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中国古代的文化和科技

中国古代的文化和科技

一、史学

1、先秦：西周末年到东周初，王室与诸侯国开始设立专门从事历史记载的史官，进行有意识的历史编纂活动。他们编纂的史书大都称为《春秋》（以春、秋季节指代一年），也有《乘》（晋国）、《梼杌》（楚国）等其他名称。其中只有鲁国的《春秋》流传于后世，成为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鲁《春秋》记事始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虽以鲁国纪年，而兼记王室与其他诸侯国之事，相传经过孔子的删订。今存者共1.6万余字，叙事十分简略，但囊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天文气象、社会生活等多方面内容，载有明确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并以简练的文字寓含褒贬之义。成书于战国的《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托名春秋时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是一部对《春秋》内容进行补充、阐释的著作。它以《春秋》纪事为纲，增补了多达18万字的材料，成为一部内容更为丰富、翔实的编年史名著。

战国时期还出现了其他很多史著，但流传及今者只有寥寥数种。同样托名左丘明的《国语》以国别史体裁分国记述春秋史事，部分内容与《左传》重复，略于记载事件经过，而详于人物言论。《竹书纪年》是魏国史官所作编年史，始于上古，及于战国，初具通史性质，而较简略。《世本》是赵国史书，亦始于上古，主要记载帝王、诸侯、卿大夫世系，又有“作篇”记古代器物发明，“居篇”记帝王诸侯都城，类似于后世纪传体史书中记典章制度的“志”。另外战国有一些作品虽非专门史著，但部分地具有史著性质。如当时学者整理周朝官制材料，并加以理想化组织而写成的《周礼》（亦名《周官》），近似于后代史部分类之下的政书。《穆天子传》记周穆王巡游经历，《山海经》记古代地理，皆以神话传说为主，其中也夹杂了不少有价值的古史资料。

    另外，《尚书》属于文献的汇编，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作史书。

2、两汉：《史记》、《汉书》。东汉史学发达的程度高出西汉，史臣编有官修当代史《东观汉记》。赵晔《吴越春秋》和佚名《越绝书》开后代编写地方史志之端。荀悦又将《汉书》改编为比较简明的编年体史书《汉纪》。

3、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的史学更加繁荣，私人修史之风尤盛，史著众多。关于东汉、三国的历史出现了多部著作，其中西晋陈寿著《三国志》、刘宋范晔著《后汉书》（唐李贤注），质量最高，与《史记》、《汉书》并称“前四史”，为历代正史中之佼佼者。刘宋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08·选择）。《后汉书》志未完成，梁代刘昭取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补入，并为作注，才使《后汉书》成为一部完整的史学著作。有关两晋、十六国、南北朝的断代历史著作各有约20种，纪传、编年诸体皆备。以上两种外，又有晋臧荣绪著《晋书》、东魏魏收著《魏书》、南朝沈约著《宋书》、萧子显《南齐书》。关于十六国的史书主要有北魏崔鸿汇集诸书而成的《十六国春秋》。其余体裁的史著也十分丰富，包括地方史志、地方人物传记、典章制度、地理、谱牒等等。如郡书有《汝南先贤传》、《襄阳耆旧传》等；也出现了许多有关一方风物、史地的书籍，如《洛阳记》、《吴郡记》、《汉水记》、《庐山记》以及今天还存在的《华阳国志》、《洛阳伽蓝记》等。常璩《华阳国志》记载了汉晋时期巴、蜀、汉中、南中的历史、风土和人物，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载了北魏末年洛阳的佛寺和其它史实，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郦道元《水经注》是这个时期的又一名著，它以汉代著作《水经》为底本，详记全国以及邻国水道，著录河流千余条，引用史书、地记以及其它著作四百余种。《水经注》于水道所经之处，历叙山陵、城市、遗迹和地理变迁，旁及风俗、物产、人物等史实，有较高的史学和地理学价值。

与地记、方志的发达相应，还出现了许多地图。西普地理学家裴秀绘制《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即《地形方丈图》。裴秀论制图之体有六，即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其中分率以定比例，准望以正方位，道里以定交通距离，高下、方邪、迂直以正地势。裴秀的制图六体为地图绘制学提供了当时条件下所能提供的科学基础，在世界地图学史和地理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4、唐宋时期：唐宋时期，官方修史制度日趋完善。唐初设立史馆，置史官编修前代及本朝历史，由宰相监修。自此历代纪传体正史基本上都出自官方修撰。唐代官方编写的正史有《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六部。高宗时又编成了《五代史志》，这就是现在《隋书》里的志。后晋修成《旧唐书》200 卷。由宰相刘昫监修，原名《唐书》，因宋代欧阳修、宋祁重修唐书，为示区别，便有旧、新之名。此外，李延寿还独自删补宋、齐、梁、陈、魏、周、齐、隋八代史书，写成《南史》和《北史》。关于本朝历史，唐有起居注记皇帝言行，时政记记皇帝与宰相所论政务，皇帝死后即由史官在起居注、时政记的基础上编修编年体的实录（唐后期又先修日历，以为编修实录的长编），每隔一段时期又在实录基础上编修纪传体的国史。宋朝官修本朝史，除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以外，又有专记典章制度的会要，皆历两宋三百年不间断，其记载之全面详赡，卷帙之浩大，又出唐朝之上。私人修史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尤以宋朝为盛。

政书的编纂——唐朝后期杜佑著《通典》200卷，将以往正史中记载典章制度的“书”、“志”贯通发展为典制体通史，开创了古代史学中“政书”这一新体裁。南宋初年郑樵仿《史记》编纂纪传体通史《通志》，其中二十《略》叙述历代制度沿革，为全书精华所在。宋朝遗民马端临入元后撰成制度通史《文献通考》，分类更为细密合理，研讨宋制尤详。此二书与杜佑《通典》为古代“政书”类名著，并称“三通”。另有唐玄宗时编纂的《唐六典》，以官制为纲，把当时的各种令式，加以简括，分别系在有关官吏的职掌下面。《唐六典》保存了大量唐前期的田亩、户籍、赋役、考选、礼、乐、军防、驿传、刑法、营缮、水利等制度和法令的重要资料。

编年体巨著《资治通鉴》及相关著作——北宋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294卷，是一部规模宏大的编年体通史，始于战国，止于五代，取材详赡，考订精确，体例严谨，叙事生动。南宋袁枢将《通鉴》所载重要事件分门别类，按标题各述每事始终，撰成《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纪事本末这一新的著史体裁。朱熹则将《通鉴》简编为《通鉴纲目》，简明扼要，并注重以理学观点进行历史阐述和评价。宋元之际人胡三省为《通鉴》作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史学理论的发展——唐前期刘知几著《史通》20卷，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史学评论著作。书中讨论了编年、纪传等史书体裁的得失以及编写史书的方法、技巧，表彰秉笔直书，反对曲笔，并提出史学家必须具有才、学、识“三长”的论点。南宋郑樵在其《通志》的总序中发挥了“会通”和“极古今之变”的思想，对史学理论也进行了探讨。

此外，宋朝学者在私修当代史方面成就突出，代表著作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皆卷帙庞大，史料翔实。宋朝方志的著述、金石学的研究，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元朝史学相对而言不算发达，值得一提的是统治者在编写汉文史书的同时，又以蒙古文修史，称为“脱卜赤颜”（蒙古语“历史”）。现存记载蒙古早期源流和大蒙古国前期历史的《元朝秘史》即是脱卜赤颜的残余，其组织结构、叙事方式都与汉文史籍有明显不同。

地记与地志在唐宋时代也相当发达。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撰写《元和郡县图志》四十卷，全书分十道四十七镇，记述了各州的户口、物产、州县的沿革、山川险易、古迹史事等。每镇篇首皆有图，图已散侠，文大部尚存。这部书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一部舆地总志，史料价值很高。唐懿宗时，樊绰搜集了关于云南地区的史料，写成《蛮书》十卷。《蛮书》全面而系统地记录了当时云南地区的途程道里、山川城镇、六诏历史、民族分布、各民族的生活习俗、土宜物产以及南诏的经济、政治制度等，是研究今天云南地区备兄弟民族历史的最珍贵的文献。隋唐地图的制作技术有所提高。裴矩在隋代撰成《西域图记》三卷，绘制了西域四十四国的山川形势的地图和帝王庶人仪形服饰的图像。唐德宗时宰相贾耽制作的《海内华夷图》虽然早已亡失，但被刻于石上，刻石现存西安碑林。这是流传下来的我国最古的地图。

宋代总志全国州县地理的，有乐史的《太平寰字记》，王存的《元丰九域志》；祝穆的《方舆胜览》，王象之的《舆地纪胜》等，采摭都很繁富，叙事也很详赡。另外，如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专写北宋末年开封的繁华景象，周密的《武林旧事》专写南宋时杭州的繁华景象，也都富有史料价值。

宋代对文献的类编和汇编也有很大成就，比较著名的有：《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和《文苑英华》等四部大书。

5、明清两朝官修史书制度在前代基础上小有变化，明朝较简单，而清制相对详备。私人修史方面，明前期成果不多，至明中叶以下转盛。私修当代史尤其活跃，作品数量庞大，几近汗牛充栋。但明朝私人史著量多而质不高，往往抄撮他人著作杂凑而成，或是道听途说，流于猎奇和臆测。明清之际，私修明史之风进入高潮，出现了一批质量较高的作品，代表作有谈迁所著编年体《国榷》、查继佐所著纪传体《罪惟录》、以及谷应泰主持编纂的《明史纪事本末》等。清朝官修的《明史》前后历时上百年始成定稿，成为“前四史”以下历代正史中质量较高的一部。

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在史学领域各有造诣。顾炎武除在《日知录》中撰写了不少史学考证条目外，还广泛搜集实录、方志、文集等资料，编纂《肇域志》述历代舆地沿革，《天下郡国利病书》述各地经济、风俗及有关制度的演变，尤详于明朝。黄宗羲著有《明儒学案》（09·选择），叙述明朝各学术流派的传授源流和思想要旨，网罗宏富，提纲挈领，开创了以“学案”体编写学术思想史的新体裁。晚年又撰《宋元学案》未毕，为后人所续成。王夫之著《读通鉴论》、《宋论》，以深邃的哲学思想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历史哲学体系。他指出历史中存在着不以人的伦理是非、认识对错、善恶动机为转移和标准的某种客观规律，称之为“势”。由此主张社会进化，认为“理”在“势”中，倡导由势观理。王氏通过正向、逆向的历史考察，探求历史中的因果联系，不乏精辟之见，特别是一再讨论历史与伦理的矛盾，充分揭示出“恶”的历史动力作用，从而偏离了单以伦理为标准进行历史评价的儒学传统。顾、黄、王稍后，又有顾祖禹作《读史方舆纪要》概述历史地理和军事地理沿革变迁，马骕作《绎史》对先秦史进行综合研究，都是史学史上的名著。

清代历史学的一大特色是考据学（朴学）兴盛。明朝后期心学空疏流弊明显，针对这一现状产，明末清初三大家强调博学多闻，提倡实证研究。顾炎武在这方面的成就尤其突出，其学术笔记《日知录》考证严密，注重探讨事物、制度源流，穷尽材料，归纳排比，说明其变化发展。主张就文字音韵等基础问题从事经学研究。这些观念都开启了有清一代考据学之风。到乾嘉时期，清朝的统治更加稳定了，考据之风大盛，并且已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由于清朝政府屡兴文字狱，也迫使一部分学者不得不在古书中寻章摘句。在此意义上汉学又被称为“乾嘉学派”，其实它不仅是乾嘉、也是整个清朝学术的主流。其学术特征，一是以对文献材料的搜集、整理、排比、辨伪、考证为主要工作，二是在研究中广泛运用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辨伪学、音韵学、训诂学、金石学等学科知识为辅助手段。清儒的考据方法已相当严密、科学，学者读书极细，善于从纷繁的古书内容中探求、归纳出某些行文用字条例，再用此条例进行演绎，弄清文字的含义、音韵，改正古书错误。无证不立，标榜“实事求是”，由证据得出观点，而不是先有观点后找证据。孤证亦不立，无反证姑存，有续证渐信，遇有力反证则弃之，最忌隐匿、曲解证据，因此他们的研究具有较强的客观性。

清朝汉学家在用考据方法整理旧史方面做出了显著成就。其工作主要包括对前代史书进行注释考订、补阙、辑佚，为后人治史提供了极大的帮助。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对历代正史作了系统的考索、整理、归纳，并称为乾嘉三大考史名著。同时期的章学诚致力于探讨史学理论，撰有《文史通义》，其治学兴趣和方法明显有别于汉学考据诸家。章氏扩大了传统对史料的认识，认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以此为标准，于正规史书之外，包经而兼采子集，编撰了历史目录学专著《史籍考》（已佚）。又区分史著为撰述（体现一家之言的专著）、记注（史料汇编、整理）两个层次，各自提出了不同的写作要求。他还专门就方志学理论进行探讨，认为“志为史体”，是“国史羽翼”，进而主张修志时“分立三书”，“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将地方志编成纲举目张、繁简得宜、详近略远的地方史。这些看法深化了时人对史学的认识，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此外，明清两朝的政府，曾经组织大批学者，编辑了很多卷帙浩繁的类书和丛书，举世闻名的《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就是在这一时期编成的。康熙、雍正时，清朝政府编辑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共分为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六编，每编又分门别类，搜罗宏富，是《永乐大典》之后的一部大类书。

二、中国古代的文学

1、先秦：《诗经》。宋玉所作的《楚辞》。屈原的《离骚》、《天问》，组诗《九章》，又在楚国民间祀神乐歌的基础上创作《九歌》。

2、汉魏时期：汉代的文学形式主要为赋、散文和乐府诗。赋是一种介于韵文和散文之间的文体，讲究文采、韵节，通过铺陈文辞以“体物写志”。西汉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扬雄《长杨赋》，东汉班固《两都赋》、张衡《东京赋》、《西京赋》，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散文作品中，西汉前期贾谊、晁错的政论文成就较突出，司马迁《史记》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汉朝的中央音乐机构称为乐府，掌管采集民歌配曲入乐，兼以了解风俗民情。乐府配乐的民歌就是乐府诗（其中也有少量文人作品）东汉后期，一些文人吸取乐府诗的技巧，创作了反映士大夫内心世界的《古诗十九首》，对后世的文人五言诗有很大影响。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成就以诗歌最突出。 “三曹”和孔融、王粲等“建安七子”，还有女诗人蔡琰。曹魏时期的重要诗人为阮籍、嵇康。西晋则以左思、陆机、潘岳等人为代表。东晋末年陶渊明的田园诗风格清新自然，独辟蹊径，卓然为一大家。南朝谢灵运、鲍照、谢朓的成就较突出。齐永明年间，谢朓、沈约等人在诗歌注重对偶雕琢的风尚中，归纳了诗歌声律方面的特点，把平、上、去、入四声运用于诗歌中，并提出诗歌声律应当避免的所谓“八病”。他们开创的这种诗体，被称作永明体，是中国诗歌走向格律他的开端，是古体诗过渡到近体诗的桥梁。乐府民歌在这一时期继续发展，并且逐渐形成了南方婉约柔美、北方粗犷豪放的不同特征，分别以南朝《西洲曲》、北朝《木兰辞》为其代表。文章写作则以骈文最盛，要求对仗排比工整，声律协和，典故运用纯熟。散文写作亦有可观。东晋干宝《搜神记》和刘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分别是古代志怪小说和文人轶事小说的早期代表性著作。

文学批评也在魏晋南北朝发展起来。曹丕的《典论·论文》是古代最早专门探讨文学创作规律的作品。其中称“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充分肯定了文学的社会价值。陆机作《文赋》，区分了十种文学体裁，分别归纳其创作要旨。南齐刘勰著有《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批评著作，对历代重要的文学家及其著作进行广泛评论，并论述了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和技巧。梁朝钟嵘《诗品》是一部诗学批评专著。梁昭明太子萧统（梁武帝长子）编纂了周、秦以来的文学作品选集《文选》，共分文体39类，也反映出编者的文学思想和文学批评尺度。

3、唐宋时期：唐朝文学成就以诗歌最为突出。李白、杜甫、白居易三大诗人的作品代表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最高水平，李白被誉为“诗仙”，杜甫被尊为“诗圣”。其余重要作家还有陈子昂、王维、元稹、李贺、杜牧、李商隐等。唐朝后期，带有配乐并且句式长短不等的诗歌新体裁——词开始流行，至五代而愈盛。散文创作以唐朝后期的韩愈、柳宗元影响最大，他们发起了古文运动，反对魏晋以来骈体文的形式主义文风，提倡恢复先秦两汉的古代散文，崇尚文字顺畅简练，言之有物。唐朝后期的文言传奇小说创作出现了不少名著，王度《古镜记》是现存最早的一篇唐朝传奇，此外还有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陈鸿的《长恨歌传》、《东城父老传》、白行简的《李娃传》、蒋防的《霍小玉传》、元稹的《莺莺传》、李朝威的《柳毅传》等。由于佛教的流行，以佛经故事为主要内容的讲唱文学十分活跃，并且渐及于历史等世俗内容，其底本称为变文，对后世民间通俗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宋朝诗文创作在唐朝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代表作家有苏轼、黄庭坚、陆游、杨万里等。北宋欧阳修等人继承唐朝后期的古文运动，使古文完全压倒骈文。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与韩愈、柳宗元并称为古文创作的“唐宋八大家”。词的繁荣是宋朝文学最突出的成就，主要有婉约派、豪放派之分。北宋前期婉约派占主导地位，柳永尤以创作慢曲长调见长。苏轼开创豪放词派，至南宋辛弃疾获得充分发展，其词作豪迈慷慨、气势磅礴，充满爱国主义热情。北宋中叶到南宋的婉约派词人周邦彦、李清照、姜夔等人的创作都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准。城市经济的繁荣刺激了曲艺、戏曲等通俗文学的成长。城市说书人的底本称为话本，主要以白话写成，语言生动，富有表现力，其中既有篇幅较长的“讲史”，也有短篇的“小说”。戏曲则出现了诸宫调、杂剧、南戏等体裁。

元朝的诗词散文创作成就不大，但通俗文学取得了空前收获。其主要戏剧形式——杂剧已发展得相当完备。代表性作家作品有关汉卿《窦娥冤》、《单刀会》、王实甫《西厢记》、马致远《汉宫秋》等。元朝另一种有代表性的文学体裁是新兴韵文——散曲，其长短句变化比词更为灵活。散曲与杂剧合称为元曲，杂剧作家往往兼擅散曲创作。元朝后期，江南的戏曲品种南戏兴盛，其剧本结构比杂剧更自由，演唱形式也更为灵活，最著名的作品是高明《琵琶记》。话本在元朝继续发展，并与戏剧互相影响，在情节、内容上也彼此渗透。“讲史”和“小说”的创作都很繁荣，“讲史”的发展直接孕育了元明之际的两部长篇巨著《水浒传》和《三国演义》。

４、明清时期：明清除《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以及《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名著外，还有晚明冯梦龙汇辑宋元以来的短篇话本小说以及明朝文人创作的“拟话本”，进行整理加工，编成的《喻世明言》（亦称《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本小说集，随后凌濛初也以同样方式编成《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三言二拍”。三言二拍共收录短篇小说近200篇，题材非常广泛，其中很多作品具有较高的思想、艺术价值。戏曲方面则有明汤显祖的《牡丹亭》以及清洪升（1645—1704 年）的《长生殿》和孔尚任（1648—1718 年）的《桃花扇》。李渔的《闲情偶寄》则是一部戏剧理论专著。在舞台演出方面，明中叶昆山乐工魏良辅创成笛管笙琵合奏的昆曲，音效优美，压倒其他地方戏而成为最流行的剧种，上述著名剧作都以昆曲形式上演。到清朝，陕甘的秦腔和安徽的徽调相继流行，最终以徽调为基础，吸取昆曲、秦腔的一些优点，发展为近代的京剧。

三、艺术与科技

１、先秦：西周到春秋的天文学在商朝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天文观测的二十八宿体系逐渐形成，用以标志日、月、星宿位置，在此基础上设定季节，编制历法。对于彗星的观测和记录，可靠的最早记载见于《春秋》。第一次在文公十四年（前613）：“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哈雷彗星记录，比欧洲的记录早了670 多年。战国时齐人甘德和魏人石申分别撰写了天文学专著，其残本被后人合编为《甘石星经》。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若干种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的帛书医学文献残本，其中《五十二病方》记载病名103种，药名242种，药方280副，又有专门探讨切脉和灸法的著作，反映出当时医药学已有较大的发展。战国开始出现针法，一些医生使用药、针、灸的综合治疗，取得较好效果。齐人扁鹊（名秦越人）能以综合手法治疗内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等疾病，名动一时，“天下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先秦诸子中的墨家对科技较有研究，《墨子》中被称为《墨经》的六篇文章探讨了物理学和数学方面的一些概念、规律，是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的宝贵资料。

２、汉魏时期：汉代绘画艺术已有一定成就，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各处墓室壁画，以及一些画像石刻。魏晋以下开始出现以画知名的画家，东晋顾恺之、刘宋陆探微、梁朝张僧繇皆以人物画著称于世。书法艺术亦随绘画而进步。东汉末年蔡邕以工书著称。汉、魏之际张芝善章草（隶书的草体），钟繇善真书（即楷书）、行书。魏晋以下楷书、行书流行，逐渐取代了汉朝的隶书。东晋王羲之集此前诸家之大成，兼工各体，而又有自己的独特风格，“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后人尊为“书圣”，其代表作《兰亭集序》被称为书法史上的极品。其子王献之亦擅长书法，有“小圣”之称。随着佛教的流行，十六国北朝的石窟艺术大为发展，其中兼有雕塑、绘画，主要代表有甘肃敦煌莫高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以及平城（大同）云岗石窟、洛阳龙门石窟。汉朝的宫廷娱乐活动主要有乐舞和角抵之戏，魏晋以下继续发展，已初步出现了戏剧的萌芽。

两汉天文学比较发达，已通过观测星辰运行推算出二十四节气。关于天体结构，有宣夜说、盖天说、浑天说三种理论，其中浑天说认为天地之象如卵之裹黄，天外地内，比前两种更近实际。东汉太史令张衡是浑天说的代表人物，著有天文著作《灵宪》，改进了演示天体运行的浑天仪，并发明候风地动仪以测定地震。天文学的发展使历法制订工作逐渐进步，历法制订又带动了数学的发展。西汉已出现古代第一部天文历算著作《周髀算经》，从天文观测中概括出一些数学定理。东汉时出现数学专著《九章算术》，汇集246道数学应用题及解算方法，已涉及开平方、开立方、二次方程和联立一次方程解法，并提出负数概念，系统地总结了先秦以来的数学成就，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已形成体系。魏晋之际刘徽注《九章算术》，对圆周率计算法进行修正。到南朝宋、齐时，祖冲之已将圆周率推算到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分数值则以355/113为密率，22/7为约率，达到极高的精确度。

机械学方面，曹魏时期马钧改进了绫机，提高了绫机的效能。祖冲之创造千里船，用机械转动，日行百里。

中医学的体系在汉朝已经建立。现存中国古代最早的医书是佚名的《黄帝内经》，其编写可能在战国，至西汉最后写定。其书分两部分，《素问》用阴阳五行之说阐释生理病理现象及其治疗原则，《灵枢》记述针刺之法。东汉时问世的《神农本草经》，记载药物365种，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药物学著作。汉、魏之际，张仲景著有医疗专著《伤寒杂病论》，分《伤寒论》、《金匮要略》两部分，前者论伤寒诸症，后者论杂病。书中讨论了据以诊断病症的表、里、阴、阳、虚、实、寒、热“八纲”，以及有关治疗药方300余种，皆长期为以后的中医所继承，张仲景也被尊为“医圣”。同时期另有一位著名的医学专家华佗，精于方药针灸，并发明了用于外科手术的麻醉剂“麻沸散”。西晋时，王叔和著《脉经》，专论切脉之法，将临床常见病脉区分为42种，由此判断病情。东晋葛洪著《肘后救卒方》，南朝陶弘景又进一步修订为《肘后百一方》，皆用常见之药配方，简明切于实用。陶弘景又有《本草集注》，著录草药700余种，比东汉《神农本草经》多出近一倍。

造纸术的发明和应用是科技史上的一件大事。西汉末，已出现纸的雏形，称“赫蹄”，用飘絮时积留在箔上的残丝制成，但价格仍贵，难以大量制造使用。两汉之际，开始用麻等植物纤维造纸。东汉和帝时，宦官蔡伦进一步改进造纸术，用书皮、麻头、破布、鱼网之类低成本原料造纸成功，价格便宜且宜于书写。自此纸的使用逐渐推广，世称“蔡侯纸”。到东晋末，纸的使用已完全普及，并逐步传至周边各国，在世界范围内为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

３、唐宋时期：隋及唐初，书法艺术的代表人物是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盛唐时期则有颜真卿书写楷书的“颜体”，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唐朝后期，柳公权的书法端庄谨严，而又有开阔疏朗的神致，其名与颜真卿并称。孙过庭、张旭、僧怀素则以草书知名。宋朝书法家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最著名，宋徽宗亦工于正楷（号“瘦金体”）和狂草。元朝大书法家赵孟頫的作品度越两宋，融会魏晋隋唐诸名家而自成风格，圆润遒丽，兼擅诸体，对明清两代书法有重大影响。

唐朝的绘画仍以人物画为主，后起的山水画发展也很迅速。人物画以阎立本、吴道子成就最突出，吴道子被尊为“画圣”。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以及诗人王维均以山水画见长。另外曹霸、韩干画马，韩滉、戴嵩画牛，边鸾画花鸟等，亦皆名重一时。雕塑作品中，现存昭陵（唐太宗墓）六骏浮雕及“唐三彩”陶俑等，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融聚了绘画、雕塑两种形式的石窟艺术十分发达，其代表为闻名世界的敦煌莫高窟。石窟壁画以演示佛经故事的经变画为主，画面巨大而内容丰富，构图紧密。宋朝画家中，李成、范宽、李唐等工于山水，李公麟、刘松年善画人物，北宋张择端的长卷《清明上河图》描绘汴京街市的繁荣景象，是风俗画的杰作。宋徽宗在绘画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尤工花鸟。元朝的绘画进一步向写意风格发展，文人画已成为画坛主流。赵孟頫同样是绘画史上承先启后的集大成者，人物、山水、花鸟、竹石无不精工。稍后有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并称“四大家”，皆以水墨山水见长。元朝一些汉化色目人的书画作品达到了很高水准，如康里人巎巎的书法、回回人高克恭的绘画，当时皆与赵孟頫齐名。雕塑方面，元朝引进了尼波罗（今尼泊尔）的梵式造像术，所塑佛像与唐宋迥然有别。

隋唐科技成就十分显著。隋朝李春所造赵州（今河北赵县）安济桥，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单孔石拱桥，反映了当时建筑学的高超水平。隋唐之际的孙思邈精研医学和药物学，著有《千金方》、《千金翼方》，被后世尊为“药王”。唐高宗时颁行《新修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官修的药典。唐玄宗时，僧人一行主持修订历法，首次实测地球子午线长度，还发现了恒星位置变动的现象。雕版印刷术也在隋唐时期发明，至迟在中、晚唐已付诸应用。五代后唐时，朝廷组织雕版刻印儒家经典《九经》，至后周始刻印完毕，大大推动了儒学经典在社会上的普及。

宋朝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高峰时期。指南针已开始应用于航海，火药亦应用于火器制造。雕版印刷术使用更加普遍，“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对文化发展是一个明显推动。宋仁宗时，毕昇进一步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用胶泥刻制活字，排版印刷。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与东汉时发明的造纸术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天文学方面苏颂等人制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水运仪象台”，数学方面秦九韶著《数书九章》提出“大衍求一术”、“正负开方术”等新的算式，农艺学方面陈旉著《农书》总结两浙地区的先进农业技术，建筑学方面李诫著《营造法式》阐述建筑理论，都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北宋后期的沈括是代表宋朝科技发展水平的典型人物，在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医学等自然科学的许多方面都有重要贡献，见于其所著《梦溪笔谈》。

元朝科学家郭守敬在天文历法、数学、机械制造、水利工程方面均有显著成就。他观测恒星近2 500颗，其中1 000余颗是第一次测出。根据大量实测资料，修成《授时历》，其精密程度大大超出前代。如测定一回归年平均长度为365. 2425日，与地球绕太阳公转周期仅差26秒，早于西方《格利高里历》的相同数据300余年。元朝统一后，农学家王祯著《农书》，总结介绍各地不同的农业技术，“使南北通知，随宜而用，使无偏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从全国范围内对农业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

４、明清时期：明朝绘画有浙派、吴派之分。浙派多为专业画家，代表人物戴进、吴伟师从南宋画风，在明前期画坛较有影响。吴派则以文人业余作画为主，技巧上师法元人，明朝中期趋于活跃，代表画家有沈周、文征明、唐寅（唐伯虎）等。明朝后期吴派绘画更加繁荣，画家众多，以松江派的董其昌影响最大。南宋时兴起的花鸟画在明朝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画风从工笔转向水墨写意，代表画家为明后期的徐渭。明末的陈洪绶专工人物画。清朝真正有创意的画家，在清初主要为以石涛（原名朱若极）、八大山人（原名朱耷）为代表的“四僧”。清中期以郑燮、金农为代表的“扬州八怪”皆为仕途坎坷或隐居不出的失意文人，多工于花鸟画，在绘画内容、技巧方面均有新的探索。

明清的建筑艺术取得了很高成就。今天所见北京的宫殿园囿大部分创建于明朝。园林艺术在明朝有了显著发展，尤其是江南地区出现了很多私家名园，如上海豫园、苏州拙政园等。清朝继续扩建北京的宫殿园囿，新建的圆明园既有皇家建筑的宏大规模，又充分吸收了江南园林的精巧设计布局，以及部分西方建筑构思。北京雍和宫、承德外八庙等宗教建筑则吸取了藏族建筑艺术的风格，成为民族文化交流的体现。

明朝科技发展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中后期。医药学家李时珍写成药典《本草纲目》，共记载药物1 892种，其中新药374种，又有验方11 096则，插图1 160幅，是古代药物学的总结性著作。明末大臣徐光启著有《农政全书》，系统地记载了到明末为止的历代农学资料，大至农业政策、制度，小至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具体技术环节，都有详尽记述，也总结出一些在当时比较先进的农学思想，是一部实用性很强的农业科学书籍。宋应星著《天工开物》，除介绍一般的农业生产经验外，更着重阐述各类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对其中从原料到成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和工序都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并附有插图，图文并茂。书中在总结生产经验的基础上，还提出一些对化学、物理变化的认识，在理论上具有一定价值。徐宏祖（别号霞客）是古代著名的探险家和地理学家，曾周游全国大部分地区，对各地地理、地质状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写成《徐霞客游记》。书中记载了作者所到地区的江河源流、地形地貌、生物形态、矿藏物产等问题。其中对西南石灰岩地区溶蚀地貌的考察与研究，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明后期宗室朱载堉精研音律学，将数理理论应用于音律研究，创建了音律上的数学公式“十二平均率”，是音乐史上的伟大创造，相继为世界各地所使用。

清朝科技成就以天文历算方面表现最突出。王锡阐精通中西历法，著有《晓庵新法》和《五行星度解》等书，于日月食及行星测定多有创获。梅文鼎著《古今历法通考》，是一部全面的历学史，论述并及于回历、西历。他写作的历算著作多达80余种，与王锡阐齐名，时称“锡阐精核，文鼎博大，各造其极，未可轩轾”。蒙古族历算家明安图著有《割圆密率捷法》，在三角函数和圆周率的研究上有新的发明。医学方面，嘉庆、道光间人王清任著《医林改错》，对人体解剖学进行了精确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