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汉学︱从商人与鲸鱼故事的流播看海上丝绸之路多元文明的互动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北外国际汉学 Author 李效杰
摘 要:10世纪前后,唐和大食文献均载有一个情节相似的商人与鲸鱼故事,古罗马史籍也有相似记载,古印度同样有一些情节相近的佛本生故事。商人与鲸鱼故事的源头在印度,原型是商人与摩竭鱼佛本生故事。在海上丝绸之路多元文明的互动中,这一故事从印度传播到东至东亚、西至欧洲的广大地区,并与接纳之地的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几个既有雷同情节、又各具特色的商人与鲸鱼航海故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上丝绸之路多元文明互动的基本格局。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 商人与鲸鱼故事 流播 多元文明互动
中国史籍《岭表录异》载有一个商人与海鰌的航海故事,情节雷同的故事还见于阿拉伯游记《中国印度见闻录》等,古罗马史籍也有类似记载,佛教典籍同样载有一些情节相似的佛本生故事。此类故事在亚欧大陆的广泛流播,与海上丝绸之路多元文明的互动密切相关。
一
唐末五代成书的《岭表录异》载有一个商人与海鰌的航海故事:
海鰌,即海上最伟者也。其小者亦千余尺,吞舟之说,固非谬也。每岁,广州常发铜船,过安南货易。路经调黎深阔处,或见十余山,或出或没。篙工曰:“非山岛,鰌鱼背也。”双目闪烁,鬐鬛若簸朱旗,日中忽雨霡霂。舟子曰:“此鰌鱼喷气,水散于空,风势吹来若雨耳。”近鱼即鼓船而噪,倏尔而没。……乃静思曰:“设使老鰌瞋目张喙,我舟若一叶之坠眢井耳!宁得不皓首乎?”
海鰌即鲸鱼,引文中的“海鰌”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一是体型大如“山岛”。二是口似“眢井”,如吞舟之鱼。三是能喷如“霡霂”的水汽。四是“双目闪烁”。五是船上之人用“鼓船而噪”的方式进行驱赶。
在这一故事中,“调黎深阔处”、商人“鼓船而 噪”、海鰌“倏尔而没”是故事展开的三个基本要素。“海鰌”虽令人恐惧,但并没有真正攻击商船,其可能的危险是“篙工”和“舟子”所言,“吞舟之说”也是以商人的经历来证明“吞舟之鱼”传说的可信性。
商船遭遇鲸鱼
(基于网络素材绘制)
情节相似的故事也见于阿拉伯游记《中国印度见闻录》:
在这片茫茫大海中,时而有一种海兽出现,它的背上杂草丛生,银壳闪闪发光。船员们往往误认为是一小岛,抛锚停泊……每当这种兽张开它的腰部——鳍,就好似船帆一样。……有时口中喷水,好似一座巨大尖塔。……它用尾巴将鱼群卷到自己身边,然后张开大嘴,鱼群便冲进它的肚腹,好像跳进一口深井。……船员们像基督教徒一样敲击木鱼,以防海兽靠近,将船撞沉。
这里的“海兽”即鲸鱼,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体型大如山岛。第二,口中能喷如“巨大尖塔”的水柱。第三,进食时口似“深井”。第四,船上之人以“敲击木鱼”的方式驱赶“海兽”。
《中国印度见闻录》和《岭表录异》所载的航海故事在情节上高度相似。季羡林先生曾指出,世界范围内许多情节雷同或内容完全相同的故事是不可能互不相谋地独立产生的,可能是互相学习、抄袭式模仿的结果。但《岭表录异》《中国印度见闻录》均成书于10世纪前后,仅凭形成时间的相近性和故事情节的相似性,并不能确定不同版本商人与鲸鱼故事之间的关系。
商人误将大鱼背当成岛屿
(图片来源于网络)
二
季羡林先生认为,世界范围内情节雷同的故事可能“产生在希腊”或“产生在印度”。在古代希腊—罗马世界的史籍中,也存在着和商人与鲸鱼故事相似的记载。据《亚历山大远征记》:
据尼阿卡斯说,他们离开苏伊扎后,天刚亮时,就发现有一股儿海水往上窜……他们就问舰上的那些领航员这是什么东西,是怎么回事。领航员回答说这是鲸鱼在喷水……水手们更是提高嗓子大声叫喊,喇叭也一齐吹得震天响……于是这些在船头上已经看得见的鲸鱼害怕起来并钻到深水里。
尼阿卡斯见到的鲸鱼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体型大,且希腊人从未见到过如此巨大的海洋动物。二是能喷很高的水柱。三是水手们利用“大声喊叫”和“震天响”的喇叭声驱赶鲸鱼。
如岛的鲸鱼
(图片来源:美篇网,https://www.meipian.cn/1x5akjm2)
尼阿卡斯与鲸鱼的故事和《岭表录异》《中国印度见闻录》商人与鲸鱼故事高度相似:鲸鱼均有巨大的体型,都能向空中喷水,人们用相似的方式驱赶鲸鱼,鲸鱼都没有给过往船只造成实质性威胁。
《亚历山大远征记》约形成于2世纪前半期,尼阿卡斯发现鲸鱼的地点是印度“苏伊扎”附近海域,为尼阿卡斯领航的是印度的“伽德罗西亚人”。希腊人发出巨大声音驱赶鲸鱼的方法应来自于印度的领航员,这一方式可能是印度人在航海时对付鲸鱼的常用方法。
笔者认为,《亚历山大远征记》关于尼阿卡斯与鲸鱼遭遇的记载,并不是原生于希腊本土之事,《岭表录异》《中国印度见闻录》所载的商人与鲸鱼故事,历史源头并不是希腊。
印度佛经中载有很多以商人和摩竭鱼为题材的佛本生故事,如《大智度论》:
昔有五百估客入海采宝,值摩伽罗鱼王开口,海水入中,船去疾。船师问楼上人:“汝见何等?”答言:“见三日出,白山罗列,水流奔趣如入大坑。”船师言:“是摩伽罗鱼王开口,一是实日,两日是鱼眼,白山是鱼齿,水流奔趣,是入其口。”……众人一心同声称“南无佛”,是鱼先世是佛破戒弟子,得宿命智,闻称佛声,心自悔悟,即便合口,船人得脱。
另据《大唐西域记》,漕矩吒国大商主在入海贸易时也遇到了巨大的“摩竭鱼”:
俄见大山,崇崖峻岭。两日联晖,重明照朗。……商主曰:“非山也,乃摩竭鱼耳。崇崖峻岭,须鬣也。两日联晖,眼光也。”……遂即同声,归命称念(观自在菩萨)。崇山既隐,两日亦没。
“摩伽罗鱼”和“摩竭鱼”即鲸鱼,以上两处提到的摩竭鱼有以下相似特征:第一,体型大如山岛。第二,是吞舟之鱼。第三,有着如太阳般的眼睛。第四,避免摩竭鱼吞舟的方式是念诵佛或菩萨之名。
以上特征与《岭表录异》《中国印度见闻录》以及《亚历山大远征记》的有关记载雷同。
《大智度论》的著者龙树约活跃于约2世纪中叶至3世纪中叶,说明商人与摩竭鱼的故事至晚在3世纪中期已在印度流传,7世纪前半期玄奘求法印度时仍为人熟知,可见这一类型的故事在印度流传时间较久。漕矩吒国的大商主到海上经商,而将窣堵波建在了远离故国的摩揭陀国,说明商人与摩竭鱼的故事在印度流传地域较广。商人与摩竭鱼的佛本生故事也见于《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贤愚经》《杂雠喻经》《出曜经》等众多佛经。
《岭表录异》中商人遇到鲸鱼的“调黎”位于今越南中北部,是广州前往印度海上航线的必经之地。《中国印度见闻录》发现“海兽”的海域是“拉尔海”,即今阿拉伯海东部靠近印度西海岸的海域。《亚历山大远征记》中尼阿卡斯发现鲸鱼之地为“苏伊扎”附近,也是印度海域。
笔者认为,《岭表录异》《中国印度见闻录》所载的商人与鲸鱼故事、《亚历山大远征记》中尼阿卡斯与鲸鱼的故事,历史源头均是印度,原型是佛本生故事中的商人与摩竭鱼故事。
三
商人与摩竭鱼故事向希腊—罗马世界的传播,应与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前356—前323)的东征有关。亚历山大东征带回了大量关于印度的第一手资料,促进了希腊与印度的直接交流,商人与摩竭鱼故事应是随着亚历山大东征的军队从印度传播至希腊的,其中一个版本以尼阿卡斯与鲸鱼相遇并主动迎战的方式呈现出来。同时也应看到,亚历山大东征之前希腊关于印度的知识多间接来源于波斯,印度的商人与摩竭鱼故事也存在着经波斯传播至希腊的可能性。
亚历山大东征图
(图片来源: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399655301_120514533)
商人与摩竭鱼故事向大食的传播较为复杂。一方面,印度与波斯地区在公元前就存在着广泛的海上贸易,包括商人与摩竭鱼故事在内的印度故事有可能传播至波斯。另一方面,亚历山大东征后,亚历山大与鲸鱼的故事也流传至波斯及周边地区。大食文献中经常出现的商人与鲸鱼故事,应是在西至地中海、东至印度洋的多元文明中逐渐形成的。
商人与鲸鱼航海故事向古代中国的流传,既与佛教的东传有关,也与海上丝绸之路跨海域的经济文化互动密切相关。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促进了包括商人与摩竭鱼在内的众多佛本生故事的广泛流传;在唐与大食的经济文化互动中,众多大食故事也流传至中国。应是基于中国原有的海鰌形象和“吞舟之鱼”传说,嫁接以佛本生故事中商人与摩竭鱼的故事情节,再借鉴大食故事的叙述方式,最终形成了《岭表录异》中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商人与海鰌故事。
不同地区流传的商人与鲸鱼故事各有侧重。印度商人与摩竭鱼佛本生故事讲述了摩竭鱼的吞舟之险,重在宣扬佛法、争取信众。《岭表录异》描写了海鰌的巨大体型及潜在危险,表达了商人的恐惧之情。《中国印度见闻录》重在讲述商人海上航行时的见闻,与大食人长于航海经商的传统相符。《亚历山大远征记》以史家的笔法还原了尼阿卡斯与鲸鱼相遇并主动迎战的过程,体现了古希腊人的冒险精神。在海上丝绸之路多元文明互动中,情节相似的故事在更大范围内流传时,往往会在保留故事原有框架的同时,适应各自的文化背景进行一定改造,剔除一些故事原有而与本地区无关的“他者”文化因素,并增加一些与“我者”文化密切相关的新元素,赋予故事特定的讲述主旨。
在海上之路丝绸之路多元文明互动中,得益于印度在海上丝绸之路交通网中的优越地理位置,印度的商人与摩竭鱼佛本生故事从印度先后传播到西至罗马、东至中国的亚欧大陆广大地区,并与接纳之地的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几个既有雷同情节、又各具特点的商人与鲸鱼故事。
海上丝绸之路
(图片来源: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469450428_121107011)
9至10世纪之前,中国和罗马并未建立直接联系,但这并不影响两个相隔遥远国家之间的间接交流,印度商人与摩竭鱼佛本生故事在亚欧大陆的流播与变异,即反映了海上丝绸之路交通网中罗马、大食、中国以及印度多元文明互动的基本格局。商人与鲸鱼故事为理解古代中国、印度、大食以及希腊—罗马世界之间的文明互动提供了鲜活例证。
(李效杰:山东工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为节选,全文载《国际汉学》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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