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的人生课题：论带娃如何影响科研生产力

导语

众所周知，很多人在孩子出生后将自己的生活中心从事业逐渐转向家庭，这种现象在学术圈内也同时存在。那么“为人父母”这一大事件对不同性别的科研人员会具体带来怎样的影响呢？近日发表在 Science Advances 上的论文通过大量真实数据衡量为人父母对男性和女性研究者的不同影响。

胡一冰 | 作者

邓一雪 | 编辑

论文题目：

The unequal impact of parenthood in academia

论文地址：https://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7/9/eabd1996/tab-figures-data

1. 女性研究者的科研瓶颈

近几十年来，许多学科领域的研究数据都表明，男性科研人员的科研产出高于女性科研人员。导致该现象的原因尚未有定论，对于女性科研人员而言，比较常见的几种解释包括：工作单位或机构的整体实力较低、承载的教学负担更重、从业时间更短等，以及最不能小觑的一方面——生育对女性研究者的科研事业的影响。

众所周知，为人父母意味着将承担新的角色责任，势必对工作事业的发展带来一定影响。在学术界中，这种现象也同样常见。针对研究人员及其科研成果产出效率的研究层出不穷，但由于缺乏关于研究人员职业、年龄、纵向科研产出、生育时间和相关社会生育政策的具体信息，“为人父母”与“科研生产力”二者的因果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针对上述研究空白，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 Allison C. Morgan、Samuel F. Way 等研究者通过对美国和加拿大450个计算机、历史学和商学专业的3064位终身教职人员进行调查，量化早期职业生涯中“成为父母”和“没有成为父母”的两类教职人员的科研生产力差距，并直接衡量为人父母对男性和女性研究者的不同影响。

2. 大量真实数据提供有力证明

该研究的研究对象来自于计算机、历史学和商学的相关专业，这三个学科大类的搭配也是别有用心。例如，这些学科呈现出相对广泛的性别差异，计算机科学终身教职员工中，女性仅占15%，在历史学科中女性占有37%。同时，就研究合作程度来看，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相关研究往往合著人数更多，历史领域的相对较少。

这些性别和学科特点的区别都有可能影响“为人父母”和“科研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在这项研究中使用了比较中断时间序列方法进行分析（comparative interrupted time series，CITS），直接比较了有、无孩子两类的教师在生育事件前后的科研生产力。该项研究还与100972份教职人员发表物的纵向数据以及特定机构或单位的产假政策数据相结合，为对“为人父母”和“科研生产力”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如考虑入职年龄、单位整体水平等）。

3. 父母角色影响科研生产力

在孩子出生之前，男性和女性研究者的科研产出量相似。但从整体来看，拥有孩子的科研人员们的平均科研产量明显略高一些（如图1）。然而与产前或男性研究者相比，女性研究者的科研产出量在产后快速下降。根据CITS数据表明，生育事件急剧降低了女性研究者的短期生产力，但这一事件对男性的短期生产力影响一般。

图1：“有孩子”和“没有孩子”的教职人员每年的产出效率对比（分别对应计算机科学、商学、历史学）

另外，在生育之后女性研究者的合作比例增加（如图2），该现象在合作程度较少的历史学科领域更为明显。此外，我们不得不考虑有一部分研究者在生育之后退出学术圈，那么这一部分研究者科研产出量的下降或损失才是学术界真实的损失。

图2：依据性别和学科分类的教职人员样本中，出版物类型比例分布和每类出版物作者数量的平均值和标准差（括号内）

4. 生育政策对科研产出的重要性

合理的产后休假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女性研究者产后科研生产力下降的问题。在该项研究中，女性和男性研究者利用育儿假的比例不尽相同：在符合产假条件的研究者中，91.8%的女性至少休过一次育儿假，而只有62.1%的男性至少休过一次（如图3D）。有近一半的女性（45.9%）表示，产假政策在他们选择入职机构的重要标准之一，而只有20.6%的男性会这样认为（如图3C）。

图3：受访者单位产假政策的有效性、对其了解程度、产假政策对入职选择的重要性和教员利用情况

理想工作者规范（ideal worker norm）是指完全投入工作而不承担家庭责任。虽然为人父母会分散人对待工作的精力和时间，但是女性通常比男性承担了更多的育儿责任，更难以成为完全的理想工作者。为了对理想工作者状态进行更深入的探究，该研究要求受访者提供他们估计的其他人的科研生产力和个人的生产力目标。

数据表明，为人父母改变了教职人员对自己工作效率的期望。女性在产后会降低预期科研生产力，例如图4中，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内，有孩子的女性研究者两年内预期发表论文数是8.2，而没有孩子的女性研究者是9.2。而在男性研究者中，有孩子的研究者可能拥有更高的科研产出预期值，如图4计算机科学和商学领域的数据可知。

图4：有孩子和没有孩子的两类教职人员的研究期望。表格内数据为每个组别在未来2年内可能和预期发表的论文数量。受访者包括青年教师、拥有10岁或以下孩子的教师、没有孩子的教师（或有一个孩子超过10岁的教师）。

5. 实现兼顾家庭与科研成未来趋势

研究结果的政策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它们在未来是否能实现。研究发现男性研究者回归家庭的比例逐渐增加。例如，在2000年前后有资格休育儿假的男性中，休假的男性比例从38.7%上升到67.6%。尽管男性休育儿假的比例显著增加，但他们的整体科研生产力并没有下降（如图5）。

图5：2000年前后男性和女性研究者的累积科研产出量

在该研究中，大多数男性和女性研究者表达了对于产假政策的偏好。然而，不了解其所在单位产假政策的受访者也并不罕见：17.2%有孩子的教职人员表示，不知道其所在单位是否提供任何产假福利（如图3C）。这种现象可能表明，人们对这类政策或生育对工作效率的影响普遍缺少关注。这也可能反映出这些政策往往具有复杂的规定或令人费解的措辞，包括与领导的特别申请、父母双方的休假要求、医疗证明信息等等。

6.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引发共鸣

为人父母这件事对女性的影响要比男性大得多。不过对女性而言，生育对科研生产力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产后的几年，对长期生产率的影响相对较小。例如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在孩子出生后的10年里，女性平均比男性少发表17.6篇论文——这一差距需要女性大约5年才能弥补。

从长远来看，旨在减轻生育对教职人员影响的社会政策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优化近期的科研生产力。因此，社会上应为父母们提供更多工作场所灵活性的政策，例如哺乳室和儿童保险等。对于教职人员来说，合理且友好的生育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偿科研生产力的损失。

越来越多的教职人员会在从业时充分了解单位的产假政策。尤其对于女性研究生和博士后来说，做好母亲角色和科研工作者身份之间的平衡，免不了面对昂贵的育儿费用、考虑孩子的医疗保险等。对于教职人员来说，合理且友好的生育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补偿科研生产力的损失，也会有助于踏入学术之路的年轻父母考虑未来更长远的发展，实现自身学术、个人和社会价值。但相关的社会生育政策如何具体影响科研生产力，怎样的生育政策最能保证科研生产力，这些仍是未来研究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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