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必考专题：中国古代的赋税与户籍制度

赋税与户籍制度

三代时期

特点：劳役地租→井田制下公田、私田的区分，先公后私的耕作顺序。

有亡荒阅：周文王时期，为稳定社会秩序制定了“有亡荒阅” 的法律。荒：大；阅：搜捕，是用以保证追捕逃亡奴隶，交还原主的共同规约。说明了周文王时期已经有了使用奴隶和奴隶逃亡的现象。

不籍千亩：周宣王时期，井田制难以为继，被迫废除借助民力耕作公田的制度，改将公田予以农民耕种，收取一定的田租，此即“不籍千亩”。由此，井田制下的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转变，封建生产关系发展起来。

料民于太原：是西周晚期一项旨在补充兵员、开拓财源的政策， 以征收赋税和征发兵役。 料民，即调查核实户口。这一举措遭到了平民和奴隶的反抗。

春秋战国时期

特点：承认私田的合法性，按地亩纳税，实物地租。

初税亩：不论公田、私田，一律“履亩而税”。

作丘甲：前592年，鲁国在初税亩的基础上，实行“作丘甲”，以16井为1丘，按丘出军赋，增加了国人的军赋负担。

用田赋 28 32384 28 9316 0 0 1667 0 0:00:19 0:00:05 0:00:14 2123：前483年，鲁国季康子实行“用田赋”的政策，进一步增加赋税。

蒍掩书土田：前548年，楚国实行“蒍掩书土田”，即将土地分为9等，按照土地的面积、质量量入修赋，以增加军赋收入。

作封洫：前543年，郑国子产实行“田有封洫，庐井有伍”的改革，将井田上的居民按照什伍制编制，以便于履亩而税。

初租禾：前408年，秦国实施“初租禾”，大体上与鲁国初税亩相似。

上计制：上计制度是战国到秦汉时期，官员在每年的年终向中央汇报地方各项情况的制度。战国时期，中央的重要官吏和地方的长官每年将自己辖区的户口、垦田数、赋税等预算数字写在木劵上，上报国君，并把木劵剖分为二，国君持右劵，臣下持左劵。年终，官吏必须到国君处报核，国君持右劵亲自考核，或由由丞相协助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对官员予以升降、赏罚。上计制的建立标志着中央对地方控制的加强。

秦汉时期

上计制：秦汉时期，由县令将所辖地区的户口、垦田数、财政收支编为“计簿”，呈送郡国，郡守或者国相再加以汇编，送报中央。负责入京执行上计的人员被称为“上计使”。

编户齐民：两汉时期对全国人口管理实行严密的户籍制度，被正式编入政府户籍的平民百姓，称编户齐民。为加强对农民的控制，保证赋役征派，两汉政府推行编户制度，以户籍作为政府收取赋税、征发徭役兵役的主要依据。 编户齐民具有独立的身份，但不准无故迁移，对国家的负担主要是土地税（田租）、人口税（算赋口赋）、代役税（更赋）。由于西汉田赋较轻而人口税和更赋较重，这一制度对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是不利的。

案户比民（案比制）：案户比民，简称案比，是两汉时期户口登记和核查制度。案比是户籍管理的基础，在案比的基础上，政府编造户籍，写明每个人的年龄﹑性别﹑体貌特征﹑土地

财产﹑社会关系等，每年例行检查。

算赋口赋：算赋和口赋是两汉时期按人口为标准征收的人头税。算赋是对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是政府的税收。汉制，民15至56岁，无论男女，每人每年缴纳一算（120钱）的赋税以充军费，奴婢、商人加倍征收。口赋是对儿童征收的人头税，为皇室收入。口赋起初为3至14岁缴纳，后元帝时期改为7至14岁；税额最初为每人每年20钱，武帝时期改为23钱，沿用至东汉。算赋、口赋是封建国家最大的一项财源，在两汉赋税中居重要地位。人头税的负担者主要是农民，而封建官吏和地主则有免税的特权。

更赋：更赋，即代役钱。汉制，民20岁（昭帝时期改23岁）至56岁须服兵役、徭役。兵役分正卒（戍守地方）、戍卒（戍守京师或边境），各一年，不愿亲自服役的，每月出300钱，由政府雇人代役；徭役称更卒，每人每年到政府服役1个月，不愿亲自服役者，出300钱，由政府雇人代役，称“过更”。

魏晋南北朝时期

曹魏租调制：200年（建安五年），曹操在人口流散，货币几近废弃的情况下，对汉代赋税制度进行改革，推行新的赋税制度，是为租调制。规定：每亩地征收田租四升，每户征收绢二匹、绵二斤，废除其余杂税。这一改革，以定额田租代替两汉时期的定率田租，以户税代替两汉时期的人头税。租调制下，田租较低，租额固定，增产不增租；户调以户为单位，增人不增调。这一赋税方法也被孙吴所采用。租调制的实施，免去了以物易钱交税的中间损失，符合当时军队的需要和经济条件，使得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有所恢复。

西晋户调制：西晋沿用曹魏的租调制，并有所发展。晋制：①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子或次丁男户减半；边郡征收额则为2/3或1/3；少数民族视距离远近则征收布匹一匹或一丈，米三斛或五斗或折钱28文。②另有课田制，即田租制。丁男无论占地多少，须纳50亩课田的田租共4斛。因此，西晋的课田制实际是以丁为对象的丁租，不利于小农而有利于地主。③缴纳赋税实行“九品相通”，即按照资产评定户等，按户等高低征收。

东晋和南朝时期的租调制：①330年（咸和五年），东晋度田收税，即丁租和亩税并举，遭到了豪族地主的反对和抵制；362年（隆和元年），被迫降低亩税；376年（太元元年），取消度田收税制，实行口税制度，彻底向地主让步。②南朝宋、齐沿用东晋制度，同时，这一时期出现了租调折钱缴纳的现象，反映了南方商品经济的发展。③梁、陈的租调制，不仅亩税、田租并存，还增加禄米；户调则变为丁调，加征禄绵，对小农剥削日趋加重。④同一时期的北方，在十六国时期后，基本沿用了租调制，但是滥征滥发现象十分严重。⑤这一时期的租调制，虽然看似公平（计赀定课），但由于官吏和地主富户相勾结，使得大部分的赋税压力转嫁到小农身上，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加重了农民的困苦。

黄白籍、却籍：东晋、南朝时期①称政府的正式户籍为“黄籍”。②称南渡侨民的户籍为“白籍”。“土断”即是将白籍的侨民编入政府的正式户籍（“黄籍”）中。③对户籍的审查称为“却籍”。

北魏九品混通制：是北魏前期实行的赋税制度。魏制，每户平均纳帛一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实际操作中，则按照北魏政府的规定，由县令计赀定课，分为“三等九品”。 三等指的是将赋税按等级送到不同的地区，而九品指的就是赋税的等级，上三品的进入京师，中三品的进入别的州的重要粮仓，下三品的留在本州，这就是所谓的九品混通。

隋唐时期

大索貌阅：自两晋南北朝以来，由于赋役沉重，户口隐漏情况很严重，大大减少了国家赋税的来源。隋建立后，严厉检查户口。583年（开皇3年），隋文帝下令各州县“大索貌阅”，即根据户籍上登记的年龄体貌来核查户口，以防丁壮诈老诈小逃避租役， 以彻底清查户口。结果得44万余丁，164万余口，使大量逃避租役的丁壮和隐匿户口重新编入户籍，增加了封建国家的户口和财政收入，加强了中央集权。

输籍定样：是隋朝制定户等和纳税标准的方法。为了防止地方官吏、豪强在户籍、户等、赋税方面营私舞弊，585年（开皇五年），隋文帝采纳高颎的建议，在全国实行输籍之法，即由政府规定各界民户所应负担的赋税徭役数目，并从轻定额，使之低于豪强地主对于依附农民的剥削，再由政府规定划分户等的标准，作为定样，颁发各州县，使依样划分户等。这一办法颁布以后，许多原来依附于豪强地主的农民纷纷脱离他们，向官府申报户口，纳税服役，成为国家的编户，使得国家财政收入增加，赋役的来源扩大，削弱了豪强地主的经济实力。

隋租调力役制：隋朝的赋役制度包括租、调和力役三部分。隋制，18岁至60岁的男子为丁，要负担租、调、力役。租为田租，丁男一床（一夫一妇），每年纳租粟三石；调为户调，每年桑田者，输调绢一匹，绵三两，麻田者，输调布一端，麻三斤，无妻室的单丁与奴婢纳一半租调；每丁每年服役一月。583年，隋文帝规定丁男年龄由18岁提到21岁，受田年龄（18岁）不变；调绢输一匹减为输二丈；力役每年一个月减为20天；590年，规定年50以上者，可以纳布帛代替力役，是为“输庸代役”。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农民负担有所减轻，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唐租庸调制：唐代的租庸调是按丁征收的。均田制下，农民每丁每年向国家交纳粟二石，叫做“租”；每年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交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叫做“调”；每丁每年服徭役20天（若不服徭役，每天折纳绢三尺或三尺七寸五分， 是为“输庸代役”）称为“庸”。官僚贵族享有蠲免租庸调的特权。与隋相比，唐代“庸”确立并制度化，同时，隋制50岁以上的人才能输庸代役，唐制则不再受年龄的限制。

唐中期赋税制度改革：两税法。

计账：为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唐代政府每年一造计账，作为户籍的底稿，三年一造户籍，作为推行的依据。

手实：是唐代在基层官吏的监督下，由居民自报户内人口、田亩以及本户的赋役承担情况的登记表，是制订计账和户籍的主要依据，每年申报一次。因其是按照一定的格式，由户主亲自据实填报，故称“手实”。手实制度在宋代熙宁年间也一度推行。

社邑：社邑是一种沿传很久的民间互助团体组织。社邑除了组织春秋两次社祭外，平时还起着基层政权结构的辅助组织作用，与乡村中的里正、乡长一起催督耕作，团练防盗，应付官差。除了官府控制的社邑外，唐代私社更为兴盛。其有两种类型：其一是从事佛寺活动的佛社，一种是从事经济活动和生活互助的民间社团。私社在乡间、城镇皆有，也有跨地区的职业性组织。这时期的社邑早已脱离了早期血缘关系的束缚，演进成为了从事共同事业的社会组织。

乡里组织：隋初沿用北朝旧制：三长制。开皇九年（589）改党为里，每里125家；500户为乡，设乡正管理；成为保里乡三级制。唐沿隋制，保里乡分别为5家、100家、500家，主体是乡里，故称之为“乡里制”。唐时整编户口主要以乡为单位，即一乡一册。这时的乡已经是自然村与行政区划相结合的组织。户口稽查、田地授受、赋役征发都要依据乡里编制。

辽宋金元时期

五等户籍：宋代户籍分为主户和客户。五等户籍制度经宋初三朝逐步完备。主户指占有田地、承担赋役的人家。按照他们财产（主要是土地）的多少，分为五等，每逢闰年更造一次，第一、 第二、第三等户称上三等户， 其中第一等户是大地主阶层，第二、第三等户属于中、 小地主。第四、第五等户和客户属于农民阶级，其中第三等户中的一部分和第四等户属于自耕农阶层，第五等户多数属于半自耕农。客户指没有田地产业的人家，主要是佃户，但也是国家编户。主户和佃户的关系是由契约形成的地主和佃户的关系，表明了佃户人身依附关系的减弱，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标志。

支移：为了移有余补不足，宋制，纳税人需要改变送交的地点，移此输彼，移近输远，称“支

移”。由于北宋边境战事频仍，税物大多规定送至周边地区，运输费用则由纳税者负担。不愿意支移的人，则须按照货物的数量，每斗交一定数额的钱，称“纳脚钱”。

沿纳：是两宋时期在两税之外，形形色色的杂变之税的统称。

折变：宋代对交纳政府的税物类型有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官府按照实际所需，改变纳税

物品，或者以钱折麦、以麦折钱，或者以麦折绢、以绢折钱，是为“折变”。这样一折再折

后，农民负担愈发加重。

通检推排：金朝实行的对民户家庭资产总额“物力”进行评估核实的制度。始于世宗大定四年（1164），以后大体上十年一次。官方根据“物力”征收一定的“物力钱”，并结合户等划分上中下三等。金朝赋税之制，猛安谋克户缴纳定额牛头税，汉民根据地亩数缴纳两税。同时所有人都要缴纳物力钱。其余杂税与差役，再照物力钱多少与户口等级摊派，钱多多担，钱少少担。然而后期出现官吏为求速度而不究实情的情况。尽管其有种种负面影响，但其平均赋役的思想值得肯定。

元代赋税制度：①“五户丝”：元制，每五户出丝二斤供给本投下，称“五户丝”。五户丝主要推行在北方地区。②在北方推行“税粮科差”制：税粮即丁税，每丁每年纳粟三石，驱丁每人每年纳粟一石；科差则包括丝料（每两户出丝二斤供于政府，与“五户丝”合称为“二五户丝”）、包银（每户每年纳银四两，其中一半折为丝绢等物）、俸钞（每户每年纳钞一两，作为所在路的诸官吏俸禄）。③南方行两税法，沿用宋代旧制，按地亩分夏秋两税收取，夏税交布帛、丝绵等物，秋税纳粮。南方另有科差，包括包银、户钞（每万户交钞百锭，以供

份地主人，相当于北方的“五户丝”）。

元代户籍制度：①以民户为主体，其中上户和次户（ 即“中户”）一般是地主；下户负担沉

重的赋役，一般是自耕农或半自耕农，占民户的大多数。②佃户分为官佃和私佃。③除民户外，元代还有军户、匠户、灶户、医户、儒户等。

诸色户计：元代各种人户的定称。色是种类之意，计是统计之意。元代居民按职业划分为若干户种，常见的有十种，如民、军、站、匠、盐、儒、道等等。其中军、站、盐、匠等户是国家强制签充的，儒、道、僧是通过考试或者其他方式认可的，每种户都对国家承担特定的封建义务。他们的赋役负担各不相同，统称为诸色户计。其户籍划定后，世代沿袭，不得移易。反映出了对普通百姓的人身控制加强。

四等人制：元朝建立后，为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与维护蒙古人对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统治，根据民族被征服的先后将全国人口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包括中亚、西夏、回回等。第三等是汉人，指金朝统治区域内的汉、契丹、女真等。第四等，南人，指南宋统治区域内的汉人和西南各族。四等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拥有不同的权利。四等人制是元朝统治者利用民族矛盾及制造等级差别，来达到统治全国的目的。

明清时期

赋役黄册：是明朝的户口册，每10年更造一次。明制，110户为一里，每里之中推选丁粮最多的10户为里长，其余100户分编为10甲，每甲之中推一人为甲首。每年轮流由一户里长统领一甲服役。户口册上载明各户的姓名、籍贯、丁口、年龄、田宅、资产数等，鳏寡孤独者附于册后，不派徭役。户口册由里长、县、府、布政使司层层造册，最后统报于户部。因送给户部的户口总册封面用黄纸，故称黄册，又因黄册是政府征派赋役的依据，因此又称赋役黄册。黄册的编制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矿监税使：是明代统治者为摆脱财政危机而派往各地开矿征税的宦官。从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起，明神宗派遣大批宦官充当矿监税使，分往各地开矿征税。这些宦官无不疯狂掠夺，或借口开矿强占土地，或巧立工商税名目横征暴敛，甚至随意捕杀人民，处置地方官吏，引起了一系列城市居民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

三饷：“三饷”是明末征收的三种附加税，即辽饷、剿饷、练饷的合称。其中，辽饷是用于与后金作战的军费开支，剿饷和练饷则用于镇压农民起义。万历时期为与后金作战，每亩加赋银增至9厘，三年得银520万两，相当于全国总赋额的三分之一以上，称为辽饷；1637 年，兵部尚书杨嗣昌为镇压农民起义，增派田赋银280万两，称为剿饷；1639年，明政府加派练饷730万两，用以大量练兵镇压农民起义。三饷的加派，使广大人民群众深陷绝境。

带征与预征：带征指历年拖欠未完的钱粮，于征收当年正额时带征若干份。预征是指应纳当年的赋税外，提前征收来年的一部分钱粮。征税时，地方官又往往趁机加派，满足私欲。赋税加征，使百姓不堪重负，被迫逃亡，走向对抗官府的道路。

明中期赋税制度改革：一条鞭法。

清代赋税制度改革：摊丁入亩。

耗羡归公：是清雍正年间推行的财政措施。1724年（雍正二年）， 清廷推行“耗羡归公”，规定火耗每两不过二钱，将原属官吏自行处理的耗羡银收归政府控制，一部分弥补官府亏空和补助地方经费，大部分分配给各级官吏做养廉银。火耗遂变为朝廷的一项收入。这一改革集中了征税权力，减轻了人民的额外负担，增加了外官的薪给，对整顿吏治、减少贪污有积极作用，但州县官于征火耗外，又暗中加派，未能从根本上改善吏治。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前期（即从春秋战国到唐代），户籍制度一直存在着一个基本矛盾，即统治者一直把调节土地占有、征发赋税徭役与户口联系在一起，依照人头征收的赋税额度远远超过依照财产（主要是土地）征收赋税的额度，这使得自耕农在丧失土地以后无法依靠佃耕地主的土地过活。加之佃农的政治社会地位一直没有得到确立，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恶性发展，出现了地主贵族化的趋势，瓦解了封建统一国家存在的社会基础，所以出现了统一与分裂的周期性更替。而在封建社会后期（从宋至清代），统治者征发赋税的主要依据是资产状况，人头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下降到次要地位。再加上佃农地位的合法化，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被置于封建国家的控制之下，地主贵族化的趋势得到遏制，地方分裂趋势不再成为中国封建国家生存的主要威胁。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即使是在王朝交替的间隙之间，也不再出现长时期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