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蔡尔德与19世纪美国种族话语

蔡尔德与19世纪美国种族话语

金  莉

《外国文学》2021年第三期

摘

要

作为19世纪小说家与知名社会活动家，莉迪亚·玛利亚·蔡尔德无论在其文学创作还是政论作品中，都表达了她对于主流社会的种族歧视与种族偏见的强烈谴责，她长期以来不遗余力地为受压迫的少数族裔争取权利，坚持在反抗种族主义的斗争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本文通过审视蔡尔德的作品，考量了19世纪美国社会的种族话语和蔡尔德的种族观，以及蔡尔德的进步意义与她的历史局限性。

关键词：蔡尔德；印第安人；黑人；白人女性；19世纪种族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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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迪亚·玛利亚·蔡尔德（1802—1880）为19世纪白人女性作家，于1824年发表小说《霍波莫克》（Hobomok）后踏上文坛，但真正使她名闻遐迩的原因，却在于她一直不遗余力地为受压迫的少数族裔争取平等权利，甚至因此饱受訾议。她曾被19世纪著名废奴主义者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誉为“共和国第一女性”（qtd.in Karcher,First Woman xi），多年来强调赋予印第安人正义，呼吁给予黑人自由和参政权，在反抗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与种族偏见的斗争中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本文将蔡尔德置于19世纪美国社会关于是否废除奴隶制、如何对待印第安人的大辩论与社会活动背景下，审视她对于印第安人和黑人的态度，探讨蔡尔德在其作品与所参与的活动中所表现出的种族观。

蔡尔德的职业轨迹展示了她对于美国的两大少数族裔的态度。从她的第一部小说开始，她便持续表达了对于印第安人的同情，她对安德鲁·杰克逊政府的印第安人迁移政策进行了声讨，内战后又呼吁政府制定对于印第安人更为人道的政策；同样，她不仅在废奴主义运动中以一部政论作品《为被称为非洲人的美国人呼吁》（An Appeal in Favor of That Class of Americans Called Africans）震撼美国社会，还在自己担任主编的《全国反对奴隶制准则》（The National Anti-Slavery Standard）周刊上宣传废奴主义思想，在反对奴隶制的斗争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领导作用，在奴隶制被废除之后又呼吁以教育来改善黑人的地位。蔡尔德的立场非常明确：美国人的政治自由是以印第安人的消亡和非洲人的奴役为代价的，其文化独立则是通过剥夺他们欺压和损毁其他文化人民的独立身份而获得的（Karcher,First Woman 32）。蔡尔德多年来笔耕不辍，既是文学家，也是无畏的改革家，一生都在为受歧视的种族仗义执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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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dia Maria 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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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从野蛮到文明：

印第安种族与白人文明的融合

蔡尔德出生于马萨诸塞州，但青年时代在居住在缅因州诺里奇沃克的姐姐家生活过八年。诺里奇沃克是一个以皮纳布斯高族（Penobscot）和阿布纳基族（Abenaki）印第安人为邻的边境小城，她与印第安人有过直接接触，对于印第安人的遭遇极其同情，也在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对于“印第安问题”保持了持续关注（Kilcup 319）。

1820年，史密斯（Sydney Smith）曾用十分轻蔑的口气在《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上如此评论美国文学，“四海之内，谁会去读一本美国书？”但就在这一时期，作为美国罗曼司次体裁的印第安小说出现在美国文坛，响应了美国19世纪上半叶对于文化独立的呼唤。当时人们的普遍共识是，只有独特的美国经历才能够产出独特的美国民族文学，而印第安题材成为当时“最为真实的美国经历”（Kerber,“Abolitionist”271）。印第安主题在19世纪初的美国社会享有很高的关注度，这些“印第安故事”把白人对于大陆的征服视为必然和正义的，将印第安人描绘为拒绝被白人文化同化的仇敌，白人对于印第安领土的占领成为维护白人所代表的文明的防御行为（Baym 67）。印第安小说具有双重意义：在挪用印第安性使其作为一种独特的美国现象的同时，也将印第安人排除在美国历史遗产之外，以将白人文明作为进步的典范（Ryan 39）。而既将印第安人挪用为独特的美国人物，又试图以种族灭绝和强迫性迁移从美国土地上消灭他们，这类小说展示了美国建国过程中的想象模式和政治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提（33）。因此，印第安小说显示了与美国历史同样的矛盾：即建立于“人生而平等”前提下的意识形态与基于有色人种都被排除在“人”这一框架之下的政治结构（Karcher,Introduction xv）。

Sydny 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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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尔德出生于新英格兰地区，二十二岁时创作了其小说处女作《霍波莫克》，其时土著印第安人的西部迁移已经成为美国政坛上具有争议的话题，“高尚的野蛮人”（Noble Savage）和“咆哮的野蛮人”（Howling Savage）成为再现印第安人的两种对立的文学方式，蔡尔德在强调印第安人的人性和主权方面站在了早期女性作家的前列（Kilcup 318）。《霍波莫克》是一部以北美殖民地新英格兰历史为背景的小说，也是最早描写边疆生活的小说之一，响应了美国作家要探索美国广袤领土、描写英勇的清教徒定居者和具有异族情调的印第安人的号召。蔡尔德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一样，都认为印第安人的最终命运或是种族灭绝，或是逐渐走向销声匿迹（Maddox 92）。蔡尔德对于印第安小说这一体裁的贡献在于她超越了之前为白人征服印第安人进行辩解的清教徒囚掳叙事和印第安战争叙事，而在自己的小说中描写了印第安人的高尚品质。

《霍波莫克》的重要历史意义还在于，它描写了印第安男人与白人女性之间的跨种族婚姻，以此探讨了解决种族冲突的方式。这样一本作品当时没有被禁，是因为它是一部描绘了美国本土题材的文学作品。它从女性的视角真实再现了殖民地时期定居者的生存环境，也批判了清教徒的宗教偏执和父权权威。女主人公玛丽·科南特与父母生活在北美殖民地的塞勒姆，与他们之前在英国的生活相比，新大陆荒芜的原野、简陋的住居、粗陋的食物、恶劣的天气、疾病的蔓延都是定居者必须面对的考验。玛丽的母亲因经受不住新大陆的恶劣生活环境而一病不起，离开人世。玛丽与查尔斯·布朗相爱，但因为布朗是英国圣公教会教徒，遭到科南特先生的反对，甚至被扣上向社区宣扬异教的罪名逐出塞勒姆。后来布朗在沉船事件中丧生的消息传来，玛丽悲痛欲绝。形单影只的玛丽失去了母亲的庇护，又难以原谅恪守清教教条的父亲的冷漠，在绝望之中投入一直对她温情脉脉的印第安人霍波莫克的怀抱，两人成婚后一起生活了三年，玛丽还生下一子。

作为一本从正面描写印第安人的小说，《霍波莫克》在美国民族文学的建构中开辟了新的疆土。蔡尔德一反早期清教徒文学中印第安囚掳叙事的传统，没有把印第安人描绘成嗜血成性的野蛮人，而是从正面塑造了印第安人形象。作者不仅使印第安人霍波莫克成为小说的标题人物，允许他与白人女主人公成婚，最后还把他与女主人公的儿子融入到白人社会，这些安排都颠覆了玛丽的清教徒祖先进入“荒野的使命”（Karcher,Introduction xviii）。蔡尔德大胆打破了之前文学创作的禁忌，允许她的清教白人女主人公嫁给印第安人，为他生下一子。当失踪已久的布朗奇迹般地重新出现之后，霍波莫克毅然与玛丽解除了婚约，还把她送回到布朗的身边。而布朗也没有嫌弃曾与印第安人结婚的玛丽，他与玛丽结为伉俪，还将玛丽与波莫克的儿子作为自己的孩子抚养成人。

蔡尔德对于霍波莫克的歌颂不可避免地带有身为白人的局限性，因为她是以白人社会的道德标准对他加以衡量的。小说中的一位定居者声称，“我一直认为他是我所认识的最优秀的印第安人，在这三年中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简直与英国人没有什么不同”（Child,Hobomok 137）。就连查尔斯也承认，“他会使我们当中最优秀的人也为我们这些基督教徒的卑劣品质所汗颜”（145）。霍波莫克不仅是一个可以被同化的土著美国人，更是一位政治同盟，也是他的部落与住在普利茅斯殖民地的白人定居者之间的协调者，甚至还向恩迪科特总督示警科布坦特部落反对白人的计谋。但即使被称作“有着高尚灵魂的森林之子”（141），霍波莫克还是无法通过与玛丽结婚进入白人社会。霍波莫克最终选择离开故土前往边疆的决定，虽然动机高尚，也说明蔡尔德无法想象土著美国人在她的理想社会里的位置（Gussman 68-69）。

霍波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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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成为从殖民地被移除的印第安人的挽歌，同时也认可了欧洲白人在美洲大陆的“天定命运”。蔡尔德安排了霍波莫克的消失，他和玛丽的混血儿子则由玛丽和布朗以白人的方式抚养成人。小霍波莫克将最终成为一个“英国绅士”，他先在哈佛后到英国完成他的学业，逐渐融入她母亲的白人社会。他不仅失去了他的父亲，也逐渐失去了他的父姓，成年后与一名白人女子结婚，再次以种族通婚的形式使小霍波莫克彻底归属于白人社会（Karcher，First Woman 31）。这种做法似乎证明了印第安人只有不再是印第安人时才能在褫夺了他们权利的白人社会里占据一个位置，这也是为何霍波莫克必须“远离此地到西部的印第安人那里去”，而且“永远不会在新英格兰出现”（139-41）。将霍波莫克遣送到西部的小说情节说明蔡尔德也承认印第安人的西迁是美国发展过程中令人遗憾但又属必然的结果，但她通过对于玛丽的混血儿子的安排提出另外一种设想，即通过教育以及逐渐去除其与印第安人的联系而将他彻底同化到白人文化之中（Maddox 102）。玛丽不会忘记霍波莫克，这个国家也会因为他在殖民地发展过程中的贡献而铭记他，所以他象征着土著美国人的实际缺席与象征的在场（Mielke 175）。通过玛丽，印第安性被纳入到国家谱系之中（Ryan 41）。种族冲突以玛丽的混血儿子被同化进美国白人社会的方式得以解决，这是蔡尔德所提供的用来取代白人霸权和种族战争的方式，也是她心目中新国家的理想模式。她的小说也鼓舞了其他美国历史小说的先驱来回答小说提出的激进问题：种族间通婚与同化能否成为解决种族战争和印第安人种族灭绝的另一种选择？（Karcher,“Rape”324）。

在19世纪20年代美国民族文学的建构过程中，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也创作过这类小说。而库珀在作品中涉及到白人文明与印第安文化的冲突时，“其前提总是如此，即从国家层面上来说，‘野蛮’与‘文明’种族的碰撞只能采用一种形式，即战争来解决，也只能有一种结果，即‘野蛮’种族的全面失败和消亡”（Karcher,First Woman 19）。库珀的作品中因而充满了暴力和战争情景。库珀虽然对于那些与白人结盟的印第安人的高尚品质进行了赞扬，也感慨于红肤色人种的消亡，但他将此视作不可避免。而无法享有美国民主所带来的利益和特权的白人女性，常常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认同于印第安人，这使得她们在创作中采用了不同于男性创作中的战争、种族灭绝和白人霸权叙事，而为解决美国种族矛盾提供了另类设想，蔡尔德的创作便是极好的佐证（Karcher,Introduction xvii）。

James Fenimore Co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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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波莫克》是一本进入了关于印第安人地位、种族间通婚和清教历史的公共辩论的小说。它因涉及到一个表现了美国独特经历的主题而受到普遍关注。在蔡尔德随后的短篇小说创作中，她突出表现了美国种族冲突和白人至上的历史，直面白人的贪婪和背信弃义。这些故事充斥着被蹂躏的大自然景象以及被摧残的印第安人人物形象，告诫这个国家为其剥夺印第安人的权利所付出的严重代价。短篇小说《孤独的印第安人》（“The Lone Indian”,1828）控诉了白人文明为印第安人带来的深重灾难。“印第安人的消亡并非自然进化的牺牲品，而是出于白人的挑衅性和非自然干预行为”（Ryan 48）。故事的开篇描述了白人到来之前一对新婚的印第安夫妇在这片土地上的宁静生活。与库珀在1826年发表的《最后一位莫西干人》（The Last of theMohicans）中关于印第安人的“贪婪的恶棍”“说谎成性的流氓”的描述不同的是，蔡尔德以同情的口吻塑造了印第安人形象。故事展现了北美大陆原住民的原始生活，印第安人拥有自己的文化，并非不开化的野蛮人。故事以印第安男主人公普汪托纳姆（Powontonamo）的视角展开，他曾对白人定居者慷慨以待，很乐意与这些陌生人共享北美大陆丰富的自然资源。但白人的到来造成了印第安人的深重灾难，白人文明对于大自然的蹂躏摧毁了印第安人视为神圣的自然环境，大批树木被砍伐下来建造船只或盖房，狩猎场由于白人的大肆猎杀日益荒芜，土地被这些入侵者占为己有，印第安人生存空间被不断挤压。对于印第安人来说，不是白人文明的优越，而是他们的枪支斧头将印第安人置于绝境，白人不仅攫取了印第安人的土地，还将疾病和烈酒带到这片土地上，从肉体和精神上摧毁了印第安人。这对印第安夫妇的爱子染病身亡，女主人公在儿子去世不久也在痛苦中丧生。普汪托纳姆虽然活着，但已形同行尸走肉，最终决定离开故土，这个印第安家庭的遭遇是印第安部落消亡的缩影，也是所谓的白人进步文明的后果。蔡尔德这个故事回应了肖尼族首领特库姆塞（Tecumsch）之前的感慨：“四处看一下这个曾经美丽的国家，你看到什么？只剩下白人毁灭者劫掠后的残迹”（qtd.in Karcher,First Woman 105）。故事真实再现了印第安人被驱逐消亡的命运。

……

《最后一位莫西干人》电影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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