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语言文化研究︱豪萨语拉丁化记录及研究（1790-1918）：基于多语文献观察

豪萨语拉丁化记录及研究（1790-1918）：基于多语文献观察

李春光

摘  要：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洲多国探险家、传教士、殖民官员先后从不同地点登陆西非地区，由于缺乏对非洲本土语言文字的了解，他们无法利用本土语言开展探险、传教等活动，只能首先采用拉丁化的方式记录并研究豪萨语等非洲本土语言。在记录过程中，由于记录地点及记录者身份的不同，导致豪萨语拉丁化记录及研究呈现出多样化、多视角等特点。豪萨语拉丁化的记录及研究不仅推动了非洲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发展，也增进了欧洲—非洲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本文将观察1790年—1918年的多语文献，分析豪萨语拉丁化记录及研究的起因、经过、成果及意义。

关键词：豪萨语；拉丁化；语言记录；文献研究

本文选自《非洲语言文化研究》第一辑

主编 李洪峰

1 引言

豪萨语等非洲本土语言研究在非洲国别区域研究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长久以来，国内外学者对该语言的研究主要关注语言本体、语言应用、语言教学，鲜有学者从历史语言学、语言发展史等视角对该语种开展分析。此前，学者曾运用语言-权力论，探讨殖民主义时期，北尼日利亚地区的豪萨语从阿贾米字体向拉丁字体的转变过程（孙晓萌，2014）。但早在殖民主义到来之前，豪萨语的拉丁化记录就已产生。当英国、法国、德国探险家、传教士等在不同地点记录该语言的过程中，由于不了解阿贾米书写方式，只能利用更为熟悉的拉丁化方式开展语言记录。受不同记录者母语与豪萨语之间“语言接触”的影响，豪萨语在被拉丁化记录之初，就呈现出多样化的书写特征。除采用拉丁化方式记录该语言外，早期记录者、研究者还使用英文、法文、德文记载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多语文献视角下的拉丁化豪萨语文献研究，将有助于学界理解当今拉丁化豪萨语书写的多样化特征，并了解探险家、传教士、殖民官员对豪萨语拉丁化的记录及研究。

2 豪萨语的历史地位与研究价值

西方学界将18世纪末欧洲文献中首次记录拉丁化豪萨语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定义为该语言拉丁化研究的初期（Newman，1991：1）。最早拉丁化豪萨语文字记录可追溯至1790年，丹麦学者卡斯滕·尼布尔（Carsten Niebuhr）在文献中记录了与的黎波里使节阿卜杜拉赫曼·阿加（Abderrahman Aga）的会见，他从使节的奴隶处了解到了该语言的情况（Zehnle，2020：439-442）。

1788年，伴随非洲协会的成立，英国探险家蒙戈·帕克(Mungo Park)、旅行家托马斯·爱德华·鲍迪奇（Thomas Edward Bowdich）、苏格兰海军军官休·克拉珀顿（Hugh Clapperton）等先后赴尼日尔河、乍得湖及黄金海岸进行探险、旅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分别记录下了不同地域的豪萨语（Lander，1830：289-293；Bowdich，1819：505-506）。

1799年，随着新教教会协会(CMS)的成立，英国开始向西非地区派出传教士，并在塞拉利昂弗里敦设立了传教站点。由于使用英语或其它欧洲语言进行传教存在较大困难，在对弗里敦的本土语言进行调研后，传教士们决定使用该语言进行传教（Aliyu，2000：96）。

1891年，英国还在伦敦专门成立了豪萨语协会，殖民官员亨利·汉密尔顿·约翰斯顿（Henry Hamilton Johnston）甚至表示：“在非洲现在及未来有五种语言至关重要——法语、英语、阿拉伯语、豪萨语、斯瓦希里语。如果我们能够掌握后三种语言，我们将很容易了解非洲人民的思想（Ibid.：103-104）。”尽管豪萨语是否如约翰斯顿所言难以论证。但通过早期研究成果及多语文献的观察，豪萨语的历史地位及研究价值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2.1 豪萨语作为西非地区通用语言

首先，早在欧洲人到来之前，豪萨语就已成为了西非地区重要的通行用语。当英国牧师詹姆斯·弗雷德里克·肖恩（James Frederick Schön）等传教士决定记录豪萨语之后，英国政府、豪萨语协会、部分团体及个人开始资助全球范围内的豪萨语词汇收集工作。结果表明，大量的豪萨语词汇来自的黎波里、迈尔祖格、开罗、阿尔及尔及苏丹的诺布拉等城市，还有一些词汇来自巴黎和伦敦。1819年前后，研究者还在巴西、加纳、塞拉利昂等地，证实了该语言使用者的存在（Ibid.：104）。此外，20世纪初，德国学者鲁道夫·普里策（Rudolf Prietze）对巴勒斯坦非洲裔社区进行调研，也发现了该地区早期豪萨移民的存在（Ahmed，2013：267）。这些孤立的事件连接在一起，都表明豪萨语在19世纪-20世纪之前就已经成为西非地区通行用语并拥有较强对外影响力。

受季节性移民、跨撒哈拉商路、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等因素的影响，豪萨语已伴随着豪萨人的迁移，在西非地区甚至是中东、欧洲、美洲而广泛传播。每当雨季结束旱季开始，丰收后的豪萨农民开始从农村涌向城市，产生了豪萨人的季节性流动。此外，因跨撒哈拉商路、西非地区朝觐之路的影响，豪萨地区行商开始沿着撒哈拉商路开展远行贸易（fatauci），朝觐者开始沿着商路奔赴麦加朝觐。移民、商业、朝觐等因素促成了豪萨族与西非地区其它民族之间的交流，使得西非地区的撒哈拉商路之上建立起了豪萨族商人、朝觐者落脚的驿站（zango），并逐渐形成了现加纳、苏丹、贝宁等国的豪萨人聚集区。豪萨族在与周边民族接触的过程中，吸收了图阿雷格语、富拉尼语、约鲁巴语等周边民族的语言，并形成了丰富的词汇，简单的语法结构（Chunguang，2019：51-52）。因此，尽管西非地区本土语言众多，豪萨语因其简单易懂及豪萨人的迁移，豪萨语在与其它周边民族语言的“语言接触”中，确定了其地区通行用语的地位。

2.2 豪萨语具有重要的军事、商业语用价值

其次，在殖民主义时期，由于豪萨语在军事、商业等领域的语用价值，殖民官员开始对该语言开展大量的记录及研究。

在军事领域，依达尔文看来，“豪萨民族也是非洲西海岸最好战的民族。”他们是忠诚、聪明的战士，并且对军事有感情（Aliyu，2000：100）。1841年，伴随着詹姆斯·弗雷德里克·肖恩（James Frederick Schön）等传教士对尼日尔河远征活动的成功，使得豪萨语得到了英国传教士的足够重视。英国新教传播当局认为，还应进一步重视豪萨人，这样将有利于把豪萨人从1801年“圣战运动”的失利中解救出来，确定豪萨民族在此区域的中心地位。这将使豪萨人感到无比自豪，从而更好的与传教士们开展合作（Ibid.：101）。此外，从殖民主义角度观察，无论是英国的“2C计划”还是法国的“2S计划”都要穿过中部苏丹地区。因此，对豪萨地区的控制则显得极其重要。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国驻西非地区的士兵全部由豪萨人组成，在德国、比利时的西非部队中，豪萨人也都是部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豪萨语成为西非前线力量（West African Frontier Force）的重要语言（孙晓萌，2014：85）。

在商业领域，殖民者也认识到了豪萨民族较强的商业影响力。德国在对喀麦隆统治时期，聘请了大量的豪萨商人充当翻译、向导，他们认为豪萨人相比与其它非洲本土民族相比更易于合作（Amadou，2017：54）。考虑到豪萨地区重要价值，法国驻阿尔及利亚军官曾在其编纂的法语—豪萨语词典的前言中透露出其对豪萨地区扩张的企图，希望与早期中部苏丹地区的城邦建立良好关系（Roux，1886：3-4）。

2.3 豪萨语中丰富的书面口头文学传统

再次，如果说豪萨语作为地区通行用语及其重要的军事、商业价值，决定了欧洲探险家、传教士、殖民官员对该语言的记录。当他们发现豪萨语中丰富的文学传统，则开始对该语言开展持续性的研究。

早在欧洲传教士来到豪萨地区之前，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就已经在豪萨地区进行传播，豪萨语吸收了阿拉伯字母书写系统，并形成了本土化的阿贾米书写方式。但由于大部分教士对此并不了解，有些传教士甚至错误地认为，豪萨语是缺乏文字传统的语言。因此只能选择用更加熟悉的拉丁化书写方式对豪萨语进行记录（Aliyu，2000：97）。但当他们了解阿贾米书写系统后，便开始使用两种字体进行记录。当两种字体用于平行书写时，豪萨语在语音、字母、形态等方面的特征便开始被欧洲学界所熟知。部分传教士还记录下豪萨中口头文学内容，并意识到此前阿贾米字体书写中的文学作品（Robinson，1896）。早在欧洲传教士到来之前，豪萨人不仅能够使用阿贾米字体进行记录，还开展了大量的诗歌等文学创作。尽管富拉尼族宗教领袖谢赫·奥斯曼·丹·福迪奥（Shaihu Usman dan Fodio）于1801年发动了伊斯兰改革运动，但仍无法改变豪萨语作为地区通行用语的事实。因此，为了得到更多追随者的支持，他们仍需使用豪萨语进行布道及创作。这也导致豪萨语文学中，除口头文学外，还融入了大量的宗教诗歌，极大程度的丰富了豪萨语文学系统。

豪萨语中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研究价值成为了欧洲探险家、传教士、殖民官员对该语言开展拉丁化记录及研究的原因。

3 豪萨语拉丁化记录及研究过程

在语言记录及研究过程中，由于记录者记录地点及研究者身份背景的不同，使得豪萨语拉丁化记录及研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3.1 语言记录地点的多样化

1832年，受英国新教教会委任，英国牧师詹姆斯·弗雷德里克·肖恩（James Frederick Schön）在塞拉利昂建立了基督教传教站，并以此为基点向西非内陆进行传教。在传教过程中，肖恩对豪萨语进行了记录及研究。50年内，肖恩牧师共发表了3000多页豪萨语文章，使其成为该语言拉丁化研究的先驱（Aliyu，2000：112）。

1850年至1855年，受英国宗教协会派遣，德国探险家约翰·海因里希·巴斯（Johann Heinrich Barth）负责考察非洲奴隶贸易禁止情况。他从北非的黎波里登陆，途经现利比亚绿洲城市迈尔祖格、拉特至豪萨地区、乍得湖沿岸并最终到达廷巴克图。巴斯在其著作《北非和中非的旅行和发现》中以日记的形式对豪萨地区的社会生活进行了详细描述，其中包含了大量的豪萨语词汇记录（Barth，1859）。

1886年，在阿尔及利亚当地豪萨妇女艾莎（Aicha）的帮助下，法国军事上尉吉恩-马立·勒·鲁（Jean-Marie Le Roux）在阿尔及利亚出版了手写版本的豪萨语-法语双解词典，大部分豪萨语词条都以阿贾米及拉丁两种字体书写而成（Roux，1886：4-5）。1891年，法国民族志学者莫里斯·德拉福斯（Maurice Delafosse）赴阿尔及利亚参与天主教组织（Frèresarmésdu Sahara）打击跨撒哈拉奴隶贸易活动，并赴科特迪瓦新法国殖民地土著事务助理工作。工作期间，他对豪萨语及今科特迪瓦周边语言开展了记录（Delafosse，1901）。此外，世纪之交，法国还派出一支联合军事、科学探险队，考察撒哈拉南部的边缘地区（现尼日尔等地）。莫斯·奥古斯汀·兰德罗林（Moïse Augustin Landeroin）和吉恩·提洛（Jean Tilho）等，在考察期间编纂了豪萨语-法语词典等著作（Landeroin & Tilho，1910）。

1894年，德国传教士亚当·米施利希（Adamu Mischlich）赴多哥传教期间对通行于该国北部的豪萨语进行了记录，并发表了多部词典、教材（Mischlich，1902；Mischlich，1906）。1906年至1910年，德国传教士埃米尔·奥古斯特·冯克（Emil August Funke）在多哥传教期间，还就豪萨语在多哥语言中的地位等主题开展了研究（Funke，1916：116-128）。1897年，为进一步满足德国对非洲的政治经济需要，德国还派古典语言学学者朱利叶斯·利珀特 (Julius Lippert)赴的黎波里、突尼斯学习豪萨语（Pugach，2012：67）。

此外，1900年至1919年，在黄金海岸，英国殖民地公务员弗雷德里克·威廉·休·米乔德（Frederick William Hugh Migeod）和莱昂内尔·查尔顿上尉（Lionel Charlton），也对该语言开展了研究，并对乍得湖地区及喀麦隆、塞拉利昂进行了考察（Migeod，1914）。

3.2 语言研究学科的多样化

从豪萨语文献成果观察，除语言学家外，不同背景的探险家、传教士的加入，使得该语言的记录及研究的过程中呈现出了多学科特点。早期拉丁化豪萨语文献成果，既包含了传统意义上的词典、教材等综合性语言描述性记录，也出现了《豪萨语植物学词典》(Dalziel，1916)、《豪萨语谚语民俗及新词词汇》(Fletcher，1912)等植物学、民俗学等专门性辞书记录。

在植物学学科记录方面，1895年—1902年，英国医生、植物学家约翰·麦克尤恩·达尔齐尔（John McEwan Dalziel）在西非工作期间，先后对黄金海岸、尼日利亚、法属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编写了《豪萨语植物学词典》，为后来豪萨语词典编纂者提供了大量的语料信息。全书约有1300个条目，按豪萨语字母顺序排列，附有英文解释，详细地描述了这些植物及其用途（Dalziel，1916）。

在口头文学、民俗学等学科记录方面，1897年—1914年，德国学者鲁道夫·普里策（Rudolf Prietze）先后赴突尼斯、开罗等北非地区开展调研，记录了《豪萨语寓言童话》（Prietze, 1907：916-939）、《豪萨歌手》(Prietze，1916)等大量豪萨语口头文学（Ahmed，2013：xv-xvi）；英国赫曼·冈德特·哈里斯（Herrmann Gundert Harris）、罗纳德·弗莱彻（Ronald Fletcher）等则收集了豪萨语中的谜语、谚语、民间传说、风俗习惯等史料。

在基督教传播及翻译方面，1854年，威廉·贝尔福·贝凯（William Balfour Baikie）参与尼日尔河探险队活动。在探险及传教过程中，贝凯先后收集了近50种非洲本土语言词汇。在对部分语言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他还将《圣经》、《祈祷书》翻译成豪萨语，这使得豪萨语中出现了大量的宗教翻译文本。

3.3 欧洲本土学界与海外殖民官员之间的研究互动

自19世纪末起，除了在豪萨地区开展语言记录外，欧洲多所高校设置了豪萨语教学及研究席位。欧洲本土学界与非洲地区的欧洲殖民官员就豪萨语等非洲本土语言的教学及研究开展了频繁的互动，共同促进了非洲本土语言教学及研究在欧洲的传播。

由于间接统治制度的实施，在当时英国本土有大量待派西非地区的英国殖民官员需要学习豪萨语。因此，自1896年起，在剑桥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等高校相继开设了豪萨语课程，旨在通过提供语言培训，满足殖民官员的语言培训需要（孙晓萌，2014：115-117）。但由于缺少相应师资，早期殖民官员瓦尔特·理查德·塞缪尔·米勒 (Walter Richard Samuel Miller)、赫曼·冈德特·哈里斯（Herrmann Gundert Harris）、乔治·梅里克（George Merrick）在返回到欧洲后，还相继参与到各个院校的考试、培训及非洲本土语言课程建设任务之中。

由于缺少教材，早期欧洲殖民官员在非洲本土编写的相关著作，诸如《豪萨语语法》（Schön, 1862）、《豪萨语笔记》(Miller, 1901)也成为了学习者使用的教材（孙晓萌, 2014：117）。

此外，汉斯·维舍（Hanns Vischer）等殖民官员，在殖民任期结束后，不仅参与到豪萨语等单一语种的建设，还对英国非洲语言文化国际研究所的成立及非洲本土语言文学研究工作做出了贡献。

4 豪萨语拉丁化记录及研究的主要成果

1790—1918年间，除探险家、传教士及殖民官员在非洲本土的记录及研究外，在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等欧洲国家部分学者的加入，也丰富了豪萨语的记录及研究成果。拉丁化的豪萨语文献成为了西非地区本土语言中文献记录最多的语种。

据不完全统计，欧洲共有33位探险家、传教士、殖民官员等该语言开展了描述、记录与研究，先后出版了10本词汇手册、7部词典、13本语法介绍、16部文学汇编及12本教材。根据不同文献特点，可将其归为五类：第一类为词汇表；第二类为词典；第三类为语法丛书；第四类为文学作品；第五为教材。

4.1 豪萨语拉丁化记录及研究文献成果

豪萨语拉丁化记录初期的文献主要以词汇手册为主，主要成果包括：《豪萨语词汇：短语和翻译样本，附豪萨语语法要素》（Schön，1843）、《豪萨语和富拉尼语观察及实例》（Baikie， 1861）、《中部非洲卡努里语、泰达语、豪萨语、富拉尼语、桑海语、洛贡语、温达拉语、巴格瑞玛语和马巴语词汇汇编》（Barth，1862/66）、《体能训练：英语-豪萨语》（Rat，1889）、《豪萨语实用手册，苏丹地区商业用语、古文选及词汇》（Dirr，1895）、《苏丹语：豪萨语月份名称》（Lippert，1900: 200-003）、《豪萨语-英语词汇表》(Miller，1907)、《英语-豪萨语日常用语词汇》(Haywood，1907)、《豪萨语》（Mischlich，1914）、《豪萨语短语医学科学词汇》（Parsons，1915）等。

豪萨语与英语、法语、德语双解词典开始逐步出版，标志着豪萨语拉丁化记录程度的深入。重要辞书主要包括：《豪萨语词典》（Schön，1876）、《论文法语-豪萨语和豪萨语-法语词典，前附豪萨语语法的文章》（Roux, 1886）、《豪萨语词典附录：豪萨语-英语部分，含豪萨语文献内容》（Schön, 1888）、《豪萨语词典》（Robinson, 1899/1900）、《豪萨语词典》（Mischlich，1906）、《豪萨语词典：豪萨语-法语、法语-豪萨语》（Landeroin & Tilho, 1910）、《豪萨语植物学词典》（Dalziel, 1916）等。

豪萨语语法丛书的出版则展示了欧洲对该语言语法现象认识的不断完善。主要文献成果包含：《豪萨语语法》（Schön, 1862）、《豪萨语》（Müller, 1877：215-237）、《豪萨语语法简述》（Schön, 1882：176-217）、《豪萨语语法简介》（Rat, 1889）、《豪萨语语法，含练习、阅读和词汇》（Robinson, 1905）、《豪萨语中第一人称单数代词》（Galtier, 1898/99）、《豪萨语：语法、习题、文法，附豪萨语-德语，德语-豪萨语词汇》（Marré, 1901）、《豪萨语：语法及词汇》（Seidel, 1907）、《豪萨语和卡努里语中的具体强化副词》（Prietze, 1908：307-317）、《豪萨语语法及故事》（Landeroin & Tilho, 1909）、《豪萨语言拼写法则》（Vischer, 1912：339-347）、《豪萨语语法》（Migeod, 1914）、《豪萨语在多哥语言中的地位》（Funke, 1916：116-128）等。

口头及书面文学作品则包括：《豪萨会话》（Schön, 1885）、《豪萨语文学作品》（Robinson, 1896）、《豪萨语谚语》（Prietze, 1902：248-253）、《豪萨谚语及豪萨诗歌》（Prietze, 1904）、《豪萨童话》（Lippert, 1905：223-250）、《豪萨谚语》（Merrick, 1905）、《豪萨语寓言童话》（Prietze, 1907：916-939）、《豪萨语故事及谜语，附语言注释及简明豪萨语词典》（Harris, 1908）、《豪萨语谚语》（King，1909：193-201）、《豪萨语口头传说》（Edgar, 1913）、《豪萨语谚语民俗及新词词汇》（Fletcher, 1912）、《豪萨童话》（Mischlich, 1913/15）、《豪萨歌手》（Prietze, 1916）、《豪萨学生旅行之歌》（Prietze，1916：1-115）、《移民豪萨教师演唱的布道歌曲》（Prietze, 1917：1-60）、《豪萨语关于贱民的价钱歌曲》（Prietze，1918：1-53）。

而这一时期的豪萨语教材则囊括了《豪萨语入门》（Schön，1848）、《豪萨语读本，包括语法和词汇的基本知识及旅行者的指南》（Schön，1877）、《豪萨文本两则》（Prietze，1897：140-156）、《豪萨语手册》（Delafosse，1901）、《豪萨语笔记》（Miller，1901）、《豪萨语学习手册》（Mischlich, 1902）、《豪萨语语法、练习、阅读、词汇》（Robinson，1905）、《豪萨语》（Seidel，1906）、《中部非洲豪萨语》（Westermann, 1911）、《豪萨语读本：载有从本地手稿中复制的文本集，供初学者和进修生使用，并附有罗马字译文》（Charlton，1908）等文献成果。

4.2 豪萨语拉丁化记录及研究中的本土贡献

从这一时期豪萨语拉丁化记录中多语文献的数量及类别上观察，欧洲探险家、传教士、殖民官员对豪萨语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随着学术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当代学者发现无论是早期德国学者亚当·米施利希（Adamu Mischlich）、约翰·海因里希·巴斯（Johann Heinrich Barth），英国学者詹姆斯·弗雷德里克·肖恩（James Frederick Schön），还是法国学者让-马里-勒鲁（Jean-Marie Le Roux），在其大量研究成果的背后，都凝结着非洲本土学者的结晶。离开了非洲本土学术助手的帮助，欧洲早期学者的学术成果将不复存在。学界在肯定欧洲探险家、传教士等对非洲本土语言记录及研究贡献的同时，也应注意到本土学者在语言记录及研究过程中所做的贡献。

传教士亚当·米施利希（Adamu Mischlich）的语言知识来自于多哥传教时的获得的一手资料，并最终形成了《豪萨语学习手册》（Mischlich, 1902）、《豪萨语词典》（Mischlich，1906）等著作。但据学者推测，其中阿贾米字体书写记录是由助手哈吉·奥马尔（Alhaji Umar）所著，而拉丁字体的书写记录则是由米施利希根据奥马尔的口述完成。然而，米施利希在其作品中却完全没有提及助手的贡献（Newman，1991：2）。

同样，肖恩并没有去过传统意义上的豪萨地区，大部分语言记录及研究成果都是在奴隶多鲁古（Dorogu）的口述基础上形成。对于肖恩来说，在当时遇见多鲁古是幸运的。除了在弗里敦遇到的豪萨人，多鲁古是第一个与肖恩长期合作的豪萨语人，通过文献《豪萨会话》中的语言记录来看，多鲁古的语言表达流畅优美，保留了豪萨语口头文学中的叙事传统，大量豪萨语本土民间故事、谜语、谚语等口头文学形式，被肖恩一字不落的记录了下来（Aliyu，2000：112-113）。但肖恩与多鲁古间的关系，已经超越了欧洲与非洲学者之间的学术合作，更像是欧洲学者对非洲学者的文化奴役。多鲁古此前是博尔努的奴隶，曾被德国探险家巴斯和阿道夫·奥维格（Adolf Overweg）买下后又被转卖给了肖恩。《豪萨会话》实际是多鲁古从童年到被奴役，被解放，到与传教士一起游历苏丹、德国、英国的自传。在创作过程中，多鲁古经常一连几个小时向肖恩口述，甚至一直讲到深夜。肖恩对他的智力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剥削（Aliyu，2000：108-109）。

5 豪萨语拉丁化记录及研究的意义

多语文献视角下的豪萨语拉丁化记录及研究使学界了解传教士、探险家、殖民官员对豪萨语进行拉丁化记录的起因、过程及结果。尽管从文献记录及研究的目的性观察，部分文献记录与传教、商业、殖民等目的有关，但从记录结果观察，相关记录与研究却促进了非洲语言学、地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研究及欧洲—非洲之间的人文交流，使得欧洲学界重新理解非洲本土语言的重要性。

5.1 促进非洲语言学发展

从语言学角度考虑，早期学者对豪萨语拉丁化的记录与研究，促进了豪萨语中历史语言学、比较语言学的发展，相关研究也打破了“闪米特语”假说，并为后来学者开展非洲语言谱系划分提供了大量的学术积累。

首先，语言的记录和研究是动态的过程。尽管早期学者在豪萨语拉丁化记录之初，并未发现豪萨语中的重要语音现象，但随着研究者开始使用两种字体开展平行记录及比较研究时，豪萨语中的长短音及“喉化音”才逐渐被学者发现。在研究初期，研究者只注意到了豪萨语中可能存在某种重音现象，并未对其进行系统性阐述（Newman，1991：5）。但早期简单的重音标注，却为泰勒·富兰克·威廉（Taylor Frank William）等学者发现豪萨语中的音调现象及豪萨语语音学做出了大量的贡献。

其次，语言的记录及研究促进了豪萨语词汇的收录。欧洲探险家、传教士等开展的词汇收集、语言记录、、词典编纂等工作，极大程度的记录下了豪萨语中丰富的词汇，使得豪萨语词典中收录的词汇数量从记录之初的10个扩展到40000个。大量的词典编纂实践也使得后期语言学家乔治·珀西·巴杰里（George Percival Bargery）、罗伊·克莱夫·亚伯拉罕（Roy Clive Abraham）编纂的英语、豪萨语双解词典，无论从词典规模、词条数目及编译质量，在所有非洲本土语言中都名列前茅（Ibid.：5）。

再次，语言的记录及研究增强了学界对豪萨语等非洲本土语言之中语言结构的理解。尽管早期研究仅局限于简单的词汇记录，但随着语言现象、语法规则研究的不断深入，豪萨语中的形态、结构等特点开始为学界所了解。基于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语言学家奥古斯特·克林根赫本（August Klingenheben）等才发现了豪萨语语言学研究领域的普遍规律，诸如：克林根赫本定律（Klingenheben law），使得非洲语言学家们开始注意到豪萨语及部分非洲语言之中的辅音变化及拟声、重复等语言现象（Ibid.：4）。

最后，豪萨语的记录及研究，还促进了非洲语言分类学的发展。早期，奥地利语言学家弗里德里希·穆勒（Friedrich Müller）在对豪萨语等非洲本土语言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闪含语系（现称亚非语系）的概念，并在《语言学纲要》中试图说明不同语言之间的亲近关系（Müller，1877：215-237）。虽然当时穆勒并没有通过类型学特征开展非洲语种的划分，但却提出了非洲语言内部的六种语系：闪米特语系、含米特语系、努巴-富拉语系、尼格罗语系、班图语系和霍屯特-布什曼语系，为后来语言学家卡尔·迈因霍夫（Carl Meinhof）、迪德里希·赫尔曼·韦斯特曼（Diedrich Hermann Westermann）、约瑟夫·哈罗德·格林伯格（Joseph Harold Greenberg）等对非洲语言进行分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5.2 提升欧洲学界对非洲地区的研究水平

除了对非洲语言学的贡献外，欧洲探险家、传教士、殖民官员对于非洲本土语言的记录和研究，还为非洲社会学、民俗学等领域的研究等提供了大量的一手资料。

鲁道夫·普里策（Rudolf Prietze）在开罗、突尼斯、耶路撒冷进行考察时，记录了大量豪萨移民者的口头文学。例如：《移民豪萨教师演唱的布道歌曲》、《豪萨语关于贱民的价钱歌曲》、《豪萨学生旅行之歌》（Prietze，1916：1-115；Prietze，1917：1-60；Prietze，1918：1-53）等，相关文献除了具有较强的文学及史学价值外，还对开展西非地区与阿拉伯地区之间的移民研究、奴隶贸易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文献。例如：鲁道夫在关于耶路撒冷豪萨社区的记录中，描述了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和第四代非洲裔巴勒斯坦人的组成，他们的祖辈大多来自乍得、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苏丹等地，文献中对早期豪萨人移民至巴勒斯坦的目的及过程进行了描述（Ahmed，2013：267）。

尼日利亚北部卡诺的地区专员菲利普·五世（PHILIP V. KING）注意到了豪萨语中谚语的表达用法，记录下《豪萨语谚语》（King，1909：193-201）；民俗学家弗兰克·埃德加（Frank Edgar）则收集了豪萨地区的民间故事并形成了《豪萨语口头传说》（Edgar，1913）；英国牧师詹姆斯·弗雷德里克·肖恩（James Frederick Schön）则出版了第一部拉丁字母撰写的豪萨语口头文学《豪萨会话》（Schön，1906），相关文献都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学、民俗学研究价值。

此外，德国学者阿道夫·迪尔（Adolf Dirr）、法国学者莫里斯·德拉福斯（Maurice Delafosse）还对豪萨人等西非本土民族开展了人类学及民族学研究（Delafosse，1912）。透过文献记录能够对欧洲学者视角下的豪萨地区，甚至是西非地区的早期地理学、植物学、民俗学等研究有所了解。

5.3 增进早期欧洲——非洲地区间人文交流 

豪萨语的记录及研究还促进了当时欧洲—非洲间国家间的人文交流。尽管在语言记录及研究之初，由于缺少阿拉伯语及阿贾米书写知识，部分欧洲探险家、传教士不能利用已有文字开展豪萨语等非洲本土语言的学习与交流。部分人还因探险过程中的疾病及冲突而丧生。可当精通豪萨语、卡努里语等非洲本土语言的探险家约翰·海因里希·巴斯（Johann Heinrich Barth）在今利比亚、尼日尔、马里等地探险的过程中，非洲本土语言却建立起了巴斯与当地本土统治阶级之间的联系。博尔努酋长欧麦尔一世伊本·穆罕默德·阿明（Umar I ibn Muhammad al-Amin）及廷巴克图酋长艾哈迈德·巴克凯·昆提（Al-Mukhtar al-Kunti）对巴斯展现出了极大的接纳性。廷巴克图酋长不仅允许巴斯住进他的房子，还对他进行了保护（Barth，1859: 497-498）。

同样，由于能够通晓豪萨语并了解豪萨文化，1952年英国语言学家瓦尔特·理查德·塞缪尔·米勒 (Walter Richard Samuel Miller)去世时，英国《泰晤士报》上刊发的讣告中转引了一位匿名豪萨人为其所作的传记。作者在传记中表示：“米勒医生非常热爱豪萨人和富拉尼人。如果将他的事迹逐一列出，人们都会感到惊讶。如果说欧洲人对我们地区（豪萨地区）发展所做得得贡献值得被纪念，甚至载入史册，那么米勒医生一定是其中之一（Gaiya，2006）。”

此外，豪萨语的记录及研究还改变了欧洲早期传教士等对非洲文明的看法。一位传教士曾表示，“一个文明国家区别于其它文明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是拥有书面语言和文学。早在欧洲人到来之前，豪萨人已运用阿拉伯语书写系统，并将其转化成自身的语言文字，开展了大量的文学创作（Aliyu，2000：99-100）。”大量拉丁化豪萨语文献记录也证实了欧洲传教士、探险家、殖民官员对非洲本土语言、非洲文明的重视。英国殖民当局曾表示：“衡量一个国家在非洲大陆取得成功最可靠的方法，就是考察该国对非洲本土语言系统的研究水平（Aliyu，2000：103）。”从这点来看，欧洲探险家、传教士、殖民官员对豪萨语等非洲本土语言的记录、研究、传播及发展也起到了关键作用。豪萨语不仅被运用于非洲本土的传教、探险、殖民等活动。在欧洲也兴起了非洲本土语言的教学研究热潮，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捷克、波兰、意大利等国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先后开设了豪萨语及豪萨地区研究课程。部分国家还先后使用豪萨语进行对外传播，进一步促进欧洲与非洲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

6 结语

殖民主义视野下的豪萨语等非洲本土语言研究，往往由于殖民主义语言政策的实施，形成了语言研究的国家边界。然而，当学界追溯到非洲本土语言的拉丁化记录及研究之初，重新观察多语视角下的文献记录，将能够突破现代国家的视野，探析不同地域、不同学科背景下的非洲本土语言记录及研究的过程及意义。

在语言学界不能改变非洲本土语言的消失、灭亡等的前提下，通过回顾、记录、反思非洲本土语言的发展进程，不仅能够了解非洲本土语言多样化拉丁化书写产生的成因，还能够透过非洲本土记录视角，重新审视欧洲探险家、传教士、殖民官员对非洲研究的成果，深入理解非洲本土文明与外来文明交流之中的碰撞与改变。

近年来，我国也在大规模开展非洲本土语言及国别区域的研究工作，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非洲本土语言研究的重要性。但就非洲本土语言研究而言，中国的研究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两个世纪前，欧洲学界对非洲地区本土民族语言记录及研究的路径，即充分开展与非洲本土学者之间的合作、加强本土语言研究及地区研究之间的协作、鼓励学者参与到非洲大陆的田野调查及考察活动中，开展多学科视角下的“语料库”收集，或许能为我国开展面向非洲本土民族语言的记录及研究中提供一种研究范式的可能。

作者李春光，北京外国语大学非洲学院讲师，研究领域为非洲研究、豪萨语教学。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校级青年科研项目“新世纪中国对尼日利亚文化外交面临的挑战与应对”（项目号：2018JJ017）、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2020年度重点项目“非洲国家语言状况与语言政策研究”（项目号：ZDI135-11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已发表于《非洲语言文化研究》第一辑。

审核 | 李洪峰 王婷

推送 | 刘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