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为李鸿章做传 痛批清朝部落政治
无论生前身后，李鸿章都是个极富争议的人物。上中学的年代，历史老师口中的“大汉奸、卖国贼李鸿章”，至今言犹在耳。二十多年前读到梁启超撰写的《李鸿章传》，正值国家改革开放之初，顿觉耳目一新，感到此传对洋务运动及李鸿章其人，有着不同以往的全新视角。细品之，则非梁任公之视角“不同以往”，乃敝人受哺狼奶多年，有幸恢复了人类的独立思考而已。
维新派眼中之洋务派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两月，心力交瘁的李鸿章溘然辞世；近两个月后，流亡海外三年的梁启超完成了这篇传记。是年二十九岁的梁氏，以通缉在案的维新派流亡领袖身份，为七十八岁的在朝洋务派领袖作传，其间大有深意焉。维新运动是洋务运动的继续，两者有着血脉上的传承关系，如果将洋务运动视为经济改革，则维新运动当然是政治改革。两者的失败皆有其历史之必然性。作者自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惺惺相惜之情与流亡臣子的孤愤，溢于言表，既悲逝者，亦是自悲。
这一年，梁启超先后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除撰写李鸿章的传记外，他还为老师康有为写了《南海康先生传》，并开始自号“饮冰子”。以“饮冰”自励，为洋务派和维新派的两位先进作传，可视为对1860年“自强运动”至庚子之变四十年间历史的冷静反思。梁氏视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故吾今此书，虽名之为‘同光以来大事记’可也”。
洋务派冀望利用西方先进的技术维护专制统治，改革以不触动封建制度为限，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技治主义”思维。对此，梁启超问道:“谓李鸿章真知洋务乎？何以他国以洋务兴，而吾国以洋务衰也？”在历数李鸿章所办洋务各案后，他提出了自己的答案:
吾敢以一言武断之曰：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此近日举国谈时务者所异口同声，而李鸿章实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辈也。是所谓无盐效西子之颦，邯郸学武陵之步，其适形其丑，终无所得也，固宜。
尽管如此，梁启超仍认为:“李鸿章之识，固有远过于寻常人者矣”，他列举李氏奏折中对国家前途的种种深忧切虑，肯定“李鸿章固知今日为三千年来一大变局，固知狃于目前之不可以苟安，固尝有意于求后千百年安内制外之方，固知古方不以医新症，固知非变法维新，则战守皆不足恃，固知畛域不化，故习不除，则事无一可成，甚乃知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以中国之大，而永无自强自立之时”；同时，作者也指出了李氏的历史局限性:“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他批评李鸿章“不学无术”，未能利用其地位及影响力，推动历史潮流，叹息李氏“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倡导“作育新民”，以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为己任，这一任务历时百年仍未完成。历史常有轮回，当此“大国崛起”雄心万丈之际，民族主义甚嚣尘上，那种“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的封建沉渣，也重新泛起。“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时髦的说法已变成了“公仆”)当尽之责任”者，仍大有人在。不学必然无术，身处晚清变局百年后的“学习型社会”，社会转型仍未完成，学习的方向和方法依然不明。
弱国外交之辨
李鸿章谤满天下，始因甲午之役北洋水师覆灭，继之以外交连连失败，以“卖国贼”之罪名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为时已逾百年。而梁启超记述李氏之轶闻中，谈及“李鸿章与外国人交涉。尤轻侮之，其意殆视之如一市侩，谓彼辈皆以利来，我亦持筹握算，惟利是视耳。崇拜西人之劣根洼，鸿章所无也”。这倒很像阿Q的“精神胜利法”，可为中国人的“国民性”做一注脚。
对李氏之外交风格，西人反倒有“大手段之外交家”的赞誉，但梁启超持相反评价，称之为“小狡狯之外交家”:
夫手段狡狯，非外交家之恶德。各国并立；生存竞争，惟利是视。故西哲常言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试观列国之所称大外交家者，孰不以手段狡狯得名哉。虽然，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而结之，不过临时而嗾之，盖有一种战国策之思想，横于胸中焉……
上述判断可谓切中要害，李鸿章式的中国外交，无非承袭两千年前的纵横家故智，既昧于世界大势，又无长远坚定之立场，惟偏重于技巧末事，一味借力使力，徒以纵横捭阖为能事。作者分析李氏外交失败的教训说：
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泰西外交家，亦尝汲汲焉与他国联盟，然必我有可以自立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若今日之中国，而言联某国联某国，无论人未必联我，即使联我，亦不啻为其国之奴隶而已矣，鱼肉而已矣。李鸿章岂其未知此耶？吾意其亦知之而无他道以易之也。要之，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不得隐忍迁就于一时也。此吾所以深为李鸿章怜也。虽然，李鸿章于他役，吾未见其能用手段焉。独中俄密约，则其对日本用手段之结果也。以此手段，而造出后此种种之困难，自作之而自受之，吾又何怜哉？
在汉语词汇中，“卖国贼”与“汉奸”似乎略有不同:前者的行为有一定的被动性，主要对其后果负责；而后者则有较强的主动性，意味着彻底的卖身投靠。中国士大夫饱读圣贤之书，无不知晓春秋大义；纵观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晚清名臣，个个算得上一时人杰。但形势更比人强，列强环伺，兵临城下，不签字画押割地赔款，仅仅靠玩弄“战国策”式外交伎俩，是过不了关的，李鸿章逝世前一小时，俄国使节还来催逼在密约上签押。
弱国确无外交，强时未必有之。梁氏云“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确为灼见。清代出卖的国家权益，国民政府时代已开始收回，但被强邻陆续侵占的国土，如今已是彻底交割，永无回归之日了。
专制体制之弊
李鸿章以一介词臣入幕，平发捻、办洋务、创海军、主外交，位极人臣，其见识才具，远超同僚之上。但观其一生功业，论武功，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论洋务，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论外交，则丧权辱国莫此为甚。一言以蔽之，输在其背后的专制政治体制。作者试图从李鸿章在中国历史中的位置人手，分析其致败的根本原因：
凡一国今日之现象，必与其国前此之历史相应，故前史者现象之原因，而现象者前史之结果也。夫以李鸿章与今日之中国，其关系既如此其深厚，则欲论李鸿章之人物，势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观察夫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而求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
他指出：“李鸿章所居者，乃数千年君权专制之国，而又当专制政体进化完满，达于极点之时代也”；“李鸿章所居者，乃满洲人人主中夏之国，而又当混一已久，汉人权利渐初恢复之时代也。”上述视角，切中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之弊，也提示了晚清满汉民族矛盾最终演变为排满革命之根由。
关于“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梁启超从春秋战国说起，下至两汉魏晋唐宋元明，历数中国封建社会由贵族政体演变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之流程，指出：“中国为专制政体之国，天下所闻知也。虽然，其专制政体，亦循进化之公理，以渐发达，至今代而始完满，故权臣之权，迄今而剥蚀几尽。”他将历代权臣分为贵族、豪杰、布衣、佞臣四类，“要而论之，愈古代则权臣愈多，愈近代则权臣愈少，此其故何也？盖权臣之消长，与专制政体之进化成比例，而中国专制政治之发达，其大原力有二端：一由于教义之浸淫，二由于雄主之布划。”
所谓“教义之浸淫”，作者指出，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专弘此术以化天下”，“尔后二千年来，以此义为国民教育之中心点”，“义理既人于人心，自能消其枭雄跋扈之气，束缚于名教以就围范”。至于“雄主之布划”，作者举汉光武、宋太祖以厚秩解功臣兵柄，以及汉高祖、明太祖屠戮功臣为例：“虽用法宽忍不同，而削权自固之道则一也。洎乎近世，天下一于郡县，采地断于世袭，内外彼此，互相牵制，而天子执长鞭以笞畜之”，导致群臣“虽有国家大事，明知其利当以身任者，亦不敢排群议逆上旨以当其冲。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者，满廷人士，皆守此主义焉，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渐矣。”
梁启超认为：“贵族柄权之迹，至汉末而殆绝”。有关中国封建社会之定义及分期，学界历来众说不一。中国秦代以后形成的封建主义，与马克思看到的西欧封建主义是不同的，西欧的封建制度是建立在分散的贵族领主制基础上的，而中国的封建制度则是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帝制，形成了超稳定的社会结构。西欧有地方自治的历史传统，像英国《大宪章》就是贵族联合起来限制王权、改革法律和司法的范例，由此也在一定范围内确立了平民享有的政治权利与自由，保障了教会不受国王的控制。而中国则没有这样的历史传统，中央集权的帝王专制形成之后，皇帝口含天宪，权力不受制约，专制垄断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时至今日，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依然任重道远。
部族政权之私心
李鸿章是当时内外公认的中国权臣，他的权力到底有多大？作者举李氏与俾斯麦的对话为例，诠释晚清中国的权力结构及李在其中的位置：
李之历聘欧洲也，至德见前宰相俾斯麦，叩之曰：“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满廷意见，与已不合，群掣其肘，于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俾斯麦应之曰：“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李鸿章曰：“譬有人于此，其君无论何人之言皆听之，居枢要侍近习者，常假威福，挟持大局。若处此者当如之何？”俾斯麦良久曰：“苟为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与妇人孺子共事，则无如何矣。”
说到权力结构，又不得不详析清朝开国以来的满汉之别。梁启超说：
本朝以东北一部落，崛起龙飞，入主中夏，以数十万之客族，而驭数万万之主民，其不能无彼我之见，势使然也。自滇闽粤三藩，以降将开府，成尾大不掉之形，竭全力以克之，而后威权始统于一，故二百年来，惟满员有权臣，而汉员无权臣。……故自成丰以前，将相要职，汉人从无居之者(将帅间有一二则汉军旗人也)。
有清一代，朝廷对于满汉大臣的任用，一向是内外有别。清廷擢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汉员，实因洪杨难起，政权有倾覆之危，时势使然，不得已而为之。梁氏指出:“当时朝廷虽不得不倚重汉人，然岂能遽推心于汉人哉？”“试一读曾文正集，自金陵克捷以后，战战兢兢，若芒在背。以曾之学养深到，犹且如是，况李鸿章之自信力犹不及曾者乎？”
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来，虽然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并沿袭其政治制度，但政治权力的内圈仍为亲贵觉罗，世代靠钱米俸禄吃饭的八旗子弟则是其外围，形成了一个靠族群血缘维系的特殊利益集团。二百余年岁月的消磨，令这个“弓马得天下”的民族活力尽失，同光以来汉臣的崛起及由其主导的改革，不断触发他们对统治特权及既得利益的疑虑和危机感。
钱穆先生认为清代“可以说是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以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由满族政权的私心出发，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蒙古人满洲人跑进中国，也不是元清两代每一个皇帝能掌握整个政权的。在此两代，其政权之后面，有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于是蒙古人满洲人便是此一政权中之特殊阶级或特殊分子了。此种政权，我们则称之为部族政权。不论蒙古也好，满洲也好，他们都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这种政权，当然是私心的，所以在这一政权下之一切措施，便不好算是政治制度，而只好算是一种法术，一种控制此政权之手段。”(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1、143页)
余英时先生指出：清王朝为“少数民族的一族专政”(或曰“族天下”)，并有着八旗制度这种严密的组织系统。他认为戊戌变法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间的冲突”，“围绕着戊戌变法的激烈政争决不可单纯地理解为改革与守旧之争。最重要是当时满族统治集团本能地感觉到，决不能为了变法让政权流散于被统治的汉人之手。开国会、立宪法则必然导致满人不再能控制政权，他们享受了两百多年的特权和既得利益便将从此一去不复返了”；他征引据梁启超的记述，指出“当时最有力的反对口号便是御史文悌所上长折中‘保国会之宗旨在保中国不保大清’这句话”。(余英时:《戊戌政变今读》，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8年2月号)
由是观察，满清王朝不仅承袭了汉族历代王朝之制度积淀，更兼有狭隘自私的部族政权特性，前期虽经历过康乾盛世的辉煌，但一旦与挟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文明碰撞，其格局器量顿时捉襟见肘。对外既无力保中国，对内岂能保大清？这种部族政权的私心，越到危殆时刻越患得患失，越发认定只有自己的子弟靠得住。辛亥革命前夕组成以满清贵胄为主的“皇族内阁”，即是私心与法术的回光返照，令立宪派乃至北洋将士率与朝廷离心离德。武汉首义枪声一响，满朝亲贵束手无策，拱手让汉族权臣袁世凯坐收渔人之利。
多年来，影视传媒一直致力于制造大清专制王朝的盛世神话，已属咄咄怪事；近年更有学者罔顾历史，将清王朝吹捧成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政权，更是不知所云。
余 论
梁启超在此书“序例”中开宗明义，自承“全仿西人传记之体”，他批评中国旧传记体裁“类皆记事，不下论赞，其有之则附于篇末矣”。而司马迁开创的夹叙夹议式列传体裁，“后人短于史识，不敢学之耳”，他愿意继承这一传统。纵观全传体例，分为“李鸿章之位置”、“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兵家之李鸿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外交家之李鸿章”、“投闲时代之李鸿章”、“李鸿章之末路”八大主题，议论风发，既提纲挈领，又顺应了历史时序；末章结论中，列举古今中外十五位政治人物霍光、诸葛亮、郭子仪、王安石、秦桧、曾国藩、左宗棠、李秀成、张之洞、袁世凯、梅特涅、格兰斯顿、爹亚士(梯也尔)、井伊直弼、伊藤博文，逐一与传主比较点评，妙语连珠，极具特色；而将传主放到世界历史的大视野中研判，上下五千年，环视八万里，更是自司马迁以降史家所未企及的时空。这种传记体裁开一代之风气，直到民国时代仍不断被人袭用。
全传以文言文撰写，仅六万余字，要言不烦，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反观今日习见之白话传记，冗长拖沓，动辄数十万字，难免有码字赚钱之嫌。时人称道梁氏文风“笔端常带感情”，其感染力与煽动性超过“十万毛瑟”；而讥评者则贬之为“新闻记者手笔”。当时白话文的时代尚未到来，但新闻纸的出现，渐趋白热化的保皇与革命之争，使争取受众、扩大传播成为报刊的生命线，也势将影响到文风的演变。抛开政治观点不论，对照一下革命派章炳麟诘屈聱牙的古奥文字，不能不承认梁氏文笔是近代文坛上最生动的文言文。
这篇传记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或可归入新闻性评传一类。作者自谓与李鸿章“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非有心为之作冤词也”。为一位刚刚逝世的大人物作传，能做到不存私见、评价公允、褒贬分明，殊非易事。百年后读此传记，仍能栩栩如生地感受传主其人、其时代，非有高屋建瓴的史识、客观公正的史德及纵横驰骋的史笔不能为之，足令后世沉溺于“遵命史学”泥坑中人无地自容。
梁启超的文字，一向带有鲜明的个人文字风格，极具张力。在一些总结性论断中，经常用“吾敢言”、“一言以蔽之”一类词句，透露出一股咄咄逼人的自信，殆非有真知灼见者所不敢为也。他总结李鸿章洋务、军事及外交失败，在于“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在批评了李鸿章的失误之后，他笔锋一转，又扩展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
彼李鸿章固非能造时势者也，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不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不生于今日而生于数十年以前，先彼而生并彼而生者，曾无一能造时势之英雄以导之翼之，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
关于个人品格才具，梁氏断言李鸿章乃“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彼非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心，然彼弥缝偷安以待死者也。彼于未死之前，当责任而不辞，然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他直指“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为中国官僚政治的通病，“中国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皆然，而李亦其代表人也”。尽管如此，“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一人能及彼者”。他预见到“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十年后，清王朝最终难逃覆灭的命运。鉴往知今，学习洋务皮毛、改良经济而不改良政治的结局，是一面历史明镜。
【摘自:《炎黄春秋》2009年第6期 文/章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