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人文研究 | 当代格鲁吉亚文学概观

主  编：蔡　晖 

副主编：李向东　凌建侯 

一、引言

苏联解体30多年间，中国对格鲁吉亚的研究，包括对格鲁吉亚文学进程的研究，可以说非常之少。目前能查阅到的文章屈指可数，且均以格鲁吉亚古老的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现当代，特别是苏联解体后的格鲁吉亚文学状况几乎在我国学者的视线之外。这种状况与当代格鲁吉亚文学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国际文学界、出版界对当代格鲁吉亚文学兴趣增长的趋势显然不相符合。格鲁吉亚文学所所长、文学理论家、翻译家、第比利斯大学教授伊尔马·拉季昂尼（Ирма Ратиани）指出：“依托其文学，格鲁吉亚早已被纳入国际文化的相互关系中，是人类普遍文化和文学领域的重要景观……格鲁吉亚当代文学进程在世界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性不亚于以往的时代。格鲁吉亚当代文学在很多方面对于当代读者而言都是非常有意思的。”（Ратиани，2015：353）可见，了解当代格鲁吉亚文学，特别是后苏联空间的格鲁吉亚文学的发展状况无疑具有现实意义。在此，我们所指的格鲁吉亚文学是用格鲁吉亚语创作的文学，包括苏联时期的格鲁吉亚文学。拉季昂尼认为，“格鲁吉亚当代文学的历史应该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算起，从格鲁吉亚文学中出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主题和风格创新的时代开始算起”（同上：354）。本文将按时间顺序，通过简要梳理代表性作家及其创作，勾勒当代格鲁吉亚文学的发展轨迹。

二、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

20世纪50年代后期，苏联“解冻”文学思潮兴起并发展，包括格鲁吉亚在内的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文学生活进入到一个崭新阶段。西方文学思潮影响的明显增强是此时格鲁吉亚文学的最大特点，这体现在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中。

小说方面，古拉姆·勒切乌利什维利（Гурам Рчеулишвили，1934—1960）和艾尔罗姆·阿赫弗列季昂尼（Эрлом Ахвледиани，1933—2012）的创作是很好的证明。两位作家都尝试将格鲁吉亚文学回归到“欧洲共同轨道”。从主题和内容上看，勒切乌利什维利的创作主题多样，但重点关注的还是战后格鲁吉亚青年的世界观，他们的烦恼痛苦和内心追求。从风格上看，其“小型体裁”的文学遗产，如短篇与微型小说、话剧等“完全脱离了苏联人（homo sovieticus）的文化和风格模式”（同上：355），因此，尽管他在短短3年（1957—1960）的文学生涯中只发表了7篇短篇小说，但他对格鲁吉亚文学所产生的影响非常深远，这种影响至今未减。勒切乌利什维利的作品被译成包括俄文在内的多种文字，第比利斯的一条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努克扎尔·策烈铁里（Нугзар Церетели）更是专门写了两本书《我现在26岁》（«Мне сейчас 26 лет»）和《我，古拉姆，站在你面前》（«Я, Гурам, стою пред вами»）来致敬这位作家。根据勒切乌利什维利的作品改编拍摄了多部电影。格鲁吉亚新浪潮最重要的导演格奥尔吉·申格拉伊（Георгий Шенгелай，1937—2020）的影片《丰收节庆典》（«Алавердоба»，1962）便是其中之一。诺达尔·马纳加泽（Нодар Манагадзе，1943—2006）导演的影片《过春天》（«Весна проходит»，1983）也是基于勒切乌利什维利的故事和生活改编而成的。

勒切乌利什维利同时代的艾尔罗姆·阿赫弗列季昂尼兼作家、编剧、演员于一身。在创作上追求西方文学的标准，因此被视为“持不同政见者”。由他的《关于瓦诺和尼科的5个短篇故事》（«Пять рассказов о Вано и Hико», 2013）改编的话剧《瓦诺和尼科》（«Вано и Нико»）打破了以往的世界观定型，在格鲁吉亚文学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该话剧已成为格鲁吉亚话剧舞台的经典，至今在格鲁吉亚剧院上演，近年还在俄罗斯上演。阿赫弗列季昂尼还是20世纪70年代末轰动一时的影片《个人问题访问记》（«Несколько интервью по личным вопросам», 1978，又译《私人问题采访记》）的编剧之一。该片曾获全苏电影节大奖、意大利圣雷莫国际电影节奖金、苏联国家奖金，并早已为我国读者和观众所熟悉。

诗歌方面，首先应该记住的是才华横溢的卡拉克蒂翁·塔比泽（Галактион Табидзе, 1892—1959）。他曾获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诗人称号，是20世纪格鲁吉亚杰出诗人之一，对后来好几代格鲁吉亚诗人产生了深刻影响。“其诗歌将一个全新的浪漫世界带入格鲁吉亚诗歌世界，作者用格鲁吉亚语独特的声音，精致的语汇，对节奏的惊人掌控能力，以细腻微妙与音调之美表达人类最温柔的情感、心境和体验。”“寂寞、孤独和缺乏爱……这些主题就像一根细线贯穿卡拉克蒂翁·塔比泽的所有创作。还在生前，他就被誉为‘诗人之王’。苏联政府虽然对他的批评性作品感到不满意，但还是不得不承认这位伟大作家的才华。”塔比泽的诗歌语言不仅高度凝练和极具表现力，而且还包含众多形象、典故和固定修饰语，因此很难译成其他语言。著名作家诺达尔·杜姆巴泽（Нодар Думбадзе, 1928—1984）曾回忆道：“有一次我在书店买格鲁吉亚文的莱蒙托夫作品时偶遇卡拉克蒂翁。当他见此，便说，莱蒙托夫的作品要用俄语读，而我的作品只能用格鲁吉亚文读。”据说就连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帕斯捷尔纳克也承认不敢“碰”塔比泽的诗歌。但塔比泽的作品还是被译成俄、法、英、德等多种文字。著名诗人弗拉基米尔·阿列伊尼科夫、贝拉·阿赫玛杜琳娜等都翻译过他的诗作。

女诗人的代表有安娜·卡兰达泽（Анна Каландадзе, 1924—2008）。尽管当时在格鲁吉亚诗坛女性诗人的地位还比较边缘，但卡兰达泽以其诗歌的新颖性而在男性统治的诗歌领域脱颖而出。她写自己的家乡格鲁吉亚，它的大自然和历史，字里行间充满爱意。她的创作体现了基于极简主义再现方式的深沉和饱满的情感，有机地结合了其同时代西方女诗人的创作视野。其挚友贝拉·阿赫玛杜琳娜在《致安娜·卡兰达泽》（«Анне Каландадзе»，1966）一诗中送给她一个极不寻常的称号—“大自然的帮凶”（сообщник природы）：

Вот мы - соучастники сборищ. 这是我们—聚会的同谋。

Вот Анна - сообщник природы. 这是安娜—大自然的帮凶。

的确，在卡兰达泽的诗歌中，大自然不仅仅是一个背景，而且还是抒情女主人公生动的对话者，她的女主人往往感觉自己仿佛就像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是风和树、草和云。“安娜在生活中和写作时，常常把自己当作大地的植物：是一片草叶，一根梧桐树枝，一条木兰花序，一根无名花茎。”而“大自然的帮凶”这一隐喻不仅强调“共同”“一起”，而且还有“相互交流”之意。卡兰达泽的诗歌被贝拉·阿赫玛杜琳娜和阿塞拜疆女诗人安娜·阿洪多娃（Алла Ахундова, 1939—）等译成俄文，其作品还被译成英、法、波兰等文字，她本人也将俄罗斯诗人和西方诗人的大量作品译成格鲁吉亚文。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与卡兰达泽一起创造了格鲁吉亚新诗歌历史的，除了198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奥塔·奇拉泽（Отар Чиладзе, 1933—2009）以外，还有塔马兹·奇拉泽（Тамаз Чиладзе, 1931—2018）、瓦赫坦·贾瓦哈泽（Вахтанґ Джавахадзе, 1932—）、米哈伊尔·克夫利维泽（Михаил Квливидзе, 1925—）、詹苏格·察尔克维亚尼（Джансуг Чарквиани, 1931—2017）、雷佐·阿马舒克里（Резо Амашукели, 1936—2022）、 莫里斯·波茨希什维利（Морис Поцхишвили, 1930—1993）等一大批诗人。在该时期以他们为典型代表的格鲁吉亚诗人们的创作中可以看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和格鲁吉亚传统诗歌精神的有机融合，他们创造的自由的诗歌风格令读者耳目一新。

老一代重量级诗人诗歌风格的转型也是此阶段格鲁吉亚诗歌的突出特点。

首先，有诗人伊拉克利·阿巴舍泽（Ираклий Абашидзе, 1909—1992）。阿巴舍泽曾任苏维埃格鲁吉亚作协主席，创作了组诗《巴勒斯坦，巴勒斯坦》（«Палестина, Палестина», 1963），《追随鲁斯塔维利的踪迹》（«По следам Руставели», 1972），抒情诗集《接近》（«Приближение»，1966）和回忆录《30年代的钟铃》（«Колокол из тридцатых годов», 1992）等。他那些主要基于格鲁吉亚文化和宗教价值的爱国诗歌早已被视为经典。诗人也将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丘科夫斯基、密茨凯维奇等俄罗斯和其他国家诗人的诗歌译成格鲁吉亚文。帕斯捷尔纳克、安·阿·塔可夫斯基、阿赫玛杜琳娜、叶夫图申科等著名诗人也将他的诗歌译成俄文。

其次，有格里戈尔·阿巴舍泽（Григол Абашидзе, 1914—1994）。这是一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人，曾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和斯大林奖金，其早期作品展现了爱国主义的力量、苏联人民对和平的追求和格鲁吉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他的作品也被译为法、英、俄、乌克兰语等多种语言。他本人也将密茨凯维奇、聂鲁达、埃米内斯库、瓦佐夫、波特夫等各国诗人的诗歌译成格鲁吉亚文。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创作了戏剧诗《第一批第比利斯人的传说》（«Легенда о первых тбилисцах», 1959）和《三个时间中的旅行》（«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три времени»，1961）。

最后，还有约瑟夫·诺涅什维利（Иосиф Нонешвили, 1918—1980）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这位诗人创作了关于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和格鲁吉亚的组诗《在哈萨克斯坦大地上》（«На земле Казахстана», 1955），《格鲁吉亚的诞生》（«Сотворение Грузии», 1971）等，以他的诗歌谱写了大量的音乐作品。诗人在20世纪下半叶的格鲁吉亚诗歌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格鲁吉亚诗歌宝库中当之无愧地占据重要位置。其作品被译成23种文字。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以看到，经受“解冻”思潮冲击的上述老一代诗人诗歌风格的转型。

三、20世纪70年代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社会进入“停滞时期”。意识形态的僵化导致文学面貌整体上的平庸。尽管如此，“文学还是开始耐心地寻找各种替代的表现方式”（Ратиани, 2015: 357）。因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此阶段格鲁吉亚文学在主题、内容和体裁上的多样性，以及话语模式和艺术手法上的多元化。

一群“持不同政见”的作家和诗人的创作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离诺贝尔文学奖只有一步之遥的奥塔·奇拉泽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奇拉泽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2009年更是被列入最终提名名单。著名文学批评家斯坦尼斯拉夫·拉萨丁（Станислав Рассадин）指出：“奥塔·奇拉泽的艺术世界本身很难……也很难进入。你必须善于沉浸在其中。”（Станислав, 1983: 7）这提醒人们不要仓促定义作家的创作。“确实，从一部小说到另一部小说 [《一个人走在路上》（«Шел по дороге человек», 1973）；《与我相遇的每一个人……》（«И всякий, кто встретится со мной», 1975）；《钢铁剧院》（«Железный театр», 1981）]，奥塔·奇拉泽作品中的社会伦理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这种问题与人类现代发展的联系越来越明显。奥塔·奇拉泽首先对哲学问题很感兴趣。生命、死亡、机缘、厄运—这一切使读者陷入一个不太熟悉的概念圈……这正是奥塔·奇拉泽的有趣之处，他的小说……为我们通过作家作品核心问题的棱镜来思考作家对生活中‘永恒’问题的回答，来捕捉它们的发展和相互关联提供了可能。他不仅知道过去和现在发生了什么—他还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他跑在了前面，早在人类戏剧真正的结局之前就预见到其结果……奥塔·奇拉泽对不成文的风格法则持非常自由的态度。我们在他的书中看到了不相容的事物的组合……这决定了他作品严苛同时又极其热情的调性。”（Белая, 1985: 103）

另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是“格鲁吉亚语魔法师”古拉姆·多恰纳什维利（Гурам Дочанашвили, 1939—2021）。“这是一位知道如何用格鲁吉亚语去做一切的作者”，“他对格鲁吉亚文学进程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开辟了新的地平线，使语言具有惊人的可塑性和自由度，他是杰出的语言大师，他在其大部头作品中进行语言实验”。“社会哲学性”长篇《第一套法衣》（«Облачение первое», 2004）被认为是其巅峰之作，它在风格上接近拉美小说，颇具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其中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相结合，但总体上是关于人在一生中寻找自身一席之地，以及寻找自由真正代价的故事。从20世纪60年代至2021年去世，在这一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多恰纳什维利有机地展现出其所处时代和文学倾向的一切多样性。

在以上述两位大师为代表的一群作家的作品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重要性、标志性概念和风格特征开始减弱，并逐渐消失，而与此同时，当代世界文学，特别是新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现实而迫切的话题被提出，比如杰马尔·卡尔恰泽（Джемал Карчхадзе, 1936—1998）的魔幻现实主义和奇幻意象等多种艺术手法相互交替。

这一时期作家与电影的联姻也格外引人注目，比如雷瓦兹（列佐）·伊纳尼什维利（Реваз/Резо Инанишвили, 1926—1991）、雷瓦兹（列佐）·切什维利（Реваз/Резо Чейшвили, 1933—2015）和努格扎尔·沙泰泽（Нугзар Шатаидзе, 1944—2009）等人的创作。他们侧重精神心智和哲学心理问题，同时也格外关心社会日常现象和社会变化。小说家、电影剧本作家伊纳尼什维利创作了关于现代性的心理中篇小说《遥远的白顶》（«Далeкая белая вершина», 1976）。其作品以史诗性、戏剧性风格和优美的语言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作家也写了《假期》（«Каникулы», 1962）和《有人未赶上公交车（«Кто-то опаздывает на автобус», 1967）等多部著名电影剧本。其短篇小说《拉拉》（«Лара»）被收入由巴库尔·苏拉库里出版社出版的《史上最优秀的格鲁吉亚短篇小说选》（2008）。在天赋方面伊纳尼什维利与普利什文、帕乌斯托夫斯基、卡萨科夫比较接近，在自己的精神导师中，除了格鲁吉亚一些古典作家外，他还提到托尔斯泰、莱蒙托夫、普希金，这无疑是俄罗斯和格鲁吉亚两种文化紧密联系的又一证明。

另一位雷瓦兹（列佐）—雷瓦兹（列佐）·切什维利，也给格鲁吉亚文学和电影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他为格鲁吉亚电影做出了很大贡献，根据他的剧本拍摄的影片是格鲁吉亚电影的优秀榜样。”2015年得知作家去世的消息时，时任格鲁吉亚总理的伊拉克里·加里巴什维利（Ираклий Гарибашвили）如此评价他。时任格鲁吉亚总统的格奥尔吉·马尔格韦拉什维利（Георгий Маргвелашвили）也高度肯定作家的成就：“列佐·切什维利的创作，其无法复制的风格和人道主义精神在格鲁吉亚文学中占有特殊地位。”著名诗人、剧作家、记者弗拉基米尔·萨里什维利（Владимир Саришвили）在回忆切什维利时曾经说道：“他有着无与伦比的直觉，具备神奇的能力去选择和完成无法预测结局的情节。还有他那体现在悲伤和讽刺基调中的独特的风格……这些均为上帝的恩赐。”《继母萨马尼什维利》（«Мачеха Саманишвили», 1977），《青山，或难以置信的故事》（«Голубые горы, или неправдоподобная история, 1984»），《图兰朵》（«Турандот», 1990）等影片，特别是由著名导演艾尔达·桑杰拉亚执导的《青山，或难以置信的故事》至今仍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格鲁吉亚影片。

小说家努格扎尔·沙泰泽也为多部故事片、纪录片写剧本。他因阅读伊纳尼什维利和勒切乌利什维利的作品而对文学产生兴趣。1968年其处女作短篇小说《白花》（«Белые цветы»）问世，1979年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出版。沙泰泽的创作充满了对自己的国家和整个人类痛苦的同情。作者对格鲁吉亚历史，尤其是20世纪历史中的每一个重要阶段几乎都给予了关注。评论界认为，收录至《相遇》（«Встреча», 2010）一书中的文本最能反映沙泰泽作品的本质和创作的不同阶段。2009年，著名导演乔治·奥瓦什威利（Георгий Овашвили）根据其同名短篇小说拍摄制作了电影《岸的另一边》（又译《彼岸的幸福》，«Другой берег»）。该片在30多个国家的国际电影节上放映，并在法国贡弗雷维尔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剧本奖。之后沙泰泽与导演继续合作，根据其另一短篇小说《岛屿》（«Остров»）拍摄了后来广受好评的电影《庄稼之岛》（«Остров кукурузы»，又译 «Кукурузные острава»，2014）。该片获 2015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类别提名。沙泰泽是一位伟大的故事讲述者，是知道如何使祖辈父辈的语言重新获得新生，知道如何传达格鲁吉亚农民言语色彩的作家。

不难发现，当代格鲁吉亚文坛的一个有趣现象是不少作家都从事剧本创作，包括话剧、影视剧剧本的创作。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前文提到的一些标志性作家的原创戏剧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开始重点关注心理和社会话题。其中社会话题往往带有讽刺意味，表现出一种戏仿、恶搞苏联模式的倾向。根据他们的剧本，上演了一批具有阶段性意义的戏剧，拍摄了一批包括获得多项国际大奖的电影：《一场非凡的展览》（«Необыкновенная выставка», 导演艾尔达·桑杰拉亚，1968），《杏仁开花时》（«Когда зацвел миндаль», 导演拉娜·戈戈贝里泽，1972），《青山, 或难以置信的故事》（导演艾尔达·桑杰拉亚），《怪胎》（«Чудаки», 导演艾尔达·桑杰拉亚，2022）等。格鲁吉亚作家与戏剧、电影无疑是一个值得专门研究的话题。

总体而言，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格鲁吉亚文学延续了60—70年代之交格鲁吉亚文学空间的特征，话语和叙事形式丰富多彩。这一时期，新浪漫主义话语的代表们成长起来，逐渐赢得读者的尊敬。他们是索索·派查泽（Сосо Пайчадзе, 1943—1994）、古拉姆·潘哲基泽（Гурам Панджикидзе, 1933—1997）等。前者的创作风格属于超现实主义、超现代主义，最重要的作品有《最后一名替补队员》（«Последний вышедший на замену игрок», 1973）、《您往哪里摔？》（«Куда вы упали? 1995）。后者的创作中表现出对奇幻文学体裁的兴趣。这一时期的格鲁吉亚诗歌创作同样丰富多彩。诗人们丰富了此时的诗歌空间，他们当中有获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贝西克·哈拉纳乌利（Бесик Харанаули, 1939—）和斯图鲁阿·莉亚（Стуруа Лия, 1939—）。他们成功地用早已在西方和俄罗斯诗歌中经受检验的自由体诗这一形式丰富了格鲁吉亚诗歌。同一时期，出版了吉维·阿尔哈齐什维利（Гиви Алхазишвили, 1944—2021），伊扎·奥尔忠尼基泽（Иза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 1938—2010），大卫·姆切德鲁尔（Давид Мчедлур, 1947—），杰多·别基什维利（Тедо Бекишвили, 1941—1992），巴图·达涅利亚（Бату Данелия, 1950—）等诗人的第一批诗集，这些诗集充分体现了主题上和体裁上的探索。

四、20世纪80年代

首先，在戏剧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剧作家群体中出现了新面孔，两位年轻的作者—拉沙·塔布卡什维利（Лаша Табукашвили, 1950）和伊拉克利·萨姆索纳泽（Ираклий Самсонадзе, 1961—）脱颖而出，加入前文所提的剧作家群体，并逐渐成为当代格鲁吉亚戏剧最重要的作者。

1969年，19岁的塔布卡什维利以短篇小说《男孩被杀》（«Мальчик убит»）进入文坛，其话剧《通往你之路》（«Дороги, ведущие к тебе», 1985）、《小行星》（«Астероид», 2006）等已经成为格鲁吉亚剧院的经典，还在德国和捷克等国上演，前不久其新作《彩虹背后的某个地方》（«Где-то за радугой», 2017）获萨巴话剧奖。其长篇小说《请再赠予我们一个微笑，格温普兰！》（«Подари нам еще одну улыбку, Гуинплен!», 2014）也大获成功。塔布卡什维利的创作得到评论界的高度肯定，诗人兼评论家乔治·洛布扎尼泽（Георгий Лобжанидзе, 1974—）认为，他的作品拥有能让今天的读者印象深刻的一切：巧妙的情节、清晰的角色和解决戏剧冲突的能力。

萨姆索纳泽自1985年起活跃于文坛。这一年他在杂志上发表了第一个话剧剧本《午夜时分》（«В полночь»），至今他的15部话剧在格鲁吉亚上演。20世纪80年代其作品《公路上的马车》（«Повозка на шоссе», 1989）就已搬上银幕，后来他也为《阅兵》（Парад, 2018）等电影写了剧本。其长篇小说《枕头》（«Подушка», 2004）也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双重认可。该小说故事发生在官僚们痴迷于捞钱、民众备受贫困之苦的20世纪90年代。评论界认为，伊拉克利·萨姆索纳泽是一位不做让步的作家，他所写的一切都是残酷现实的艺术体现。

以塔布卡什维利和萨姆索纳泽为代表的这群剧作家在异常广阔的背景下思考现代格鲁吉亚社会的问题，并努力揭示真相，不回避毒瘾、性自由等禁忌话题。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格鲁吉亚进入一个极为艰难的政治阶段，这给文坛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话语和风格的变化。“文学仿佛进入到一种焦急的期待状态，激进主义与一代人的悲剧融合在一起，社会层面充满了愤怒、抗议、痛苦和内心困惑的感觉。”（Ратиани, 2015: 362）这些倾向在科特·贾迪耶里（Kоте Джандиери, 1958—），伊拉克利·洛穆乌里（Ираклий Ломоури, 1959—），扎扎·特瓦拉泽（Заза Тварадзе, 1959—2007），拉沙·伊梅达什维利（Лаша Имедашвили），米霍（米哈伊尔）·莫苏里什维利（Михо/ Михаил Мосулишвили, 1962—），安娜·科尔扎亚 - 萨马达什维利（Анна Кордзая-Самадашвили, 1968—）的文学文本中得到不同的呈现。

作家们继续他们的创造性探索，贾迪耶里的短篇小说集《灰姑娘之夜》（«Ночь Золушки», 2009）便是很好的证明。该短篇小说集收录了作者30多年来写就的作品，涵盖了广泛的主题，较全面地反映了作家的艺术探索之路。其话语范围从真实语境到心理关联，从社会关切到全球化问题。贾迪耶里也写了不少电影剧本，20世纪80年代就已搬上银幕的有《3-1》（«3-1», 1983），《已售房中的舞会》（«Бал в проданном доме», 1985），《善之电话》（«Телефон доброты», 1986），《导演生活中的一些事实》（«Факты из жизни режиссера», 1988），《四手戏》（«Пьеса в четыре руки», 1989），《俄耳甫斯之死》（«Смерть Орфея», 1996），《爱在葡萄园》（«Любовь в винограднике», 2000），《葡萄酒的摇篮》（«Колыбель вина», 2011）等。

1982年进入文坛的洛穆乌里具有第比利斯大学东方学专业和第比利斯神学院基督教人类学专业背景，他让读者记住的首先是其神秘侦探小说，如《性学中心谋杀案》（«Убийство в сексологическом центре», 2007）、《梯弗里斯邮票，或家中谋杀案》（«Тифлисская марка или убийство в семье», 又译«Тифлисская печать, или Убийство в семье», 2008）等。但其创作体裁广泛，其儿童文学作品《33个有趣的谜语》（«33 загадки для развлечения», 2009）和《马姆拉库达和其他故事》（«Мамлакуда и другие сказки», 2013）等也广受欢迎。洛穆乌里的文学风格被描述为具有讽刺意味的荒谬，但实际上其文本的深度使人们很难将它们归入任何类型。该作家所有作品的共同点在于对人的同情心，他特别善于唤起读者对他笔下人物同样的同情心。这些特点在短篇小说集《自撰讣告》（«Автонекролог», 2012）中得到很好的呈现。读者可以在其中找到心理散文、科幻、超现实主义和神秘主义等不同元素，其中还充满精彩和怪诞的幽默。他的故事既令人毛骨悚然，又引人入胜，极具可读性，许多故事的结局完全出人意料，令人耳目一新。由于对格鲁吉亚文学而言侦探小说不是传统的体裁模式，因此可以说它赋予现代格鲁吉亚文学一种有趣的样式。（Ратиани, 2015: 362）

毕业于地质与地理学院，主修工程地质学的莫苏里什维利从事小说、戏剧创作和翻译工作。他创作了近20个作品，包括短篇、长篇小说和戏剧剧本。其话剧在格鲁吉亚剧院、电台、电视台播放，代表作有流浪汉小说《无车飞行》（«Прена указрод», 又译 «Полет без ствола», «Полет без бочки», «Полет без чана», 2001），该小说长期位居畅销书排行榜榜首。20世纪80年代末发表的悲剧《森林人》（«Хольцманн»，又译 «Лесной Человек», 1988）是作家的处女作，随后其在所涉及的各个领域均取得骄人的成绩，其作品体裁多样，包括短篇小说《月光之日的圣像画》（«Иконы лунного дня», 1990），《垂直空间》（«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по вертикали», 1997），《雪下的天鹅》（«Лебеди под снегом», 2004）等，长篇小说《永远的骑士》（«Рыцарь в любое время», 1999），《无车飞行》等，以及传记《瓦扎·普沙维拉》（«Важа Пшавела», 2011）等 ，还有由他收集并以诗歌形式呈现的格鲁吉亚民间咒语《替神杀蛇》（«Убил Змей для Бога», 1993）等。他的作品被译成欧洲各国文字，作家本人也翻译了阿库林的《土耳其式开局》（2006）等多部作品和佩列文的作品《献给三位朱克布林的爱》（2017）等。

才华横溢的戈德齐·乔赫利（Годердзи Чохели, 1954—2007）兼作家、编剧、导演于一身，其作品以极其独特的风格而引人注目，读者可以从他的创作中强烈地感受到对现实的悲惨体验、哲学的荒谬，以及对新的道德观和价值基础的探寻。其电影和电视剧剧本被搬上银幕，并斩获多项国际大奖，包括获金鹰电视节最佳剧本奖的电视剧《罪恶之子》（«Дети греха», 1989）和在国际电影节“金骑士—99”上获奖的《路加福音》（«Евангелие от Луки», 1998）等。乔赫利在《我就知道复活节必将来临》（«Я знал, Пасха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наступит», 2010）、《上帝的孩子》（«Божьи дети», 2010）、《上帝的复活节》（«Божья птаха», 2010）、《路加福音》等宗教倾向明显的作品中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人必须拯救自己的灵魂，在善恶之间做出选择时，人必须始终站在善的一边。作者通过他讲述的故事想告诉人们，提升灵魂的复活节必将降临到每个人的生活中。“戈德齐·乔赫利以其个人和创造的纯洁性在格鲁吉亚文学和电影中与众不同。他纯洁的微笑，圣洁的泪水，让空气充满爱的气息。在激进的无神论统治时期，作家播下了信仰和善良的种子。”（Сордия, Пипия, 2016: 40）

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文学在格鲁吉亚迅速发展起来。奈拉·格拉什维利（Наира Гелашвили, 1947—）、 扎 伊 拉· 阿 尔 谢 尼 什 维 利（Заира Арсенишвили, 1933—2015）和马卡· 约 哈 泽（Мака Джохадзе, 1948—）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德语专业出身的科幻女作家格拉什维利的文学事业始于1976年，在翻译德国哲学和诗歌作品的同时，她也开始创作自己的文学作品。1983年问世的《安布拉人 、翁布里亚人和阿拉伯人》（«Амбры, умбры и арабы...»）讲述的是一个情怀深邃的爱情故事，文笔雅致，深受各年龄段读者的喜爱。至今，它仍然是格鲁吉亚最受欢迎和阅读量最大的小说之一。这位女性作家创作的最大特点是不墨守成规，这也是她赢得读者喜爱的秘诀所在。她还创作了长篇小说《母亲的房间》（«Комната матери», 1987），《月亮花园》（«Лунный сад», 1990），《带斑点的农舍》（«Хижина с точками», 2004），《塞尔索》（«Серсо», 2004），《镜之碎片》（«Зеркальные осколки», 2006），《前两个圈及其他》（«Первые два круга и все остальные», 2009），《我们悠长的故事》（«Наша дли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9），《是我》（«Я это», 2012）等。1999 年出版的《自传的，过于自传的》（«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слишком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ое»）融合了不同类型的文本，包括长篇小说《镜之碎片》的第一部分、文学故事、诗歌等。评论界认为，她是当代格鲁吉亚文学中欧洲存在主义心理小说追随者的鲜明代表。有趣的是，她作品的主人公几乎都是男性，因为她总是试图不从她的“我”，甚至女性的“我”出发，而是将提出的问题进行概括、客观化，并在所处时代的哲学和意识形态话语中去分析。《镜之碎片》是一部关于童年和青春期的长篇小说，世界文学中有很多这样的小说，但奈拉·格拉什维利善于创造出一个与以往样板不同的文本。

阿尔谢尼什维利是苏联国家奖获得者。作家兼编剧的她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电影领域工作，与导演拉娜·戈戈别里泽（Лана Гогоберидзе）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并为后者几乎所有的电影写了剧本。她也是前文提及的《个人问题访问记》的编剧之一。1998年因长篇小说《贝斯、女高音和七种乐器的安魂曲》（«Реквием для баса, сопрано и семи инструментов»）获格鲁吉亚国家奖。根据其剧本拍摄了多部电影：《杏仁花开时》《骚动》（«Переполох»，1975）《他是人吗》（«Человек ли он»，1979）《日比夜长》（«День длиннее ночи»，1983）《旋流》（«Круговорот»，1986）《大家的奶奶》（«Бабушка для всех»，1987）《伯朝拉圆舞曲》（«Вальс на Печоре», 1992）等。阿尔谢尼什维利拥有众多粉丝，她参与的每一部电影都极受欢迎。2002年问世的长篇小说《哦，世界，卡赫蒂编年史》（«О мир, Хроники Кахетии»）包含了发生在不同时期的众多形象和情节，其中人物从常态走向心理深渊，又独自返回起点，该作品在探讨人的心理、人类痛苦的同时完美地塑造了不同的角色。该书被认为是格鲁吉亚文学的杰作，诗人格奥尔吉· 洛巴贾尼泽（Георгий Лобджанидзе）对此书有如下评价：“从技术上讲，我不知道写《哦，世界，卡赫蒂编年史》需要多长时间，但你们可以感受到这本书是扎伊拉·阿尔塞尼什维利毕生的小说，是一生的经历和发自内心的反思。”

约哈泽集作家、编剧、记者身份于一身，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文学生涯，创作了《幸存的风景》（«Уцелевший пейзаж»，又译 «Спасенный пейзаж», 1982）和自选集《从小院来的人》（«Человек из маленького двора», 1981）等。《幸存的风景》是关于一位家庭条件不如人意的年轻人精神发展的故事，是关于表面上看起来不起眼的、普通的，但实际上有着丰富精神世界的人群的故事。“它是针对年轻人的，但完全不是因为作者本身年轻，而是它所体现的世界年轻而新鲜，就像被雨水冲刷过的草地，它还没有被冷漠、怀疑和虚荣的尘土淹没。”约哈泽作品中的事件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马卡·约哈泽的文学世界以微妙的情感和诗性为特征，其兴趣始终集中在人的精神生活和多样化的经历上。同时，她具有惊人的精力，强烈的情感，可以说，甚至有时（有些地方）是男性的大胆和坦率为她的作品增添了艺术自信和气势。”其作品还包括《古拉姆，古拉姆》（«Гурам-Гурам»，1976），《重逢》（«Воссоединение» ，1985），《太阳位移》（«Смещение солнца» ，1988），《永恒的马戏团》（«Вечный цирк，1997），《战胜恐惧》（«Победа над страхом»，1999），《没有爱的天堂》（Рай без любви，2010）《扔进死水池的石头》（«Камни, брошенные в мертвый пруд»，2013）。2017 年出版的《荒漠中的松树》（«Сосны в пустыне»）是一部短篇小说集，涉及信仰及其局限性、爱的永恒范式等广泛主题，情节、人物丰富，但读起来就像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

安娜·科尔扎亚-萨马达什维利是格鲁吉亚魔幻现实主义女作家、记者、翻译，因《贝里卡巴》（«Берикаоба»，2003）、《 舒 沙 尼 克 的 孩 子 们 》（«Дети Шушаник»，2011）、《 谁 杀 死 了 海 鸥 》（«Кто убил чайку»，2013）、《 盗 贼 的 统 治 者 们 》（«Правители воров»，2010） 和《我，玛 格 丽 特 》（«Я, Маргарита»，2005）等短篇和长篇小说而闻名于世。其作品是关于男人与女人、爱与恨、失望与希望、性与愤世嫉俗的故事，表现力强，情感饱满，有点古怪，略带讽刺，充满幽默，她对生活中的短处和作品中主人公之间的关系进行写实性描述，这正是其作品能迅速进入读者内心的原因。作为翻译家1999年因翻译诺贝尔奖得主奥地利作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的小说《做情人的女人们》而获得歌德学院最佳译本奖。她因短篇小说集《我，玛格丽特》被纽约公共图书馆评为2017年全球最佳女作家之一。其短篇小说《雨》（«Дождь »）与阿卡·莫尔奇拉泽、科特·贾迪耶里以及努格扎尔·沙泰泽等其他作家的作品一起被收录至2021年在美国出版的《格鲁吉亚现代科幻小说集》。

上述女性作家中的大多数今天仍然活跃在格鲁吉亚文坛，她们奠定了相当稳定的文学传统基础。她们“以自己的作品向世人宣告，今天的格鲁吉亚文学空间，女性文学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Ратиани, 2015: 363）。

五、20世纪90年代至今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头10年，后现代话语在当代格鲁吉亚文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后现代的普遍主题，如危机、不信任、以恶搞重（解）构经典文本等，通过拟像、双重编码、反讽、艺术语言的自由化、行话的渗透等后现代主义的标志性技巧在后苏联时代的格鲁吉亚文学空间中得到广泛呈现。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家之一是后现代叙事话语的代表阿卡·莫尔奇拉泽（Ака Морчиладзе, 1966—）。莫尔奇拉泽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卡拉巴赫之旅》（«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Карабах», 1992）描写了高加索冲突的荒谬性，作品一问世便成为畅销书。马达托夫三部曲，以《飞越马达托夫岛并返回》（«Полет над островом Мадатова и обратно», 1998） 开 始， 接 着 是《 在 马 达 托 夫 岛 上 失 踪 》（«Исчезновение на острове Мадатова», 2001）和《马达托夫岛的鲸鱼》（«Кит на острове Мадатова», 2004），充满了对世界文学的隐喻与暗示，融合了事实与虚构。莫尔奇拉泽是一位高产的畅销书作家，也是颇受文学奖青睐的作家，还是被翻译得最多的当代格鲁吉亚作家之一。他的小说《飞越马达托夫岛并返回》《帕里亚什维利街的狗》（«Собаки с улицы Палиашвили», 1995）、《八月的纸牌》（«Августовский пасьянс», 2001）、《你的历险记》（«Твои приключения», 2002）、《圣埃斯佩兰萨》（«Санта-Эсперанса», 2004）、《梯弗里斯的女仆》（«Maid in Tiflis»，2007）等，以及一些独立的短篇小说和纪实素描深得当代格鲁吉亚读者，以及世界其他国家读者的喜爱，其作品也颇受电影导演们的青睐。《卡拉巴赫之旅》三部曲（«Прогулка в Карабах», 2005；«Прогулка в Карабах 2: Зона конфликта», 2009；«Прогулка в Карабах 3: Последняя прогулка», 2012）、《调解人》（«Посредник», 2008）和《没你我无法活》（«Мне без тебя не жить», 2010）等颇有影响的格鲁吉亚电影都是根据他的小说和剧本拍摄而成。由于莫尔奇拉泽创作了不少侦探体裁的作品，评论家们经常把他与最受欢迎的俄罗斯侦探作家之一鲍里斯·阿库宁联系在一起，将他的作品与阿库宁的《土耳其式开局》相提并论。莫尔奇拉泽在进行历史侦探体裁实验的同时，还写了一些关于现代性的小说。其中谈论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比如，关于社会中的新型关系，关于精英主义、势利和青少年问题等。“在莫尔奇拉泽的书中，人们经常可以找到格鲁吉亚社会现代说话方式的风格化，以及格鲁吉亚现代口语中的隐语和行话。”莫尔奇拉泽写了两种类型的作品。第一种类型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格鲁吉亚日常生活和语言的风格化。在这些文本中，他成功地创造了第比利斯这座城市的神话，其中包括通过使用纯粹的后现代主义方法。例如，在此类小说中最有名的是《飞越马达托夫岛并返回》，他将查布阿·阿米拉吉比（Чабуа Амирэджиби）小说《图塔什希亚的日期》（«Дата Туташхиа»）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宪兵上校穆什尼·扎兰迪亚引入侦探主线，而在另一位主人公—艺术家哈佛身上很容易看到苏联著名导演谢尔盖·帕拉杰诺夫（Сергей Параджанов）的影子。

自20世纪90年代起，国家认同和捍卫国家价值观话题的现实意义愈加凸显。战争主题，比如阿布哈兹和8月战争的主题，又比如对难民、对被破坏的历史完整性的反思，这些都是格鲁吉亚人民巨大痛苦的艺术表达，它们构成了当代格鲁吉亚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那些亲历战争痛苦的作家，如古拉姆·奥吉沙利亚（Гурам Одишария, 1951—），其短篇小说《回到苏呼米》（«Возвращение в Сухум»）对战争进行了直接描写。还有那些通过他人之口了解到战争的年轻作家，也以不同的文学方式涉及战争话语，比如塔姆特·梅拉什维利（Тамты Мелашвили）的《计数器》（«Счетчики»），2013年该作品获德国国家文学奖青年作家奖。尽管在此书中，战争主题更多是背景而非故事主线，但在总体结构框架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战争主题。此外还有杰拉·奇克瓦纳瓦（Гела Чкванава）的短篇小说和塔马尔·巴尔塔亚（Тамар Бартаиа）的话剧《哥里的地下室》（«Подвал в Гори»）等。

六、结语

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格鲁吉亚文学的粗线条梳理使我们领略到当代格鲁吉亚文学主题、体裁、风格、话语上的多元化和多面性，体会到世界文学趋势对它的影响和渗透。格鲁吉亚民族叙事在适应普遍的文学背景的同时，也扩大了世界文学进程的视野。虽然以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材料为依据，还远不能对当代格鲁吉亚文学进行全面的评价，但从中可以发现一些总体特点和趋势。

首先，一方面，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当代格鲁吉亚文学生发于苏联文学，虽然苏联文学中的重要概念、风格特征和“苏联”标准等逐渐减弱和消失，但仍能看到苏联文学影响的痕迹；另一方面，它始终保持格鲁吉亚本民族传统文学精神的连续性，比如争取独立和民族认同的斗争等格鲁吉亚文学所惯有的主题，格鲁吉亚民族叙事等，但更具标志性意义的特征还是其对苏联文学的反叛和向世界文学的融入，即对欧洲文学、世界文学进程的开放，从20世纪50年至今，无论从创作主题和内容上，还是风格和手法上，都呈现出逐渐去苏联化和国际化的趋势。

其次，当代格鲁吉亚文学在小说、戏剧、诗歌等几乎所有体裁的创作上均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多位作家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当代格鲁吉亚文学，尤其是后苏联时期格鲁吉亚文学的大量外译，以及作家、文学与电影的成功“联姻”，让世界记起格鲁吉亚这个虽小，但拥有丰富传统的古老国家。可以说，当代格鲁吉亚文学作为一种开放的文化结构，在受到世界文学的渗透和影响，适应并融入世界文学进程的同时，也以其独特的民族性丰富了该进程。

最后，不难发现，在当代格鲁吉亚文学发展进程中，不同年龄层次和不同性别的作家均有不俗的表现，他们各自作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共同汇成当代格鲁吉亚文学之流，在当今世界文学中占得了一席之地。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判断：“格鲁吉亚当代文学进程在世界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一环不亚于其在过去的任何时代。”（Ратиани, 2015: 353）跨越近70年历史，见证了巨大的政治变革、激烈的经济震荡和残酷的大小战事，格鲁吉亚当代文学是复杂的、多维的，因此是需要下大力气深入探究的。此文仅作为当代格鲁吉亚文学探索之路上的一次尝试，期盼更多同仁加入此艰难但有趣的旅程。

来源：《欧亚人文研究》2023年第三期

责编：凌建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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