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的不同看法
论述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的外来说、一元说、多元说、多元一体说这四种说法
“文明”指某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也可以说，文明、阶级社会、国家三者是从不同角度对同一社会阶段的不同概括。近世西方关于世界文明起源的思想传入中国之后，中国文明的起源也成为新的课题。中国文明起源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外来说。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认识，先有“外来说”和“本地说”之别。18世纪后半叶，欧洲的一些汉学家认为中国文明源自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此外还有中国民族来自印度说、缅甸说、中亚西亚说、土耳其说、蒙古说等。1921年以来，瑞典的安特生在河南、甘肃、青海等地发现了彩陶，认为彩陶与中亚、东欧史前彩陶相类似，为中国文明“西来说”提供了考古学上的证据。至此，世界学术界对中国文明“外来说”的认同程度达到了极致。但不久，山东章丘龙山文化遗址（1931）和河南安阳殷墟（1933）出土的大量史前时代遗物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来说”，李济、梁思永等人的研究成果明确提出了中国文明的起源与中原文化发展的密切关系。20世纪50年代，郑州二里岗发现商代前期文化遗物，属于中国文明中的商文明。60年代，在河南偃师一带发现了早于二里岗晚于龙山文化的二里头文化。研究表明，二里头文化遗址正是夏代都城遗址。至此，中国文明的源头终于被发现了。1983年，夏鼐宣称：“它（二里头文明）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于开始点了”，“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头文化—殷墟文化之间前后承继的连续发展的完整体系的构建，宣告了中国文明“外来说”的彻底结束。
一元说。与中国文明起源“外来说”相对应的观点即“本地说”。“本地说”也有“一元说”和“多元说”之别，而“一元说”又有“各地说”与“中原说”之分。各地说有“新疆说”（德人李希霍芬）、“甘肃说”（日人鸟居龙藏）、“南方说”（卫聚贤）、“北方说”等。前两者出于假设和文献上的大胆推测，缺乏实在而有力的证据。后两者为个别学者新论，赞同者较少。因此，“一元说”主要指“中原说”。《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三皇五帝系统本就属于“一元说”，也就是“中原说”。自从龙山文明和安阳殷墟文明被发现后，“西来说”不断被否定，中国文明起源“一元说”也逐渐得到加强。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及殷墟文化的分布都在黄河流域，夏、商、周也都是在中原或以中原为核心的地区发展起来的。夏商周文明不仅标志着国家的诞生，随着疆域和影响的不断扩大，还起着走向统一的作用，后来的历代王朝基本上承袭这一历史传统而继续发展。因此，“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摇篮”等论说被提出。1975年，何炳棣《东方之摇篮》经过详细论证后认为，中原黄土地带是中国文明乃至整个东方文明的摇篮。从此，中国文明的起源“一元说”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
多元说。“多元说”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1936年，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就汉族来源列举有华夏系、东夷系、荆吴系、百越系。同时指出，各系与其邻近之民族均有文化联系。50年代以后，地区考古发展迅速，出土文物增多，碳十四检测方法在断代研究上的大量使用，人们发现中国考古文化不止一个系统，各系统独立发展，又相互影响。从此，人们对中国文明的大系统有了新的认识。70年代初期，考古学领域出现了区系类型”概念。1979年，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将新石器文化划分为七大区域，开考古学认识上的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说”之先河。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提出了区系类型理论”，再度对中国古代文化划分类型。1999年，苏秉琦《中华文明起源新探》一书，明确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起源论”学说。
多元一体说。“多元说”提出后，引发了很大的争论。有学者认为，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的分析，与中国文明的起源不能等同。文明的起源在于寻找反映“文明”的实物资料，而多元说”的主要考古学依据在构成“文明”因素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不足。如长江流域的马家浜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辽河流域的凌源牛河梁红山文化，华南的石峡文化，西北的秦安大地湾文化等，或者较少甚至缺少构成文明的基本要素，或者与后来的商周文明缺乏直接的文化联系，或者受中原文明之影响，或者本身发展系列不明等。因此，安志敏（1990）认为，这些文化虽然都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但黄河流域依然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文明起源点。在这一大背景下，“多元一体说”被提了出来。1996年，严文明认为，多个文明起源中心相互作用，此消彼长，逐渐从多元走向以中原为核心、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体的多元一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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