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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复杂经济学家如何改变了硅谷?对话布莱恩·阿瑟

罗汉堂观点 集智俱乐部 2022-07-05


导语


罗汉堂学术委员、复杂经济学奠基人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近期与硅谷著名投资人Mark Adreeson以及a16z主编Sonal Chokshi展开对话,回顾了网络效应是如何颠覆硅谷的游戏规则以及技术进化的规律。解释了为什么有的企业很快泯然众人,有的企业则总能抓住下一波科技浪潮,为何人类不可能短时间实现星际旅行和永生。

罗汉堂观点丨来源


 



1. 网络效应颠覆硅谷




Sonal:你的工作对科技产业的发展大有启发。经济学和技术之间似乎存在鸿沟,而你一直在试图弥补。那为什么不从你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谈起?关于网络效应的经典文章。
 
Arthur:好的。按照传统经济学,随着企业规模不断增长,继续扩大投入获得的收益回报会越来越少。最终市场竞争会进入均衡,每家企业都依据自身的竞争力,获得相应的市场份额。
 
这也符合市场的真实情况,但它好像对技术领域并不适用。1982年,当时市面上有两种不同格式的录像存储方式——VHS和Betamax。就像录像机的两个不同的操作系统。按照性能看,Betamax比VHS更强。让我困惑不已的是,性能较差的VHS格式最终统治了市场。

Sonal:我也一直很好奇。

Arthur:后来我意识到,一系列早期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让VHS获得了微弱的领先位置。当时如果你走进一家电影租赁店,你会看到更多的VHS电影。如果你想看这些电影,就需要买一台VHS录像机,这会让你购买更多的VHS电影。
 
这两者似乎有种相互加强的作用。VHS 格式的录像越多,人们就会买更多的 VHS 产品。我在一个又一个细分市场里看到这种现象重复出现,这并非是收益递减的现象。
 
如果 VHS 领先,它的优势就会越滚越大。市场结构趋于不稳定,一系列小事件会将消费者推向 Beta 或者 VHS。这就像将一个保龄球抛掷于一条无限长的球道正中央。球可以在正中央滚很久,但如果开始倾向于某一边,就会不断偏离然后落到某一边的槽里。而那一边的企业则会锁定整个市场。
 
Sonal:我记得你告诉过我,你借用了“锁定”(lock-in)这个军事用语,就像锁定目标。

Arthur:是的。“锁定”这个词那时候还没有被大量使用。它来自战斗机雷达,当你高速飞行并逼近敌人时,你要去锁定目标。并非是找到目标。

Sonal:我记得是《壮志凌云》里面的台词,当时非常流行的电影。

Arthur:从那以后,这个词流行了起来。你经常会听到,企业家在说,我们锁定到这个市场,锁定到那个业务。基本上,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一些小事件会将企业带入到某种无法摆脱(或被赶超)的境地。
 
当时我初步的想法是,如果其中一个公司领先于实力相当的5、6家公司,这家公司就会进一步领先,获取足够的优势直到主导整个市场,这就是锁定市场。
 
这家企业会获得大量成本优势,或者今天所说的庞大用户群,这一优势很难被其他企业赶超。在个人软件刚刚诞生之初,微软获得了几个企业的大订单,因此锁定了 80 年的个人软件市场。

其他领域也上演了类似的故事。例如当时有AltaVista、Google和其他几个规模差不多的搜索引擎。Google 领先一步,并开始主导市场,而现在已经处于锁定地位。社交媒体也如此。所以这不是偶然,而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任何领先一步的,都将进一步领先。
 
这是因为人们有一种从众心理,想和大多数人一样。人们想使用最主流的网络,因为他们想和朋友在一起。我们现在称其为网络效应。

正如在五代人以前,我们的祖先大多数都不说英文,而现在我们都说英语。

Sonal:英语也是一种网络效应?我从未想过。

Arthur:我们说英语是因为我们想要让所有人理解我们的意思。如果 18 世纪发生和历史不同的一系列小事件,我们现在可能都说法语。或者在 16 世纪发生另一些不同的小事件,我们现在可能说拉丁语之类的。

Sonal:当你第一次在论文中提出技术发展更倾向于正反馈,也就是收益递增,而非收益递减时,收到了怎样的反馈?

Arthur:我在 1983 年写了一篇论文,发给了四家前沿经济学期刊。而在6年后,也就是 1989年才得到了发表。

Sonal:他们当时并不接受?

Arthur:他们不喜欢。我不止一次收到这样的反馈,“你的理论无懈可击,但这不是经济学。”这个想法当时已经出现,但因为没有期刊敢发表,所以并没有人引用我。
 
因为我的理论是,市场可能被一种质量较差技术,或者产品,甚至是做事的方式锁定。并且仅仅是因为机缘巧合。80年代中期,这种观点并不受欢迎。
 
1984年,我在莫斯科进行演讲。我当时说,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市场可以被劣质产品锁定。大家纷纷举手,(带着俄语口音)说,“教授,我们想指出,因为计划经济,在苏联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我们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Arthur:经济学家痛恨这种观点。主流的观点是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并且通常可以得到更好的结果。我就想,“是吗?我们总是选择最好的配偶吗?社会统计数据得出的结果并非如此。”
 
但在硅谷,人们对此的态度截然相反,这也引发了一场截然不同的游戏。

Sonal:你的理论如何改变了硅谷的游戏规则?

Arthur: 首先,硅谷的企业家非常聪明,他们并非只从我这里获取想法。这不是自谦,只是实事求是。当我提出这个理论的时候,它似乎是印证了他们的直觉。
 
如果用传统的商业逻辑思考,例如酿造啤酒,企业要提升利润,就要提升产量,降低成本,确保一切都高效运行。在技术领域,规则完全不同,整个游戏取决于尽可能尽早的抓住更多优势。
 
1996 年,我的文章《收益递增与商业新世界(Increasing Returns and the New World of Business)》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文章在硅谷得到广泛传播。
 
我记得听过一个故事,当时Sun Microsystems 花费重金开发了Java,公司有两种意见,以会计师为代表的人认为,公司应该收取高额的授权费。还有一些人读过我的理论,他们认为应该免费让开发人员使用。两种意见相互僵持不下。最后,有人把我的文章仍到了Sun创始人兼CEO Scott McNealy的办公桌上。争论就结束了。
 
他立刻就理解了我的想法,在一个收益不断递增的市场,你首先要做的是扩大你的用户群体。今天这已经成为人人皆知的常识,然而当时这种想法可不寻常。财务人员会说:我们需要对研发费用进行摊销要尽快收回这笔资金, 所以要一开始收取高昂费用,之后我们才可以降低成本。”

Marc:我们必须预测长远一点,在你取得胜利的时候,经济状况如何。所以企业必须要延迟满足。不但要有战略思维,还要有长期思维,能够预测到当你取得最终胜利时,市场经济学是什么样的。

Arthur:是的,我认为这也营造了技术领域非常不同的氛围。科技公司并不仅仅是追求盈利。而是要在市场中进行定位,试着扩张用户群或者网络优势,即试着建立正反馈。
 
想想亚马逊,多年来他们不断再投资,押注于建立正反馈,最终主导了整个市场。现在他们赚得盆满钵满并不断扩张。

这是一种和传统商业非常不同的思维方式。我将传统商业思维称为“生产的车间”,正如那些大型工厂。但在技术界发生的事情完全不同,我将其称为“技术的游戏”。

就像有一个巨大的门厅华盖,里面有许多桌子,进行着不同的游戏。比如,我们这桌的游戏叫做人脸识别,那张叫做搜索引擎等等。
 
人们走到桌前说,“好的,谁参加这个游戏?”“我们不清楚,这项技术应用还没有出现。”“这项技术未来将会是什么样子?”“我不清楚,先生。”“我需要押注多少?”“先生,您参加这项游戏,可能需要 10 亿美元。”“胜算有多少?”“我并不清楚。如果有 10 个玩家,您的胜算就是 10 分之 1。您是否还想参与?”这是一项不同寻常的游戏。

我不想让这听起来像是出于运气,因为一些企业家似乎本能地知道他们的技术是正确的,也凭借本能正确地定位这些技术,并早早开始扩展用户群。而不是说“我们想要从中获利。”
 
我想表达的是技术的游戏与传统生产截然不同不同。然而每隔一段时间,你都会看到有些 CEO将适用于传统企业的做法带入技术公司,他们并不理解科技行业的规则。被乔布斯邀请到苹果,后来又驱逐乔布斯的百事前副总裁约翰·斯库里就是一个经典的案例。

Sonal:乔布斯那句,“你是想下半生就卖糖水?”这句话让他从饮料公司转去了苹果工作。

Arthur: CEO都绝顶聪明,但这并不只是智力的问题,而是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现在对硅谷的这种思维方式已经习以为常,所以我们想当然认为过去也使用这种思维方式。但事实并非如此。

Marc:你是否认为在经历过这些以后,金融市场也了解了科技行业的游戏规则?

Arthur: 我觉得并不完全了解。我举两个例子。巴菲特说过一句脍炙人口的话。“我不涉足高科技领域。”他说,“我不碰它,仅仅是因为我并不理解它。”
 
美盛集团主席兼首席投资官的 Bill Miller 与我相识已经 20 多年,我们在圣塔菲研究所结识。Bill 读了我的文章,马上理解了我的想法,后来他在科技投资领域大展身手。
 
所以我尽所能给出的答案是,投资者们还并不完全理解这些对于硅谷人认为的“常识”。20 年前他们当然不理解,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技术界的游戏规则和传统不同。

Marc:我认识的最聪明的对冲基金经理说,在金融市场还是可以用所谓的“纽约 —— 帕洛阿尔托”套利方式获利。你在纽约花一半的时间,去理解那些商业假设。然后真正聪明的投资者,花另一半时间在硅谷帕洛阿尔托,验证出哪些是错误的想法,然后相反下注对冲。我认为,他们所基于的理论就是,华尔街投资者典型心态可以归属于“生产的车间”。

Arthur:是的,在欧洲也是。人们认为技术是大企业生产出来的,这让我常常感到惊讶。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一场关于市场定位、并建立用户群的游戏。加州人深谙此道,东海岸对此的理解就没那么深刻,其他地方也是。

Marc:还有一个非常聪明的人,Peter Thiel(《从零到一》的作者),进一步拓展了这个理论。他断言,从长远看来,每种行业甚至每种产品,都是要么形成垄断,要么成为一种大宗商品(陷入同质化的价格竞争)
 
换言之,长远看来,利润要么无穷大,要么为零,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果你的收益不会递增,那么长期来看,你的业务就会滑向大宗商品化。中间状态,比如 20% 的利润率的业务,其利润率注定随时间推移下降到零。你是否认为这种观点太过极端?

Arthur:我喜欢这个观点,基本切中问题核心。但有一些大宗商品化的行业,比如航空公司。它们的利润率非常低,通常低于 10%,但他们仍然存在,政府也经常进行干预。
 
我对 Peter Thiel 的观点有同感,长远看来,即使是传统行业,也趋于只有一个或者两个公司占据主导地位。而这个观点不完全正确的原因,是因为在传统行业,会不断有新产品发布。而这种现象让我们不断回到一个更加传统的竞争环境中。




2. 运气=企业脱颖而出的异质性




Sonal:你在论文也提到其反面。边际收益增加有时会到达一个点,网络效应会变回到收益递减的状态。如果网络中人越多,网络就越有价值,那为什么它的规模变得太大的时候,达到收益递减的状态?是否有一个理想的网络规模?
Arthur: 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网络本身。一些网络最终会走向大宗商品化。如果它是一种大宗商品,那每个人都可以进入市场提供同样的产品。 还有一个更常见的模式。回到 1984 年,微软进入PC软件市场,其他公司跟随,最后微软主导了市场。在收益递增的市场中,最终总是会出现下一个重大技术发明。 后来,一些提供浏览器服务的公司主导了市场。在数字经济中,你可以在一个较大的利基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一段时间。但下一项颠覆性技术进入时,新的游戏就开始了,新玩家也随之而来。Google 意识到这一点,并试图不断进入新技术市场保持领先。
但并不是所有公司总是能很好地从一个技术转变到下一个技术。苹果非常幸运,他们发明了一系列技术,总是能站在新的冲浪板上引领潮流。但总体趋势是,市场锁定会持续一段时间,直到技术过时,新的游戏就开始了。
Sonal:或者他们变得像公共事业,无所不在。我认为 Google 会永远在搜索引擎的游戏中。
Arthur: 没错。但广告商可能会转向更受欢迎的东西。
Sonal:之前提到,你不认为这是运气好的原因。但听起来企业从市场中胜出好像是个意外。是否有方法可以让我们更早知道,对未来进行筹划。
Arthur: 如果某件事成功了,那它往往会进一步向前发展。我曾经为总统候选人戈尔做过简报,在总统初选,如果一些候选人领先对手,他们就能获得更多资金支持,从而更频繁地出现在公众视野。而露面次数越多的人也就越有可能赢得总统选举。 在游戏结果水落石出之前,我们最好的做法,就是躬身入局。如同总统初选一样,事后诸葛亮总是很容易判断谁是胜者,但当时作出判断非常困难。
Marc:历史的书写方式往往是,赢家被赋予各种积极正面的品质。天才、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对于那些输掉的人,我们常听到的就是蠢货、废物,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之类的评价。
我们在风险投资中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基本上存在两种新闻报道。一种是:能够支持这样成功的公司,我们真是一群天才,以及:支持这么失败的公司,我们真是一群白痴。 我一直强调“我们”是同一群人。我们不是在天才和白痴之间站队,而是处于两者之间。就像你说的,这就是科技的游戏。 就这一点而言,我还有另一个想法,或许有点现实主义,甚至愤世嫉俗。某个创业者在一开始就能获得优势有 20 个不同的原因。可能是比别人早两个月开始行动,筹集了更多资金,还有可能是获得了重要的分销伙伴。而且只要能取胜,那原因可能根本没那么重要。因此,每个企业脱颖而出的过程都是异质性的。
Arthur: 是的。我简称之为“运气”。当然并不存在运气这样的东西,只不过是各种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的集合。就跟在飞机上坐在谁的旁边,跟谁搭讪之类的事一样。
Marc:或者是某人的母亲恰好是联合劝募会董事会的一员,比如 IBM CEO的同事。好吧。这其实就是著名的比尔·盖茨传记中的故事。
我们在这方面遇到的另一种有趣的情况是,你可能认为一个领域中有 2 家最有可能赢得市场主导权。有一家稍微领先,但创始人技术或经验不足。另外一家可能起步稍晚的公司,暂时落后于前者,但公司创始人 CEO 更有能力和更丰富的经验。 如果完全基于当前的情况判断,就会选择经验不足的创始人。这是我们每天都面临的难题。我又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技能到底重不重要?
Arthur: 你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技能自然十分重要,但这个能力指的不是技术能力,甚至不是筹集资金的能力。这两种能力当然有必要,但光有它们还不够。

真正起关键作用的能力是战略技能。那是一种对方向的感知力。这常常会让我联想到冲浪。要么抓住浪潮,要么跌入大海。如果你成功抓住浪潮,那海浪的动力会带着你向前,然后你必须设法始终呆在水面之上。


 



3. 如何判断下一波科技浪潮




Sonal:现在我们谈谈另外一个话题,一旦你有了网络效应和递增收益、递减收益这些积木,基本上你就能利用这些来拉动市场杠杆并获得你想要的结果,无论是否运气使然。 更重要的问题是,这里是否也有宏观力量在起作用?我指的不是宏观经济。而更多是关于技术的本质及其演变方式,这恰好是你 2009 年出版的书的名字。让我惊讶的一点是,你认为技术的发展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发展并不相同。
Arthur: 是的。很久之前,大概 15、20 年前,我对技术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当时的看法是,那些阁楼和车库里的天才创造了技术。 在详细了解一些技术发明之后,我开始逐渐意识到 —— 新技术某种程度上来自其他技术的组合。就单独某项技术发明而言,比如40年代的计算机,只需真空管、继电器,还有非常原始的存储系统,比如水银延迟线就可以实现了。 而所有这些东西当时就已经有了。在我看来,技术发展并非是人们发现或发明了什么新的东西,而是以新的方式组合不同的乐高积木。 一旦某些新的技术被组合到一起,比如用于传输无线电波的无线电电路,它就又可以成为新的乐高套件。我们会给这些新的组合一个新的名字,然后再扔到一堆积木中去。像基因测序这样的技术就是从现有的分子生物技术中组合起来的,然后再成为其他技术的一个组成部分.
Sonal:CRISPR (规律间隔成簇短回文重复序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CRISPR 本身就是一个基因编辑工具,然后可以用它创造更多其他的东西。
Arthur:是的。这个工具会成为未来技术的一个组成部分。于是我开始意识到这不是达尔文式发展方式。它并不遵从达尔文的进化理论。

你无法通过改造放射电路就突然得到一台计算机或雷达。无法在 1930 年通过改造空气活塞发动机就得到一台喷气式发动机。这些东西是完全新的组合,遵循新的原理,并不断添加到你的乐高套件中。 这又能解释其他现象。其中一个是,像硅谷这样的地方,有着大量的积木。更重要的是,还有一群清楚知道怎样把它们拼凑到一起的人 ,所以硅谷可以很快产出新的组合。
Sonal:那这对行业的应用而言有着怎样的意义?
Arthur: 意义就是如果你有一系列新的技术,比如人工智能,这些都是积木。并不是行业应用 AI。AI 是一系列技术的集合。它是新的乐高套件。行业将自己的技术与之结合。现实情况是各行业 —— 医疗行业、医疗保健行业、飞机行业、金融行业,他们发现了这套新的 AI乐高套件,然后从中挑选零件创造新的东西。
Marc:根据你的描述,我发现有一点很有意思。在我看来,几乎任何“新技术”都有很长的历史背景。我最喜欢的例子之一是机械电视机的发明。 说起电视机,我们想到的就是 30 年代费罗·法恩斯沃斯等人发明了电视。实际上发明电视机的想法早就有了。有一个苏格兰发明家叫约翰·贝尔德。大概是在 1910年代,他发明了机械式电视机,因为那时候他没法发明电子式电视机。他就选择了机械式的。
他只有一些可以旋转的木块,就相当于是像素。这些像素会旋转 —— 木块会旋转形成图片。他在大概 1912 年的时候把这个电视机带到 BBC 的董事会,所有人都觉得“这人简直是疯了”。而他的态度则是“那我给你们展示一下。让我证明一下。我需要一些设备。人们会喜欢这个东西”。而且BBC最后确实给了他一个节目时段,许他使用广播设备发出信号 。周四午夜,15 分钟时间 ——然后他就这样做了好几个月......。

图:机械电视 来源:Vox


30年后,人们在它的基础上发明了真正的电视机。说了这么多,我想表达的就是,我们可以预测的未来 30、40、甚至 50 年的所有突破性技术,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它们已经存在了。
Arthur: 是的,没错。要得到新的技术,你需要两样东西。你需要有原理,也就是实现目的的方式。早期电视的工作原理是,将像素转化,以非常高的频率通过无线电进行传输,并在另一端解码,然后在屏幕上重现内容。
还需要技术组件。真空三极管这样的发明,当巧妙地将它与其他元器件组合在一起时,你就得到了一个振荡器,也就是无线电传输的基础。你还能制作出无线电接收器等设备,广播行业就此产生。其中一些部件又组合成了电视机。然后通过继电器开关,这些东西又成为了逻辑电路,早期的计算机就这样发明出来。
所以,技术不是凭空出现的。技术的产生来源于对我们所说的“积木”的理解有多全面,以及如何把它们组合在一起。
Marc:我有一个比较悲观的看法,这意味着并不存在人们以为的那种“尤里卡时刻”(据说阿基米德洗澡时福至心灵,想出了如何测量皇冠体积的方法,因而惊喜地叫出了一声:“Eureka!) 。未来 20 年里,人类不可能发明出曲速引擎,实现超光速飞行,或者是永生之类的东西。你的理论证明了不可能存在戏剧性发明。另一方面,比较乐观的观点是,积木的不同组合数量在长时间内实际上是无限的。
Arthur: 我认为是有突破的创新,就是“尤里卡时刻”。比如我坐在这儿思考如何用无线电波传输图像?可能需要思考好几个月,思考怎样使用这个组合,那个组合,然后灵光一闪,意识到我可以把这个用在这儿,那个用在那儿,感觉这样一定能行。有趣的是,我读过十几个发明者的实验室记录。反反复复看到的内容就是,“行不通。行不通。行不通”。然后“ho,ho,ho”
Sonal:大概在 2011 年,你为《麦肯锡季刊》撰写了一篇关于人工智能的文章,颇为引人注目。如今你会有哪些想要补充的内容?
Arthur: 我相信存在所谓数字变革。大约每 20 年,就会有一次新的数字变革。最近一次变革极具偶然性。大约发生于 2010 年左右,从大量传感器开始。利用数十万个传感器,我们可以感应化学、视觉像素、图像、温度等信息。所有这些传感器,它们可能来自智能手机或车辆,带回了大量的数据。
同时出现了新一代由深度学习驱动的神经网络,这绝非巧合。但更重要的是,在传感器产生的数据基础上,很多算法开始能完成一件重要的事,这就是模式识别。得益于数据训练,声音识别功能达到了新的高度,人脸识别也成为现实。突然间,算法能够处理我们原以为只有人类才能完成的事务。
就在 20 年以前,或者 10 年前,我们会说:“是,计算机很强大,但它们永远也做不了人类擅长的。”那么人类擅长的是什么呢?人类擅长识别,快速联想。而计算机能够进行推演或逻辑演算。人类不太擅长逻辑,所以看起来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现在则完全不同。我努力从历史进程中找到一个能够类比的情景,或接近目前所发生的状况的历史场景。答案只有印刷革命。 从大约 1450 年开始,信息原来由修道院、教堂和图书馆牢牢掌握,突然转变成可供阅读的牛皮纸卷册。随着印刷发展,信息越发公开。进而改变了一切。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例如,如果信息只存在于修道院中,那么哥白尼将无法获得资料来开展研究。印刷带来了现代科学,促进文艺复兴,将人类带入现代世界。
Sonal:不过今天的大转变呢?现代技术是否真的具有与印刷机相当的意义?
Arthur:是的,不过不再是信息,而是智能。假设我在一支 50 辆无人驾驶汽车的车队里行驶,汽车的整个概念都发生了改变 —— 汽车与路边传感器和服务器对话,与其他汽车对话,与公路服务器对话等等(所有一切都是在你无法察觉的情况下发生的,Arthur将之称为第二经济或自主经济)。这有点像给朋友打电话,只是这个朋友极其聪明,由上千上万个相互对话的服务器组成,会根据你的做法进行调整。突然间,智力不仅仅存在于人类身上。云上或自主经济里也有智能,而且我们不仅可以获得信息,还能获得智能的反馈。这将改变一切。
Sonal:作为一个长期研究技术的专业人士,你怎么知道变革是何时开始的?是否有什么迹象可能告诉你 —— 这是新兴的重大主题。 Arthur: 我认为变化总是在人们接受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有一天人们醒悟过来:“哦,天啊,规则变啦。”让我们来说说传感器,我记得大约在 2010 年,当时我和英特尔首席技术官坐在一起,我问他:“你能告诉我什么时候传感器 —— 例如,停车计量表上的传感器,—— 它们的平均价格什么时候会降到每个 10 美分左右?”他回答到:“大概到 2013 年或 2015 年吧。” 他很笃定,我想到那时传感器将改变游戏的规则。现在我们都知道,事实确实如此。当时没想到的是,传感器的普及还推动了大数据的发展,没想到它会带来各种智慧算法。所以,这就是组合发挥的作用。那么是否有什么方法可以判断新事物的出现呢?如果你正期盼着某种新事物的到来,那么就能预判到它何时出现。
文章来自a16z与Brian Arthur的对话,有删节,版权归future.a16z.com所有,收听对话请点击下方阅读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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