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名词解释大全（考研热点）
甲骨卜辞
是指中国商周时期刻在龟甲兽骨上记录占卜的文字。19世纪末年以来，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先后出土了十余万片刻有文字的占卜甲骨，绝大部分是商朝后期(约公元前14至前11世纪)王室的遗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在陕西等地发现了几批西周时代的甲骨卜辞，但数量比殷墟卜辞少得多。古代甲骨上的刻划痕迹被确认为是商代文字，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中国考古的三大发现(敦煌石窟、周口店猿人遗迹)之一。在中国已发现的可以辨识的古代文字资料里，殷墟甲骨卜辞是年代最早的一批，从这批资料来看，当时汉字已经成熟，书面语言的应用也已达到一定水平。
金文
又称“钟鼎文”或“吉金文”。是铸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其内容记录了战争、争讼券书、祖先颂词、天子册命、结盟誓约等，多为西周和春秋时的铭文，是研究西周春秋的第一手文字资料。其代表有西周的大盂鼎上的铭文，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著作有，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郭沫若的《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
《尚书》
是一部综合性的历史文献，它记录了上起尧舜下到春秋中叶的秦穆公期间1400多年的历史，其内容与甲骨文金文相参而证，是研究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不可多得的史料。其包含的体例有典、训、谟、诰、誓、命，是纪事本末体的萌芽，也开了编年体的先河，其中的《禹贡》关于九州的记载是后世大一统思想的根源。
《诗经》
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11篇，又称《诗三百》。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周代时期（西周、东周、东周春秋中期）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时期的历史面貌。其中有些诗，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记载了后稷降生到武王伐纣，是周部族起源、发展和立国的历史叙事诗。有些诗，如《魏风·硕鼠》、《魏风·伐檀》等，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形象地揭示出奴隶主贪婪成性、不劳而获的寄生本性，唱出了人民反抗的呼声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显示了奴隶制崩溃时期奴隶们的觉醒；还有不少诗表现了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
《春秋》
是孔子修订的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现在所知道的第一部私人撰写的历史著作，儒家典籍，被列为“五经”之一。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哀公14年（前481）。主要记载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一些自然现象，同时涉及各族关系、城筑、田赋、政治人物等等。表述历史的方法上严格按照年、月、日顺序逐条记事，对后来编年体史书的发展有典范作用。其中比事在对待史事处理、史书编辑上更是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春秋》的社会思想的核心是尊周礼。孔子修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通过书籍来伸张“王道”。书籍内容重人事，把人事从神秘的气氛中分离出来，是它在历史思想上进步的方面，也是他在史学发展上的一个重大贡献。书中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由于《春秋》的记事过于简略，因而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详细记录的“传”，较为有名的是被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一部蕴涵着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学著作。
《左传》
编年体史书，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工于记事，长于记人。内容多取材于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左传》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它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史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它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单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内容丰富，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
《国语》
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著作，体裁上分国记事。记录了周朝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等诸侯国的历史。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前990）西征犬戎（约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前453年）。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国语在内容上有很强的伦理倾向，弘扬德的精神，尊崇礼的规范，认为“礼”是治国之本。而且非常突出忠君思想。国语的政治观比较进步，反对专制和腐败，重视民意，重视人才，具有浓重的民本思想。国语记录了春秋时期的经济、财政、军事、兵法、外交、教育、法律、婚姻等各种内容，对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非常重要。
《竹书纪年》
是战国时魏国人的一部编年史，开编年记事之通史的先河。西晋武帝太康年间，汲郡人不准盗掘魏襄王墓，得竹简数十车，后经荀勖等人整理、研究，得书16种75篇。其中《纪年》13篇，记载了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至周宣王后，则特记晋国历史，晋被三家瓜分后，又特记魏国历史，记至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年）。由于司马迁写《史记》时没有看到该书，所以该书可以帮助我们订正《史记》的某些错误。
《战国策》
一部战国时期史料汇编，其作者并非一人，以记言为主，善于描写人物。西汉后期刘向整理得文三十三篇，按国别分为十二国策，定其名为《战国策》。记载了自战国初年至秦灭六国前二百四十年间的部分历史。书中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的言行，映现着当时政治，外交上重大事件和纷纭复杂的历史。其思想内容主要是重士尚利，重权借。此书在文学上有较高成就：善于运用寓言和比喻说理，刻画了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叙事说理气势奔放、语言流畅，对后世散文、辞赋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前人称其为“辨丽横肆，亦文辞之最。”
《世本》
原本15篇，记事从黄帝开始，讫于战国末年，是一部通史雏形性质的撰述。有《帝系》、《王侯谱》、《卿大夫谱》、《记》、《世家》、《传》、《氏姓》、《居》、《作》、《谥法》等。其中《帝系》记帝王传授的系统；《王侯谱》、《卿大夫谱》记诸侯、卿大夫世系；《氏姓》记录当时所有的姓氏；《居》讲建都情况；《作》记录一些事物的发明情况及其历史；《谥法》记谥号的含义。其中《世家》、《传》等对《史记》体例的形成具有启迪的作用。
司马迁
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人。司马迁出生于史学世家，其父任太史令多年，他幼年师从董仲舒、孔安国等名师，二十岁开始壮游全国，此间探访历史遗迹，考察风土民情收集了史料。元封三年，司马迁升任太史令，他秉承父亲遗愿，开始准备撰写《史记》。天汉三年，司马迁遭李陵之祸，被捕下狱，处以腐刑。出狱后他任中书令，忍辱负重，发奋撰写《史记》，前后有15年以上时间才写定成书。《史记》成书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司马迁注定名留青史。
《史记》
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包含 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记述了上起黄帝、下讫汉武帝三千多年间的诸多方面的历史，其内容丰富，堪称为一部体大思精的百科全书。《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让历代学习。其记录的时间、范围广泛，事迹全面，人物丰富，涉及典籍面广，在史料搜集取舍上，为后世树立了典范。司马迁编写《史记》时，尊重史实，秉笔直书，重视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重视用社会经济生活来探索历史发展的原因，这些进步思想对史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汉书》
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东汉班固著。它沿用《史记》的纪传体例，并改本纪为纪，改书为志，取消世家，由纪、表、志、传四部分组成，共一百篇。它为断代史，记载了西汉高祖元年到王莽地皇四年230年的史事。它在《史记》的基础上纠偏补缺，使用断代史，新增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对改革的评价较客观。但全书贯穿封建正统史观，又有封建神学色彩，并且其中多用古字古义比较难懂。作者班固去世时全书未完，由其妹班昭和马续续写完成。
《后汉书》
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现有130卷，包含10本纪、80列传、8志、无表，记述了东汉一代近二百年的历史。由于作者范晔被杀时表志未完成，这里是借用他人做的志。《后汉书》是中国史籍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它记事翔实，史料丰富，叙事以类相从，新创类传反映时代特点。它对历史人物事件，从不同角度综述分析，便于了解东汉的社会状况。其勇于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黑暗腐朽，反对佛教迷信，具有进步思想。其文学成就也很高。但它也有以世家豪族的政治标准权衡人物的缺点。
范晔
两晋南北朝之际的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字蔚宗，东晋南朝顺阳人。范晔出生官僚世家，“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入宋后，曾任职至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被告发参与谋反，下狱处死。范晔于元嘉元年被降职，不得志，于是删编众家《后汉书》成一家之言，前后二十余年，至死尚未完成。范晔将众多《后汉书》删减成一部，且疏而不漏，为后世东汉历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刘向、刘歆
刘向、刘歆父子是在儒学作为经学而一统天下之后，又重新研究和整理诸子百家的著作与学说并强调从中吸取思想营养以改善儒学的重要人物。刘向在对《管子》、《晏子》、《韩非子》、《列子》、《邓析》、《关尹子》、《子华子》以及《战国策》等著作进行了系统整理的基础上，认为它们皆有符合儒家经义的地方。至于道家，刘向则认为（道家）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兢，合于六经。除此之外，刘向还在《说苑》、《新序》中直接采用并假借诸子之口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学术见解，实际上这也是对诸子学的一种肯定。刘歆继承父业，他在《七略》中把儒家和诸子各家并列为十家，并认为各家可以互相补充。不仅如此，刘歆还特别强调从诸子各家中汲取思想营养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兼采各家之长，方能通万方之略。在刘歆看来，只有恢复诸子学的思想传统，才能在吸收各家思想长处的基础上，使儒学由僵化的经学、世俗的神学变为真正能够治国安民的经世致用之学。刘向、刘歆父子在当时经学独尊的情况下，大力倡导研究诸子之学，对削弱官方学术思想的统治、解放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
《隋书.经籍志》
唐魏征等撰。是继《汉书?艺文志》后，我国现存最古的第二部史志目录。此《志》原是唐贞观年间《五代史志》的原稿，后并入《隋书》、系根据柳□的《隋大业正御书目》，并参考阮孝绪的《七录》分类体系而成，利用隋代遗书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与《隋大业正御书目》核对，删去重复，按经、史、子、集四部四十类著录，既反映隋朝一代藏书，又记载六朝时代图书变动情况，并最终确立了四分法在目录学中的地位，也是现存最古的四分法目录书。充分体现了目录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点，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隋志》开中国古代图书著录四分法经史子集命名的先河，确定了四分法在古代目录学中的地位。此《志》所著录的经部著作及其儒家类文献，并大序、小序、注释等，至今仍不失为考见唐以前儒家著述概况的重要资料。清代以来，考补疏证者有十家之多，如章学诚、章宗源、姚振宗、张鹏一等人都有著作传世，其中以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及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较有影响。
《三国志》
作者陈寿，是一部纪传体分国史，仅有纪传无表志，包括《魏书》《蜀书》《吴书》共65卷。记事上起东汉末黄巾起义，下迄吴灭亡，西晋统一。《三国志》以魏为正统，魏国君用纪，蜀吴称传，但均用编年体方式，名为传实为纪。它选材十分谨慎，如空城计等不确切的史事便不记载。它为各阶层的人物立传，内容简约，反应当时的社会风气。《三国志》是现存唯一的记录三国历史的史书。
裴松之《三国志注》
《三国志》过简，南朝宋文帝命裴松之作注。裴松之，字世期，南朝宋河东闻喜人，官至宋中书侍郎，奉旨作注。他引书200多种，补充《三国志》中的不足，纠正其中的谬误，还将自己的和引用的史评加入其中，注文四十余万字，是原著的两倍。裴松之注《三国志》开创了注史新体例，对研究三国时期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裴松之
字世期，河东闻喜人。曾任东晋殿中将军、员外散骑侍郎。南朝宋文帝时任中书侍郎。文帝以《三国志》过于简略，乃命裴松之作注。裴氏花了三年时间完成此注。裴注重点不在训诂名物，而在史料的补缺与纠谬，引用的书达200多种，搜集资料十分广博，其注文近于原著数倍。裴注被誉为南北朝三大名注之一。
《宋书》
是一部记述南朝刘宋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梁沈约撰﹐含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共一百卷。今本个别列传有残缺﹐少数列传是后人用唐高峻《小史》、《南史》所补。八志原排在列传之后﹐后人移于本纪﹑列传之间﹐并把律历志中律与历两部分分割开。《宋书》收录当时的诏令奏议﹑书札﹑文章等各种文献较多﹐保存了原始史料﹐有利于后代的研究。该书篇幅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很注意为豪门士族立传。
《南齐书》
南朝梁萧子显撰，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502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在萧子显撰写齐史之前，已有多部齐史问世，如沈约所撰《齐纪》、刘陟所撰《齐纪》等，今只有萧子显的《南齐书》流传下来。《南齐书》成书时原名《齐书》，后亦称《齐史》，至北宋，为区别于唐代李百药所撰的《齐书》，始改称为《南齐书》，而称后者为《北齐书》。《南齐书》原有六十卷，今存五十九卷，计有本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另有序录一卷，述作书义例和目录，亡佚甚早。志基本沿袭《宋书》八志，唯去《律历志》而增《舆服志》，改《符瑞志》为《祥瑞志》，其中以《州郡志》与《百官志》尤具史学价值，不过《州郡志》也因不著户口而为人诟病。《南齐书》还以“史臣曰”的形式阐发史论，亦具特色。
《魏书》
我国古代史学著作,二十四史之一,北齐史学家魏收撰。包括本纪十四卷,列传九十六卷,志二十卷,记述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东魏王朝(还兼及西魏)兴亡的历史。该书有不少叙事不实、褒贬不当之处,因而问世之后,被讥为“秽史”。然而,它是我国封建社会历代“正史”中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著作。反映了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是反映北魏统治封建化、门阀化的重要文献。是现在研究魏史的最原始著作。
《华阳国志》
东晋常璩所著，共12卷。卷1至卷4，主要记载巴、蜀、汉中、南中的历史，详述各地的山川、交通、风土、特产、民俗、文化等；卷5至卷7记叙公孙述、刘焉、刘璋、刘备、刘禅事迹；卷8记载晋平蜀以后的蜀事。卷9记李氏成汉政权的历史；卷10至卷11，记载西汉以来贤人的生平事迹。卷12为本书的序言。是一部著名的地方史志。
《水经注》
北魏时，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撰写的一部地理学著作。《水经》作者不详，成书于三国时期，是一部比较简略粗疏的地理书，只记述河流137条。郦道元所著虽然以给《水经》作注为名，实际上是一部独立的、全新的科学著作。全书40卷，30万字，是《水经》原文的20余倍；记述河流水道多达1252条，是《水经》所记的10倍。它溯源探流，详细记载了这些河流水道的方位、流向、距离、经过区域，以及这些地区的地形地貌、地理沿革、温泉瀑布、地质矿物、植物动物、农业工业、水利航运、桥梁道路、园林陵墓、自然灾害和风土人情等等，内容之丰富，记述之具体，文字之生动，都值得称道。它至今仍然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是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地理、考古、农业、水利的重要文献。
《洛阳伽蓝记》
杨炫之著，北魏北平人。伽蓝，梵文意为僧侣居住的园林，亦即寺院。该书共5卷，以记洛阳伽蓝（梵语佛寺）兴废沿革为线索，记载了洛阳城内外55所寺庙的情况、内容涉及到洛阳城市规模、外商来京贸易及各国风土人情，道里远近等情况。是一部中国古代城市地理史。作者写洛阳佛寺的兴废，实际上反映了北魏王朝的兴衰。其中记载了高祖迁洛、女主临朝、胡太后佞佛、王公贪暴、官吏枉法、沙门侵渔民财以及外国商人的活动等，可补《魏书》、《北史》之缺。
《文心雕龙》
为古代文学理论著作，作者刘勰。成书于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的文学理论专著。魏晋时期，中国的文学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到南北朝，逐渐形成繁荣的局面。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在其历史发展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既为《文心雕龙》的出现准备了条件，也在《文心雕龙》中得到了反映。
《世说新语》
刘义庆著，虽为文学作品，但却具有很高史料价值。该书记载了从汉至东晋士族阶层人物的遗闻趣事。分为三十六门。《世说新语》是一部笔记小说集，此书不仅记载了自汉魏至东晋士族阶层言谈、轶事，反映了当时士大夫们的思想、生活和清谈放诞的风气，而且其语言简练，文字生动鲜活，因此自问世以来，便受到文人的喜爱和重视，戏剧、小说如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等也常常从中寻找素材。
《隋书》
王劭著，太原晋阳人，历仕北齐、北周、隋，入隋为著作佐郎。因母忧居丧在家，私撰《齐书》，被人所奏。文帝览其书而悦之，任命其为员外散骑侍郎，修起居注。后迁著作郎。在著作曹近二十年，专修国史，撰成《隋书》八十卷，编年体《齐志》二十卷等。王劭的《隋书》既非编年体，也非纪传体，“乃似《孔子家语》、临川《世说》，故其书受嗤当代，良有以也”。没有系统地记载隋朝君臣的事迹，遂使有隋一代史事，“堙没无闻”。
五代史
《梁书》56卷：帝纪6卷，列传50卷。姚思廉撰。
《陈书》36卷：帝纪6卷，列传30卷。姚思廉撰。
《齐书》50卷：帝纪 8卷，列传42卷。李百药撰。后人为区别与萧子显的《齐书》，称之为《北齐书》。
《周书》50卷，帝纪8卷。列传42卷。令狐德棻、岑文本、崔仁师撰，其史论多出于岑文本之手。
《隋书》55卷：帝纪5卷，列传50卷。魏征、颜师古、孔颖达等撰，其史论皆魏征所作。
“五代史志”共30卷十志：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十志原为单行本，后合《隋书》。十志所述的典章制度，并不限于梁、陈、北齐、北周、隋，如魏及南朝宋、齐都涉及到了。
《晋书》
130卷，其中帝纪10卷，志20卷，列传70卷，载记30卷。记事起于西晋武帝泰始元年（265），止于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共计两晋156年的历史，是唐朝史馆集体修撰的一部史书。《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四篇纪传的论赞，由唐太宗亲自撰写，故《晋书》题名为“御撰”。《晋书》主要有以下特点：保存了一代丰富史料；体例完备；集合众家之长，编修者各尽其能。《晋书》缺点：宣传忠君孝道的伦理纲常；为了维系和神化皇权，《晋书》还注入了强烈的天命论思想。《晋书》体制方面的积极成分，同其思想内容方面的消极成分结合在一起，开了一条“不求笃实”、“注重义例”的修史道路。这正是传统政治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
《南史》和《北史》
是唐朝所修前代史中的两部南北朝通史。作者李延寿，字遐龄，相州（今河南安阳）人。《南史》和《北史》，共180卷。《南史》80卷，其中本纪10卷，列传70卷，包括宋、齐、梁、陈四朝共170年的史事。《北史》100卷，其中本纪12卷，列传88卷，包括北魏（内含东魏和西魏）、北齐、北周、隋共233年的史事。《南·北史》中将南北朝诸帝一概列入本纪，不再强调华夷界限。特点：体例全备，统筹南北，贯通各朝；对八书删繁补阙，纠正曲笔，重新编撰，并非简单节抄；叙事简要，文字简洁。
“三通”
泛指唐代杜佑《通典》、南宋郑樵《通志》、宋末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通典》是我国古代保留至今的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记载了上起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历代典章制度。全书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每一制度皆条贯古今，溯源明流。《通志》是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起三皇，下迄唐朝的历史。纪传部分全部抄写旧史，无甚创新。惟有“二十略”记载的名物、典章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文献通考》记载了从上古到南宋宁宗嘉定年间的历朝典章制度。全书分成《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等二十四门，所载内容范围，远比《通典》广泛，所分节目比《通典》更加精密。
《史通》
《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作者刘知几，是我国古代社会杰出的史学家。《史通》共20卷，对唐代以前的史学著作和史学家做了系统的总结，并提出了刘知几个人的修史主张。著名的“三长论”和“直笔论”。认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必须具有才、学、识三长，而以识最重要，对于写史，刘知几主张“直笔”，要做到“不掩恶，不应美”，“不避强御”，“无所阿容”，反对迎合权势或从个人恩怨出发歪曲史实。这些卓越的见解，对后世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刘知几强调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认为历史是变化和发展的，评价人物和事件应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出发。他还反对是占非今，认为不应“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
《通典》
二百卷，唐杜佑撰，记载自上古至唐代宗时期历代典制的沿革，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八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十通」之一。《通典》是我国第一部，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典章制度专史。杜佑对文学的社会功用，有很深刻的认识，他写作《通典》是为了“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在历史编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杜佑以前的典章制度史，基本集中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在史实容量和撰述体例上都有诸多的限制，无力承担完整记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展变化历史的任务，落后于社会的客观需要。《通典》把这一体裁独立出来，为这一体裁的成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从此以后典制史成为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门类，出现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史的专书，丰富了传统史学的表现能力，也促进了史学服务于社会这一优良传统的发展。
《旧唐书》
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它原名《唐书》，宋代欧阳修、宋祁等编写的《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旧唐书》共二百卷，包括本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旧唐书》的价值：首先，保存了唐代的基本史料；其次，《旧唐书》不仅体现了修史者所处时代的历史思想，还大量反映了前代的历史认识；再者，〈旧唐书〉记述各民族关系的内容，超过了以往的纪传体“正史”。存在的问题：该书成于五代动乱之时，也出现不少缺点。比如史料搜集不可能全备又成书过快，编撰工作做得很草率，对史料没能仔细选择订正。据考证，此书前半部大多照抄唐朝史馆所编成的实录和国史。
《旧五代史》
原名《五代史》，也称《梁唐晋汉周书》，是由宋太祖诏令编纂的官修史书。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刘兼、李穆、李九龄等同修。书中可参考的史料相当齐备，五代各朝均有实录。从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存在过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小国，周边地区还有契丹、吐蕃、渤海、党项、南诏、于阗、东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习惯上称之为“五代十国”。《旧五代史》记载的就是这段历史。在二十四史中，《旧五代史》是唯一的一部辑逸书，通行本是清代邵晋涵辑录。
《新五代史》
宋欧阳修撰，原名五代史记，后世为区别于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称为新五代史。共七十四卷。记载了自后梁开平元年（公元九○七年）至后周显德七年（公元九六○年）共五十三年的历史。他在编撰《新唐书》时，认为薛史繁琐失实，便着手搜集五代史料，把算独自重新编纂。北宋时，新、旧《五代史》并行于世。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诏令学者专用《新五代史》，凡参加考试，有关五代的历史，皆须按《新五代史》的内容来回答，从此，〈旧五代史〉遂不被入注意，以致逐渐湮没无闻。明朝时只宫廷中尚藏有此书，故《永乐大典》才得以收录。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始终没有找到过原书的刻本。就整体而论，《新五代史》的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这是欧阳修在删繁就简时，将不少具体资料也一同削去所造成的。至于他对旧“志”部分的大事砍削，人为造成史料空白，更是不足为训。但《新五代史》后出，采用了实录以外的笔记、小说等多种材料，在删削的同时也新增了一些史料。《新五代史》新增史料最多的是《十国世家》。列传人物部分也有补充，欧阳修采用了新的材料以及笔记、小说中的材料，补充了事实，使人物事迹更为生动、丰富。对于少数民族的记述，也有新的增加。
《新唐书》
是官修书，由欧阳修、宋祁主持纂修。修于宋仁宗时期。由于《旧唐书》成立于乱世，问题不少，颇受时论讥议。北宋仁宗正式开史局修《新唐书》，先由宋祁负责，主修列传部分；欧阳修负责修纪、志和表部分。参修的还有范镇、王畴、吕夏卿、宋敏求、梅尧臣等人。该书前后用了十七年时间，共修成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由欧阳修领衔进上。《新唐书》修成时，距《旧唐书》修成已115年之久。《新唐书》比起《旧唐书》来，确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为了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参考，《新唐书》对志特别重视，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书》的首创。《新唐书》也有明显的缺点，最主要之点是封建正统思想较为严重。编写者对隋末、唐末农民起义大加挞伐。
《资治通鉴》
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北宋司马光撰。全书294卷。《通鉴》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共1362年的历史。司马光患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因欲撮取其要，撰编年史。宋神宗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元丰七年书成，历时十九年。《通鉴》由司马光总其大成，是一部集体编写的著作。协修者有刘恕、刘破、范祖禹三人。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且文字优美，叙事生动，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通鉴》于叙事外，还选录前人史论，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史论，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它是一部不朽的史学名著，一直受到此后史学家的推崇，成为后代编年体史书的典范。注释《通鉴》的有南宋史炤《通鉴释文》和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以胡三省《通鉴音注》最为详备。
胡三省
宋末元初著名的《通鉴》学专家，浙江宁海人，南宋理宗时与文天祥等一同中进士，做过县尉、县令、府学教授等职。在任寿春府学教授期间，开始为《资治通鉴》作注。元军攻下临安时，因战乱他以多年心血撰写的《通鉴注》全部散失。南宋灭亡后，他隐居不仕，全力投入《通鉴》注释，先后耗时30年才完成《通鉴音注》的撰写。《通鉴音注》在注重字音、字意、名物、典故、地理等方面注释的同时，还注意订正前人注释的错误，考证史书记载的错误，同时对历史事件、人物发表评论，在评论中抒发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通鉴纪事本末》
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开创以“事”为纲的本末体史书——《通鉴纪事本末》的作者是南宋的袁枢。袁枢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的重要史实，以事件为中心，按照《通鉴》原来的年次，分类编辑，抄上原文，把司马光的史论也抄上，每事标以醒目的题目，而袁氏本人没有发表意见，也没有加上一句话。这样，共编集了239个事目，始于《三家分晋》，终于《世宗征淮南》，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虽然《通鉴纪事本末》原抄《资治通鉴》，但对《通鉴》的校勘却起了一定的作用。《通鉴纪事本末》也有它的缺点。首先表现在取材上，因《资治通鉴》本来就是一部政治史，关于经济、文化方面的记载比较少。袁枢所取资料，不过是有关诸侯、“大盗”、女主、外戚、宦官、权臣、“夷狄”、藩镇之类，其他史事，多略而不书。这不能不是一个欠缺。另外，它囿于《资治通鉴》范围，多属照抄，没有自取的第一手材料。总之，《通鉴》有的，它不一定都有，《通鉴》没有的，它也没有。其次，《通鉴纪事本末》记述的事与事之间没有联系，对于整个历史不能勾画出一个发展的线索，因此，它只能记述了“治乱兴衰”的现象。还有，《通鉴纪事本末》具有明显的敌视农民起义和大汉族主义的思想。
《通鉴纲目》
朱熹和他的门人赵师源等本着儒家的纲常名教简化《资治通鉴》，编成《通鉴纲目》59卷，纲是根据时间顺序写出的史实提纲，既具有标题作用又表达了作者对史实、人物的看法。目是对纲的具体叙述。该书用春秋笔法，专从褒贬劝惩上做文章，尤其强调正统观念。《纲目》所体现朱熹的历史编纂思想：A、关于正统的看法:第一，天下为一，诸侯朝觐，狱讼皆归，便是正统。第二是无统。“如三国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统”。B、关于《春秋》褒贬笔法的问题:第一，《春秋》大旨是“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这是编写史书之大经；第二，《春秋》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即从历史治乱兴衰中行大经大法；第三，《春秋》书中不是字字皆有褒贬。“推求一字之间，以为圣人褒善贬恶专在于是，窃恐不是圣人之意”。C、对编撰形式上的看法:第一，要求简而明；第二，要彰显“天道”、“人道”，使理学思想体现出来。
《通志》
二百卷，南宋郑樵撰，是一部以人物为中心从上古到隋唐的的纪传体通史。是自《史记》之后，现存的又一部纪传体通史性著作。《通志》全书200卷，包括帝纪、后妃传、年谱、略、列传五部分，500多万字。因为在典章制度方面的突出，与《通典》、《文献通考》并称“三通”。“总序”和“二十略”是全书的精华。特别是其中氏族、六书、七音、都邑、昆虫草木五略，是郑樵独创，前史所无，实属珍贵。书中他敢于批判某些传统的思想，如反对主观和迷信，这种思想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通志》的体例和编纂方法，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有过一定的影响。清乾隆年间所修的《续通志》和《清朝通志》，就是根据《通志》的体例和方法修成的。甚至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及《九通》中的其他著作，在体例上也吸取了《通志》的成果。当然，它的体例和编纂方法也有不少缺点。例如，二十略的体例虽有所创新，但从《通志》的整体来说，它仍然没有突破正统的旧史的格式；在史料的考订方面，也难免有主观片面的臆断。于郑樵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还有其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例如，《通志》所载的有关农民起义的史料很少，而且对于农民起义都称"反"称"盗"。此外，郑氏还存在着地理史观、宿命论以及复古主义思想等。但是，综观得失，郑樵是一位有贡献的封建史学家，他在史学方面，特别是历史编纂学方面的贡献是应当给予肯定的，而且其巨著——《通志》对于后代史学的发展也起过一定的作用。
《文献通考》
宋元之际马端临编撰，是一部从远古到南宋宁宗时的典章制度通史巨著。《通考》分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国用、选举、学校、职官等24考，各门再分子目，使制度史的体例更加完备。该书取材极为广泛，引文摘取原文，叙述条例分明，对历代制度演变的评论具有颇多独到的见解，尤其是对宋朝的制度的渊源变化，记载更为详细，是研究宋朝历史不可缺少的史料。
《宋史》
从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三月诏修，由脱脱主持，欧阳玄统修，五年（1345）十月全书告成，前后仅用两年半时间。成书之快，一则由于史料丰富，二则，当时元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编写工作也不容许旷日持久。《宋史》全书共496卷，其中本纪47卷，志162卷，表33卷，列传255卷。记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至宋卫王祥兴二年（1279）共320年间的史事。篇幅的繁富，居二十四史之首。特别是28卷的《礼志》，其卷数相当于“二十四史”中其他各史《礼志》的总和。全书编撰草率：（1）全书详于北宋而略于南宋；一人重复列传；编次前后失当。
《辽史》
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在脱脱主持下，仅用了11个月就完成了《辽史》的编纂。真正的负责人是江西丰城人揭傒斯，发凡起例为欧阳玄。全书116卷，包括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语解一卷。记载了契丹贵族在北方所建立辽政权200多年的历史。《辽史》在修撰过程中，除主要参考耶律俨《实录》和陈大任《辽史》外，还参考了《通鉴》、《契丹国志》及各史《契丹传》，但是由于编史时草草成编，势必造成粗疏和简略。
《金史》
脱脱主持修撰，实际负责人是揭傒斯。全书135卷：包括本纪19卷、志39卷、表4卷、列传73卷。记载了从金太祖收国元年（1115）阿骨打称帝，止于金哀宗天兴三年（1234）蒙古灭金共120年的历史。史料丰富：A、金朝九代，大都撰有实录。金灭后，历朝实录完好无损地转到元人手中。B、有不少私人著作可作依据。如元好问的《中州集》、《壬辰杂编》记金君臣言行，作《金史》时，多本其所著；刘祁《归潜志》详记金室南渡以后事，也是修《金史》的重要依据。正如顾炎武《日知录》卷26所云：“《金史》大抵出刘祁，元好问二君手笔”。C、元初王鹗曾奉命纂辑过《金史》，曾勒成初稿。体例上：仿效《魏书》，本纪部分先立一篇《世纪》，追记阿骨打（太祖）的先世；最后（第十九卷）又列《世纪补》，追叙后来追认的几个皇帝的事迹。这是《金史》首创的一种体例，为元、明史所取法。另外还创立了《交聘表》，用表格形式把金与宋、夏、高丽和战等交往记录了下来。《金史》和《辽史》都有《国语解》，注释契丹、女真方言。
《元史》
洪武元年（1368）十二月，明太祖就命宋濂、王祎为总裁，李善长为监修，编撰元史。次年2月在南京天宁寺开设元史局，8月便写完了除顺帝以外的本纪、志、表、列传共159卷，因顺帝一朝无实录，便命欧阳佑等专程赶赴北平采集其遗事。全书共210卷：本纪47卷、志55卷、表8卷、列传97卷。记载了从成吉思汗元年（1206）——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共165余年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万六千字。该书主要存在问题 (1)未能反映出元朝历史的全貌。(2)没能充分利用史料。(3)编次失当，相互矛盾。(4)人名、地名的汉译多不统一，由此致误者甚多。后人多有修补或改修:《元史类编》42卷，清康熙朝邵远平撰；《元史新编》95卷，清魏源撰等。
《明实录》
明代历朝官修的编年体史书。记录明太祖朱元璋到明熹宗朱由校共十五代皇帝的史实。其中建文朝实录附于《太祖实录》中，景泰朝实录附于《英宗实录》中。全书共十三部，二千九百零九卷。纂修此书，系以朝廷诸司部院所呈缴的章奏、批件等为本，又以遣往各省的官员收辑的先朝事迹做补充，逐年记录各个皇帝的诏敕、律令，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大事而成。《明实录》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是研究明代历史的基本史籍。《明实录》内部有两种深层结构，第一种结构是以皇帝为核心，以母后、后妃、宗王等皇亲国戚为第一圈层，以文武官僚为第二圈层，以孝子、贤孙、节妇、工匠等平民百姓为第三圈层，形成一个核心三个圈层；第二种结构是以政治为核心，以经济、军事、文化为外层的结构形式。实录不实的现象也存在。第一，篡改与揭丑：君主利用《明实录》贬斥前任、树立己威；第二、增删与贬斥:史臣利用《明实录》攻击政敌、党同伐异；第三、废弃与重修:党派利用《明实录》进行政治决斗。
《永乐大典》
明代永乐年间编著的中国最著名的一部大型古代典籍类书。《永乐大典》编纂于明朝永乐年间，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百科文献。《永乐大典》共计22,877卷、目录60卷，分装成10,095册，全书字数约3亿7千万字。《永乐大典》的编纂者们采用了“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方法，解决编排问题。把各种典籍中凡出现过这个条目的一段记载，甚至整部书籍全都抄录下来，还要点明采自什么文章、书籍，是何人撰写的，让人明晰出处，可以查考。书中插图，这些图画全部采用白描手法，描绘的山川、名物、人物、城郭等形态逼真，十分精致，是古代书籍插图中的精品。《永乐大典》正本已经杳无音信了，侥幸逃过明末战乱的《大典》副本也有两千多卷的残缺。在整个清王朝，《永乐大典》被学者和统治者们重新重视和使用，也经历了被偷盗、焚烧和劫掠的悲惨命运，最终于1900年八国联军进占北京时被毁灭了。剩下的约400册零本被8个国家和地区的30个机构收藏。即使是这样，《永乐大典》这部奇书在今天仍然以其巨大的资料和文物价值而受到学者们的青睐。
《国榷》
为记载明朝历史的编年体史书。谈迁（1594年—1658年）撰。本书记载从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诞生，至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军入南京、南明弘光政权灭亡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间的历史。鉴于经史官员垄断了明历代实录，很多地方忌讳失实，而各家编年史书又多肤浅伪陋，谈迁寻访到各种资料，广征博采，力求征信。天启元年（1621年）始编著，初稿六年后完成，据称此书“六易其稿，汇至百卷。”顺治四年（1647年）全稿被窃，他又发愤重写，顺治十年，应弘文院编修朱之锡邀请，携稿赴北京，访问前朝遗老、皇室、宦官、降臣等，阅读公家档案，重新校订《国榷》，以三十余年编成《国榷》一书，署名“江左遗民”。
谈迁
原名以训，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浙江海宁枣林人。他耗时三十余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撰成了500多万字的《国榷》。《国榷》是记载明代历史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它所依据的是历朝实录、邸报和私人著述。谈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明实录》的曲笔讳饰进行了揭露和批评。其中对万历以后及后金史实的记载，多为他书所无。
王世贞（1526——1590）
字元美，号凤洲，江苏太仓人。嘉靖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是当时文学上复古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艺苑巵言》）认为“《晋书》、《南北史》、《旧唐书》，稗官小说也。《新唐书》，赝古书也。《五代史》，学究史论也。《宋》《元史》，烂朝报也”。（同上）著有《弇山堂别集》、《嘉靖以来首辅传》、《弇洲山人四部稿》、《续稿》等多种。他的复古主义思想反映在史学上，则推崇司马迁《史记》，重视纪传体编写。史学思想：（1）接受了“六经皆史”（王阳明）的观点；（2）崇尚直书实录；（3）重视考史之功：他认为史料来源有三：一是国史；二是野史；三是家史。国史为史官所记，内容多忌讳；野史能够直书，但见闻受到局限；家史是子孙后代所作，对先人总是扬善隐恶，评价也不见得可靠。他写了《史乘考误》一书，共十一卷，前八卷考国史、野史；后三卷考家史。考史的内容可分为：订误、存疑、补遗、揭讳等四种类型。（4）重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5）反对宗教迷信。
《弇山堂别集》
明代王世贞所著，它不是一部文集，而是一部历史著作。全书100卷，是其编撰纪传体史书的素材，分“述”、“考”、“表”三大类。“述”记载明朝有关重大事件；“考”主要记载明代典章制度；“表”大约相当于纪传史中的“表”。是研究明代历史的重要史料集。
《藏书》
明代李贽著。分为《世纪》和《列传》两部分，主要取材于历代正史，系历史人物评传。《世纪》讲述的是朝代的更替以及帝王个人的活动。有些人物虽从未称帝，但曾号令一方，也列入其中，如陈胜、公孙述等。记叙的顺序是根据时代而定，每篇都标有名目以示褒贬。如西楚霸王项籍篇，题为“英雄草创”；王莽篇，题为“篡弑资贼”。《列传》则把大臣分门别类，各门类中人物依时代先后排列。大的分类有《大臣传》、《名臣传》、《儒臣传》、《武臣传》、《贼臣传》、《亲臣传》、《近臣传》、《外臣传》八种，每类之下又分若干门。在《藏书》两部分中，共记载了从战国到元亡约八百多名历史人物。在《藏书》中，李贽对盲目推崇圣人之言的儒学教条进行抨击，而对敢于舍孔子之法者大加赞赏。李贽在《藏书》中宣扬了自己的观念。认为衡量历史人物的标准应该是这个人的实际成就和才干，而不是传统的道德教条，这实际是明代社会功利思想的反映。从新的标准出发，李贽对千百年来的历史人物重新做了评估和分类。如历来被认为是“草寇”的陈胜、项羽、公孙述、窦建德、李密等人堂而皇之地列入了《世纪》里，与唐太宗、汉武帝等并列。对他们的评语，也自有不同，如称誉陈胜“古所未有”、项羽“自是千古英雄”，秦始皇“自是千古一帝”，而汉惠帝仅作附录，说他“无可纪”等，表现出对传统学说的否定。李贽还在许多评论中表现了同样的思想倾向。
《日知录》
明末清初顾炎武所著的读书笔记。他自著此书的目的在于“明道”、“救世”为宗旨。是他一生考证史事的结晶，是一部包含学术思想、政治见解在内的重要著作。全书32卷，前七卷论经义，8-12卷论时事；13卷论世风；14、15卷论礼制；16、17卷论科举；18-21卷论艺文；22-24卷杂论名义；25卷论古事真妄；26卷论史法；27卷论注书。此书每论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考证。
《明夷待访录》
诞生于明清之际，是一部具有启蒙性质的批判君主专制，呼唤民主政体的名着。作者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省余姚县黄竹浦人，成年以后加人复社。梁启超将《明夷待访录》誉为“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称“在三十年前，我们当学生的时代，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又称“宗羲以史学为根柢，故言之尤辨。其最有影响于近代思想者，则《明夷待访录》也”（清代学术概论）)。甚至有人称之为中国的《人权宣言》。《明夷待访录》的政治构想：其一，抑君权：防止无限制权力的生成；其二，“明臣道”：确立政治运作的基本原则；其三，立“治法”：建设一个开放的社会系统；其四，弘“学校”：立法决策及舆论监督机构的建设。
《明儒学案》
是黄氏代表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学术史料专著。全书62卷，把明代214名学者按时代顺序，分各个学派组织起来。成立了19个学案。其编次的顺序是：每一学案前，附有小序一篇。梁启超认为“中国人完善的学术史，自梨州之著学案始。”并且说“《明儒学案》这部书，我认为是极有价值的创作，将来做哲学史、科学史、文学史的人，对于他的组织虽有些应改良之处，对于他的方法和精神是永远应采用的。”从体例看，每个学案都是先置有师承关系表，再列出学者小传，然后摘引其语录，并对其人所处时代背景，生平经历、学术成就，主要学说等加以介绍和评说。
《明史》
是“二十四史”中最后的一部，也是官修正史中编纂时间最长的一部，前后达90余年（1645-1735）。全书共336卷：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目录4卷，记载了明代近300年的史事。特色：（一）所据史料详备；（二）编纂体例上的创新；缺点：（1）偏重于政治方面的记载，对于经济，特别是生产发展，技术改进方面记载很少。有关自然科学家的篇章更少。（2）对明朝与外国的交往记载简略（3）对满族的源流和发迹的史事避而不谈。对南明的福王、唐王、桂王等政权的事迹极力抹杀。（4）宣扬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
《廿二史考异》
清乾嘉三大史学考据代表作之一，钱大昕所著。100卷，此书题为“二十二史”，实指“二十四史”中除《旧五代史》、《明史》之外的二十二史。主要内容包括：①考校年代、地名之异同。②厘正史书所载史实之失误。③考辨后人妄改与伪托。④补阙及训释。⑤阐发史家作史之旨意等。
《十七史商榷》
清乾嘉三大史学考据代表作之一，王鸣盛所著。十七史，包括《史记》以下十三种史著，加上《南史》《北史》、《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实共19部。所谓“商榷”，就是为十七史“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又举其中典制事迹，诠解蒙滞，审核舛驳”。主要内容包括：（1）文字校勘。（2）典制考证：考证以地理、官制居多。（3）对史书及其作者进行评论。（4）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
《廿二史札记》
清乾嘉三大史学考据代表作之一，赵翼所著。名为廿二史，实考论24史，只是当时《旧唐书》、《旧五代史》尚未被清官方批准为正史。内容包括：（1）评论各史体例之得失。（2）指出各史材料的来源。（3）评论历史事件和人物。他评论的重点是“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治乱兴衰之故者”。他的评论往往能针对某一时期主要政治问题而发。
章学诚
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和方志学家。章学诚倡“六经皆史”之论，治经治史，皆有特色。所着《文史通义》共9卷(内篇6卷，外篇3卷)，是清中叶著名的学术理论着作。章学诚自小对文史有浓厚兴趣，立志追求学问。协助编纂《续资治通鉴》等书。乾隆四十三年进士，官国子监典籍。后去职，历主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讲习。五十三岁入湖广总督毕沅幕府，主修湖北通志。晚年目盲，著述不辍身处嘉乾汉学鼎盛之世，力倡史学，独树一帜。以“六经皆史”说纠正重经轻史的偏失，反对“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的学风。主张“史学所以经世”“作史贵知其意”。阐发史学义例，表彰通史撰述，重视方志编纂，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历史学和目录学理论。因其说与一时学术界好尚不合，直至晚清始得传播。所编和州、永清、亳州诸志，深受后世推重。代表作品为《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学术价值甚高。另有《方志略例》、《实斋文集》等。后人辑为《章士遗书刊行》。曾辑《史籍考》，志愿宏大，惜未成书，稿亦散失。章学诚为浙东史学学派主要代表，其著《文史通义》，以史意为宗旨，不仅继承了浙东史学注重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而且在史学领域创立了自己的尚意史学理论体系，对清代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后世称他为浙东史学的殿军，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章学诚的经世致用思想：扶持世教，匡正人心；扭转僵化的考据学风；揭露和抨击不良文风。
《文史通义》
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它是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代表作，与刘知几的《史通》一直被视作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文史通义》共8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内篇5卷，外篇3卷。但是，由于该书版本很多，内容不尽一致。1921年，吴兴刘承干所刻《章氏遗书》本，《文史通义》内篇增1卷，《文史通义》"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 。史学理论的主要内容：其一，"六经皆史"论。关于我国史学的源流，《文史通义》开卷便宣称"《六经》皆史也"。其二，有关历史编纂学问题。这是该书的主要内容之一：章氏发展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于"才、学、识"之外，提出"史德"问题。他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史德》）具备"义、事、文"方可称为"史学"。"义"指历史观点，"事"指历史事实，"文"则是表达的文笔。在章氏看来，三者以"义"为主，而"事"与"文"不过是求"义"的根据和技巧而已。其三，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由于章学诚是封建社会末期史家，在《文史通义》中，有其高于前人的评论，但也摆脱不了宣扬纲常礼教之例，如他把谤君和怨悱的人说成"乱臣贼子"、"名教罪人"。
龚自珍史学
著述主要有《西域置行省议》、《上国史馆总裁提调总纂书》、《尊史》、《古史钩沉》等；还有以史考经，考证今文经典，发挥今文经学义理的著作。此外，还有关于古文字、金文、古史的著作。他提出了史学宗旨是“史以明道”，认为史与道的关系是“出乎吏，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指出史学是传统文化的基干部分。对治史的原则与方法，龚自珍提出“善入”与“善出”的问题。龚自珍对方志学，谱牒学、目录学等都提出过一些看法，如认为方志与史有密切关系，实为“一方之史也”；方志与史又有不同，记述“宜繁不宜简”。边疆史地学：研究边疆史地的出发点是“经世致用”，把对边疆问题的研究与边疆开发和对边疆的政策联系在一起，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龚自珍写出《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建议新疆改为行省制，实行移民、屯田，注意开发边疆。1821年(道光元年)龚自珍入国史馆，任重修《大清一统志》的校对官。在此期间编著《蒙古图志》30篇（现仅存十篇志序)。这部书对蒙藏关系、蒙语的声母发音、蒙古水道、台卡等都有很具体的研究。
《清代学术概论》
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总结清代学术思想史的著作，为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梁启超所著。《清代学术概论》全书涉及哲学、经学、史学、考古学、地理学、金石学、文献学、佛学、美术、诗歌、历法、数学、水利等学术领域，而贯之以时代思潮兴盛转承的主线，可谓气势磅礴，思路明晰，有如一气呵成，被后世研究者称为“近代学术史上的一件珍品”。《清代学术概论》把中国近300 年视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力图从中梳理出中国文化迈向近代的历史进程，更被后世研究者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五四’运动所促成的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意识进一步觉醒的思想表现和学术成果”。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书名。陈寅恪著。本书包含了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等与隋唐制度及其建置相关的内容，涵盖了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民族学、社会学、考古学、文化史、语言文字学等与中古史相关的诸多领域，显示了陈寅恪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中西文化的关系、种族与文化的界定、胡化汉化的实质等问题的高标卓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本不是为西域史立论，然通观各篇，与西域史研究有关的考索和证述却比比皆是，无处不在。无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彩阐释，还是“在文化不在种族”的独到见地，对西域史研究来说都堪称经典。
《东观汉记》：汉代人称之为《东观记》，凡一百四十三卷，是一部以纪传体撰写东汉历史的史书，同时也是中国第一部官修当代史。《东观汉记》前后经过四次修纂，记事起于光武帝，终于灵帝，由汉代刘珍、延笃等撰，因馆修史设于东观而得名。在三国时代以后，将之与《史记》、《汉书》并举，合称“三史”，唐代以后渐以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纪》。
《蛮书》 ：唐安南从事樊绰在咸通四年863年编的南诏云南志，又名《云南志》、《云南记》、《云南史记》、《南夷志》、《南蛮志》、《南蛮记》，共十卷，在云南自然地理、城镇、交通、里程、物产，特别是对南诏历史、政治、经济、军事、云南各民族的生活习俗、山川、交通城镇及境外诸国，作了系统的阐述记载，是研究唐代云南地区和邻近东南亚各国的民族、物产、风俗、政治、文化的一部重要典籍。
《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丛书，是十八世纪以前中国古代文化的总结，整套书收录了从先秦到清乾隆前大部的重要古籍（一部分被列为禁书），涵盖了古代中国几乎所有学术领域，为后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较完善的文献资料。整套书按照古书的四分法分类为经、史、子、集四部，包括4部44类66属，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魏源：（1794年－1857年），原名远达，字默深，清湖南省邵阳人。为晚清思想家，新思想的倡导者。林则徐的好友，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著有《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海国图志》、《元史新编》、《古微堂集》、《诗古微》、《书古微》、《老子本义》、《古微堂诗集》等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学者、政治评论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主要著作：《饮冰室文集》、《清代学术概论》、《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P328——P330、P341——P349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兴趣广泛，著述丰富，作为学者他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P349——P352。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
顾颉刚：（1893年－1980年），江苏苏州人，中国历史学家、民俗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古史辨派代表人物，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之一。P352——P353
代表作：《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古史辨》、《中国疆域沿革史》、《尚书通检》、《吴歌甲集》、《〈尚书〉校释译论》
陈寅恪：江西省义宁（今九江修水县）人，1890年生于湖南长沙属陈氏义门堂。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致力于两晋南北朝、隋唐史、明清间史事的研究。
陈寅恪代表作：《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金明馆丛稿初编》、《寒柳堂集》、《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陈寅恪文集》、《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P358——P362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字静安，浙江嘉兴海宁人，国学大师。与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被称之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中国新学术的开拓者，连接中西美学的大家，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领域成就卓著。甲骨四堂之一。王国维精通英文、德文、日文，使他在研究宋元戏曲史时独树一帜，成为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P355——P358
代表作：有《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观堂集林》、《古史新证》、《曲录》、《殷周制度论》、《流沙坠简》等62种。
“古史辨”派（顾颉刚P352）：又称“疑古派”，该学派受到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整理国故”思想的影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的一个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史学和经学研究的学术流派，其创始者及主要代表是顾颉刚和钱玄同。他们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吸收西方近代社会学、考古学等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籍。古史辨派对破除长期存在的“唯古是信”的传统观念、将经典作为历史文献来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古史辨派的许多研究成果，至今仍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和儒家经典方面很有参考价值的学术文献。当然不能否认，在古史辨派的研究中，也夹杂着一些武断片面的东西。
《禹贡》学派（P354）：指一批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学感兴趣的学者受顾颉刚创办的《禹贡》杂志的影响，在顾颉刚身边从事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而形成的一个专门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因其在海内外学界影响巨大，被称为“禹贡派”，通过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的活动，培养起来的一批年轻有为的历史地理学者在建国后建立起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禹贡学派”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由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学科的转变。
《读通鉴论》30卷，该书按《资治通鉴》所列帝王世系，又分为若干篇，每篇则选择这一历史时期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分析和评论，于史实皆略而不载。末附《序论》四篇阐明著述宗旨。是封建社会后期著名的史论著作。
国史之狱
北魏初年，汉族大臣崔浩当政。崔浩因主持编纂的国史，直书揭露了北魏统治者拓跋氏祖先的羞耻屈辱的历史，被北魏世祖拓跋焘下令族诛，同时株连被杀的还有崔浩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和河东柳氏等北方大族，北方士族的实力由是受到沉重打击，史称“国史之狱”。北魏王朝因此十年不设史官，到北魏末年史官全是鲜卑文人，监修者也都是北魏宗室重臣。
这桩史案，实际上是北魏统治者需要鲜卑化的封建史学，崔浩却想站在汉族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去写鲜卑贵族的历史，二者之间的矛盾激化，酿成流血事件。
“史家三长论”
“史才三长论”是唐代著名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提出的史学观点。所谓“史才三长”，包括：史才、史学、史识。所谓“史才”，是指写史的能力；“史学”是指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史识”是指对历史是非曲直的观察、鉴别和判断能力。他认为，作为史官，三者不可缺一，三者中间又以“史识”最为重要。这三点把史学研究工作提高到了理论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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