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学术动态解析（四）
十、新民主主义实践
近年来，学术界对新民主主义实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实践结束的原因问题上。
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原因和认识水平的限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本身有待完善和成熟，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认识的不确定性、主要任务和主要矛盾认识的二元论、转变时间和条件认识的模糊性及对待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前后不一致性，致使我国过早放弃了新民主主义建设实践。这是历史环境的局限性和思想认识的局限性造成的，因此是发展的必然过程。
另有学者指出，在当时的国际背景、国内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以及共产党人的思想认识水平具有局限性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可能就是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与实践，通过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进入社会主义。
一些学者从实践中寻找新民主主义中断的原因，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已构成相对独立的社会发展阶段，并在实践中体现出与一般社会形态不同的特点，即独创性、短暂性、过渡性、不确定性。正是这种实践的特殊性酿成了“突然”的中断。
还有人从实践的角度考察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过程，认为这一旨在为建立社会主义大厦而奠基的社会形态被过早地终结了，新中国未能充分利用新民主主义社会模式的上佳选择是一个历史的遗憾。对新民主主义的肯定不意味着对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改造是历史的必然，但在具体的程序上存在缺点和偏差。
关于具体的实践，有一种学术观点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领导人民为构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新秩序，进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彻底扫除旧社会的遗毒，采取措施稳定社会秩序，净化社会风气，解决失业问题。这些实践巩固了新政权，丰富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思想，而且也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充分的社会条件。
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看法比较一致，但停留在总体研究上，缺乏细致个案的分析。
十一、反右与“大跃进”
学术界在近年对于反右和“大跃进”的研究有一些新的发展，主要还是关注原因和结果，对于毛泽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仍然是研究的重点。
有人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内高层在“过渡时期”的建设方针上就存在不同观点，1956年以后，毛泽东已经感到需要重新树立自己的权威，发动一场群众政治运动是必要的选择，而运动的主体和能量来源就是针对广大群众和知识分子最反感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发动一场“大民主”。
有的学者重点研究整风反右运动，认为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最初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吸取苏联的教训，“扩大民主”，调整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及党外知识分子的关系，克服和纠正中共党内的“三风”。虽然不是为了“引蛇出洞”，但他确有如果出现错误的反动的东西，就必须予以“反驳”和“打击”的思想准备。因此，后来从整风转向反右，并不是毛泽东的“突发奇想”，而是有一定思想基础的。从整风转向反右发生在1957年5月中旬，其根本原因在于，整风鸣放中社会各界对党的缺点错误提出的尖锐批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民主化诉求、民主党派中的活跃分子基于参政的欲望而提出的各种要求，均大大超出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能接受的限度，促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改变整风的初衷，作出了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要造反”的论断，并下决心开展反右运动。毛泽东在领导运动的过程中，犯了一系列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的错误，从而汇合成一个带根本性的错误，造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场悲剧。
一些学者从几个方面论述了反右运动是必然而且必要的。在历史动因方面是毛泽东对资本主义高度警惕的主题态度决定的，在体制上是由于体制运行弊端的解决途径处于两难的境地，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的冲击波对反右运动起了催化作用。反右运动使那些有着“清议”传统的知识分子和五四运动以来自视为革命精英、有塑造舆论和改造社会使命的知识分子及那些知识上独来独往的知识分子在政治威权的打压下开始淡出政治舞台。另一方面，处于主流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为了不被排除出体制之外，对自己的同事、朋友、亲人攻讦、揭露和落井下石。再一方面，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的主体态度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
还有学者从法理角度分析，认为反右运动扩大化是时代的产物，体现出毛泽东法律意识的淡薄以及当时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状态。
另有一些学者探讨了反右运动对“大跃进”的影响，认为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为“大跃进”的全面发动扫除了障碍；二是反右派斗争的胜利进一步助长了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盲目乐观情绪和决策失误，并进一步强化了盛行的群众运动方法和“外行领导内行”的错误观念；三是反右斗争对知识分子的沉重打击，导致了“知识无用论”的抬头，为“大跃进”运动中普遍出现忽视和不尊重科学与客观规律的极端做法埋下了祸根，为唯意志论的张扬提供了条件；四是反右斗争严重抑制了民主，窒息了不同声音的发表，助长了报喜不报忧的虚报浮夸风气的滋长蔓延。
还有学者认为，反右运动是中国现代化创业奠基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从纵向的历史视野来考察，自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始，现代化的指导思想中“左”的倾向开始抬头，从而在实践中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20年艰难创业的历程；从横向的社会视野来看，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领导力量、根本任务乃至现代化的两翼—民主与科学，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并从根本上影响了整个国家和民族在现代化知行过程中深度与广度的高度统一。
学者们对“大跃进”的诸多方面进行了研究，尤其注意群众与社会的反应。有人分析了“大跃进”中的狂热行为，认为基层社会产生了大量社会地位不一致的人，对“大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人指出，“大跃进”时期并没有出现历史上曾经在大饥荒中经常发生的那种严重的社会动荡的原因在于几个方面：社会控制严密，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政策调整比较有效，还找到了一批人来承担责任、平息民愤。也有人分析了不同利益群体在“大跃进”时期公共食堂中的行为，指出在公共食堂问题上，人的良知与欲望的冲突、个人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利己的价值取向是导致困难时期悲剧发生的重要因素。个人和基层单位在“大跃进”发生过程中都有不同的地位、作用和责任。
有的学者指出，“大跃进”运动不同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实质上仍是一场生产建设运动。它虽是领导者轻率发动的，但还不是错误发动的，更没有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而是党在前进中犯的错误，是探索中的问题。对“大跃进”运动不应全盘否定，而应该看到其有失有得，只不过是得不偿失。
有的学者则认为，“大跃进”运动因其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巨大反差而成为一场深刻的历史悲剧，造成悲剧的根源在于：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受到了“政治统帅经济”的干扰，“以苏为鉴”误入回归革命经验的歧途，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为唯意志论所扭曲，赶超战略在积极平衡论的支配下走向极端。
另有学者指出，“大跃进”时期经济体制变革在动力安排上重视了人力资本的价值，却偏颇地把政治运动作为体制改革的主要动力；在改革程序的设计上，无论从改革的经济环境的选择还是对改革路径的依赖，都内含着激情和理性的冲突。
还有人提出，“大跃进”与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但二者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反对单纯从财政打主意，大搞群众运动等方面有明显的相似与继承之处。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预期的目标不尽相同，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结局。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而“大跃进”运动却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损失。
近来，学术界关于反右和“大跃进”问题的研究趋于多角度，思考更深入，但结论仍比较一致。
十二、“文化大革命”
近年来学术界对“文化大革命”的讨论注重对毛泽东和群众的心理分析，还关注体制上的弊病。
有人认为，由于毛泽东晚年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三大主义”产生了严重的认识偏差，因此极力主张在中国消灭资本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以及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并力求实现“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这些认识偏差和目标追求，正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
也有人指出，心理需求和满足的矛盾是忧患意识产生的根源。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期盼和追求以及在这些基础上产生的忧患意识，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对于理想世界的构想由于受历史和认识的局限，背离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中国的客观实际，但毛泽东却对实现其构想的理想社会充满信心，并付诸实践，结果一再受挫。毛泽东为了实现他的理想不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最终酿成了十年内乱。
还有人认为，毛泽东对“干群关系”的错误解读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诱因之一。建立和谐“干群关系”的理想社会，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动因之一；毛泽东错误地定性官僚主义并予以打倒，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一般群众的平均主义思想，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毛泽东改善“干群关系”的某些措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和实践基础。
有的学者认为，阶级斗争理论逐步成为主导政治文化的核心，并通过政治社会化的各种途径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从而在整个政治文化构成要素中占据主导地位，并最终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指导了“文化大革命”的进行。
另有学者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当时中国的宪法运行机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法外制度”与“法内制度”的相悖，消解了阻止“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外部屏障，宪法功能的弱化失去了阻止“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最后屏障。他还探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治体制的演变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形成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关系，详细考察和论证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政治体制因素。
有的学者则从法制角度探讨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认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滑坡与“左”倾阶级斗争理论及实践形成了恶性循环；社会主义法制不健全导致个人专断和人治现象的产生；党员干部法制意识淡漠则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社会基础。
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诸多特征和内容都可在“大跃进”中窥见端倪。“大跃进”中，以组织、思想为取向的官僚政治的形成，使得政工干部习惯和擅长的群众动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行为手段，为在文化领域革命中引入群众动员打开了缺口；之后群众动员在经济领域遭到失败，但充斥于“大跃进”中的乐观主义和盲目自信使得中国共产党政治的重心转向经济领域之外，在文化领域发动革命成为可能的选择。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党内分歧激化并公开化，而解决分歧的方式也由“文明准则”变为严厉的政治斗争，使得打击党内的“走资派”渐渐提上日程，中国政治日益偏离正常轨道。
另有观点认为，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在政治上坚持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进行了大规模的国内外“反修斗争”，并由此总结出一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反修斗争”强化了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时期内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终于导致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还有一些观点强调，“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20世纪60年代我国特定的政治气候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中苏论战为这种气候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还有学者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扩大化主要是由于集体行动的易感性与自主性之间的交叉作用。集体行动的易感性，使阶级斗争理论能够迅速点燃群众的革命激情；集体行动的自主性，使参与者的责任意识缺位，其欲求渐渐偏离发动者的欲求。
另有人讨论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是否合法的问题，认为，毛泽东通过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在党内具有合法性，中共九大又使“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合法化。
一种观点认为，既定的“政治文化”是“文化大革命”发生并持续十年之久的重要原因之一，它提供了相应的政治主体、社会政治氛围等一系列必要条件。既定政治文化的形成及其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与推动作用是以政治社会化为前提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以政治权力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为前提，政治体制、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特定的政治符号、学校教育、家庭等政治社会化途径充当了放大上层政治文化、扭曲大众政治文化的作用，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迅速地强化、积淀于人们的内心和政治意识结构之中，塑造出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畸形政治文化。
另一种观点指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将其“教育革命”与“文化大革命”结合起来，由此导致了大中专院校经历从停课到复课的过程，反映了毛泽东的一种良好愿望，但失控的“文化大革命”使其想法不能实现，甚至走向了反面。
有的学者指出，在“文化大革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是深厚的感情纽带、克制和理解的精神、国家利益的准则和对社会主义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联系在一起。民主党派虽然受到严重冲击，但是仍主要以克制的态度对待“文化大革命”，而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认识与态度表示理解，并在毛泽东的关怀指导下，在周恩来的具体组织下，尽量保护民主党派，支持他们从事专业工作，为尽早恢复民主党派的活动创造了条件。
近年来学术界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运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研究的角度更丰富，内容更充实。
十三、改革开放的中国
近年来，关于改革开放的研究仍是当代中国史的重点，而且由于与当前的关系密切，这也是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领域。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学者们力图总结过去的经验，为现在和未来提供启示。
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国际地位得到显著提高，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从一个地区性大国逐渐变成一个新兴的世界大国，二是中国已从主流国际体系的外部走向内部，三是中国正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
有的学者认为，推动中国经济结构不断演进的主要动力来自三个方面：区域结构的变化，城乡结构的剧烈变化，收入和消费结构的剧烈变化。因此，中国经济30年来一直处于不断调整的状态。
还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大致上经历了两个阶段，实行了两种不同的战略：一个是充分利用国内资源来争夺和占领国际市场的阶段；一个是整合国际资源来开发国内市场的阶段。
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主导政治文化的形成、政治文化合法性的变迁、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政治文化的分化等几方面。政治文化的重构与变迁，既是执政党政策选择在社会成员中产生的政治效应，又为执政党新的政策选择提供着更多的政治信息。
还有人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处于从未有过的快速变化与发展之中，这实际上反映了国家意识形态的转型，即从传统的革命型意识形态向发展型意识形态转变，再向更高层次的具有终极与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发展。其背后的深层动因是执政党在努力寻求特定支持与散布性支持的动态平衡，以获得新时期的合法性，减轻政治系统压力，维持政治系统的正常运转与发展。
有的学者谈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历史启示，认为应从利益角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发展的基本规律。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历史时期，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战略思想，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它们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们的根本动力在于人民群众利益需求的发展变迁。
还有学者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是一种价值观范型的转换，即从以伦理道德及其理想人格为中心的价值观，向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的转换。这一价值观范型的转换在总体上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另有学者论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价值观变迁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原因。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发生的变迁具有两个最明显的特征，即社会主流价值观发生了一定变化，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各自形成了一种张力关系。这些变化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经济体制的转轨、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开放和文化碰撞以及主体意识的觉醒等密切相关。
也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市场化改革为基础的全方位改革，主要表现在组织结构、阶级阶层结构和社会主体价值观念结构等方面。社会结构的变迁使社会的“离心”倾向明显，组织形式更加松散和复杂；社会主体利益多元化、差异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利益结构日趋失衡，利益关系日趋紧张；公共道德与信任关系受到冲击，传统的观念认同出现危机。
有的学者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若干特征，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社会阶层构成由“同质”向“异质”转变；社会阶层流动由“封闭”向“开放”转变；社会阶层认同由“他者”向“自我”转变；社会基层利益由“抽象”向“具体”转变。
另有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和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研究，认为没有人口迁移，就没有工业化和城市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省际人口迁移实现了劳动力从农村迁向城市、由农业转向非农业的优化配置，从而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区域经济的发展。
关于农村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重点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发展受到学者的密切关注。
有的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社会转型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农村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市场在农业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农民收入结构和增长来源发生显著变化，农村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强，农村人口增长出现“三低”，农村老龄化程度严重，农村处于快速社会分化阶段，国家与农民间的“汲取型”关系被打破，国家对农民实现了由“取”向“予”的转折。但中国三农领域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城乡收入差距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城乡居民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存在过大差距，农村社会安全网建设滞后，农民土地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投入不足，城乡分隔管理制度改革严重滞后。
还有学者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论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区的精神文化变迁问题，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带动农村社区精神文化出现了以下变迁：“法治”文化正逐步取代原有的“礼治”文化，成为约束农村社区社会关系的主导秩序准则；积极流动、开放进取的市场意识正逐步取代原有的安土重迁、封闭保守的小农意识而成为广大农民的主流思想意识；“义利并重”甚至“偏利淡义”的价值观正在逐步取代原有“重义轻利”的价值观成为广大农民的主导价值观念；科学、进步、理性的生活方式正逐步取代原有愚昧、落后、感性的生活方式而成为广大农民的主流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