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语言能力指数”日前在京发布。据了解,该指数为首个将国别国家语言能力进行系统比较的评价指数体系,对整体把握世界不同国家的国家语言能力有参考和指引作用,是国家语言能力研究领域的一大突破。国家语言能力指数包括哪些指标?中国的国家语言能力在全球排名如何?近日,本报对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天伟教授进行了专访,请他对国家语言能力指数研究进行详细解读。
记者:作为国家语言能力指数研究的主要负责人,您能介绍一下什么是国家语言能力以及这项研究的背景吗?
张天伟:好的。国家语言能力是国家围绕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国家需求、国家意识等维度运用语言及各种手段处理一切相关事物的能力,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之一。
关于国家语言能力,之前曾有学者进行多方面的阐释和分析,但相关成果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大多偏重于宏观理论分析和整体描述,缺少对国家语言能力各分项的微观化、量化研究。二是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对不同国家的国家语言能力进行量化比较研究。而在全球竞争由经济、军事竞争转移到包括文化、话语权等在内的综合国力竞争的背景下,如何评价国家语言能力的建设成效,提高建设效率,提升建设效果,找出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总体差距以及比较各分项能力的长短,制定一套科学的、动态的、行之有效的国家语言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这就是北外开展国家语言能力指数研究的大背景。
记者:该研究共构建了5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26个三级指标,这些指标分别指代哪些能力?
张天伟:国家语言能力的5个一级指标是管理能力、掌控能力、创造能力、开发能力和拓展能力。以管理能力为例,这项能力是指国家对涉及战略利益的语言事务进行管理的能力,包括组织力、规划力、执行力和应急力4个二级指标。
组织力指语言文字管理机构和智库的布局及其任务的合理性,在指数体系构建中,有两个三级指标:一是有无语言文字管理机构,二是语言文字相关智库机构排名。
规划力指对语言文字未来需求的预判以及制订应对方案的计划性,包括4个三级指标,即有无国家层面语言文字事业规划、有无国家层面教育规划、有无语言文字法律法规、有无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划。
执行力指落实规划的速度和效率,以及通过何种手段促进规划的实施,以是否设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测试这个三级指标来衡量。
应急力指处理海内外突发事件的语言能力,其三级指标为应急语言服务的可获得性。
其他四项指标在此不一一列举。
记者:要研究这么多指标,您和您的团队有没有遇到过困难?
张天伟:当然有。我觉得最困难的是指标体系的确定以及数据的收集。在指标体系方面,文秋芳教授曾提出过一个理论框架,我们在这个框架的基础上又组织了数次专家咨询会,确定了一个更详细的指标体系。但是这个体系确定后,我们发现有的指标收集不到数据。比如,我们想收集一项关于言语治疗的数据,包括不同国家有多少人患有失语症、又有多少人经过言语治疗得以康复,但我们没有办法获得这个数据,只好去掉这项指标。
确定了最终的指标体系后,在收集数据方面我们依然面临许多困难。例如,有的指标在国外有公开数据,我们可以直接使用;有的数据我们能够通过各种渠道查到,但也有一些数据我们查不到。可是没有查到的数据是不是表示它就真的没有呢?不一定。所以,目前我们能保证的是所有收集到的数据是可重复、可验证的。当然,任何一项研究都不可能从一开始就十全十美,我们将在后续研究中不断根据现实进行调整。
记者:这项研究总共涉及了多少国家? 排名情况怎样
张天伟:我们的研究对象为193个具体国家。从排名情况来看,美国、中国和英国居于第一集团行列,他们的语言能力指数得分都大于0.5,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德国、俄罗斯、法国等40个国家的得分在0.2~0.5之间,属于第二集团。其余150个国家得分在0.2以下,这是国家语言能力的第三集团。
记者:您能详细分析一下中国的国家语言能力指数情况吗?
张天伟:好的。按照我们这套指标和方法计算得出的中国国家语言能力指数是0.767,仅次于美国的0.855,排在第二位。从这个数据上来看,中国的优势在于语言人才的储备、语言开发能力和拓展能力,这些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少数民族语言、跨境语言资源丰富的国家。中国从晚清提倡“开眼看世界”以来就非常重视外语教育,因此语言人才的储备量很大。
另外,由于中国政府和社会对语言教育的重视,我们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发展的过程中,努力创新,攻克技术堡垒,因而在国际相关赛事中成绩名列前茅。这些优势既有助于提升中国国家语言能力,更是中国占领信息技术高地、提高科技水平的重要环节。国际中文教育也在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推广,这些都大大拓展了中文的国际影响力。
但是与美国相比,我们在语言研究、语言教育、语言产业和学术话语等方面还有一些短板。比如中国的语言服务产业较弱,我国语言服务公司的数量和美英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比较大,在世界语言服务商前一百名中,中国只有七家企业。又比如,在学术语言使用方面,英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中文在世界科技文献中的使用比例不到1%,这也大大影响了中文创造知识的能力以及中文的科学表达和创新能力。在语言教育方面,我国学习英语的人数众多,但稀有语种人才少,高端外语人才也缺乏。此外,在语言研究方面,我国很多高校开设有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专业,但在2020年QS语言学高校排名前10名中,美国占了7所,其余3所是英国高校。中国排名最高的北京大学只在第16位,前50名中中国高校只有5所,且除了北大之外都是港澳台地区高校。我们跟国外的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在学术研究上还是有一些差距,特别是很多理论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的理论相对较少。因此在语言学科发展方面我们要通过教育改革、资金投入、科研产出加大追赶力度。
记者:刚才您提到了中国在语言教育方面的不足,您认为我们应如何提升?
张天伟:关于语言教育,我认为要提升量和质两方面结合的理论和应用研究。我们的语言教育现在体量很大,但需要培养出高端外语人才和稀有外语人才,这是国家语言能力提升的一个重要体现。比如,我们需要能够代表国家在国际组织上谈判、解决问题的复合型人才,他们要既懂外语又懂区域国别,还要有专业知识,这就需要外语教育质和量相结合。再如,语言教育涉及语言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如何让我们的研究既有国际视野,又有本土意识,能用国际的理论来解决中国的、本土的、实践的问题,同时通过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修补这个理论,甚至我们能够提出自己的理论,能够在学界拥有话语权,这也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只有我们掌握了话语权,才能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记者:美国国家语言能力的优势体现在哪里?
张天伟:美国总体来说在几个方面都比较强势。以语言掌控能力为例,美国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其人口普查数据中包括语言普查数据,而我国目前还未在人口普查中设计语言选项。美国通过不定期的社区调查来集中调查语言情况,还建有高校语言人才资源数据库等。文秋芳教授也领衔构建了国家外语人才资源动态数据库,但相对来说我们数据的动态更新、数据的有效使用跟国外有差距,但我们一直在努力完善。美国主体语言(英语)的对外传播能力、语言的创造能力、教育能力也都比较强。我国目前开设语种最多的院校是北外,有101个语种,而美国早在2019年就有310个语种了。当然,我们的国情不一样,美国是移民国家,所以不需要特别下力气去培养稀有语种人才,并且美国正在实施的关键语言战略为国家储备了大量语言人才。
记者:能谈谈您接下来的研究计划吗?
张天伟:区域语言能力也是国家语言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有30多个省、市、区,各个地区的语言能力怎样?如何确定区域语言能力的内涵、定义和标准?是否也能按照管理能力、掌控能力、创造能力、开发能力、拓展能力这五个一级指标相应地列出二级指标进行量化排名?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不多。所以,下一步我们计划针对区域语言能力进行研究和排名,例如在掌控能力方面,我们可以收集各地区的语言普查数据、高校语种数量、翻译专业数量、民族语言学校或专业数量、语言服务机构数量等;在创造能力方面,我们收集各地语言智库的数量、获批国家三大基金项目的数量、中国语言文学及外国语言文学专业排名的情况等,通过这些研究来进一步完善国家语言能力指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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