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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麟舟:出租车司机为何不选择转业滴滴? | FusionX 科技人类学导师专访

XA 2022 TechXAcademy 2022-10-19


7 月 21 日,滴滴被处 80.26 亿元罚款,互联网轻而易举地攻占人们的安全防线。在便捷的网约车背后,数据和信息暗流涌动。网约车自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得到了快速的扩张与发展,来势迅猛的互联网大潮中,却有一批人坚守在原来的出租车行业。


“这一类司机的最后选择主要是基于社群因素,而不是什么经济因素或者其他。” X ACADEMY 2022 FusionX 科技人类学导师邢麟舟曾于研究中深入探讨过这一话题。



“在我们看待技术的时候,我们总是先关注效率和经济的数字、关注技术性的部分。但是技术能不能真正地被人接受,最后落脚点还是在社会性的方面,这也是 STS (Science, Technology, Society)领域的基本假设之一。”


科技共生也是今年 X ACADEMY 2022 暑期项目 Capstone 的五大主题之一。科技共生离不开人与科技的交互,新技术不断更新人类的认知方式,而我们也必须持续反思科技的社会性——科技是如何诞生的?社会又如何被科技塑造?今天,我们邀请到 X ACADEMY 2022 FusionX 导师邢麟舟,一起分享了他对科技与社会研究的理解。


(以下内容预估字数:4800 字,阅读需要:10 分钟。)



Q:看到老师您的求学经历十分丰富,可以向我们介绍一下吗?


A:我本科是读商科的,后来想深入学习社会学,研究生就到了港科大读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项目。这是一个跨学科的项目,有许多经济史、政治学的内容,也有国际关系、STS(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社会学。后来我回到港大读 STS 的 MPhil(哲学硕士)项目,在上课的同时要系统性地完成一个研究课题和相应的毕业论文,相当于一个小型的 PhD 项目。我的 MPhil 学位专业是 STS,但是导师背景很多元。


我在港大的第一位导师是人类学背景,第二位导师则来自康奈尔大学 STS 系,算是 STS 最“正统”的学系的毕业生,但此后独辟蹊径开始研究科技创新政策。目前,我在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历史与社会学系读博士,我们系的博士项目叫作科技史与科技社会学,接触到的老师主要来自历史学和社会学这两个领域。


香港大学人文与社会研究所,我读 mphil 的地方

图源:受访者提供


Q:您提到了自己的导师来自不同的学术背景,许多学科也在关注着科技的社会层面,请问它们有什么异同呢?


A:我可以简单地谈谈我对科技哲学、科技社会学和科技人类学等学科关系的理解,首先,目前这几个学科在往一个方向融合,我个人能想到的可能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点是科技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天然适合用跨学科的方法来研究。


第二点则和学科分化有关。其实科技在传统上并不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所以与科技有关的人文与社会研究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新兴的。一个例外是传统的科学社会学,它是功能主义社会学下较早发展的分支学科,但其研究对象一般是科学家行为和科研制度,而非科学知识生产本身。相比于本学科中的传统领域,新兴的学科容易被边缘化,也更需要重新开拓自身的影响力和生存空间。在这种情况下,这各个学科中的小领域目前正在努力地结合成一个大的学科或曰领域。


其次再说到它们的区别。我个人认为科学哲学主要是关于科学研究方法的理论性反思,对认识论、逻辑学等话题比较感兴趣;技术哲学则思考与反思人与物体的互动关系。科技人类学则更偏重于人和文化在技术发明与应用中的表达与作用。从研究范式来说,我认为科技人类学主要还是以人和文化为研究对象和落脚点,其中科技作为人文价值的一种表达。


社会学则具有“系统性”的深厚传统。最早科学社会学强调悬置科学和技术本身,而去研究制度(institution),比如科学家的培养制度和对科学研究的奖惩,一个更具体的课题可以是诺奖得主的社会背景。


“科技社会学”这个名称则有更明显的多义性。如上所述,传统的科学社会学悬置了科学知识生产和科学研究实践的实际过程。而 STS 领域中的社会学部分,则更多发源于哲学对现代性的反思和 20 世纪中后期人们对科技造成的社会危机的批判,慢慢打开黑箱,去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科学技术本身,比如科学知识和技术形态。以上就是我所理解的这几个领域的联系和区别。



Q:从您的求学经历来看,香港和美国的 STS 学术研究方向差异大吗?


A:最大的区别是:在香港,很多 STS 学者会更强调研究的地域性。因为传统的社会科学发展一直伴随西方中心论的假设,可能现在许多西方学者并不一定看低东方,但是他们基于西方经验的假设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并不一定成立。而香港的 STS 学者则强调东亚的独特性,关注技术在东亚的影响。


佐治亚理工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内部

图源:受访者提供


那么,如果能促进东方与西方学者对话,就会迸发出对 STS 理论更多元的理解。


相对地,在美国,我个人认为主流 STS 仍然是相对来说比较西方中心的领域,而缺乏对于西方社会之外情况的反思。东亚的 STS 就与美国欧洲的研究形成了对照。


在课程中,我们也会经常提到许多理论视角可能存在的西方中心缺陷,比如技术的社会建构(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尽管这个理论视角并不对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进行任何假设,但由于它的构建大部分基于一些西方崛起的技术现象,故而对于国家间的差别、历史上殖民活动对科技推广的影响等,缺乏批判性的思考。那么研究东亚的学者显然在这一方面有先天优势,能增进 STS 理论的多元性和包容性。



Q:老师您多次提及了“主流 STS” ,请问什么是主流 STS 呢?


A:“主流 STS”其实是我自己使用的一个词。我个人基于自己的学习经历和理解,认为 STS 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狭义上的 STS 诞生于欧美地区,大致起源于 20 世纪哲学对现代性的反思和 20 世纪中后期人们对科技造成的社会危机的批判。


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人物或学派。首先,虽然有争议,但人们一般会认为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著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是 STS 的重要发端之一。库恩在书中提出了范式(paradigm)的概念,真正地把科学实践纳入了社会性考量中。


以爱丁堡大学一些学者为代表的很多学者以科学的社会性为研究对象,就出现了科学知识的社会学(SSK,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EPOR(Empirical Programme of Relativism)、“强纲领”等重要理论视角。


与之平行地,许多学者开始在实验室中做田野调查,以人类学民族志的方式去研究科学实验和研究。他们中的一部分,比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更提出了强调非人行动者能动性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 Actor-Network Theory)。


我个人认为,以上这两个流派(当然也包括其它一些理论视角或研究方法)大致成为了所谓“主流 STS”的核心。


慢慢地,其他学科对于 STS 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有对话、有批判、也有发展。比如说,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人会觉得现在的 STS 以科学事实和技术物的建构为落脚点,但我们是以社会结构和人为落脚点。许多出身于这些学科的学者就开始引入社会结构的角色,强调用户、消费者的角色。


人类学更强调文化,重视对传统上较边缘社会的科技,也强调科技与文化的互动。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也批判所谓的主流 STS ——为什么不重视性别及类似结构性因素的作用?是不是应该多考虑一下文化差异、殖民历史、国家间的不平等这些因素?慢慢地,围绕着主流 STS,许多不同的思潮相互交汇和交融,就产生了广义的 STS 领域。


关于“主流”、狭义、广义 STS 的问题,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如果去看一些人类学系,比如说美国的莱斯大学、UCI 、MIT、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那很多老师都称自己做的是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或者 STS,但是他们并不一定对于我刚刚说的主流 STS 理论工具非常熟悉,在研究中也不一定使用这些工具。所以从最广泛的层面来说,STS 已经泛化成了对于科技在社会层面影响的研究,但是我们这门课主要介绍的是最核心、也是 STS 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分。


Q:您之前也做过关于网约车竞争压力下的出租车司机研究,想请您介绍一下在这方面得出了哪些结论。


A:我这个项目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出租车司机。我们都知道,至少在 2020 年之前,网约车的收入在大部分地区明显高于传统的出租车,而网约车也是一个新兴、创新、富有朝气的行业。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出租车司机会不会去选择网约车的新业态?一些司机是这么想的,乘客也是这么想的。这个新职业好像挣得多、也很方便,也能够解决传统出租车行业中的一些问题。


但当我去做了田野调查(field research)之后,我意识到这个研究必须要落脚到他们的日常工作实践中。其实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并不是割裂开的两个职业群体,很多人是在二者之间反复横跳—— 有时他们去开网约车体验一下,或者他们又退回来。很多人也都有了两边的经验,那么司机的技术选择,实际上跟我们作为“局外人”对两个行业进行机械对比不同,而是基于自己对于两种工作实践的理解。


基于我在陕西西安的调研(在别的地方可能不尽相同),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矛盾点:尽管网约车挣得更多,但很多出租车司机、甚至可以说大部分的司机,还是会选择留在出租车行业。关于这种选择的原因,一开始我们会想,是不是因为买车的沉没成本?是不是因为不想参加当时可能还是非法的新业态?


图源:Google


但我发现,在网约车合法化以后,对出租车司机来说,网约车的资格非常容易获取,而买不起车的司机可以很容易地租车开网约车。所以在这个选择上,行政壁垒和所谓的沉没成本可能并不是很重要。所以,我就想会不会是某种技术-社会性的因素让他们更喜欢出租车。


后来,经过我和出租车司机的调研访谈,包括参与他们的日常工作和聚会,我发现一个有违我常识的地方——出租车司机的工作其实非常规律。他们上下班的时间是非常固定的;他们每天开车的路线看似非常随机,乘客去哪司机就去哪,但实际上很有规律,每天不同时段大致都在某些特定区域活动,以方便自己能够高效地多拉客,并且衔接好加油加气、吃饭休息、交班等时间地点固定的活动。这需要司机对整个城市的全面了解。


当大部分司机都维持非常稳定的时空策略时,就有许多司机在每天某一个时段所处的位置非常相似。这样一来,他们就有线下见面的机会,可以和同事建立起非常好的社群互动。同时,由于他们对城市有全面的了解,他们可以轻易地通过微信群来交换关于城市各处交通、油气状况的信息,顺畅地沟通和相互帮助。由此,他们往往能建立联系非常紧密的大小社群。


为什么出租车司机要重视这种社群呢?因为司机大部分都是进城务工人员,或者是 90 年代下岗的国企工人。这些群体在人生中都失去过乡村、国家提供的社群支持,就非常珍惜他们通过新工作建立的互助联系。


但是网约车平台要求他们依照算法和平台的指示去接客,而算法则仅仅从自上而下的角度考虑城市区域的车辆调度,过去稳定的时空策略没有办法继续维持,而是显得“随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难找到一个新的方法和同事建立起新的社群联系。这在一些司机眼里是不太能接受的,哪怕出租车稍微少挣点,他们也不愿意失去稳定的社群连接。


这是我主要的发现,其实也符合 STS 的假设——我们看这个技术的时候,我们总是先关注效率,注意技术性的部分。但是要探讨技术能不能真正被人接受,还要同时关注技术与社会因素互动的结果。


图源:Google


Q:现在互联网公司或者国家层面,会频繁地去提“数字经济”“平台经济”这样的一些宏大概念。但实际上 STS 研究的落脚点还是更加细微的,关于人、关于社群。那我们也可以说 STS 在当下很时髦的热门话题里做了很多理论性贡献。


A:的确,STS 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也应该在中国得到推广。上面提到的这些热门名词,比如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等。在当下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我们大多数人信奉的是“科技改变生活”,我们会自然地陷入一种传统的技术决定论——只要有先进的科技就能让社会更进步。所以,相应的各种公共政策会积极地推动这些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但实际上,我们也需要批判地看待科学技术。


第一,科技不是凭空而来,科技发展的方向往往被社会因素影响。第二,不是所有科技都可以一夜之间地改变社会。第三,如果确有改变,它的影响往往也非常复杂。新技术对有些人是好事,但是对有些社群影响并不是正面的。同时,新技术解决了旧问题,但也可能带来新问题。不管从社会的层面,还是从理论的角度,还是从公共政策的角度,STS 对于这些问题都是一个很不错的切入点。


Q:那么 STS 领域学者的声音如何被听见,从而促进社会变化呢?


A:想让研究被听到有几个层面的解决途径。首先,在研究层面的问题意识很重要。我们在选择研究主题时,要带有一种社会关切,去关注你现在的研究方向能够产生多大的社会影响。许多学术研究的实证对象可能是较为小众、偏门的科学或技术,这个自然没有问题,因为大家各有各的学术旨趣。但是看似小众、偏门的实证研究对象可能能够上升到非常宏大的社会关切,如何能够把这种社会关切彰显在研究中,对学者来说是很重要的问题考量。


第二,在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范式方面,还是要尽量地贴近于大众容易理解的方式,研究成果才能更好地得到传播。其实 STS、社会学、人类学有许多领域受到后现代等理论的影响,在理论叙述、研究范式方面日趋复杂化、哲学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将我们的研究成果以容易和学科外的人进行对话的方式进行表达,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者需要反思的一个问题。


在学术界职位晋升的过程中,外行的评价是难以施加影响的,我们讲究同行评审。但实际上,如果有更大的追求,还是应该从理论、方法论、写作方式、范式等等的角度下功夫,尽可能地确保更多人能够了解和认同自己的研究。

第三个层面是要有更广泛的实践行动。写论文、发论文、评职称、上课,这是学者生活的主体部分。但在这之外,我们可不可以去做更多?比如像我们现在开的这门课,它并不是面向一个正式学术机构的专业学生,而是让更多的年轻的同学能够多掌握批判性思考的理论工具,对身边发生的事多一些反思的方法。


学者其他能做的行动包括多接受一些媒体访谈、参加更多的公共讲座,而且要和媒体界、非政府组织等等真正在实践的人有更多的交流。我们还是要行动起来,让自己跨出这个学术的舒适圈。


但是话又说回来,学者的力量还是有边界的,并不是无所不能,甚至有的时候非常无能。所以,在认识到这一点的基础上仍然去拥抱学术,保有批判精神,并用行动实践、传播理论和反思工具,这便是我的态度。




采写:龚滢滢

编辑:兵书

排版:灵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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