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及和平解决的因素及历史意义

“华北事变”与国民党承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后，国民党的对日政策出现了若干变化，并开始抗战准备。但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内战政策仍然没有改变，而是加紧部署陕甘地区的“剿共”军事。迫使国民党放弃内战政策的是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发生有着特定的背景及深刻的根源。

 日本对中国步步侵略和国民党奉行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民族危机不断加深，是西安事变发生的重要原因。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又相继制造了“一·二八”事变、“华北事变”等，日本的不断入侵和国民党始终奉行不抵抗政策，致使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在这种背景下，各种政治、军事事件随时都有发生的可能。

 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特殊处境，也是西安事变发生的重要原因。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及其东北军奉命退出东北迁徙到河北。“华北事变”后，再度迁徙并被推往西北内战前线。此刻，国内各种政治势力抗日主张再起，东北军对红军的崂山战役、榆林战役、直罗镇战役的失败，促使张学良开始寻找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出路。而西北军，一直是国民党非嫡系部队，在待遇等问题上比国民党嫡系部队差。同时，这支军队被首先推向陕甘“剿共”后，也屡遭失败，由此也开始怀疑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和寻找出路。

 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是推动西安事变发生的又一原因。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红军领导人，联名发出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重申了中共的抗日主张，表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首先联合抗日，提出了“打回老家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情感口号。同时，中国共产党又释放了在战争中被俘的东北军军官，从东北军内部推进统战工作。这样就促成了1936年2月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与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3月初李克农与张学良以及4月9日张学良与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会谈，并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等项具体协定。同期，又达成红军与西北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的协定。到这时，抗日统一战线、停止内战已率先在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间实现。

正是在上述原因的作用下，张学良多次向亲赴西安“督剿”红军的蒋介石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理由。在12月7日“哭谏”失败后，张学良与杨虎城密商，决定扣留蒋介石。正当张学良、杨虎城作出上述决定后，恰逢西安学生l万多人举行“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活动。纪念活动坚定了张学良、杨虎城实施“兵谏”的计划。12月12日晨，张学良所部包围了蒋介石居住的华清池，迅速解除了进行抵抗的蒋介石卫兵的武装，将蒋介石扣留。同时，杨虎城所部控制了西安全城，拘捕了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10多名军政大员。

西安事变的爆发，震惊了全中国和全世界，国内各种力量和世界各国都从各自的阶级、集团或国家的利益出发，对事变作出不同的反应。

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杨虎城立即通电全国，说明事变的动机完全出于抗日救国，对蒋介石个人“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同时提出八项主张从通电所表明的事变动因及其八项主张来看，事变的目的在于迫使国民党的政策转变，不在于危及蒋介石的生命安全，这成为事变和平解决的重要因素。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国民党多数人认为张、杨的行为“违法犯纪”。当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和南京国民政府决议“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惩”。16日，国民政府下令讨伐西安。此时，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冯玉祥等人力主和平营救蒋介石，和平营救派的主张很快在南京政府中占了上风，南京国民政府遂决定了“正面处置严正，营救则多方运用”的原则，和平营救方针的认定，成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重要条件。

中国共产党获悉西安事变后，审时度势，经过反复研究后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12月17日，应张学良邀请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到达西安，迅速与张学良取得了保证蒋介石安全的共同意见。1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对西安事变的原因、意见、可能出现的前途及中共和平解决的方针，做了说明和规定。中国共产党关于事变的有关方针是保证事变和平解决的重要因素。

在国际社会方面，除了日本外，多数国家希望事变能和平解决。其中，美国在研究了张、杨通电后，认为事变的中心问题是抗战问题，不在于危及蒋介石生命，完全可以妥协。因此，主张和平解决，并表示愿意担任调解。苏联对西安事变的起因和对张、杨的估计不甚准确，但在解决方式上，主张和平解决。

正是上述多种因素的作用，西安事变终于在蒋介石承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前提下得到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义。

（1）“西安事变”迫使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促使国民党政策的发生变化，客观上迫使蒋介石停止了剿共内战之举，争取到了蒋介石抗日的承诺，加上共产党的不懈努力，终于使国共第二次合作得以实现。

（2）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下，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放弃反共内战的错误政策。国民党对内承认“停止内战，和平统一”，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主张，标志着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已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西安事变，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3）西安事变提高了国民党的声望。

蒋介石通过抗战不仅提高了国民党的声望，还得到了许多实际的收获：各地各派的军阀都被削弱或消灭，杂牌军的比例大大下降，中央军的比例大大上升，蒋介石的统治力大大增强。

（4）通过西安事变，国共合作，中华民族才真正团结起来，共同御侮，使得民族灭亡的悲剧没有发生。它促使全国各种势力不得不聚集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各反蒋势力明确表示拥蒋抗日，准备投入抗日第一线。它标志着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5）提高了共产党的声望，促使共产党政权合法化，有利于获得社会各阶层的支持。

   总之，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它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它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分裂到统一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由这一系列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