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是展示“学术中国”的重要力量——访《国际汉学》主编张西平

《国际汉学》

主编：张西平 

执行主编：张朝意

副主编：任大援 杨慧玲

INTERNATIONAL SINOLOGY  

期刊是展示“学术中国”的重要力量

——访《国际汉学》主编张西平

关键词：学术中国 ; 汉学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国际汉学》主编张西平教授

　　《国际汉学》创刊于1995年，1996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成立以后，成为该中心主办的综合性学术辑刊。其宗旨和特色是在世界范围内研究中国，追踪世界各国对中华传统文化与历史的研究，推动海外汉学与中国学术的互动，揭示中华文化的世界意义。

　　期刊是展示“学术中国”的重要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报》：感谢张主编接受我们的采访。在您看来，理想中的期刊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质？

　　张西平：我们认为理想中的期刊有三点特质：时代性、学术性、国际性。

　　时代性。中国人文学术处在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期，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后的中国学界应以自己的知识能力和思想能力，回应时代之发展，从学术上说明一个文明中国的特点与内涵，为崛起的中国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这不仅仅是对学术期刊的要求，也是对所有人文学者的要求。

　　学术性。学术期刊是以学术的形态展开自己的学术活动的，自己的学术理想应该通过坚实、细致、深入的学术研究来表达和体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追求仍是学术研究的出发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仍是展开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

　　国际性。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它的学术期刊应以世界的眼光来审视今日之中国和世界。应对五百年来在殖民主义基础上建立的世界秩序做重新的思考，在走出19世纪以来西方中心主义所设定的话语体系的同时，中国学术期刊在知识论上急需增强自己的学术能力，在学术视野上应以国际为舞台，规划和设计自己的全球发展计划。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推动高品质学术期刊建设，您有怎样的期待和设想？

　　张西平：我们希望学术期刊的评价与管理能够不断完善与发展，以适应新文科建设的发展；希望高校对学术期刊给予更大的投入和支持，使其在世界舞台上有能力开展自己的学术活动；希望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学术期刊能走近世界学术中央，为向世界展示“学术之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刊物建设应重视“走出去”推介“学术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报》：据您了解，其他国家的刊物建设现状如何？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相比而言，如何评价我国期刊建设的现状和水平？其中的主要成绩和不足是什么？

　　张西平：据我们了解， 西方的汉学研究刊物大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像荷兰和法国联合主编的《通报》出版时间已有120多年，德国的《华裔学志》也有近90年的发展历史。目前，我们国内学术刊物主要的问题是走不出国门，国际话语权有待提高。我们的刊物从根本上是面向国内学术发展的，这没有问题。但随着中国的发展，要向世界介绍“学术中国”，这是人文学术刊物面临的一个新问题。中国的大型企业已经走遍世界，但目前中国学者并未跟上中国经济的发展步伐，没有跟上中国国际化的步伐。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我们的学术话语，有计划地将中国的一些期刊逐步发展成有影响力的世界性学术期刊。有一点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发展走向世界的学术期刊不仅是以走进西方学术界为目标，而且要在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展开平等学术互动。近几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与国外学术界合作创办了十几份外文期刊，《国际汉学》也与法国汉学界合作创办了法文版的《中国学刊》。

　　国外学术期刊的发展模式与我们有所不同，论文质量主要靠同行评议来保证，而目前国内学术期刊通行的标准做法是采取匿名评审制度。《国际汉学》在保持规范审稿编辑流程的同时，希望通过同行评议保证刊物学术质量，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操作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其中包括成本、费用问题，流程也有待完善与研究。

　　对学术期刊应该实施分类管理，避免“一把尺子管理”。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期刊管理应该落实总体方案精神，着力解决制约中国学术“走出去”的评价问题。

　　了解汉学家的研究内容、重点和趋势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国外的汉学家也希望在我们国内刊物上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这样就需要翻译汉学家代表性的学术论文、著作。《国际汉学》从创刊以来一直坚持发表汉学研究译文，这是由这个研究领域特点所决定的。所谓译文，其实都是汉学家们的高质量论文在我们的刊物上以翻译形式发表。然而，现在的学术期刊管理办法中不把译文作为考核内容，为了协调好这个问题，我们只好另外出版《国际汉学译丛》，专门刊登重要的汉学译文。接下来，《国际汉学》会在这方面有所策划，刊发重要作者的文章。如果国内学术刊物要走向国际化，必然要发表国内相关专业方面专家的论文，就需要翻译论文。《国际汉学》作为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学术刊物，这个问题不解决会直接影响我们在国内期刊评价系统中的地位。因此，需要推进改革，完善学术评价系统。另外，在南京大学期刊分类系统中将《国际汉学》列在历史学科之中，这个分类有一定道理，因为对海外汉学史的研究，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都属于历史类论文，可以说，历史学是海外汉学研究基础学科。但如果把《国际汉学》仅仅看成历史类学术期刊也有较大的局限性。因为海外汉学并非只涉及一个学科，它是一个研究领域。尽管《国际汉学》侧重呈现国外研究历史中国的成果，但这个历史中国包括文学、语言学、哲学等几乎所有人文学科的内容。我们每年发表的文学、翻译学、语言学史研究的论文数量不少。这样将《国际汉学》放在历史学科，按照历史学传统做法进行评议，结果可想而知是不尽如人意的。海外汉学是发生在域外的中国学问，从西方汉学来说，它是在西方的东方学传统下发展起来的。跨文化、跨语言、跨国别、跨学科背景下展开海外汉学的研究就和比较文化研究、比较文学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和各国思想文化史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将海外汉学仅仅用历史学科的标准来评价是不全面的。在新文科背景下，如何做好像《国际汉学》这样跨学科的学术期刊的分类与评价是需要创新探索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研究海外汉学的期刊，贵刊对编辑队伍的素质有什么独特要求吗？与其他期刊的编辑队伍相比有何异同？

　　张西平：《国际汉学》的论文每一期都要涉及4—5种语言和多个国家的汉学研究，因此这份刊物对编辑的一个特别要求就是要具备一定的外语能力。同时，由于论文的内容又是关于中国文化本身的研究，可能涉及哲学、历史、政治、语言、文学、宗教等多个学科领域，因此编辑必须对中国文化的历史与相关知识有较好的掌握。所以，编辑好《国际汉学》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对组稿、审稿、编辑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是我们和大多数学术期刊的不同之处，也是我们刊物的特点所决定的。

　　推动海外汉学 展示中华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国际汉学》遵循怎样的办刊思路和策划理念？编辑部的办刊思路和策划理念是通过什么形式得以实现的？

　　张西平：虽然在晚清民国期间，中国学术界就开始关注海外汉学的研究，但系统地、全面地展开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由孙越生先生、严绍璗先生推动的。20多年来，我们坚持汉学专题研究和国别汉学研究双轴驱动，引领学术发展，建立学术规范，搭建中外学术对话平台。由于对海外汉学的研究是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为推动其发展，我们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方面是按照国别，较为系统地介绍各国汉学发展的历史。到目前为止，我们先后介绍了40多个国家的汉学发展情况，介绍了298位世界各国的汉学家，发表了1523篇研究海外汉学的学术论文。为进一步推动世界各国的汉学研究，接下来，我们将推出“东欧汉学研究”和“拉美汉学研究”两个专栏，今后每年将推出5个国家的汉学研究专栏；汉学家是汉学研究的主干，我们正在策划一些汉学家研究栏目，例如费正清研究、伯希和研究、葛兰言研究、内藤湖南研究等专栏。

　　另一方面，由于海外汉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华文化，我们的杂志自然受到国内从事中国文化本体研究的学者关注，通过我们的杂志，他们同汉学家们展开对话交流，建立中国学批评，推动海外汉学和中国学术的互动发展。我们已经组织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专家展开对《剑桥中国文学史》的讨论，今后还将有计划地展开中国哲学、中国历史方面的对话式讨论。

　　此外，中国典籍的翻译研究也是海外汉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我们的重要关注对象。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8月25日给外文出版社外国专家回信中指出，翻译是促进人类文明交流的重要工作。中国历史上佛经汉译，近代西方学术文化著作汉译，马克思主义经典翻译传播，十七、十八世纪中国文化经典在欧洲的流传，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作用。在这里特别提到了十七、十八世纪的中学外译史，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这些年来我们共发表了中国典籍外译的论文228篇。目前中国学术界的翻译理论研究著作，许多都是介绍西方的翻译理论。实际上，中学西传有着悠久的历史，无论是像杨宪益、林语堂、许渊冲这样的中国学者，还是许多著名的汉学家都留下了重要的中译外学术遗产，应该加以整理研究。中国学术界要写出真正的中国翻译史，建立中国的翻译理论，就必须对中译外历史加以深入研究。

　　海外汉学的研究涉及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的历史、人物等，这样中外关系史研究成为做好海外汉学研究的基础性学科，无论是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还是东亚上千年的文化交流史，都是展开海外汉学研究的基础内容。围绕这些重要选题，我们已经在策划并完成了相关主题，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与读者见面。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辑刊转变为期刊，非常不易。《国际汉学》创办的初衷是什么？办刊定位是什么？该刊的显著优势是什么？

　　张西平：《国际汉学》是由已故国学大师任继愈先生在1995年创办的，第一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国内第一份关于研究海外汉学的学术辑刊，办刊的初衷就是要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在全世界展开。任继愈先生认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已不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正如研究莎士比亚，不能只看作英国人的事，研究歌德不能只看作德国人的事，研究敦煌学不能只看作中国人的事一样。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每一个分享者都有责任来研究，一切研究者都有发言权”。《国际汉学》的开卷语说得很清楚，“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她悠久的文化传统对世界发生过重大影响。东学西传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汉学（Sinology，又称中国学）现在已经成为一项国际性学术事业，中国文化属于全世界”。基于这样的理念，《国际汉学》从创刊以来，坚持报道世界各地的汉学研究进展，展示海外学者对中华文化研究的成果，介绍国外重要的汉学家和汉学研究机构，在世界范围内探究中华文化的价值，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寻踪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轨迹，探究中华文化在世界各国的翻译、介绍与接受，从而揭示中华文化的世界性意义。

　　1996年，我从国家图书馆调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以后，《国际汉学》编审的主体工作也随之转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任先生继续担任主编。2007年，由于任先生年事已高，从第16期开始，先生提出由我担任刊物主编，他担任名誉主编。《国际汉学》从创刊到第26期一直是学术辑刊，河南大象出版社出版支持。当时任先生也在大象出版社主编《国际汉学书系》，以翻译西方早期汉学经典为主要内容，至今大象出版社的汉学名著和研究仍是他们的知名品牌。2014年，在各方积极努力之下，《国际汉学》获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正式刊号，这是殊为不易的，之前没有这样的例子。获得正式刊号后，刊物获得迅速发展，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力，2017年成功进入C刊来源刊系列。

　　到目前为止，《国际汉学》仍是唯一一份获得国家批准正式刊号的研究海外汉学的学术期刊。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今天，对世界范围内的中国文化学术研究给予观照，有着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我们要通过与各国汉学家的交流，在文明互鉴中、在世界范围内揭示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有必要通过不断加强域外汉学与国内学术界的互动，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

　　（本次采访得到《国际汉学》执行主编张朝意老师的大力支持，特致谢忱！）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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