的补充，归官府使用。值均田制瓦解，租庸调难以征收，地税和户税日渐重要起来，形成一种新的税制即“两税法”。
德宗继位之初，宰相杨炎上疏：“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等矣”《旧唐书·本传》，旧的租庸调已无法推行，建中元年（780）创立了两税法。主要内容见《唐会要》八三。
两税法基本上按杨炎的奏疏设计的，梳理一下，内容有六：
第一：取消租庸和各种杂税杂役，所有税目集中于地税户税中；
第二：户税按户等高下征钱（实际按家产多少征收）；地税按亩征粮，每亩征收数以颁两税法前一年地亩为准。
第三：夏秋两征，夏税不迟于六月，秋税不迟于十一月交纳。
第四、商贾人户按其经营额的三十分之一纳税。
第五、量出制入，按预算需要的开支数决定当年两税总额，再按户税，地税两项向地方州县逐级摊派。
颁两税制时已是安史之乱以后，但此时朝廷的政令尚能贯彻下去。原无总收入1200万贯，其中含近半数盐利；实行此法后赋入1356万贯，尚不含盐利，收入增加一倍。两税法下实行“三分制”：留使、留册、上供中央。
但到二十多年后的宣宗时，随着落镇势力的壮大，已不能象以前那样征收了。地方藩镇大都截留自用了。
作为一个制度，两税法有划时代意义。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中已把杨炎谁与商鞅变法并提：
随田之在民者税之，而不复向其多家，始于商鞅，随民的有田者税之，而不复视其下中，始于杨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坏于鞅，唐租庸调之良法坏于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称而后之为国者莫不一遵其法。或变之，则反至于烦扰无籍，而国与民俱受其病，则以古今异宜故也。剔除马端临的个人成见，对杨炎之法划时代的评价是公允的。事实上，此后一直沿用此法，直至明后期的一条鞭法，仍是两税法的精神。
两税法的主要失误是“量出以制入”，没有统一税率和固定税额为聚敛开了方便之门。时人陆贽、韩愈、白居易等反对此法，主要也是针对没有定额的问题。其次，全部取消徭役和代役庸制，全部纳入两税征收不切实际，唐后期仍存在徭役。到宋代沿用两税（二税）时，徭役便已经独立出来了，实际是对唐代两税法的纠正。
唐亡以后，因战乱一度荒田增多，人口减少，尤其是北方黄河流域。但此时各地方政权未再推行均田制（柴荣的“均田图”上是均税，不是均田），而是采用劝民垦耕，和营田土地给民户所有的方式，直接培养小土地所有者，然后据之纳税。显然是杨炎两税法精神的继续。
4、户籍制度
与土地赋役制相匹配并作为其基础的，是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将人划为几个年龄段，以确定“丁”的年限起止：
时间 | 小 | 丁 | 中 | 老 | 为丁年限 | |
隋初开皇二年 | 1-3 | 4-10 | 11-17 | 18-59 | 60 | 41年 |
炀帝继位初 | 1-3 | 4-10 | 11-121 | 229 | 60 | 37年 |
唐武德七年 | 1-3 | 4-15 | 16-20 | 21-59 | 60 | 38年 |
唐天宝三年 | 1-3 | 4-17 | 18-22 | 23-57 | 58 | 34年 |
唐广德元年 | 1-3 | 4-17 | 18-24 | 25-55 | 56 | 30年 |
核心是确定“丁”的年限起止，掌握丁的数量，以据丁授田、征税、派役、征兵等等。
隋朝在登统时为防作伪，有“大索貌图”之法，即时以本人相貌核实年龄，以减少诈小诈老逃役的现象。唐亦有“貌定”之法。
唐朝有一套完整的登统方式。先由各户自陈人口状况，生产数量，整理成表，称“手实”；乡村里正将各户手实综合后呈县州，县州每年一综合，称“计帐”，自己掌握每年的变化情况；每三年州县将变化重新统计一次，整理成以一乡为一卷的县州总州，称“户籍”。户籍三年一造，留县、留州、呈户部。
均田制和租庸调以人丁为计算单位（不是征派税役的依据），户口统计固然重要；两税法“人无丁中，以贫富为主”时，仍规定“丁额不废，申报并入如旧式”，依然很重要。
唐代“户籍”的含义较近现代内容广泛得多。不只是人丁状况，连户籍、税役等一并记之，实际是一种“丁产”总账。可从户籍全文及实物中看到这一特征。
附：敦煌户籍残卷。1900年在敦煌高窟茂经阁发现，系当时僧侣习字，号缴的卷子。有些见所属沙州官府的文书，档案旧纸，用背面写字，保留下来一手资料。主要是文，其次为户籍，文书。外国人弄去很多。兴起“敦煌学”。
吐鲁番文书。本世纪七、八十年代集中整理，古卷中发现。当时人用纸糊帽，靴，未腐烂，整理后可辩认，有官方文书档案，民间契约等。专门学问。
第四节 隋唐五代的文化
一、经学
作为解释儒家经典的专门学问的经学，在隋初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经学自身的南北分异，《隋书·儒林传》说：治经者“南人简要，得其英华，北人深芜，穷其枝叶”。从方法到内容都存在分歧，二是佛教和道教的冲击，虽然入隋后玄学影响小了，但佛道仍然威胁儒学的正统地位。
所以，这个时期治经者的中心使命是使经学上的南学北学归向统一，尤其是重新树立儒学的核心地位。隋唐儒学家们完成了这两个任务，而且结束了汉代以来讲究名物训诂的“汉学”，开启了讲究义理思辨的“宋学”之先河。
1、王通的新经学
王通字仲淹，河东郡龙河（今山西万荣）人。先在蜀郡为官，后归乡讲学9年，治经4年，38岁时去世。其著述多已佚，死后门人将其讲学时的记录整理成《中记》一书传世。
南北朝以来经学在南方受佛教冲击很大，隋文帝时崇佛，仍在客观上抑制儒学。儒道佛斗争一直很激烈，其间有人主张毁佛灭道以存儒学，或以道教、佛教来统一各家，结果都行不通。王通新经学特点是调和儒学与佛、道的矛盾，试图通过改进经学来振兴儒学，恢复儒学的统治地位。
王通认为，儒、道、佛争斗的结果是三家受害，试图通过吸收佛道二教的可取之处，弥补儒学的不足，提出了“三教于是乎可一”的主张《中论·问易第五》。“三教可一”是以经学家的身份，站在儒学立场上提出的，“可一”不是“合一”，不是把佛、道合于儒学之中，而是三家并存；但在王通内心深处，以儒学为正统的观念是坚定不移的，所以他同时又提出了“明王道”的主张，即建立以先秦时期正统的儒学为基础的王道政治，恢复孔子之道。
须注意者，王通主张恢复先秦时的正统儒学，前提是认为汉代以来经学家的解释已非正统了。这与唐代经学家的认识是相同的，韩愈等的儒学思想就是在王通学说的基础上形成的。
2、孔颖达的《五经正义》
唐初诸经文本多有异处，对经文的理解分歧更大。于是唐太宗令经学大师孔颖达主持，对经书的经文进行统一整理。
孔颖达，字仲达，冀州衡水人。隋末考取明经科，入唐后为国子监祭酒。此时他年事已高，只是总揽大纲，由当时专治一经的经学名家分头编撰，最后由孔颖达总其成。
义是对诸师原文的解释，疏是对原注的解释，汉代以来经学家对诸师作过反复解释，有义也有疏。但章句繁杂，儒学多门。太宗令孔颖达整理的是：周易王弼注、尚书孔安国注。诗经毛传和郑笺、礼记郑注、左传杜注。各位中南北风格不一，孔颖达名义上不分南北，其实是以南学为主。孔颖达以“疏不破注”为原则，即以所选家的本子为标准，以原有注文进行解释，即使其它本子中有更好的注释也不用。这不是义气用事，而是把整理经文作为手段，把统一思想作为目的缘故。
注疏编定后成书180卷，定名《五经正义》，高宗永徽四年（653）颁行天下。此后，凡儒生谈经、应试均以此为准，否则就是异说。这样，东汉以来诸家解说归于一说了。汉武帝独尊儒术只是把其他学派压了下去，儒学内部并未统一；统一儒学各派对诸经解释的是《五经正义》。
与之同时，出于同样的目的，唐太宗还令颜师古专力考订经书原文。颜师古将“五经”的各种本子找到后，写成《五经定本》，颁行天下，解决了经书原文殊异的问题。唐末文宗开成二年（837）郑覃主持全面校订包括“五经”在内的十二经，纠正了颜师古的失误，刻成“开成石经”114块650252个字，立于太学。
隋唐经学的发展趋势是汉学向宋学过度。孔颖达“疏不破注”是传统的汉学风格，与这个趋势不协调；但他对注疏作阶段性清理和总结，为经学新阶段的到来做了准备。
3、啖、赵、陆的“《春秋》学”
到唐中叶传统的经学思想受到怀疑和挑战，呈现多元化趋势，各种“专门之学”开始进行新的探索。此时在经学研究中影响最大的是江南地区的经学家啖助、赵匡和陆淳（质），他们以治春秋为主，被称为“《春秋》学派”。
啖助，字淑佐，祖籍赵州，天宝末年徙居江东。当过县官，安史之乱后闭门著述，研究春秋。赵匡，字伯循，祖籍天水，天宝年间为扬州节度叛官。陆淳，字伯冲，吴郡人，顺宗时避太子讳改名质。三人都在江南任地方官，志趣相投，尊师友关系，时常切磋学问。三人著作存世的有陆淳《春秋集传纂例》10卷，《春秋微旨》3卷，《春秋集传辩疑》8卷，代表了三人的经学观点和方法。
《春秋》学派的主要特点是“舍传求经”。认为《春秋》原文没问题，错谬全是三传造成的；在三传都不合适时，便丢开三传自己解释。他们“舍传求经”自我发挥解释时有“明王道”为原则，有利于“道”的“无经之传”也可采用，太实用主义，太随意了。虽然如此，但此后治春秋都不再拘泥于三传，从而脱开了章句训沽的汉学路子，走上了义理思辨的路子。
4、韩愈、李翱与唐后期经学
唐后期经学的共同特征与中期相同，即不宗奉东汉以来经学家注疏，自己重新解释，通过自己解释经义来表达自己的主张。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是韩愈、李翱。
韩愈，字退之，邓州南阳（今河南孟县）人，先世居昌黎（今属河北），故称“韩昌黎”。其著述由弟子李汉编为《昌黎先生集》。韩愈经学思想的核心是“道统论”。
“道”即儒家正统学说，“统”是这种学说的师承关系。韩愈著《原道》一文，认为道发端于尧、经舜、禹、汤、文、武、周等，到孔子时发展到“大明”即完美；孔子之后诸门子弟均不能得其要领，只有孟子是正宗。“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就是说孟子死后（即秦汉以后）的经学家均未得其传。失传千年后至此到韩愈才接上。韩愈自认为是师道、传道的“卫道士”。在韩愈颇为自负的语气中，有与此时经学家们相通的地方：都认为东汉以来的解释不准确，都是对汉学的怀疑和否定。
韩愈认为“道”是先贤经典的本意，有深浅多层含义，从养生之道、规范道性等等。并发展了孟子的性三品说，讲究节欲，反对佛道异端，以恢复儒学的本来面目，这又表明重此亦有剔除佛道对儒学冲击的任务。
李翱，字习之，陇西（甘肃谓源）人，一说赵郡人。韩愈的学生，与韩愈合著《论语笔解》。与韩愈一样强调道统，同样以传道为已任。其个人主张为复性论，尤其是复性的方法即至诚正思。
复性即恢复人的纯正本性。性得之于天，都是善的，情产生于后，有善有恶。排除恶情嗜欲的昏暗，回复至先天纯正的本性中去，就是复性。具体办法：不受恶的情欲的诱惑，即至诚；继而达到对不良欲望想也不想的程度，“思无邪”，即正思。
唐后期经学家中影响最大的是韩愈。他把一向不受重视却最能代表儒家精华的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专力抽出，与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成为儒家原始经典中的经典。李翱的影响在于，试图用至诚正思来恢复人的善性，发端了心性义理之学，也发端了后来宋儒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至此可以说，经过隋唐时期几代经学家的努力，已经给经学加进了一些新内容，完成了从汉学到宋学转变的准备，并且已经开了宋学的先河。
二、史学
这个时期所修史学的数量多，体裁种类也多，呈现出贯通“古今”的趋势，开始了修史理论的探讨；同时，国家对修史的管理也开始强化了。
1、史馆和国家修史制度
史馆是唐代常设的管理和主持编修史书的机构。自先秦以来史书修撰都是个人为之，隋文帝开始禁止私人修国史，唐高祖组织修南北朝各史，意在国家管理，贞观三年（629）正式建“史馆”并由宰相掛名监修国史，并设有专职史官。
史馆的建立也就是官修史书制度的形成。唐太宗曾专门令魏征对所修前代史“总加横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旧唐书·魏征传）。所谓“损益”不只是为了体例一致，更是为了统一口径和思想。
史馆所重视主要是当代史的修撰，主要有两种：
一是实录。起居郎记下皇帝言行的起居注，宰相记下皇帝处理军国大事过程的时政记，到一定时候（皇帝死后）由史官据之整理成一朝的实录。唐高祖到武宗16朝都有完备实录（太宗、武后、睿宗、玄宗和德宗甚至有两三种），共计75部785卷。
二是国史。国史与实录并行，但实录是编年体，国史是纪传体。唐人所修当朝国史以一帝或几帝作一书，自太宗至宣宗朝一直没停止国史的编写，分别称纪传、国史、唐书、唐史、唐历，共8种，693卷。这是此前所没有过的现象。
史馆和国家修史对史学的影响有利有弊。史料征集和利用方便了，史官地位提高了，并有了相互切磋的场所。官修史书的目的首先是为了统一思想，把史学的功用仅仅局限于提供治乱兴衰之一途，限制了史学的拓展，史学成了政治的附属。再者，众人共同修史固是可以取长补短，但由此一来都缺少了个人修撰时的个性和思想，近代经学大师皮锡瑞说“官修之书不满人意，以其杂出众乎，未能自成一家”（经学历史P201），正是看到了这一层。
2、唐朝前代史的修撰
在二十四史中，唐以前只修了“前四史”。高祖令人修南北各史未成，太宗鉴此建史馆，官修正史，进度加快，在唐代修成了梁、陈、北齐、北周、隋及晋朝正史。加上私修官颁南史、北史，共8种。
梁书陈书。魏征监修，姚思廉主撰。梁书记肖梁55年历史，共有本记6卷，列传50卷；陈书记陈朝33年历史，共本记6卷，列传30卷。两书文字精炼，资料可靠，但内容缺项多。
北齐书。李白药主撰。共有本记8卷，列传42卷。北齐只有28年，但是书记高欢（496）至高恒（577）共8年历史。原书已佚，宋之据《北史》等书配齐。
周书。今 德 传。共有本128卷，列传42卷。北周只有24年，是书记宇文泰（505）到隋灭周其76年历史。北周五国时间短，但制度多为隋唐沿用，军事力量也强大，是书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北周的状况，并且附带记载了东承、北齐、西和南朝的一些情况。原书部分佚失，也是从《北史》中补齐的。
隋书， 魏征监修，颜师古、孔颖达等修撰。共有帝纪5卷，志30卷，列传50卷，记开皇元年（581）至恭帝义宁二年（618）共38年的史实。全书的“史论”都由魏征撰写，代表唐初君臣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念。此书水平高，郑棋《通志·艺文略》率“迂固以末，嗜不及也”。主要有三个特点：
①将少数民族分为南蛮、东夷、西戎、北狄，叙述清楚；
②〈经籍志〉首次，将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后称“四部分类法”，一直在古籍范围内使用；
③志30卷，分10目，是全书精华，详述南北朝到隋末的各种制度沿革。
晋书，原署唐太宗御撰，实际是房玄龄等主编。太宗审看了初稿，并亲自写了宣帝，武帝代和陆机、王羲之传未尾的“论”。其帝记4卷，志20卷，列传70卷，载记30卷，记西晋，东晋共155年历史。创“载记”一目，类似《史记》史的“世家”，专记十六国人物史实。
南史和北史。两书均系李延寿私撰。甚父李大师曾自编编年史南北朝通史，李延寿承父业改为纪传体，历时16年而成。此时，唐已建史馆制度，不许私人修史，加之李大师一度获罪流放，是书初被秘藏。后朝廷特许流行。南史本纪10卷，列传20卷，记载南朝四代169年历史；北史本纪12卷。列传88卷，记北魏至隋末共五朝232年的历史。是书有意将南北朝各代整体叙述，南史中常有北朝人事，北史也常有南朝人事，使南北形势一目了然。
唐代所修上述八部史书（私修两部，）占二十四史的1/3，超过了任何一个朝代的修史数量。官修以六部书中虽然依政权而编，却不分正统非正统，没有歧视少数民族政权的观念，南北一体，胡汉一家，反映了唐代大一统王朝的气度。
3、刘知几和《史通》
刘知几，字子玄，韩城（今徐州）人。17岁时读遍当时的史书，掌修国史二十七年，修起居注和实录。但在史馆中不能按个人的理解去写史，还常遭同仁讽刺，故退出史馆，“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史通十，自叙）。历9年时间完成此书。
《史通》内篇10卷39篇，外篇10卷13篇，佚内卷3篇，现存49篇。该书论述范围广，涉及史官源流，史书体裁、史书评论、史学方法。史学修养、史料范围、史断鉴别和语言运用等，几乎包括历史学的所有问题。比较重要的记述有三：一是对以往史书归类，二是强调史评的重要性，三是提出史家修养的标准，即才、学、识。
此书是我国第一部史评著作、史学理论著作和史书编撰法著作。此前《文心雕龙·史传篇》有类似性质，刘知几也自称依据此篇加以发挥，其实远远超过刘勰的认识。他提出了史书应加都邑、氏族、方物等志，为后人所接纳；但认为天文、艺文、表历无用，则是不妥的，并且后人未予采纳。
4、通典及政书的编撰
通典是我国第一部记载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通史。作者杜佑，字君卿，京北万年（今长安县）人。遍任户、工、刑各部及地方官，又任宰相，熟悉各种制度及执行情况。唐中叶，他仿刘秩的《政典》一书历35年撰成 。
通典 上起黄帝，下至 唐天宝末年；后文中有代、德两朝事。全书200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共九门（亦称典），每门下分若干细目。对每一细目所记制度都按朝代顺序考其沿革，详述其差异优劣。并且在正文之外有很多注释，也是资料。
此书超越以人物为中心的编年体、纪传体创立了种新的史书体载——政书体。是“三通”、“十通”之始创者。
除通典外，唐代还有两种政书：
一是唐六典。旧题唐玄宗御撰，实现张悦、张九龄、李林甫等人监修，韦述等编写。全书30卷，因玄宗体例为“理、教、礼、政、刑、户典六条”；但最后按官署的官职以及地方行政、军事官吏为序编排。“以事隶官”，以官职为纲，正文记职司官佐，吏员的秩；注文记述职司事例、机构沿革，包括一些诏令。实际内容涉及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
二是唐会要。会要体史书专记当朝各种制度的兴衰，取材于有关律令，诏数、奏议等文献，史料价值很高。首创者为德宗时的苏冕、苏弁兄弟，撰《会要》40卷，唐未催弦又修《续会要》40卷。北宋王溥据此书总撰成《唐会要》100卷，使用至今。
5、类书的编撰
类书，即摘抄经史百家中的有关内容，重新分类排列、汇编而成的书。曹魏时已有之，唐代才增多。隋唐重要的类书有四种。
《北堂书钞》。虞世南等撰，成书于隋末大业军，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类书。北堂指秘书省后堂，虞世南在此任秘书郎时开始编写此书，故名。全书160卷，公19部、852目。每一目下将所引录原文归纳一小标题，按时间顺序排列，并注明原文出处，清晰醒目。所引书系隋前典籍，多已佚亡，得以保存片断。
《艺文类聚》。欧阳询等撰，成书于唐初武德七年，（624）。全书100卷，分46部，部下分目，每目下所引故事、诗文均注明原出处和年代，引古籍达1400余种。欧阳询此书创立了完整的类书体例，即事文并举，部门下分子目；每一子目下先录经史百之言，后附诗文。均以时代先后排列，条目清晰。
《初学记》。徐坚等撰，成书于玄宗时期，原是为方便皇子们学做诗文之用，故名。全书30卷，分23部（加上附部共26部）、313目。每目下分三部分：叙事——说明子目标题含义，提供有关知识、资料；事对——列出对偶句形式的典故，注明出处，以供作诗文时用；诗文——精选有关佳作，系在各子目下，作为学写诗的样板。价值在于，无意中保留了许多南北朝隋至唐初的珍贵片断资料。
《白氏六贴》。白居易撰，相传其在书斋中置瓶数十（或日数千），瓶上各题名目，让门生读书时采集典故佳句，诗文佳话，按类投入各瓶中，最后倒出分类整理成书。全书30卷，235目1367门，另附503个小目。但其行文不注出处，也不按时间顺序。此书又称《经史类要》、《事类集要》、《六贴》，所收资料止于隋朝，宋人张传德加唐五代资料，与白书合并，合称《白氏六贴》。
6、地志图经和地理学成就
隋唐地理学著作仍有“史地合一”传统特点，民俗，历史放在与山川、政区同样重要的位置来记述。但此时地理学著作增多，作为一门专学，地理学开始成熟了。
隋统一后各郡上其地图，朝廷据之编《区宇图志》、《诸州图统集》等地理风俗书，唐也规定各州府每三、五年一造图经，送兵部存留，朝廷并据之整理成《十迹录》等全国性地理书。
唐代影响较大的一理书有三种。
《元和郡县图志》，李吉甫等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比较完整的全国性地理书。李吉甫在宪宗朝任宰相，统领全国财政，编《元和国计传》，用来掌握户口和赋税；进而于元和八年（813）撰《元和郡县图志》，原40卷，图文配合；今存34卷，图已佚，故文称《元和郡县志》。该书在各州府所上“图经”和兵部所编《十道图》的基础上撰成，按十道分编，下分47镇，镇下列州府县，叙述各州府县的建置沿革、户口人数、山川位置、主要关塞、祠庙、道路及人物典故、历史大事。全书记述详尽，对各地社会经济状况的记载也很真实。
《括地志》唐太宗之子承王李泰撰。原书550卷，序略5卷。是书参照《旧唐书·地理志》，又不拘泥此形式，以州县为单位，全面叙述该地政区沿革、山岳地势、河流渠道、风俗物产、文物故事，对了解唐初政区设置和各地社会经济状况很价值。
《蛮书》，樊绰撰。是作者唐末任安南经略使时对南诏地区实地考察后写成的风俗地理志，又称《南夷志》、《云南志》等。全书四卷，分别记述云南境内的途程、山川江源、六诏、城镇、物产、蛮夷风俗，南蛮宗教、南蛮疆界连接诸蕃国景，所记云南历史、交通、民俗及与唐的交流很具体真实。原书在明代已失，现传为《永乐大典》辑本。
此外，记载两城各国地理风俗的《大唐西域》10卷，是玄奘去印度取经时的途中见闻，口述已由弟子笔录而成，记述沿途百余小国的状况。
唐代地图测绘技术也有进步。上述贾耽书中有《海内华类图》一幅，宽3丈，长3.3丈，图上一寸折地面百里；又作《禹迹图》，按九州绘全国地刑，“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旧唐书·贾耽传）。该图在南宋初曾被刘豫缩摩刻石，今存于西安碑林（对碑林所存是《禹近图》还是《海内华类图》，说法不一）。所绘山川地势虽然有“山水画”痕迹，已与现代地图接近，表明地理学至此已成为较为成熟的专门技术了。
附：国学传统讲治史四把钥匙，即宦制学、目录子、年代学、和地理学。今人严耕望有《古代交通图考》，其中的第四册为唐代内容。全书击自第五册。
7、《旧唐书》与五代史学
五代各政权均沿用唐朝官修史书之制。后梁后唐都曾准备仿前代成例修唐史，因资料限制未成；后晋时石敬瑭下令修撰，历4年撰成《旧唐书》。
《旧唐书》原称“唐书”，旧题宰相刘朐啭，实际其只是监修，由张昭运等人编写。全书本记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所用资料多来自唐朝“实录”，但书的前半部分多直接用国史和实录的原文，未加整理，常有文字冗长，史实重复的问题。
附：北宋时已不同意此书，欧阳修等人另撰《唐书》225卷，试图取代之。但二书互有长短，欧书未能取代原书，一直并行，归入二十四史之中，只是加一个新、旧字、以示区别。
三、宗教哲学
1、佛教宗派及其哲学
佛教自两汉之际从印度传入中国，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开始分派，隋唐时期发展为一些固定的宗派。各宗派的宗旨相同，思考的问题也名异实同，所不同的各自的理解和解说；所谓佛教宗派是由不同的教义，组织和戒律来界定的，从哲学思想的角度看，佛教宗派也可以说就是哲学学派。这个时期的佛教宗派主要有四个。
附：佛教起源于前五世纪，尼泊尔的兰毗尼人当时称迦毗罗卫域， 净饭王之子乔达摩·悉达多创，后称释伽牟尼。佛即觉悟，彻悟。初期教义为“四谛”：
苦：多苦观，人生一切皆苦
集：苦的原因欲望产生苦恼
灭：禁欲是消除苦恼的根本办法
道：湟磐是最好的归宿，不生不死状态（一般认为死后灵魂进入极乐世界，实际是追求精神永恒）
天台宗，也称法华宗，空宗，创始人是陈隋之际的智觊。唐初兴盛，中唐以后逐渐衰落下去。天台宗的突出特点是“圆融”，融合南北佛教的特点，南方佛教注重对佛教理论的内心领悟，北方佛教注重坐禅，修行的外在行为；天台宗提出“止观论”，止又称定，指坐禅；观又称慧，指所悟，主张“止观并重”“定慧双修”，南北风格得以协调。
这一派的哲学思想体现在“性见实相记”之中。性也称法性，是万事万物的根本；性见全相，指各种事物都是由法性派生。并由此引伸了两个命题：“一心三观”，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空的不固定的，都是心虚构的，只有心才真实的，“一心”可以同时三观，三者在“一心”中又同时存在。“一念三干”，一念即一心，三干即宇宙万物，宇宙万物都是由“一心”派生形成的。法性、一心、一念都是指绝对精神、意识，天台宗认为这是宇宙万物的本原。
法相宗。也称唯识宗，瑜珈宗、慈恩宗，创立者为玄奘和窥基。主要经典是《成唯识论》。唐初玄奘西游回国后带回并翻译子大量佛经，弟子窥基在协助玄奘译经时丰富发挥了该派学说。尽管当时玄奘知名度更高，又有朝廷的支持，但由于佛法太高深，修行太敏琐，长，只兴盛了三、四十年便衰落了。
这一派的哲学思想体现在唯识论中。唯识又称万法唯识、万物唯识，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识”演变而成的，识分两种，一是内识，即最高的精神本体；一是外识，即人的直观感党和思维。直观感觉熏染内识，便产生了对万事万物的印象，这一派还认为，世人常见的“我”是虚幻的，各种烦恼的根源就在于误以为“我”是真实的，这就是执迷不悟。消除这种执迷，必须认识到只有作为精神本体；内识才是真实的，其他都是虚假的。万法（物）唯识，也可以说时心外无法，心外无物。
华严宗。又称是贤首宗、法界宗，创立人是法藏，主要经典《华严经》。武则天想当女皇时，法藏心领神会。译经时替武则天造舆论，因此迅速兴盛起来。武宗灭佛后衰落。
这一派的哲学思想主要是法“界缘起说”。法界即真法界、心法界，指真如佛性，最高的精神意念；心产生理、理产生万物，世上万事万物都是“法界”生化而成的。并推导说：既然万事成物都是法界生成的，那么他们之间的差别都只是表面上的，本质都是相同的。所以应当圆融之间，高度和谐，但成“无碍法界”。
这一派还将事物差别归为六种：总相（整体）与别相（部分）、同相（同一）与异相（差别）、成相（先成）与败相（毁灭），都是一为悟二“二而恒一”的关系。又把法界的含义由浅到深地划分为十个层次，称“十玄门”，十个层次之间不仅圆融无碍，而且都是一即是多，多即是一的关系。
禅宗。又称佛心宗，主要经典是《坛经》。传说禅宗始祖为印度僧人达摩，传到弘忍时已是唐朝初年，形成以慧能为首的南宗和以神秀为首的北宗，结果南宗成为正统，并成为唐代佛教中最有影响的宗派，在唐数代达到全盛。
南禅宗的修行方式简单，只要“无念”，即心如木石，不受外界影响，处于绝对虚物状态，便可“顿悟”，在刹那间领悟佛教真义。所以在中下层民众中流传很广泛。
这一派声称“不立文字”，其哲学思想相对其他教派而言比较浅显。有两点：一是心本体论，佛性在心中，万事万物也由心中派生。
按：这一派直接启迪后来理学中的“心学”派。
二是空天观，否认一切客观事物的存在。
附：相传弘忍在传衣钵继承人时，让弟子作（五言诗）讲学佛心得。神秀说：“心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核心是“净”字。下僧小僧慧能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核心是“空（无）”字。慧能被选中，在于“空（无）”比“净”更深一层。（悟空、悟净、悟能、代表理解不同三个层次也。）
唐代佛教各宗的学说有所不同，但其哲学思辨的主要特点则是相同的，都是“心性论”。天台宗“一心之观”、法相宗的“唯识”、华严宗的“法界”禅宗的“心本体”，辩析和表达的都是相同的意思：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虚幻的都是心派生。各宗都讲佛心，所谓“心性论”可以就是“佛性论”的本质内容。
“心性论”在认识论上有重要地位。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看，先秦秦汉时期讲“天道观”，讨论宇宙的构成，南北朝讲“本体论”，讨论本与末、体与用的关系；南北朝后期由讨论客观世界“本体论”发展的为讲求心性义理的“心性论”。唐代佛教各派的哲学内涵不仅与此时的哲学思潮吻合，而且成了这个时期哲学思想的交流，因为与当时的哲学思想家相比较，佛教界的思想活跃，思辨层次也最高。
当然不是所有的佛教宗派的哲学思辨都高。流传越广，影响越长的宗派的哲学思想一般比较低，如南禅宗；层次高的恰恰是流传范围小，时间短的宗派，如华严宗。高层次的思辨、学问是少数人的事情，一多就乱，一热就散，此规律也。
四、文学
1、诗
诗是隋唐五代尤其是唐代文学的主体内容。诗的发达原因有二：一是诗体自身演变结果，秦汉以后诗由四言发展到五言、七言，六朝时已形成七言古诗和新体诗，在形式、韵律和词风格方面为律诗奠定了基础。二是科举考试的是影响，虽然以诗取士在唐初才成为定制，实际上隋朝已有诗赋考试，这是诗繁荣的直接原因。
隋朝的诗尚未摆脱南朝浮艳之风的影响，如卢思道刻意模仿南朝风格，写艳诗《采莲曲》等；薛道衡也学南方诗风，据说因诗句极为华丽而被炀帝妒杀。炀帝作诗“好为吴语”，也写江南风格的艳诗。虞世基、王胄等也如此。
唐代是诗的时代。在清人编辑的《全唐诗》中收录2300多位诗人的48900多首诗。自元代杨士宏著《唐音》之后，习惯于把唐诗按作者生年分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时期。
初唐，即高祖到睿宗时期。
这个时期之初的诗人多是陈、隋遗老，作品带有南朝齐梁官廷诗风格，连唐太宗也受其影响，习作艳诗。武后时沈佺期、宋之问对格律诗的形式进行了整理，使之规范固定化，一首诗字数有定准，平仄韵律有格式。格律诗也称“沈宋诗体”。
初唐四杰。高宗到武后时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摆脱齐梁诗风，运用可格律形式创作，具有粗放豪迈的特点，一反诗坛上的绮丽萎靡之音，开一代诗风。他们作品不多，也有佳句传世，如王勃“落霞与孤鹜齐飞，秩水共长天一色”。四人人品不高，后人常因此讥讽，但其在初唐诗坛上的地位是应当肯定的。
陈子昂。面对律诗兴起，古体诗面临淘汰的状况，力争古体诗地位并予以更新，使唐代诗苑古体诗与格律诗并存。并且陈子昂诗作有内容充实，语言刚劲的特点。
盛唐，即玄宗肃宗时期。代表人物为王维、李白和杜甫。
王维，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进士出身，当过监察御史。安史乱军俘之委官，平息叛乱后不得志，过亦官亦隐的生活，善长五言诗，开元天宝时被称为“文坛霸主”。40岁以前的作品真挚生动，景象明朗，风格清新，并有奔放豪迈的特点，如《少年行》、《使至塞上》，40岁以后作品情意幽深，如《渭城曲》，后被谱成送行乐曲《阳关三叠》，千古传唱。王维能诗善画，作画时不分四季，随心所欲，人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即诗中有画意，画中有诗情，达到了诗画一体的意境。
李白，字太白，原籍陕西西成纪（今甘肃秦安），生于碎叶（今巴尔喀什湖南楚河流域），幼年随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曲）。浪温主义诗人，代表作有《早发白帝城》、《蜀道难》等，时人贺知章谈《蜀道难》后称之为“谪仙人”，逆以为号。李白年轻时有为国立业雄心，但不肯参加科考（认为无人有资格评卷），玄宗时以诗名被召入宫，又因不愿迎逢权贵，看不惯官场习气，遭佞臣谗毁。从政无望时，方决心终身以诗文为业。他的诗内容广泛，才思横谥，想人之不敢想，说人之不能说；似醉言狂语，却又是发自内心的情感。由于生性放荡不羁，终身以酒色相，所以他的诗主要以浮丽取胜，内容梢平。但诗首先应讲求艺术，李白堪称唐代诗苑第一人。
杜甫，字子美，原籍襄阳，曾祖迁至河南巩县。现实主义诗人，其诗有“诗史”之称，代表作为“三吏”（石豪史、新安史、潼关史）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少年贫而有志、考进士未中，经历开元天宝盛而衰的局势，安史之乱中被俘年余，终生不得志，对中下层平民生活有亲身体验，诗作能真实地反映当时社会，内容深刻。语言极为简炼朴实，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同时杜甫也有不少意境优美的抒情诗和写景诗作。
中唐，即代宗到文宗时期。代表人物为白居易和元稹。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下邽（今陕西谓南）人，生于河南新郑。现实主义传人，代表作为叙事诗《长恨歌》，讽谕诗《卖炭翁》等。做过谏官、刑部尚书，在牛李党系中受排挤，放弃仁途后专攻诗文，是唐代诗人中作品最多的一位，曾抄写五套，分藏五处，以便千古流传。白诗最大特点是通俗易懂，但由此一来，有些诗“近乎鄙俚”之语（惠洪《全斋夜话》），降低了作品的艺术性。
元稹，字微之，河南（今洛阳）人。与白居易见解、风格同，并称“元白”。代表性作品有《连昌宫词》，大胆揭露唐宫廷的腐化黑暗。他科考中制举第一，当过监察御史和宰相，后被贬为地方官，锐气大减，转向写艳诗。间有淫言蝶语，但含有对年轻时恋人的怀念之情和亡妻的悼念之情，真切动人。
附：白居易、元稹为唐后期现实主义诗人，诗文有史料价值；加之唐前期资料多，中后期少，二人诗的史料价值更可贵。
晚唐，即武宗到唐末。代表人物为李商隐和杜牧。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少有才名，中进士后当过县官，后在蓓镇幕府中当幕僚。生性放荡，因牛李两党都排挤疏远，形成感伤抑郁性格和深情绵绵诗风。所写抒情诗文字与音节高度和谐，被后人举为诗的美的典范。
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今西安）人。宰相杜佑之孙，进士，当过监察御史。他生活放荡浮薄，诗作主要反映城市生活，写歌妓舞女，代表作有抒情诗《泊秦淮》等。诗中有家国之忧，思清而味长，于婉丽中见刚峻。
晚唐诗人中有影响的还有李贺、皮日休、杜荀鹤等。诗作多，艺术性高，大都模仿盛唐诗风，包括李商隐、杜牧，被称“小李杜”。总的看来，随着唐王朝的衰落，诗的时代渐渐的过去了。
3、文体的变化与古文运动
韩愈推崇先秦秦汉的散文体，主张用古散文取代骈体文，故称“古文运动”。名义上复古，实际在古散文传统基础上创新，返求自由、质朴的新散文体，是使文体、文风、语言全面进步的革新运动并且提出“文以载道”，重视内容，反对空洞形式美，以文害义。作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身体力行，把新散文体用于政论、传记、书信以及序跋、墓志铭中，写了大量优秀散文，如《师说》、《原道》等。他的散文气势大，文字极为精炼，不仅为当时所重，也为后代所传。
附：韩愈作文“言必已出”，不与人同。他衡量自己的作品有独特方式，当多数人说好时，他认为流于庸俗；当少数人说好，多数人说不好时，他认为入道了；当多数人看不懂，说不好时，他认为才得道，够水乎了。
柳宗元是韩愈古文运动中的得力参与者，他的主要贡献是创作了大量优美的散文。在参与“二王八司马”改革被驱之后，他更深入地了解了社会，作品更有深度和力度，《捕蛇者说》即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他写自然风景《永州八记》，把自己的遭遇、情绪融入自然山水之中，情景交融，浑然一体，成为新散文的杰作。
古文运动经韩愈、柳宗元倡行，在改变唐代文体、文风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虽然唐后期的制诰仍有用骈体文的，到北宋欧阳修再倡古文运动之后骈体文才退出文坛，但后人称古文运动的“唐宗八大家，文章数韩柳”，即含有推崇韩愈、柳宗元首倡之功的意思。
五、艺术
文学主要以文字为表现形式，艺术主要用形象手法来表现。
1、书法
中国书法是独特艺术，秦汉隶书、魏晋魏碑、唐代颜与柳，宋代仿宋，都在发展变化中，明清固定在揩书上，成熟也定型了。唐代书法即成熟又不老化，很活跃。
唐代科举有“明书”也称“明字”，考书法。选拔官员讲究“身、言、书、判”，其中的“书”要求“揩法道美”，并与人品相结合。唐太宗推崇二王书体，高宗写碑文很清劲，武则天写的字被宋人称“有大夫气”《宣和书谱卷一》，这都是书法艺术发展的有利条件。
这个时期的书法艺术可分作三个阶段。
隋朝和唐初。隋朝最著名的是王羲之的七世孙僧人智永，习二王字体并有变化。曾以“永”字为例总结笔法技巧，称“永字八法”。他抄写《千字文》800本流传民间，求字的人很多，将其门槛踏破，用铁皮包裹，称“铁门槛”。唐初影响最大的是欧阳询的“欧体”，有法度严谨，刚正劲险的特点。但在严厉中稍欠秀气。
唐朝中期的书法艺术成熟，成就最高的时期，最有影响的是颜真卿的“颜体”。颜体不象欧体那样严厉，又不流于媚气，形成了大度端庄、从容不迫的风格。字体笔画道劲宽绰，浑重浩大，有人赞之也有人嫌其臃肿笨拙，李后主曾说颜体“失于粗鲁”，“正如叉手并脚田舍汉”《藻鉴卷八》，不够精细。
唐朝后期。最有影响的是柳公权的“柳体”，柳公权学迹诸家，师古而化，刑成自己的风格，受颜体影响大，或被称为“颜柳”。柳体的特点是骨架刚劲，清秀丰满。
草书。唐中期有张旭和怀素，张旭酒后狂奔，然后落笔成书；怀素也是酒后动笔大起大落，并称草书“二圣”，或谓张旭为颠，怀素为狂。五代草书家为杨凝，不愿在纸上写，善于在粉墙上大书特书。
随着书法艺术上的成熟，这个时期的书法论也多了起来。欧阳洵和颜真卿都有讲书法的论著，在讲究具体技巧的同时，已经注意到了书法感悟的重要性，强调“神遇”即心灵感悟问题。
附：毛笔文化问题。只有中国古人用毛笔写字；颇费功夫：不用现成墨汗，须临时妍墨，处于等待，蕴醉状态；然后凝神运腕，悬空写来，软的笔毫写出坚挺的笔划，全靠腕力和毅力。与文人的传统精神相辅相成；缓慢，悠然斯文；细腻，老成稳重；个性，不与人同……
五四以后推行钢笔，笔划坚硬，粗细一致，因此方便易学而在实用场合淘汰了毛笔；同时也淘汰了文人的传统精神，变得浮躁了。加之解放后推广简化字，取消繁体字，没有了象形文字的原来韵味，一切都简单化，表面化了。
近年来电脑普及，书写更方便了，连个人笔迹特征也淘汰了。这时文人传统精神将是致命一击：人人相似，淡化了文人最可贵的个性、自我意识。
2、绘画
唐代是画家辈出的时期，并且绘画的种类也多了起来。可归为四类：
人物画。包括贵族人物、佛像故事、仕女等内容。
善画贵族人物的有唐初阎立本，《太宗步辇图》表现太宗接见吐蕃使者的场面。善画佛像故事的吴道子，被后来画家传为“祖师”，吴道子的画代表了唐代绘画艺术的最高水平。代表作是《地狱变相图》。善画仕女的是张萱和周航，所表现的上层社会仕女以当时所欣赏的丰腴之美为标准。
山水画。隋朝展子虔的游青图是保存下来最早的山水画卷。山水画真正成为一个画派是唐中叶李思训父子和王维开始的。李思训为“北宗”画派，着色以浓郁青绿，金碧为主；王维为“南宗”画派，着色以清淡的水墨为主。“北宗”画面热烈，“南宗”恬静。
禽兽画。隋唐以前禽兽多画在器皿上，唐代成为独立画种。韩平画马，有玄宗的名马《照夜白》；韦偃的《牧放图》画千余匹马，神态各异；韩滉《五牛图》等。
壁画。陵墓壁画以章怀太子墓及长乐公主墓、永泰公主墓内容丰富。佛洞壁画主要是敦煌莫高窟，内容是佛教故事，也有当时社会生活画面，最富艺术性的是“飞天”，不学西方“飞人”那样给人安上翅膀，而是巧妙地用两条被风吹起的飘带表示人正在飞，飘带随风舞，人体侧卧，飞翔的韵味很沈。
3、雕塑
雕塑含石雕和泥塑两类，属造型艺术，是绘画艺术的孪生艺术，但比绘画要求更高，需考虑场地、角度、光线的问题，是一门综合性艺术。
石雕。隋朝韩伯通、唐朝“塑圣”扬惠之。杨惠之善菩萨神像的雕刻，是“千手观音”的创立者。佛像雕刻以洛阳龙门石窟为代表，开凿于北魏，其中2/3为唐代所刻。四川乐山大佛高达71米，为我国最大的石佛像。陵墓雕刻主要是皇陵前的石人、石兽，如“昭陵之骏”以太宗统一天下时骑过的战马为原型，是石雕艺术中的精品。
泥塑。敦煌千佛洞的泥塑佛像半数以上出自唐朝，有的是独立的，有的与塑画配合，构思很巧妙。陪葬俑也是泥塑的一种，唐代最著名的是“驼载乐舞俑”，一行进的骆驼上五个人正在奏乐。由于陪葬俑埋入地下，做工都不太精细。
4、音乐和舞蹈
隋唐宫中太常寺专管乐舞，有专门艺人，也有犯罪者子女充的乐户。音乐家万宝常、舞蹈家有公孙士娘，唐玄宗和杨贵妃也分别是音乐家和舞蹈家。《隋书·经籍志》载隋代音乐著作共42部，《新唐书·艺文志》载唐代有38部。这些著作都是曲舞合一。
音乐分燕乐和雅乐两种。燕乐是在欢宴场合演奏的乐曲，著名的有《秦王破阵乐》，歌颂李世民统一天下之功劳，被称为唐代第一乐。雅乐是祭祀时演奏的乐曲，较单调枯奥。
舞蹈在隋朝分文武和武舞，唐朝分健舞和软舞两种。著名的软舞是《霓裳羽衣曲》，原名《婆罗门》印度传来，唐玄宗润色，杨贵妃主演，“缓歌慢舞凝丝竹，君王尽日看不足”。此外唐代还有一种字舞，身着不同色彩衣饰舞者组成几个字，以示庆贺。
长安民间也有专门从事歌舞的艺人，街市上的“旗序”中有文人赋诗饮酒，歌女们应召去弹唱。东市西市的商人们为招来顾客，还定期搭“彩楼”，请弹瑟琶高手上楼演奏。
戏剧在隋唐也不是独立形式，仍属于歌舞的一种。但角色开始增多，人戴面罩，男为女装。唐玄宗在宫中“梨园”教习和亲自演出，五代后唐李存勖在宫中粉墨登场，浑称“李天下”。
百戏即杂技也很兴盛。有驯兽、魔术、缘竿、倒立、踢球、转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