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人文研究 | 反“西方中心主义”：格奥尔吉耶夫斯基的汉学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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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奥尔吉耶夫斯基（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51—1893, 以下简称为格氏）师从著名汉学家瓦西里耶夫（В.П. Васильев），是19世纪下半叶俄国学院派汉学家之一。他“博览中国书籍，能晓大义”“极称纲常大义为中国根本”“颇知考证古事，笃信孔孟。谈次谓中国开辟最早，至今能守旧制，欧洲诸国所不及也”（蔡鸿生，2006: 122—123）。格氏被称为“俄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学家”（Никифоров, 1970: 15），也是最早摒弃“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并试图全面解决中西文明发展差异的学者之一。

一、19世纪西方叙事下的中国

18世纪，“中国趣味”曾风靡欧洲。中国的绘画、园林、建筑及漆器、瓷器等工艺在欧洲贵族中大受欢迎。那时候中国作为“古老王国”和“哲人之邦”经常出现在许多启蒙运动者的书信之中，他们歌颂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度，在沙龙和聚会上讨论着各种各样关于中国的问题。

但是进入19世纪，随着中西之间实力差异的改变，在西方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的学者占据了主流。

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认为，“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的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也不喜爱，终日沉浸在自我比较的自负之中。”（赫尔德，1989: 89）黑格尔是19世纪批判中国的代言人。他认为，中国人（除了皇帝）不具备独立的人格，中国的法制和行政制度都处于幼稚的状态。黑格尔否认儒学的哲学身份，认为孔子仅仅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并认为“在他那里思辨哲学是一点都没有的……西塞罗留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黑格尔，1983: 119—120）。黑格尔将“中国的落后”与“历史的进步”设为两大阵营，并声称一切关于中国思想的言说都是为了反衬西方文明的先进（陈树千，2015）。黑格尔认为，中国已经丧失了进步的可能，“中国很早就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了，但因为它的客观现实和主观运动之间缺乏分立，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物取代了真正的历史”（黑格尔，2006: 110）。在西方史学研究中中国是不具备任何发展潜力的国家，中华民族是“非历史”的民族。

赫尔德和黑格尔的思想被认为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物，由此而来的“中国停滞”和“中国落后”的观念一直影响着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黑格尔的思想传入俄国之后，在西化的知识分子圈子中颇受欢迎。恰达耶夫（П.Я. Чаадаев,2013: 138）曾在《哲学书简》（«Философические письма»）中评价道：“在东方，恭顺的智慧跪在历史的权威面前……封闭在他们静止的综合中，没有猜透那些为他们而准备的新命运……在西方，人们却在高傲、自由地前进。”别林斯基（В.Г. Белинский，1982: 529）也曾在杂志上刊文称“进步只在欧洲进行，世界的其他地方（包括中国）则在精神的停滞中僵化……即使它们将来也会加入人类总的发展之中，走进人类的历史，那也只能通过欧洲”。

在19世纪西方的公开刊物上出现了各种各样评估中国社会的声音，但是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当时西方学者普遍对中国持怀疑，甚至是批评的态度，并不认可中国能进一步得到发展。在大多数西方人的心中“东方”一词带有“野性”和“未开化”的意思，他们认为必须通过武力、贸易和传教活动来控制和征服东方。

少数欧洲和俄国的学者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充满同情。如雨果曾撰文控诉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的强盗行为，托尔斯泰也曾为孔子的道德哲学着迷。在这种背景下，格氏意识到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方法的局限性，试图将中国视为世界历史进程中“成熟”的参与者，以较为平等公正的态度对待中国历史与文化。

二、突破“西方中心主义”

格氏是19世纪下半叶俄国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格氏于1888年和1890年先后出版了两本最重要的汉学著作——《中国生活准则》（«Принципы жизни Китая»）和《研究中国的重要性》（«Важность изучения Китая»）。格氏在上述著作中讨论了中国的宗教、哲学和民俗传统等内容，反思西方在中国研究上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来回应西方主流对中国的成见，试图澄清长期在西方人心中被误解的中国形象和中国文化。

（一）西方对中国研究的不足与偏颇

格氏认为，西方对中国的误解主要是因为西方缺少职业的汉学家和专业的汉学书籍。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研究较少，且浮于表面，“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认真思考关于中国进步和中国未来的问题……仅仅用一些中国人民生活的素材来丰富欧洲文学的内容”（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90: 265）。格氏也指出，“在过去几十年（我们）对中国的研究是不足的。因为我们的汉学书籍——无论是专著还是译著——非常缺乏……读者们不能从英语或者俄语的书籍中了解中国。”（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90: 265-266）所以，西方读者有时保持着对中国的过时看法，并“对那些（以夸张的方式）把中国描绘成野蛮、丑陋和停滞国家的杂志和报纸信以为真”（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90: 269）

格氏批评了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并总结出其中存在的三方面的问题。首先，出于某种主观的自大心理，“西方历史学家和汉学家本身就对中国的进步持有怀疑观点”（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90: 196），这使得他们很容易丧失对中国研究的兴趣。其次，“他们囿于官史，并被其所迷惑，没能考虑到官史的特殊性和被篡改的可能”（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90: 196），中国的史料纷繁复杂，而西方学者只聚焦于中国的官史，这也许是西方历史学家和汉学家们常常在中国问题上以偏概全的原因。最后，格氏还指出，历史学家和汉学家们不关心或者不谈及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知识，不去根据重要性对历史材料进行分类和关联性分析，却常常热衷于给皇族权贵说事立传，“对一些完全不重要的内容和人物颇为上心”（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90: 196）。

格氏对西方中国学的批判在我们看来是不无道理的。当时不仅鲜有职业汉学家对中国进行系统的研究，而且大部分汉学家的研究手稿也得不到资助和出版。西方学界对中国长期忽视和主观臆测，缺乏对事实的基本了解，导致西方人对中国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同时，早期汉学家们依赖官史了解中国历史也是有迹可循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学者们着迷于起居注和《资治通鉴纲目》等一类具有官方背景的史书，没有注意到民间的野史与官史可以互相补充和订正，而前者在一个王朝落幕之后，像“一群萤火虫般地冒出来，并用它们的荧光照亮这个时代”（丁韪良，2010: 265）。

（二）中华民族是“历史”的民族

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欧洲学者，格氏将中华民族视为与其他欧洲民族平等的民族。他提出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历史”的正在进步的民族。在格氏的研究过程中，他放弃了微观的对中国某一历史事件的描述性研究，而采取宏观的依据中国编年体史书的历史性研究（Березанская, 2007）。格氏认为，对中国历史的整体看法是了解中国在世界历史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础。

格氏在自己的书中写道，即使是最严苛的西方学者都无法否认，中国文明从古代起就已经高度发达了，这使得他们早早“摆脱了野蛮或半野蛮的状态”（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90: 49）。格氏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学者中会产生一种“中国停滞”的观点。他指出，中国的变化之所以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是缓慢的，好像根本就不存在，是因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并未经历过西方进步过程中各个时期所出现的中断现象，因此才不那么引人注目。”（Суворов, 2017）在他的多本专著中仔细分析了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制度在历史上大量的演化和革新。他认为，在很多方面，例如在国家治理和人才选拔上，中国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反映出了一定的社会进步需要。正是因此，中国的文明模式才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作为文明的发展范例对周遭国家产生影响。

格氏并不认同当时在西方流行的中国的“刻板印象”，即“中国人的文化本质上是有缺陷的，所以它已经不能再有所突破”。格氏并没有否认西方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他不认为西方的文明就是“独一无二的、最好的”或者“中国人的文化是具有缺陷的”。格氏认为，当下的中国与西方相比确实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但是中国哲学中体现出的务实态度对中国人依然有积极影响，尽管这种积极影响要低于“欧洲哲学对欧洲人的积极影响”（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90: 104）。格氏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保持乐观态度，认为“欧洲的科学技术也仅仅是在最近三百年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90: 104），在与西方的几次战争失利之后，中国人并没有就此坐以待毙，而是积极地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中国正在持续稳定地进步，中国有能力在未来赶上西方。

德国汉学家福兰阁（Otto Franke）认为，中国历史同欧洲历史一样，经历了一个从古代起，经过中世纪，最终达到近现代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过程。（黄怡容，2012）但是格氏早于福兰阁洞见了中国历史上的种种变化，并以此来证明中华民族决不是“停滞王国”或者“历史化石”。格氏将中国历史发展个性与世界历史发展共性加以比较研究，这对于一个19世纪的汉学家来说是非凡的成就。

（三）儒学是中国历史进步的内生动力

儒学在中国历史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格氏写道：“作为一个拥有庞大人口的民族，中华民族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作为一个疆域辽阔、历史悠久的帝国，中国具有不可动摇的稳定性。儒学作为中国的主导思想，在其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它比佛教和道教在更大层面上影响着人类的生活。”（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88: 433）

儒学作为中国精神文化的核心千百年来经历了不断的自我演化。儒学主要是以孔子学说为基础的哲学系统。“（《论语》）向我们展示了儒家第一批传播者如何看待同一件事，以及他们如何以自己的方法解释孔子的思想”（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90: 248-249）。格氏敏锐地观察到，不同历史时期中主导儒学解释权的流派是不同的。儒学先后经过了孟子、荀子、董仲舒、张载、朱熹、王阳明等人的补充和发展，“其内容和形式处于逐渐演变的过程之中，依然会出现互相冲突的观点”（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90: 250-251）。格氏认为，儒学本身在矛盾中发展，并没有停滞，而且始终保持着一种积极的进步趋势，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而不断丰富自身的内容。“在历史、文化和宗教等议题上，形而上学和神秘主义不断被‘实证主义’所取代，不断完善的道德规范成了人类生活的调节者——这就是儒学历史性的部分，是它的进步特征，这个进步的过程目前还没有完全结束。”（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90: 254）儒学思想并不是孤立的，它本身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因素，其本身的进步推动着中国进步。

格氏明确地指出了由孔子提出的儒学思想体系对中华民族发展的意义，即“中国正在进步。儒生在许多方面恢复和重新释义一系列古训。这些古训引导中国人持续不断地生活了上千年，并且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当代中国人民的生活和追求之中”（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90: 187）。儒学所揭示的社会理想继承于更古老的生活准则，同时随着儒学在中国人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愈发巩固，中国人正稳步实现这个理想。与欧洲社会思潮翻涌、动荡不安所不同的是，中国内部生活的相对稳定与持久得益于中国社会始终在努力将儒家理想转化为现实，而不受其他目标的干扰。

格氏高度评价了儒学，并认为儒学是整个中国生活秩序的根源。因为有了这种思想，这个庞大帝国在被迫卷入世界近代潮流之后仍维持了一种稳定与繁荣（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88: 432）。格氏在《研究中国的重要性》中从理性、道德、政治、法律和经济的角度细致分析了儒学在各个层面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并将儒学视为“中国各方面进步的动力”（蔡鸿生，2006: 127—128）。诚然，格氏对儒学的某些看法，不免显得过于理想化，例如，被他认可的中国基层乡绅自治制度事实上并没给中国人带来真正的民主，同时他忽视了儒学伦理纲常下对女性的压迫。但瑕不掩瑜，格氏的观点在当时不失为一种极为难得的创见。

三、两次论战

（一）与托尔斯泰伯爵的论战

1888年格氏出版了《中国生活准则》一书，该书在俄国读者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答复伊·托尔斯泰（Иван Толстой）伯爵，格氏在第二年出版了一本小书《伊·托尔斯泰伯爵与“中国生活准则”》（«Граф И. Толстой и“Принципы жизни Китая”», 1889）。托尔斯泰伯爵是当时俄国政治活动家、考古学家和货币学家，具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他在报刊上发文指责格氏过于偏袒中国人，“只看到中国人生活中好的一面”（Скачков, 1977: 233）。两人围绕儒学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托尔斯泰伯爵认为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生活准则只有一个，那就是“孝敬父母”，中国纲常伦理的核心就是孝道。儒学为孝道赋予了“功利性的色彩”，中国式的孝道意味着“繁琐的形式、造作的礼仪和看待一切事物功利性的眼光”（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89: 25）。托尔斯泰伯爵认为，儒学的一切“真知灼见”都能在西方的宗教中发现，中国人的“生活原则”是世界其他民族早已摒弃的过时理念（陈金鹏，2010）。儒学已成为阻碍中国进步的罪魁祸首。

格氏并不认同托尔斯泰伯爵有关儒学的看法。格氏认为，托尔斯泰伯爵曲解了儒家“孝道”的内涵。儒家的孝道是“学习处理与他人关系的必要途径”（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88: 341）。格氏认为，只有处理好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才能学着去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即使父母不要求子女，子女也应该尊重自己的父母。因为一方面子女能够在其中找到满足感，另一方面也能够提高自己的品行，从而增强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88: 347-349）格氏认为，在中国，人与人良善的关系是整个国家维持统一与团结的必要保障。至于托尔斯泰伯爵所持有的儒学导致中国人功利而自私的观点，格氏援引俄国历史哲学家卡列耶夫（Н.И. Кареев）的观点予以驳斥：“追求进步不应限制人的自然需求，人并不是没有肉体的灵魂……完全自我否定与道德原则是矛盾的，不珍惜自己的人意识不到他人存在的意义，不维护自己权利的人也不能捍卫他人的权利”（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89: 28-29）。格氏认为，儒学带给中国人的，其实是一种务实的精神，这是他们确保自身生存、发展和持续进步的基础。

托尔斯泰伯爵认为，儒学是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阻碍力量，它赋予中国人的“愚孝”和“功利”造成了中国如今落后于西方的境遇。而格氏却持完全相反的态度。他认为，儒学是中国在不断进步的象征。儒学的“孝道”是人与人友善交往的基础。儒学教导中国人学会务实，这使得他们能够持续进步。在19世纪的俄国，托尔斯泰伯爵的观点无疑更符合俄国人长期以来对中国的认知。但是格氏却试图超越这种陈念，去扭转俄国人心中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使他们“重新审视被长期误读的中华帝国”（阎国栋，2007: 105）。

（二）与普热瓦利斯基的论战

普热瓦利斯基（Н.М.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被认为是一个殖民主义者和领土扩张主义分子，是沙俄侵华的急先锋，他在四次“中亚旅行”期间考察了中国西北大片山河，获取了生态、水文、地理、民族、政治、军事等大量情报。普热瓦利斯基是一个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者，曾叫嚣“只有欧洲人的枪炮才能在这里干出一点事业”（杜勃罗文，1978: 99）。普热瓦利斯基还在书中写道：“……亚洲人（在土匪面前）只能乖乖躲在墙后，祈祷神仙，让俄国救星早点回来，这就是欧洲人对亚洲人的意义……这一切腐朽的事物得以维持，是由于我们还不了解，以及汉学家和传教士在欧洲散布了对中国的错误认识……只要有一千个俄国兵，就足以征服从贝加尔湖到喜马拉雅山的整个亚洲。”（杜勃罗文，1978: 140—141）

格氏批评了普热瓦利斯基的观点，认为他对中国抱有很深的敌意和怀疑，不明白当代中国生活的基础（Самойлов, 1994: 62-65）。同时，与普热瓦利斯基不同的是，格氏积极地评价了中国的近代化改革，认为中国正在迅速地向西方学习，并且不断取得进步。“在中国，城市之间已通电报，并且安装上了照明用的电灯。中国设立了工厂、铺设了铁路，试航了轮船（都是中国人自己建造和运营的）……西式的学校已经开放，年轻人可以在其中学习实证科学（军事、航海、医学等）……大量留学生被派往海外以便更好地学习西方的‘实证主义’。”（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90: 256）中国正逐渐熟悉西方。“一次次与法英等国的战败使得中国人了解到了战列舰、大炮、远程步枪和要塞……大约在三十年前，中国人便开始用欧洲的方式武装自己，以求自卫。二十年前，中国人发现有必要并且有可能在工商业领域击退欧洲的入侵，于是他们拥有了民用的商船。”（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90: 257-258）因此格氏认为，近代中国正在不断觉醒，以自己的方式学习西方的长技，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赶上西方，甚至是超过西方。晚清的“同光中兴”给当时国内外许多有识之士带来希望的曙光，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基于此，格氏才能以一种较为乐观的态度来看待中国未来的发展。

霍赫洛夫（А.Н. Хохлов）曾对两人争论的原因进行过总结：“旅行家在中亚旅行的时候看到的是几乎不受改革影响的旧式军队，而汉学家却有机会在中国的中部地区看到了重组后的现代化军队。前者所发表的是作为一位职业军人的观点，而后者是一位年轻的富有热情的学者、汉学家……遗憾的是，他们没有理解双方之所以有不同观点，是因为各自所处的立场不同。”（Хохлов, 1994）我们认为，格氏积极看待中国的近代军事改革是可以理解的。洋务运动时期，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大臣们，在“自强”“求富”的旗号下，陆续开始创办新式企业、设立学堂、选派留学生、架设电报、修筑铁路等，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这在当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有学者用格氏去世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来抹煞格氏的观点，这种后见之明对于评价历史人物而言过于苛责了。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相比于瓦西里耶夫明确指出“造成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是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和闭关锁国政策”（Васильев, 1900: 4）这一点，格氏并没有对中国相对落后的局面有着清醒的认识。

四、中国之进步

为反驳黑格尔等人“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格氏提出了“中国进步”的观点。格氏客观地归纳出关于“中国进步”的两个特征，同时没有回避“进步”的中国可能对西方和俄国形成的挑战。格氏“中国进步”的观点，并没有像后来的一些学者说的那样，滑向了另一个极端——“中国中心主义”（Васильев, 1974: 17）。

（一）中国进步的特征

在格氏看来，中国进步的首要特征便是始终坚持着自身的独立性。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多次入侵中原，但是中国文脉并未中断，“夷入夏则夏”，“这些（外来）部族进入中国后，便不断开始中国化，与此同时他们在法律层面上拥有的特权和不平等也在渐渐消失”（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90: 248）。正因如此，“中国会被日本或者美国统治是不切实际的幻想”（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90: 258-259）。西方列强几次入侵中国，但都无法征服中国。格氏就西方列强“征服中国”提出过一个假设，“因为儒学的存在，西方人想要征服中国就必须接受儒学化改造，或者完全根除儒学对四亿中国人的影响”（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90: 259）。不过，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中国进步的第二个特征便是世界性。格氏认为中国能够像西方那样逐渐融入近代化浪潮，并转型为一个成功的近代化国家。他特别强调了中国人接受西方科技成果的能力。“中国人民没有贬低或者夸大西方文化的优势（欧美人民的科学技术和制度文明）。中国人正试图吸收它们，因为它们可以在各个方面使得生活更加便利，并且更大限度地开发当地的自然资源。”（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88: 472）但与此同时，格氏也认识到了西方的侵略和剥削政策迟滞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步伐。“中国人对欧洲人的不信任迟滞了实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人在邀请欧洲老师之前，需要确保自身免受欧洲诸国的入侵与剥削。”（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90: 258）在越来越频繁的贸易往来和对开辟新殖民地的强烈诉求的刺激下，国家与国家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的联系不断紧密。作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日渐得到了其他各国的重视。中国逐渐超越了单纯的商品市场，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之中，谋求国际地位。不管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中国正愈发具有世界意义。

格氏指出，“受到儒学熏陶的中国人在不改变自身的民族性、民族身份和生活方式的前提下，能够迅速吸收西方实证主义”（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90: 257），同时19世纪全球化不断加剧的世界也需要中国的参与。格氏对中国进步特征的描述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即使到了今天，中国人依然有着有别于西方人的独特的文化身份，但这并没有阻碍我们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且成功实现了国家现代化。

（二）进步的中国或将成为西方的挑战

格氏反对当时流行的“中国威胁”的论调。“中国人不喜欢战争。他们厌倦了战争，他们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历了无数战争与苦难，并高度重视和平时期的繁荣；中国人可以拥有一支优秀的军队……这从最近几年各位军事观察家在各类杂志上发表的报道中就可以看出。”（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90: 259）中国的军事实力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那么中国的崛起会不会威胁到西方人民和平的生活呢？格氏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逐渐强大，但是根本没有理由担心他们在掌握实力之后去屠杀全球的人民。中国人热爱和平，他们不会为了一己私欲而残害他人，也不会嫉妒他人取得的成就。”（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90: 260）

但是格氏又写道：“中国真正可怕之处在于它辽阔的疆域、人民旺盛的生命力和勤劳的天性。在儒学的熏陶下，绝大部分中国人都能掌握实证主义……中国人渴望开发国家的资源，并且始终保持工作的热情。”（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90: 261）儒学教导中国人的务实精神会让中国认清西方科学技术的领先地位，并且积极学习西方。格氏指出，“我们应该未雨绸缪。如果中国人引入蒸汽机和其他欧洲的发明，他们廉价的商品将淹没欧美市场。”（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90: 261）中国将依靠自身优势使西方的商业和制造业面临挑战，而这对那些拥有发达商业和制造业的国家来说尤为明显。

格氏在书中作出了这样一个极富远见的预言：“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英国和日本的领土并不大，无法容纳一亿人口。而在殖民地繁衍后代的英、德、法等国的人民将不可避免地改变自身的民族特征，并远离大都市，逐渐与世界脱轨。只有俄国、中国和美国拥有足够辽阔的土地。在它们的土地上人民将有机会超过十亿。因此，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的政治生活将几乎完全取决于俄中美之间的友好或敌对……在21世纪，俄中美之间的联盟或分立将对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外交政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90: 263）

格氏对“中国威胁”的判断和对未来俄中美“三足鼎立”的预言是超越时代的。他基于人口潜力与经济潜力判断，未来的世界将由俄中美三国共同主宰。尽管在他的论证过程中有诸多不合理的地方，对俄中两国君主专制制度的美化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张冰、罗曼诺夫，2019），但是就像格氏去世时其同事伊万诺夫斯基（А.О. Ивановский）为他所写的悼词中说的那样，他试图“动摇关于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停滞王国的普遍看法，激发读者们对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兴趣，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这个拥有悠久历史和庞大人口的东方大国，并通过这种纽带呼吁俄国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因为这将确保整个世界的和平并为生活在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带来福祉”（Хохлов, 1994）。

五、结语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此后的百余年间，中华民族陷入了内忧外患的深重灾难之中。这时期的西方世界抱持“西方中心主义”思想，认为西方不仅过去是世界的中心，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世界的中心。在当时，格氏作为一位职业汉学家却能摒弃偏见，以一种相对理性和科学的态度来审视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这是异常可贵的。格氏反对西方历史哲学中对中国历史的偏见，认为应该将中华民族纳入“历史”的民族范畴，批评了同时期西方汉学研究中错误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并指出儒学是中国进步的动力。除此之外，格氏为捍卫自己的观点，积极与“西方中心主义”者作斗争，肯定了中国的儒学思想和近代化改革，力图展现给读者一个有别于过去的全新的中国形象。格氏分析了中国进步的特征，同时也不避讳将来中国可能对西方造成的挑战和冲击。诚然，格氏的书中存在不少错误，部分观点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历史局限性，但是格氏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却在后世得到了延续（Никифоров, 1970: 18）。以注重中国文本、平等尊重为特点，俄国汉学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起逐渐形成了一条不同于西方主流的特有的汉学研究之路。

来源：《欧亚人文研究》2022年第二期

责编：王晓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