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现代史学术动态（五）
九、冷战研究
冷战始于第2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终于1991年苏联解体，持续四十多年。在这段时期内，冷战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对世界各国乃至整个国际格局的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至今余波犹存。
1．冷战的起源
对冷战研究，起源问题是重中之重。中外学者围绕冷战起源，就各大国应负何种责任、起了何种作用、谁是主动挑起者等问题展开讨论。西方有学者认为，苏联是冷战的发动者，正是因为苏联追求和扩大势力范围，企图通过世界革命使苏联式的共产主义统治整个世界，美国才做出必要的反应，以防止“极权主义”的蔓延，从而保障“自由世界”之安全。
在我国，学术界关于冷战起源主要有四种观点。
其一是“美国霸权论”。有学者认为，造成冷战紧张局势的根源在于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的全球战略，美国必须对冷战承担主要责任。从两大阵营形成的基本过程看，也反映出美国是冷战的责任者。因此，冷战是由美国酝酿和发动的，苏联只是被动的应战者。这种观点曾长期是我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相继提出了下列其他不同观点。
其二是“美苏共振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冷战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是双方行为的结果，并非美国单方面对苏联发动的，或仅仅是由美国的政策和措施引起的。双方在东欧、德国、黑海海峡、伊朗、东亚等问题上共振互动，矛盾愈演愈烈。从苏联来看，二战后苏联的外交政策注重主动出击，扩展势力范围，但由于实力所限，其主动出击行动是有限度的：斯大林的主要目标是在二战后利用苏联的实力建立一个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立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而不是掀起一场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然而美国错误地将此视为向全球扩张共产主义，制订了全面遏制苏联的强硬政策，冷战因此而爆发。冷战的爆发在相当程度上源于超级大国决策者们对二战后世界形势和对方行为的误判。苏联与美国对冷战的爆发一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三是“综合作用论”。这种观点认为冷战的起源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导致冷战的一些重要因素包括：美苏在战时的军事合作就孕育着冲突的种子；美国政府旨在支配世界的全球战略；美国统治阶级根深蒂固的反共意识形态使其把苏联的对外政策目标视为谋求世界性扩张；美国的实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迅速膨胀，刺激了它到处扩张的欲望及遏制苏联的自信；苏联在波兰问题上的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刺激了美国政府内外的反苏情绪；在伊朗和黑海海峡问题上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做法成为美国对苏联强硬方针的一个诱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的抗争；苏联保障国家安全战略与美国称霸全球战略的碰撞；原子武器的出现增强了美国的实力，加速了冷战的爆发。还有学者从三个层面剖析了冷战的缘起，“从国际层次上看，意识形态的差异和二战后地缘政治因素逐渐使东西方形成战略对峙，双方互感‘安全威胁”’；“从国家层面来看，美国综合国力和核 武器的优势，使美国确立了‘领导世界’的国际战略，并首先 采取对苏强硬政策”；“从决策者个人层面看，‘政治现实主义’ 理论家的政策建议则是促成华盛顿选择‘遏制’道路的重要因 素”。
其四是“英国主动论”。关于冷战的起源，学术界一般强调美国的作用而忽视英国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就西方国家来说，冷战的主力是美国，但英国等西欧国家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没有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积极响应、配合、推动和促进，美国也是孤掌难鸣的，因为毕竟冷战的主战场是在欧洲，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是被西欧国家请来打冷战的。在整个冷战形成过程中，英国政府起了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充当美国的政治导师，鼓动美国走上冷战道路；二是在美国举起冷战帅旗前担任临时主帅；三是在冷战开始后做冷战的急先锋。有学者甚至认为，英国不仅是实行对苏遏制政策的急先锋，而且是西方遏制苏联的促成者。
2．冷战的影响
学者们一般对冷战持否定观点，认为美苏冷战把世界人为地割裂为对峙的两部分，把人类拖入战争的边缘。
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的角度阐释冷战的影响。有学者指出，作为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冷战是和平状态与战争状态的一种交叉与共存。鉴于冷战并未演变为一场将全人类引向毁灭的浩劫（尽管从冷战时期国际冲突的逻辑和人类所掌握的技术手段来看，是存在着这种可能性的），冷战更多的是一种和平状态，而不是一种战争状态。因此，“冷战”应被当做一种中性的历史表述词语，而不应被当做一种在总体上来看带有负面含义的历史概念。
还有学者指出，冷战是20世纪下半叶的一场影响着世界的美苏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决赛”。最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及其国际关系模式彻底失败。不过，冷战对美国国际地位的影响也有另一方面：多半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在二战后宽待德国和日本，促使中西欧一体化起步，在客观上有力地促成德、日成为世界一流经济强国，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源自冷战的军备竞赛和一定程度上源自冷战的反美恐怖主义势力，实际上结束了两个世纪以来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给予美国的不易受伤害性。历史有可能最终证明，冷战的真正结果并非美国的真正胜利。
3．关于意识形态及其在冷战时期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冷战从一开始便表现为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之间的交锋。冷战期间两大阵营的划分，意识形态是一个重要的标杆。它们之间的冲突，并不仅仅是一场决定双方力量孰强孰弱的争斗，更是一场涉及双方制度孰优孰劣的竞赛。一般认为，冷战的结束以苏联的解体为标志。然而，这种解体并不是苏联在经济上全面崩溃或在军事上为西方国家所战败的结果。就其深层根源而言，造成苏联及其阵营解体的原因，是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在经历了冷战时期近半个世纪的国际对抗后一种思想行为上的“内在投降”。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物质的力量，而是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力量。
以往一些学者认为，在冷战时期决策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决策者们对于国家“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的考虑，而不是意识形态承诺。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意识形态因素在冷战时期国际关系演变中起到了重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具有相同或相似意识形态信仰的国家会由于意识形态的因素而结合到一起，也会出于意识形态的 原因而分手。意识形态为决策过程和结果提供合法性的依据， 信念和信仰构成的道义作用有时超过了纯粹的物质力量。
但是，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是有局限性的，它的力量会随 着人民对它支持的减弱而消退，在政策制订与实施过程中的影 响力也必定会不断减弱。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为什么冷战 越发展到后期，意识形态因素在国际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在总体 上越来越不突出的原因所在。
十、世界多极化问题
1．基本概念
多极化是当代世界史和国际关系研究中经常使用的词汇。它的基本含义是什么？有学者认为，世界多极化的全称是世界战略格局多极化，简称多极化。世界格局是人们从宏观上观察国际形势的基本出发点，而所谓世界格局，指的是拥有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强大的综合因素，能在不同程度上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力量（国家）或力量中心（国家集团）的战略布局，及他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构性状态。
有学者认为世界多极化主要是指政治多极化，但也有人反对这种观点，认为多极化不能称作政治多极化，离开了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要素，也就形不成“极”。如若把多极化归之于政治多极化，那么中国现在就堪称世界上的“一极”，因为中国是一个政治影响十分重大的国家。可是，从我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等条件来衡量，还不能说是“一极”。如若仅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那么作为经济大国而不是政治大国的日本，在世界多极化格局中就没有它的地位了。如若仅从政治角度来衡量多极化，那么西欧和美国就可以纳入冈一政治力量中心的范畴，而事实上，法国、德国等西欧大国与美国在世界多极化问题上存在着矛盾和分歧。再说，世界多极化的前景是多极世界，政治多极化的前景岂不成了多极政治？不能为了与经济全球化提法相对应，便以词害意，将世界多极化改称政治多极化。
世界多极化是针对先前的两极世界论和后来的单极世界论而提出的。多极化是一种发展趋势，并不意味着多极世界业已形成，多极化不等同于多极世界。在旧的世界格局被打破、新的世界格局最终定型之间，有一个较长的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中，多极化进程有时快速，有时缓慢，带有曲折性。
2．多极化的历史根源
有学者从世界格局的历史演变论证了当代多极化的必然性，指出多极化的根源在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多样性。这一进程是一种客观存在。在人类童年时代，不同风格的早期文明在欧亚大陆和非洲大陆的形成和发展就为世界的多样性发展准备了前提条件，大河文明和海洋文明共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近代以来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物质力量以及与之相伴的一整套观念和价值系统给世界多极化进程注入了崭新内容。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世界各地不同的观念和文化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实际上从来就没有一种观念、一种思想或一种文化能够长期地影响和支配整个世界。不同观念、不同思想和不同文化的交流互补、兼收并蓄始终是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普遍规律。近代的西方民族国家，包括英国、法国、西班牙、奥地利、德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在西方文明内构成了一个多极的国际体系。虽然这期间英国一度称霸世界，但很快受到德国、美国等国家的挑战。多极格局一直维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风起云涌的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增加了多极化进程的主体性力量，同时也给单极霸权准备了对抗力量。非殖民化进程一是改变了欧洲中心的文明发展格局，使世界的各种文明有了合法的地位；二是将主权平等的观念扩展至整个世界，建构了现代的国际社会体系。
从世界格局的历史演变来看，在相对短暂的时期内，可能出现单极格局，但很快有其他国家追赶上来，因此没有绝对的单极世界。相反，多极体系和多极化时期占据了主流。
3．经济全球化与多极化的关系
当代世界的整体发展贯穿着两条线索：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区域化，世界格局的多极化。从表面上看，经济全球化与多极化似乎是相矛盾的，经济全球化是将世界整合在一起，多极化似乎是一个分散过程。对此，有学者指出，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区域化有利于推进多极化。因为多极化需要与之相应的经济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物质力量和科学技术。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潮流，世界经济呈“三极”发展趋势，这在政治上是有利于多极而不利于单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合作，而且往往也包含着民族国家为解决共同政治问题以及适应全球化带来的激烈竞争而进行的合作。从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互动关系来看，多极化进程刺激了区域集团化的发展，反过来区域集团化又增强了区域性力量，为其形成和巩固世界多极中一极的地位提供了物质条件。欧洲联盟是一个典型的事例，欧盟的崛起对美国企图建立和维护单极霸权的努力形成重要的牵制和制约，从而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不断向前发展。
其次，经济全球化的效应和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共同作用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经济的持续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使国际政治力量对比有可能发生不利于美国单极霸权的根本性逆转。中国作为非西方新兴大国，其和平崛起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的重要标志。
迄今为止，国家是国际关系中最主要的行为主体，是经济上的独立体。从长远来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必将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带动政治全球化的发展。
十一、非传统安全问题
“非传统安全”，又称“新的安全威胁”，指的是人类社会过去没有遇到或很少见过的安全威胁。具体地说，是指近些年逐渐突出的、发生在战场之外的安全威胁。
这一概念产生的确切时间已很难查证。大体上，它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报告面世后逐渐萌生、冷战结束后的近十余年得到强化的。当时，欧洲的一批知名学者、工程师和科学家，在“罗马俱乐部” 名义下，发表了《增长的极限》、《人类处于转折点》等著名报告，率先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预警了人类社会面临的某些非军事性灾难（如生态退化带来的灾变）。两极对抗格局的终结，一方面使国际社会遭受全面军事对抗和整体毁灭的可能性大大下降，另一方面使过去不太引人注目的新安全威胁受到重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突出，还直接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有关。严格地讲，非传统安全中的多数实例并非始于今日，譬如说，恐怖主义古已有之，国际冲突则一直与国际体系相伴，生态污染更直接与近代以来的工业化相关。但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特殊环境和条件，如新的全球性贸易和人员往来、各种信息传播手段的改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国际法和国际规范的强化等，使得这些对人类正常活动和国际社会正常交往的威胁变得日益严重，有些看上去甚至逼近失控的边缘。
非传统安全类型很多，人们比较熟悉的典型事例有：超大型油轮严重泄漏的事件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等难以挽回的生态污染，亚洲、拉美以及俄罗斯近些年先后爆发的金融危机，少数电脑黑客近几年制造的跨国性网络攻击事件，影响巨大的某些国际恐怖主义袭击（如“9·11”事件和巴厘岛爆炸事件），一些国家内部矛盾诱发的地区冲突和国际干涉以及艾滋病等疾病的传播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有时甚至可以造成比传统的战争破坏更可怕的灾难。众所周知，亚洲金融危机使一些国家经济倒退了十多年，“9·11”袭击仅在几个小时内便令美国遭受几百亿美元的直接损失，非洲当代的某些瘟疫直接导致了一些地方难民潮涌、国家日益贫困的恶果。正因为这样，非传统安全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
非传统安全威胁有一些新的特征：首先，与传统的国家安全威胁相比，它们好似蒙面杀手，多半“来无影去无迹”，杀伤力强大且带有突发性，有时事态看上去相当孤立，有时又“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形态、边界和活动规律往往难以确定，使追踪和应对它们的努力变得相当困难。如果说，传统的安全威胁可以通过譬如讲“战略研究”摸清其特征的话，那么，非传统安全威胁肯定得有新的思考和应对方法。其次，与传统的国家安全威胁相比，它们发生的形态及蔓延的层次更加复杂多样。比方说，这些威胁既可以针对国家和政府，也可能瞄准社会和个人，还可能带来邻国区域的动荡和全球性的不安；为了对付这些威胁，不能不更多借助于多边机制的努力和国际社会的参与，包括多种非政府组织和跨领域、跨学科力量的加入。再次，与传统的国家安全威胁相比，非传统安全威胁多半不是发生在国家之间，而更多植根于社会体制、发作于国家内部，有着深刻的体制性、结构性根源，某种意义上讲是对既有结构和安排的惩罚，譬如是对南北世界日益悬殊的经济差距的惩罚，是对旧的发展模式和政治安排的惩罚，甚至是对落后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的某种惩罚。从国际关系角度观察，某些非传统安全的肆虐，不仅引发社会危机和政府失信，危及民众生命财产和国家间贸易，而且孕育出一些新的冲突源并导致国际关系新的紧张；在某种意义上，一些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对现存的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特殊惩罚。
显而易见，对于非传统安全现象，人们必须探索新的研究范式和思考角度。举例来说，过去人们主要关注的是所谓“高级政治”，如战争与和平、外交结盟或势力均衡等，研究对象通常是以国家为单元的行为体，国际关系实际上只是国家间关系，安全研究几乎等于国家战略研究，至多加上一些外交行为研究和国际组织研究。而非传统安全概念经常要涉及金融贸易、环境保护、信息过程乃至社会日常生活的各种局部细节，因而被视为“低级政治”，很少受到重视；特别是非传统安全的载体比较复杂，它们不一定是国家政府，而可能是比国家单元小的社区和个人，或者是跨国界的组织（如 NGO，即非政府组织）以及其行为，追踪和分析起来都比较困难。
以往，人们在看待传统安全时，更多考虑的是国家整体的安危，比如保障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发言权，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防范外敌入侵，增加国家整体的国内生产总值和贸易比重等；现在，谈论安全问题的趋势是：既要讲整体和全局的国家安全，又不能忽视社会某些局部的安全利益和个人的个体安全；既要对安全利益实行传统的国家式保护，又要对安全利益实行更加广泛的国际关注，以及保证国内社会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参与。基于此，非传统安全的动向是，既要站在自身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又要适当从国际社会全局考虑，倡导共同安全观的建立和合作安全方式的推进，其中，人的安全是所有安全问题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