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尔康：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我对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及当前纂修《清史》值得注意的问题，近年来已撰写过《清史研究与政治》[1] 和《简述清史的研究及史料》[2] 两文，如今再次进行简单地回顾，主要谈五点感想，不知当否，敬请清史研究同仁指教。
一、在断代史研究中清史研究改变了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
清朝灭亡至今不到百年，在此以前，有清朝官修的专题式本朝史，这当然是属于传统的史学编纂类史书，而不是近代意义的史学著述；到了清朝末年，出现了体制外的民间对清史的局部研讨，而真正近代意义的清史研究，是在清朝灭亡之后。这种研究的起步，比起其他断代史，来得晚一些，特别是原始资料的整理方面，不同于清代以前的历代历史——史料整理早已断断续续地进行了，所以清史的研究，无疑处于后进状态。我在20世纪50年代读大学本科时，喜爱隋唐史，获知隋唐史研究有陈寅恪、岑仲勉和唐长孺等大家，且陈氏、岑氏著述流传广，容易找到。及至五六十年代之际上研究生班，攻读中国古代史之明清史方向，发现明史方面有傅衣凌、吴晗、黄云眉、郑鹤声等名家，而清史领域，孟森、萧一山、郑天挺等名家的著作，都难于找到，孟森的《清史讲义》、郑天挺的《清史探微》均在80年代以后才有重印本。清史的专业研究人员非常少，所撰论文，相对其他朝代的论文就显得幼稚，因为当时史学主要是研讨政治史，清史方面的论题较小，不少是史料堆积，因此整体水平不算高。80年代以后，清史研究进入蓬勃发展阶段，表现在机构设置、人才培养、论著激增诸方面：1.许多高等学校和社会科学院设置专门的清史研究机构；高校、社科院培养了许多清史硕士、博士，并且近几年显著增多。2.有专门的学术刊物——《清史研究》、《清史论丛》，一度还有研究信息期刊——《清史研究通讯》，发表研究论文和信息性文章。3.清史学术研讨会定期举行，自1982年开始至今年(2007年)已经举办了12届，还没有计算跨朝代的(如明清史)、专题的(如清代学术史、太平天国运动史、义和团运动史等)研讨会，这些学术会议大大地推动了清史研究的开展。4.前述各种因素，使得清史研究论著大量问世。我阅读过若干时彦的清史专著和论文，也留心过有关研究信息，但所知有限，因此仅就印象和感受将清史研究成果略述一二。比如清朝通史，从简史到多卷本的至少有六种，其中王戎笙主持编著的《清代全史》、朱诚如主编的《清朝通史》均系巨著，郑天挺的《清史简述》则是言简意赅之作；此外中国通史(如范文澜、蔡美彪主编的《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明清史的专著中也含有清朝通史；又如乾隆帝的传记至少有五种；专题史，如太平天国史、义和团运动史的著述甚多，如果说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这方面的研讨较多，而如今洋务运动史、民族史(特别是满族史、蒙古史)、清代中外关系史(主要是“西学东渐”、“中学西渐”史)、明清之际遗民史已大力开展，尤其是社会史成为热门话题，可以说研究领域已经涵盖清史的各个方面，而且都有可以称道的成就；作为清史研究辅助学科的清史史料学的研究，专著不下六部，其中有拙作《清史史料学》、《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以上不过是清史研究成绩挂一漏万之说，即便如此，已经是令人兴奋的了。我想现在的清史研究状况、水平及研究队伍素质，已经赶上来了，与其他断代史研究水平可谓不分伯仲。又由于现在清史研究人员众多，经费充足，具有了后来居上的可能。如果同行潜心研讨的话，兢兢业业，排除时代的浮躁之风的影响，将会把可能变成为现实。
二、清史研究资料之丰富为其他断代史所不可企及，需要充分地、高水准地利用
我有个时期研习东汉史，听这方面的专家讲，研究秦汉史，用三五年的时间，就可以将史料读毕；我自然也知道，秦汉史还会有新的考古资料问世，史料也是很难穷尽的，不过用毕生之力总是可以大体读遍的。断代史遗存的史料之多，是自宋代开始，明代继之。但是相对于清史史料之多，宋代、明代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试以档案文书来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有1,000多万件、册档案文书，内含明代档案3,000多件，不够清代的零头数目。而台北故宫、中研院史语所、辽宁档案馆收藏的清代档案还没有计算在内。地方档案馆的清代文书也多，四川巴县、河北获鹿的档案之丰富，可视为典型。个人文集，今存元人的约500种，明人的2,000多种，而清人的则数以万计，仅柯愈春编著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就著录了40,000余种。家族谱，今存元人的有4种，明人的多一点，也极其有限，而清人的又是以万计数。方志，宋、元、明所存甚少，而清代的有数千种。笔记体之作，历代虽有所存留，而清人的动辄以千计数，为其他朝代所不能望其项背。至于清朝官修史书，实录、政书、典志、方略数量甚巨。总之，清史史料之众多，说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绝不为过。对于如许史料，清史学者穷个人之力，至多触冰山之一角，根本无法穷尽。如此得天独厚的资料条件，令其他断代史的研究者羡慕不已。
作为清史研究者，如何珍惜这些宝藏呢？我以为应充分地、高水准地利用。充分使用，就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而言，虽然档案文书得到大规模的整理、出版，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清史研究者已经有所利用，然而毕竟使用的还有限，还有待于进一步扩展，如“宫中档”的档案只是在近期才被用做说明帝王生活，又如“内阁全宗·刑科题本”中的“婚姻奸情”类的档案，几乎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再以清代历朝实录来讲，它作为清史的基本史料，印刷了几种版本，各大图书馆均有收藏，寻觅比较容易。想当年我阅读其中的一部分，借阅颇不方便，哪似今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就有三部，有的同事长期借回家中阅览，何其便利！但是我想又有几位清史研究者认真通读了《清实录》呢？可能不多。所以充分利用清史史料，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不认真怎么能行呢？高水平地利用史料，更非易事。我们常说“论从史出”，是对大量的史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是研究的结果，在这之前，到何处找材料，如何分析、鉴别材料，是很有讲究的。这就是研究者的史识问题。当研究者有了“生态环境史”的问题意识，才知道在正史之外，向农书、地学书、方志、笔记去索取素材；当有了“身体史”、“医疗社会史”的问题意识，才会问津医书、方志、家谱、文集、笔记等类书籍。社会史研究也是如此，故而我在《中国社会史概论》里提出“新概念、新方向、新领域是开启社会史史料宝藏的钥匙”的见解。[3] 在我们清史研究中，当研究者发现“一史馆”的“内阁全宗·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资料价值时，甚为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作，于上世纪50～70年代搜集、整理资料，用于研究清代租佃关系史和阶级斗争史，到了80年代，学者变换角度认识这类档案文书，去说明宗族史、家庭史、东伙关系史、司法运作史等属于社会史的内容，近年更用以研讨婚姻史和移民史。也就是说，因为认识的提高和视角的变换，才可能对史料进行高水准、高层次的运用，并将史料的固有价值较为充分地挖掘出来。当然，这种利用水平，还需要研究者在实践中继续提高，庶几不辜负前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清史史料的遗产。
三、清史研究仍须努力减少意识形态的干扰，以便走得好一些
前面提到拙文《清史研究与政治》，讲到学术研究与政治两者关系，指出上个世纪意识形态对清史研究的巨大影响，其中有正面的，而更多的是负面的，现在我再补充该文的未尽之处和些许材料。
辛亥革命前后及民国前期，革命者以反满、反清为目标，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晚清时期，人们研究清史(如章太炎等)，将中国被西方列强侵凌，完全归罪于满人的统治，强烈指斥它对汉人的迫害和倒行逆施之政，主张杀满人，将他们赶回东北。辛亥革命之后，出现一些清史的应急之作，也是以丑化满人统治为能事，诸如大兴文字狱，不讲仁政而施行暴政，不讲人伦。像“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篡位”、“乾隆身世”(是汉人之子)这四大问题，有的是疑案，是需要学术讨论的。赞扬反清运动，像陶成章、冯自由都把天地会视作郑成功创造的，或假托他的名字创立的。1909年大学士张之洞病故，时人对他的评价迥异，革命者谓“张之洞之死，于清廷失一无足轻重之家奴，于汉族失一冥顽不灵之朽物，至不足齿数。吾人无余晷，为此老贼作传，惟观老贼之生平，略可见清廷所养成之人物，其状态何似……”虽直接批判的是张之洞，而矛头所指则是清廷。[4] 及至1929年出版的《清史稿》，则被认为是满清遗老宣扬清朝统治，反对辛亥革命之作，而被国民政府定为禁书，其后赖有识之士(如孟森等人)提出建议，政府始行解禁。其实，《清史稿》问题虽多，也还是一部不可废弃之书。
当强调学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之时，学术成为解释现行政策的工具，特别是评法批儒之时，史学成为影射史学，沦落为哈巴狗的笑柄地位，清史研究亦是如此，什么康熙是法家，雍正是儒家，有两条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是历史的主线，太平天国史成为显学等。
社会流行“凡是现在国内的56个民族，都是自古以来的中国民族”之说。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成员，历史追得越古越好，似乎多民族国家是天生的，而不是发展中形成的。因此讲到蒙古人一支的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就说他是叛乱，是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并不顾及他并非清朝臣民的事实。对满人作为统治民族的清朝，早期人们为表达政治上的不满情绪，称之为“满清”、“满清政府”，而后为了民族团结，又不让称“满清”了。这类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令学者在研究清史时不能不受其影响，时而是“东”，时而又是“西”，没有个准谱。
时下流行“宽容地理解”思潮，我是非常赞同的。然而如何准确理解这一概念，却颇不一致。我想对历史上的制度、人物、事件，绝不能一味地批判，要回到那个时代，认识当时人为什么选择那种制度，做出那样的事情，有那样的行为，所谓理解是对它作出说明，而不是一味指责它的不合理的地方。理解，应当宽容，但是理解不是不分是非，是非还是需要指明的。这样的研究，后人才能从中获得教益。现在说理解，对古人不像强调阶级观点时那样，动辄给历史人物戴上“地主阶级头子”、“地主阶级文人”之类的帽子，可是现在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似乎作品中的清朝皇帝，个个成为“明君”了，想方设法挖掘他们的好材料，为他们说好话，这恐怕也与“宽容地理解”无关。
我们有一些陈旧观念，似乎已经成为思维定式，改起来并不容易，不进行有意识地清除，不下大力去清理，它还会起作用，而且是大作用，不认真对待，还让它桎梏我们的思想，将会继续极大地影响清史研究的长足发展。
四、正在进行的清史编纂工程，其参与者须抱持“诚惶诚恐”的写作态度
我们70岁这一代人，少年时代是在抗战、内战中渡过的，成年了则生活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一直到粉碎“四人帮”方告结束，可以说是生于忧患，就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也是成长在政治动荡之中的。虽说是生于忧患，可是又是在“形势大好，一片大好，越来越好”、“强国崛起”主流意识灌输下生活的，又加上浮躁的社会风气，反而对忧患意识颇为陌生，做一点事，小有成绩，就以为了不得了，沾沾自喜，飘飘然忘乎所以；对于前人的成就相当蔑视，自以为是，以为超过前人多多，甚或抄袭前人成果，以自我创造自居。清史研究也逃不出这种整体社会状况。更有甚者，国家清史编纂工程的项目，因研究经费比较充裕，遂有参与者倡言高稿酬，言下不胜自喜、自豪。然而因为钱来得容易，很可能不认真去写作，反而马马虎虎，应付了事。
对清史编纂工程，在设计、起步之时，即有诸多不同意见，有不赞成此举者，有对编纂原则提出质疑者，有对有关方面表现的“财大气粗”作风不满者，有等着看笑话的。《清史》编写者对待疑义、异议者的学术观点是应当认真考虑和吸取的，应该对高质量完成写作任务有惶恐感，应当始终抱持诚惶诚恐的态度。须知编纂清史难度极大，将来的成果不能低于“二十四史”的水平，不能不超过《清史稿》，更不要说新时代写作史书所应有的时代要求了。现在，局内人、局外人都有赶不上《清史稿》的担忧。但愿这是杞人忧天！古语“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清史编纂造了那么大的“盛世修史”的声势，怎么收场？唯有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写出像样的《清史》，才可能以谢天下之人，不负厚望。
五、满汉民族问题贯彻有清一代，宜高度关注
清朝是以满人为主体的王朝，满族是统治民族；满洲皇帝为治理以汉人、汉文化为基础的中国，刻意联络蒙古族，为此又信仰、利用喇嘛教，形成满、蒙、藏的联合；因此，满汉民族问题(包含蒙古及喇嘛教的相关内容)始终是清代的重大社会问题，它像一条线贯穿于有清一代，有时还是社会矛盾的焦点，今日编纂《清史》需要给予高度关注，甚至可以视为清代历史发展变化的主线之一，不能以“应从现在‘民族团结’出发叙说历史”而掩盖历史上的民族斗争。其实多民族国家是在斗争中融合形成的，我想从四个方面对清代民族问题作出说明：
其一，满汉斗争时显时隐，贯穿全部清史。清朝对汉人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满汉民族矛盾、斗争、调整、缓解贯彻于有清一代的历史，满洲的成功在于用武力征服、压服了汉人，同时采用许多政治怀柔手段；汉人也是利用民族意识进行反抗斗争，最终取得成功与以反满为旗帜关系甚大。
满汉矛盾斗争的史实，清史研究者耳熟能详，这里仅须提及一二：清太宗剃发令，吴三桂降清剃发，顺治朝衣冠、剃发令，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满汉复职制、旗缺与汉缺之分，明遗民与迫害遗民，迁海与海禁、出海逾期不归者严厉处罚(“化外之民”)，招揽遗民与康熙博学鸿词科，康熙南巡与安抚汉人，哭庙案与士民一体当差(绅衿，尤其是生员特权减少与满族当政、不加爱护有关)，“明史案”等康、雍、乾文字狱，乾隆朝制作“贰臣传”，编辑《四库全书》中的篡改历史文献，太平天国的“奉天讨胡檄”，曾国藩胜利后的畏惧与困境，“反清灭洋”与“扶清灭洋”，同光间汉人督抚增多的同时是满洲人、蒙古人引荐官员的激增①，孙中山同盟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纲领的提出与作用，宗社党的出现，等等。
其二，蒙古人地位的重要性。满蒙关系，清朝尤其看重，关键是将整个蒙古族牢固地纳入其统治秩序之中，仅从“亲征”一事可知：蒙古人布尔尼之乱本是小事件，可是因近在咫尺(察哈尔)，朝廷商议康熙亲征；康熙帝为打击噶尔丹势力三次亲征；为策枉阿拉布坦用兵之事，康熙帝表示，若在年青之时，早就亲征解决问题了；而吴、耿、尚“三藩”之乱，占有半个天下，康熙帝却无亲征之举，只是发兵争战而已。再则，清朝皇室采取与蒙古王公联姻的政策，巩固与蒙古的联盟，令蒙古起到政治助手的作用，这一点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战争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清代历史分期的问题，我觉得需要看重蒙古的作用，清朝前期、中期的分期标志，是乾隆朝解决北疆准噶尔问题，而不是许多学者所说的康熙朝的平定三藩和统一台湾，其实台湾问题重要性远远不及蒙古人的问题。
蒙古问题影响及于中俄关系及条约的签订。《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当索额图第一次授命去签约时，康熙帝指示，尼布楚等地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俄罗斯”，而在索额图出发途中，噶尔丹兵进漠北喀尔喀，迫使索额图使团撤回，第二次索额图再去，所订的条约就将尼布楚让给俄国，这不会是索额图擅自做主，而是清朝政府的让步。《恰克图条约》的签订，正是康熙末年、雍正期间与策枉阿拉布坦对峙之际，清朝有“逃人”问题，只得对俄国作某种让步。清朝特别允许东正教使团驻北京，以致后来西方人引以为例，作为借口，提出派遣使团常驻北京的要求。
其三，喇嘛教既是清朝皇家的信仰，又是联络蒙藏的工具。清朝皇帝信奉喇嘛教，由乾隆地宫可知：乾隆帝身盖陀罗尼经被，拱券雕刻佛教图像，而非儒家语类和圣贤画像。可见乾隆帝是真实信仰，而非伪饰。雍正帝以章嘉呼图克图为师，皇子时期如此，继位之后文书保持原貌，表明观念未变。皇家成员有“替僧”，不信教何必有此举动。
蒙古人早于满洲人信仰喇嘛教，清朝皇帝深知准噶尔人利用喇嘛教，与之针锋相对，也是要用喇嘛教稳定蒙古与西藏，故而康熙帝在西北用兵时特别在意对喇嘛教领袖的控制，大将军王允禵在前线执行这项政策，宣布“扫除准噶尔人，收服藏地，以兴黄教”。事情是两面的，皇帝信仰喇嘛教，也要蒙古人信仰，并不让它控制，确实是信仰与政治并存。
其四，满洲的统治最终奠定、巩固中国的疆域，其功大焉。我曾作文《由清代满族文化特性想到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5]，认为满族在发展时期其文化具有开放、吸收性，统一中国的初期，其文化具有扩张性，统一后则是努力保持民族文化的坚韧性。正是由于满族文化的进取性，密切了满、蒙、藏关系，拓展边疆，巩固边疆，奠定、稳定了我国辽阔的疆域。
注释：
① 参阅拙文《清朝前期与末季区域人才的变化》，载《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拙文以旗籍的满洲、蒙古、汉军与各直省为单元，计20个，对雍正朝、光绪18年、宣统元年引见的官员进行统计，列出各省籍、旗籍人数及在20个单元中的序列，结果是：在雍正朝，满人官员被引见的居第12位，蒙古官员居末位，汉军官员居第4位；光绪18年，满洲引见官员跃居第1位，蒙古跃居第6位，汉军仍保持第4位；宣统元年的引见，满洲仍居第1位，蒙古进至第5位，汉军依然第4位。光宣之时，满洲、蒙古引见官员的骤然增多——从中间到居首，从末尾到前列，变化之剧烈，前所未有，反映清朝皇帝在不得不起用汉人的同时，更重视对旗人的任用，借以维持其满洲政权。
原文参考文献：
[1] 冯尔康．清史研究与政治[J],史学月刊，2005(3).
[2] 冯尔康．简述清史的研究及史料[J].台大历史学报，2003(31).
[3] 冯尔康．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4] 桑兵．盖棺论定“论”难定：张之洞之死的舆论反映[J].学术月刊，2007(8).
[5] 冯尔康．由清代满族文化特性想到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J].东北史地，2006(4).
文献来源：《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