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先生关于近现代史的这些观点，值得重温 | 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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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高华先生
对很多感兴趣于近现代史的人而言，高华先生的研究和著作，是有启蒙意义的。本文是五年前高华先生去世时（2011年12月26日晚），栏目对其部分学术意见的一点整理（择取自国内公开出版发行之图书、杂志、报纸）。这些意见虽不能完整代表其学术成就，但无论认同与否，都仍有值得今人重温和认真对待之处。
关于国民党和蒋介石
1、国民党创设的“党治国家”结构无法推动国家现代化
20年代以后，指导国民党政治行为的基本思路是蒋介石的新权威主义的统治策略。蒋介石的新权威主义统治策略的基本特征是：强调以蒋介石为核心，在中国建立具有中国传统政治色彩，高度集权的新军事强人的统治，以推行兼具历史延续性与变革性的社会发展。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经济落后的后发展国家，确立权力中枢的权威，由国家对社会实行某种程度的控制性指导，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利用传统建立权威以积累人力与物力资源，并不能真正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南京十年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国民党创设的党治国家结构有着重大的制度性的缺陷，它无法整合三十年代国内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力量，更不能有效保证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国民党的思想“统一”建立在沙滩上。无法解释清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三民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关系、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深层次的问题。……国民党只是在中央一级实行“以党统政”，省以下则实行党政的完全分开，在省以下的基层，其党务机构形同虚设。（《谈谈抗战历史的几个问题》）
2、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不是极权主义的党”
中国国民党是很世俗化的党。虽然它似乎想做到思想统一，但从来没有踏踏实实地去做，当时的国统区也缺少实现思想独裁的大环境。中国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不是极权主义的党。
中国国民党的思想来源有三个部分，一是所谓中国正统思想；二是苏俄的一党专政思想，包括领袖独裁、思想控制；三是英美特别是美国的思想和体制。中国国民党人，尤其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很多都是华侨资产阶级、华侨知识分子。严格地说，它代表的是中国近代的工商文明。所以它要进行的革命是有限革命，即夺取政权为止，而不是无限革命。（《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
国民党是一个比较世俗化的政党，拿到权力就可以，意识形态的色彩不强，在大陆时代，除了戴季陶、叶青等，国民党没有大牌的理论家，也没有 “理论队伍”，更没有从上到下的宣传或理论“写作班子”。在国民党的权力架构中，省党部本来就没有地位，在省党部中更没有宣传部门的设置。在国民党内搞宣传的人毫无荣誉感，更没有社会声望，当权者也不照顾他们。（《海峡两岸孙中山研究的趋同》）
3、“原先以为蒋就是说说而已，近年来蒋日记解密，始知蒋真是宋明儒学的信徒”
蒋的思想资源以中国传统为主。在几十年间，他以中国传统思想为依靠，应对极其复杂的内外形势，不管所处的二十世纪各种思潮学说如何花样翻新，蒋自己坚定不移的信条就是《大学》中的三大纲领，八项条目。蒋非常感叹：这么好的思想，“中国不能用，所以中国国家如此衰弱，民族如此堕落，几乎在世界中成了一个落伍者。”。
原先以为蒋就是说说而已，近年来蒋日记解密，始知蒋真是宋明儒学的信徒，他就说过，他从“8岁时读大学中庸，9岁读毕四子之书。在18岁的时候，大学中庸，不知道念过多少遍， 但是并不知道其中道理的重要，甚至因为革命思想发达，以为这些陈腐的东西，完全无用。直到28岁的时候，听到总理说大学中庸的重点，自己还不甚注意。到了38岁，自己一切阅历经验增加了，再拿这部书来研究，才觉得真是重要，差不多一切做人做事的实践道理，统统在内。以后至少每年看一遍，愈看愈觉得其中有无限的道理，无穷的奥蕴。直到48岁……自己深觉有得于心，可以自信”。 可见，他除了是行动家，还是一位道学家！（《蒋介石的民族主义观》 ）
4、大陆时代，蒋介石没有解决“为谁而战的问题”，其独裁是“无效独裁”
大陆时代，蒋介石一直未能建立有效率的军政机构，用余英时的话说，蒋介石是“无效独裁”。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无从建立举国一致的军事动员体制，“总体战”只是一句口号，甚至连口号都称不上。国民党没有办法让人民接受它对“戡乱”的解释。虽然国民党政府宣布全国进入“戡乱”时期，上海、南京、北平、武汉、广州等大城市，仍一如往常，国人完全没有进入非常时期的感觉。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飞重庆指挥，其时重庆已非常危急，随行的蒋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发现当地百姓“表面上看来作息正常”，和陪都时代“没有多大改变”。
1949年10月1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后整军要着重解决为谁而战的问题，他说，“要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现民生主义而战”；“实行军民合一，真正做到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武力为人民的武力”。蒋有此省悟，只能说对稳定台湾有益，但就大陆而言，历史已不复给他实践之机会。（《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
关于共产党和毛泽东
1、为什么1938年后，有许多人为中共做事
中共有抗日的形象，平型关之战影响巨大，很多人敬慕八路军；中共有廉洁和奋斗形象，而国民党有浓厚官僚气，抗战中期后腐败严重，很多人转而欣慕中共；中共有民主形象，特别是新民主主义一改苏俄式的色彩，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引起许多人的反感，中共反而有强大吸引力；中共有平民形象，在根据地实施了一些社会改革，获得很高的声望，满足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同情、关怀底层的民粹情绪。 （《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
2、摆脱路径依赖，“这个转型是非常困难的”
建国初期，彭真和董必武都讲过，共产党就是靠运动吃饭的。不搞运动了，它就面临转型。革命的目的实现了，不能再永远斗争，或者说斗争的方式要转变了。这个转型是非常困难的。（《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
新政权建立和巩固自己的阶级基础的重要手段就是“搞运动”，其方式有别于苏联:在斯大林时代，苏联主要是依靠专门机关的镇压，用肉体消灭和大规模监禁和流放的方式镇压异己力量，形式上还有一些法律，而不是搞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搞运动”在中国之所以成为常规方式，首先是因为它是中共在革命年代的一种常用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因而成为建国后的一种路径依赖。
推动50年代新国家进行社会统合的动力是政治运动，思想背景是“阶级论”。以1953年为界，之前，进行了急风暴雨般的“镇反”和“土改”运动，打击对象集中在国民党残余力量、前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地主阶级；之后，“反胡风”和“肃反”运动，以及“统购统销”……，通过城市中的“单位”和农村中的“人民公社”，最终建成了一个由国家掌控一切的超强的新体制。（《小人物，大历史》）
3、“宏大词语和未来光明的远景直指左翼知识分子的灵魂”
极左思想是有一套内在逻辑的，它以“不断革命”，“阶级斗争”，“为全世界三分之二人民的解放”等宏大词语和未来光明的远景直指左翼知识分子的灵魂，将他们拉上 “烈火战车”，一路风驰电掣，又将无数的左派甩下。极左文化发展到最后，就完全演变成文化 “废墟主义”：除了满世界的“红宝书”，再加上“八个革命样板戏”，以及作为象征的马恩列斯、鲁迅，一切中外文化都在禁止之列，而当全国各地纷纷举办有数万或十多万群众参加的对领袖的“敬颂”活动时，所谓革命文学或革命文艺也就到了寿终正寝的地步， 只落个“白芒芒一片大地真干净”。……最后除了“领袖崇拜”的形式主义，在文化上什么也没有留下。（《能不说丁玲？》）
4、为什么知识分子建国后很自然地愿意接受“思想改造”
首先，中国知识分子自从“五四”以来，基本上都是爱国主义者，生长在这个环境下，感受到外敌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压，痛彻心脾。到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结束内战，虽然许多知识分子对“向苏联一边倒”有看法，却基本认同统一的局面。他们的思想本身产生了变化，就像费孝通说的，“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其次，中国的知识分子自从“五四”以来，基本上都有民粹倾向，就像“五四”之后鲁迅写于1919年11月的《一件小事》，为自己坐黄包车感到惭愧，心里同情穷人。类似的故事有很多，很多知识分子不知道能否具体帮助穷人，但是对底层人民的困苦是有感觉的。1949年以后，大多数知识分子觉得共产党是代表穷人的党，使穷人的地位得到提高，很多人反而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这就打开了思想改造的大门。（《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
5、“谈反智主义，如果结合这些具体历史事实谈，也许会更深入一点”
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革命成功的经验是“农村包围城市”等等，今天一些数字公开了，比如说1949年中国共产党员大概有320万人，其中69%是文盲，这是正式的历史资料披露的。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当然会出现一系列的矛盾、紧张、冲突。老一代的革命家陆定一同志，他曾经很形象地说过这样一个问题，他在90年代初中顾委的一次座谈会上发言，他说1949年中共面临一个“农民进城”的问题，农民进城肯定会带来一系列很复杂的问题。毛泽东早年50年代初也注意到这个情况，那时有很多关于军代表、工农干部和城市知识分子关系紧张的报告送到毛泽东那里，毛非常清楚这种情况。他作了明确的批示，他说农民出身的同志是有狭隘、保守的特点，但忠诚老实是最重要的，其他不足可以学。我的意思是谈反智主义，如果结合这些具体历史事实谈，也许会更深入一点。（《有关毛泽东研究的几个问题》）
6、中共其他理论家没有一个比得上毛泽东的
毛泽东有简化、通俗化理论的能力。你跟那些大部分是文盲的党员去讲马克思、斯大林，他听不懂，但是讲造反，讲打天下，讲共产，他能听懂。所以在我看来，中共其他理论家没有一个比得上毛泽东的。毛泽东有领袖的地位和优势，别的领导人由于身份限制，只能讲一种话，他则可以有几套语言系统，交替使用，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对党内领导层用一套语言，对农民出身的高干用一套语言，对知识分子党员则另用一套语言，和国民党搞统战时再换一套语言。在必要时，他也可以在领导层讲“山寨”语言。（《“革命叙述”的兴起》）
7、“那种离开当时历史条件，全面肯定文革和毛在那个阶段的反官僚主义的思想，我认为是很有问题的”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人从今天的角度重新肯定毛泽东的大民主和反官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我觉得这些问题确实值得好好研究。我们检讨一下历史就可以看出来，毛对官僚主义的不满是在60年代初中期集中表达的。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如果哪个人对支部书记提出意见，就会被认为是“反党反毛主席”，当时的说法是，毛主席的领导不是凭空的，而是由各级党委来体现的，所以反对支部书记就是反党，就是反对毛主席。而毛并没有出来纠正这个情况。60年代初，毛提出很多重要的看法，如“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大官和小官的矛盾”等等。这正是毛和刘少奇矛盾逐渐激化的时期。再一个就是“文革”中的大民主，这个大民主究竟是什么回事？我想还是“奉旨造反”，群众性造反，都是在毛泽东的划的框架下面进行的，离开这个框架，立即会受到制裁。这都是很值得研究的。今天那种离开当时历史条件，全面肯定文革和毛在那个阶段的反官僚主义的思想，我认为是很有问题的。（《有关毛泽东研究的几个问题》）
8、“中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距，人们很容易把毛时代拿来作参照”
一些左派网站，打着毛的旗号批评当下，美化“文革”，美化江青，这在几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这就完全公开为“文革”叫好了，所以这是一个强大的社会市场。中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距，人们很容易把毛时代拿来作参照，来表达他们对现状的不满，实际上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随着中国问题的基本解决和史料的进一步公开，大家对他的认识也会越来越清楚。（《旁观者高华》，南都周刊2011年第15期）
关于历史观
1、研究毛泽东，要重视普罗大众的感受
我这几年有这种感觉，我们研究毛的时候，应该考虑到普通民众在那个时代的经验和感受的问题。民众感受的这个方面我们过去是忽略的，不重视的。费尔巴哈说过：“经常受到世界史浪潮冲击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而绝不是那些高官显爵，因为他们高高在上，太显赫了。”我想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和感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仅要重视知识分子的感受和经验，也要重视普罗大众的感受。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而毛的研究是跨学科的，当然可以，而且也应当首先从历史学的这个方面进入。在研究毛时，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状态，应在我们研究者的关怀的视野之内。也许这样，我们才可以对毛、对毛的事功，可能比过去有一个新的角度，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有关毛泽东研究的几个问题》）
2、“当代中国史”不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当代中国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有明显的区别：“国史”以政治为主线，在研究对象方面，侧重于上层政治和政策的演变：“当代中国史”的研究范围较为宽广，对社会的主导方面和被主导方面都持一视同仁的态度，不仅关注全局性的决策及其运作，也注重地方对决策的反映，更注重考察上层和下层的互动关系。（《当代中国史史料的若干问题》）
3、不急于在理论上进行无穷的讨论，而应从基本史实研究开始
如何评价50年代？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近年来新左派在思想界颇为活跃，他们用以支持其观点的重要论据就是高度评价50年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在新左派的视野内，大跃进、人民公社乃至“文化大革命”皆有其重大的正面价值。而有些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种全控主义的结构和体制。我认为，似不急于在理论上进行无穷的讨论，而应从基本史实研究开始，沉潜于地方和基层，在具体细密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再来讨论理论问题。（《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以50年代历史研究为例》）
4、对政治人物，不仅要看其言，更要观其行
对政治人物，不仅要看其言，更要观其行。因为他们都不是单纯的思想型或学院型的人物。他们的文字有时只是党用他们个人的名义发表。有些文字并不完全表示他们的真实思想。仅凭政治人物的文字作为研究的材料，所得的结论是会有偏差的。
政治人物的文集都为以后所编，其中有一些表述是根据以后的情况而加以修润的，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历史原件……因此，使用这类文集，要谨慎、小心，需注意考辩、核查。
近十年出版的领导人年谱还有一些重要的特点，这就是有较多的取舍和省略，并非有事必录。……（《当代中国史史料的若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