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语言文化研究 | 区域与国别研究：缘起、内涵、知识生产和挑战 （文/朱晓中）
主 编：柯 静
副主编：林温霜 董希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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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与国别研究：缘起、内涵、知识生产和挑战
朱晓中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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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中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不断发展，在中国高校，区域与国别研究已从培育基地提升为一级学科，发生了历史性演进。区域与国别研究不断向更广域和更深层次发展既是学术之需，更是大国之需和形势之需。本文关注中外区域与国别研究不同的发展历程，梳理该项工作的基本目标，讨论区域与国别研究与学科之间的关系，探寻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知识生产方式，直面区域与国别研究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以期理性和科学地实施和推动区域与国别研究。
关键词：区域与国别研究；国别；知识生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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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内涵、缘起和发展历程
1.1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内涵、缘起
区域与国别研究是多学科社会研究的总称，它集中于特定的地理区域或文化界定的区域。区域与国别研究通过学术机构系统地生产有关特定世界地区和国别的知识，通常用于为国家政府的外交政策战略提供信息。在外交政策分析领域，区域与国别研究通过语言、历史、文化、社会学、经济和政治研究来熟悉各种地方背景。这些研究通常依赖于各自国家广泛的实地经验。正因如此，区域与国别研究明确地挑战了社会科学的学科界限，同时强调在地理有限的空间内采用综合的跨学科方法。区域边界的界定和资源的分配总是反映了这些努力背后大国的地缘政治利益。非洲研究、俄罗斯和苏联研究、北美研究、东欧研究、近东或中东研究、南亚研究、东南亚研究、东亚研究和拉丁美洲研究是地区研究机构一些最典型的研究领域。
区域与国别研究缘起于18世纪。此时，欧洲列强大肆扩张，海外殖民。殖民主义者对殖民地民众野蛮的屠杀和奴役、对当地财富海盗式掠夺，给殖民地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打断了亚、非、拉美国家的历史进程。殖民者为不断扩大殖民地、维护其对殖民地的统治，开始对殖民地地区进行研究，以理解殖民地的语言、文化和社会组织。区域与国别研究通常受到商业或政治利益驱动，或被认为是殖民者的所谓“文明使命”。同时，对古代民族、文明密码、社会阶层或外语的研究成为西方洲际研究进程的一部分。18世纪中期，很多古代文明的珍宝被欧洲列强运至它们的首都公共博物馆进行展示。
19世纪，欧洲一些国家开始进行殖民地研究。德国地理学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被视为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先驱。洪堡也是多学科的奠基人之一，研究领域包含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其学术生涯的后期，他在地区研究中公开谴责殖民行为，强调要尊重其他文化，向所谓的西方世界观的普遍性和声称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理论中固有的“欧洲中心主义”提出挑战，鼓励相互学习而不是单方面模仿或照搬西方的社会或政治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出于冷战思维和安全考虑，将区域与国别研究作为重要的学术项目（Chua et al.，2019）。它面向国际，基于当地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区域研究对一个国家进行多学科覆盖（Bonnell & Breslauer，1998）。虽然这一时期没有其他国家的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范围和广度可以与美国相提并论，但不能因此认为美国在20世纪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历史中独领风骚（Szanton，2004）。早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已尝试在政治学层面重新构建东方研究，并有若干知识生产，这与20年后的美国地区研究非常相似（Groza，2021）。
1.2世界范围内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发展历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区域与国别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从那时起至今，区域与国别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美国成为全球强国和冷战的爆发，美国突出强化了对苏联和东方集团的研究，美其名曰需要“了解敌人”（Burgess，2004）。在对主要敌手苏联的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克里姆林宫学或苏联学。与此同时，美国学术界也加强了对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的研究（Appadurai，2000）。
20世纪60年代的非殖民化运动开启了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第二个阶段。这一时期，全球范围的非殖民化运动蓬勃发展，大批殖民地国家或地区纷纷独立。随着大量新独立国家的出现，两种新的学术趋势应运而生。在新独立国家内部，人们在批判殖民者给本国带来多重灾难的基础上重写本国历史；在外部，这些新独立国家成为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新客体（Kessi et al.，2020；Tharaphi Than， 2021）。区域与国别研究旨在帮助收集信息和数据，以建立关于这些空间固定焦点实体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库。区域与国别研究是认识地区和国别及其制度的重要方式之一。在现代化和发展理论的实践过程中，区域与国别研究被认为有助于其发展政策的实施。同时，在冷战大背景下，美国也加大了对其他地区和国家的研究，以便更好地理解苏联在亚非拉地区的伙伴和代理人。
第三个阶段源自1989年东欧国家政局剧变及其随后而来的大规模转轨/转型。随着欧亚地区三个联邦制国家（南斯拉夫联邦、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先后解体，在原来只有苏联集团8个国家的欧亚大陆上一下子出现了28个国家。其中，苏联解体后一分十五、南斯拉夫联邦解体后出现了六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解体后一分为二。新独立国家不仅面临建国任务，同时也面临社会制度转型的艰巨挑战。这些事件推动了新一波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浪潮。此外，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了受安全驱动的区域与国别研究（Badie et al.，2011）。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主要集中在经合组织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近年来，随着欧盟的重要性日益增强，特别是中东欧国家转型和回归欧洲同时发生，包括中东欧地区在内的“欧洲研究”呈现出明显扩展和强化的趋势（Andreff，2021；De Jong et al.，2020）。
1.3中国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历史进程
在中国，区域与国别研究开始得相对较晚。从1963年福建成立第一个国别研究机构起直到2021年，中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大概经历了六个历史进程（如图1所示）。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急需对外部有更多的了解，同时，也需要向外国介绍改革开放的中国。为了加强对国外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央在1980年决定把中联部一些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人员划分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若干研究国际问题的研究所。在这前后，很多高校都出现了研究国际问题的机构，或独立或挂靠院系。
自那时起，中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主要对象更多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努力实现现代化的基本任务所决定的。为吸引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进入中国市场，中国首先要研究西方发达国家。
近年来，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特别是2012年和2013年中国先后提出中国—中东欧合作框架和“一带一路”倡议及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中国政府对区域与国别研究的重视程度不断升级。2012年，教育部启动区域与国别研究基地建设工作，以推动高校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培养更多相关研究人才。后来，高校共设立了42个区域与国别研究基地。到2021年，在教育部注册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已达444个；也是在这一年，经多方长期论证，教育部更是将区域与国别研究上升为一级学科。
将区域与国别研究上升为一级学科或许旨在满足三方面之需。首先是大国之需。中国作为一个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不仅需要了解它的周边邻国，也要知晓遥远的国度（Kratoska et al.，2005）。其二是形势之需。2012年，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波兰提出与中东欧国家建立合作框架。之后，国内成立的与中东欧有关的研究机构，乃至新设立的小语种以及依托于小语种建立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多达几十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希望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国际合作。随着这一倡议的出台，国内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相关研究空前繁荣。这充分说明我们对国外研究的需求之大。第三是学术之需。客观地说，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不断发展，但学术界的主要关注对象更多是西方国家，其他国别和地区的研究相对较弱甚至无人问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关注点从重点关注西方和大国，转向多国别和多区域的更均衡的学术布局，将以往研究相对较少甚至被忽视的国家和区域纳入研究视野，尽可能实现研究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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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基本要求
区域与国别研究上升为一级学科，对研究者和从业者的要求也自然会更加严格和规范。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掌握多种外语。在主要以单一国别为研究对象的时代，对研究者最基本的要求是掌握对象国的语言。当时工作主要依靠分析研究从对象国订阅的杂志和报纸，而且当时的研究者绝大多数是外语学院或早年在对象国留学或工作过的人员，他们可以胜任基本的研究工作。虽然也有其他语种的相关对象国的研究资料，但因很少有研究者掌握第二外语，所以很难开展其他语言的科研工作。在全球化的今天，某一国际事件的相互关联日益增多且错综复杂，仅掌握一种外语显然不能对研究客体进行全面和客观地描述，亦缺乏第三方的观察和分析。因此，掌握两门或两门以上外语日益成为从事区域与国别研究人员的门槛。如果能够做到非通用语种和通用语相结合、两大通用语相互补充，不仅可以获取更多第三方信息，也会增加分析的广度和深度，观点亦可能更加平衡。
（2）具备多层次的研究视野。冷战结束之后，二战后形成的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次区域组织、地区合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全球化也以前所未有的状态澎湃发展。在这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区域与国别研究在多个层面上立体展开便是应有之意。以笔者相对熟悉的中东欧为例。冷战结束之后，中东欧地区形势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情况。首先，中东欧国家在政治、经济、对外关系和社会等领域进行了大规模的变革，这就要求研究者对这些转轨/转型至少进行微观层面的研究，即所谓的本体论研究。其次，政局剧变以来，中东欧地区不同国家出于不同的动机组建了规模不同的次区域合作组织，这些小的多边合作组织在若干地区共同问题上相互磋商和相互支持，并在更大的国际场景中提出自己的诉求。这是中东欧地区的一个新特征。再次，与20世纪70年代南欧国家向民主转型不同的是，中东欧国家转型进程与申请加入欧盟的进程同时发生，而且，欧盟所提出的哥本哈根入盟标准和2000年议程成为规范中东欧国家转轨方向和速度的外部推动器，使得诸多中东欧国家大约在一代人的光景中完成了转轨的基本任务，并借此加入了欧洲联盟。入盟后，中东欧新成员国第一次有机会参与欧洲事务，在学习欧盟内部行为规范的同时，也在老成员国的支持下，在欧盟层面提出了东方伙伴关系等倡议。例如，在2015—2016年的欧洲难民危机过程中，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坚定地表达其不同于欧盟官方的立场。同时，欧盟对匈牙利和波兰的所谓民主倒退祭出“杀手锏”，启动欧盟宪法第7条对两国进行“制裁”。从这种互动关系看，中东欧问题需置于欧洲一体化层面上进行考察。最后，作为欧盟成员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中东欧国家成员国支持欧盟和北约所持的立场。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美国不断致力于提升其在中东欧地区的影响力，从军事存在到人文影响。2022年俄乌冲突发生后，在美国的督促下，中东欧国家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关系不断深化。美国以保护中东欧国家安全为名，增加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截至2022年底，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已在中东欧地区驻扎了8个战斗群，并在波兰设立了永久军事基地和指挥机构。因此，对中东欧国家的考察亦应置顶全球层面。唯有实现立体围观，才能更全面、更客观和理性地理解30余年以来的中东欧。
（3）具有更高的理论要求。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多学科性。也就是说，这类研究需要跨学科、多视角进行研究。一方面，区域与国别研究除了需要阐述事实之外，更重要的是进行学理性分析。另一方面，区域与国别研究所得充其量只是个性化分析，它需要将理论分析和提炼上升到具有一般意义的层面。这是学术研究的更高境界，从而使学术研究具有社会意义。而今一些从事与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相关人员专业理论知识不多，难以在理论层面上对所研究的区域与国别的状况进行解读和分析，很多是“研究”之名下的“白描与速写”。因此，更多从学科角度和跨学科层面进行区域与国别研究是该项目能够进行知识生产的重要条件之一。
（4）深化比较研究。比较研究是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比较地区研究向研究者提出了两个基本要求：第一，利用比较方法来平衡对所研究的每个客体的背景，以揭示其与表象的因果联系；第二，使用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将所进行的研究和学术话语置于两个或更多的区域研究中进行比较研究（Ahram et. al，2018）。以中东欧国家为例：转型30余年来，中东欧国家的共同性日益减少，国家之间的马赛克现象日益显著，中东欧地区内部的次地区化也日益显现。只研究国别不足以发现这一地区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更不能对不同的转型道路的前因后果进行必要的理论分析。从这个角度出发，今天的区域与国别研究除了上述提到的理论性欠缺外，至少还面临一大严峻挑战：比较研究不够深入。因此有必要增加和强化理论分析，扩大和深化比较研究。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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