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在青少年发展过程中,社交媒体使用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会不断变化。发表于 Nature Communications 的一项最新研究分析了 84011 名10-80岁参与者的数据,结果发现,社交媒体使用与生活满意度的自我评分之间存在负向关系,这种现象在年轻青少年中最为显著。此外,这种关系中的性别差异仅在青春期出现。对17409名10-21岁参与者的纵向数据分析表明,青春期对社交媒体影响的敏感性存在明显的发展窗口,社交媒体使用和生活满意度相互影响,一个人预期的社交媒体使用增加时,预期生活满意度会降低,反之也是如此,预期的社交媒体使用减少时,生活满意度会增加。这些窗口期出现在男性(14-15和19岁)和女性(11-13和19岁)的不同年龄。生活满意度的下降也预示着预期社交媒体使用量的增加,不过这与年龄和性别无关。
研究领域:社交媒体,社会大脑,认知发展
论文题目:
Windows of developmental sensitivity to social media
论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22-29296-3
技术革新塑造了我们彼此联系的方式。社交媒体的应用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消磨时间、表达自我和相互交流的方式。这些变化的影响引起了广泛关注。然而,社交媒体使用到底会增加还是降低人们的幸福感?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元分析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与健康之间存在微小或可忽略的负面联系,而实验证据则不尽相同。纵向研究调查了社交媒体使用和幸福感之间关系,发现它们要么是互为因果的,要么只有单一方向的联系或受性别的调节,要么根本不存在关系。可以通过发展的视角来理解社交媒体的使用如何影响幸福感。青春期就是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年龄跨度为10~24岁。有人提出,社会大脑的实质性生物变化使青春期成为社会发展、自我认知和社会互动的敏感期。青春期也是一个认知发展的时期,特别是在情绪调节、计划和反应抑制等方面。同时,大多数青少年经历了从学校到工作的社会文化变化和生活事件。这样的生理、心理和生活变化放大了社会环境对青少年社会环境的影响,使他们更加关注同龄人和更广泛的社区对自己的看法。因此,发展过程可以改变青少年对社交媒体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的敏感性,比其他年龄段的人更广泛地使用这种技术。考虑到青少年时期经历的多样化,社交媒体使用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的差异可能不仅体现在青春期和其他生活阶段,在整个青春期的发展中也会有所不同。为了找到这种对社交媒体敏感的发展窗口,这项研究检测了社交媒体使用和幸福感之间出现更强联系的特定年龄段。同时,女性比男性更早经历青春期的身体变化,现有研究表明,女性的生活满意度在青春期下降较早,并且青春期女性出现抑郁症、自残和饮食失调等健康问题的风险比男性高。因此,这篇文章还研究了在整个青春期发展过程中,社交媒体的使用与幸福感的潜在性别差异。通过分析英国的家庭小组调查数据库,社交媒体使用和生活满意度评级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因年龄而异。如图1所示,在控制了家庭收入、邻里贫困状况和数据收集年份等变量后,大多数社交媒体使用和幸福感的负面关系发生在青春期,并且与22-25岁的男性相比,这种关系在26-29岁的男性中更为负面。图1. 估计的整个生命周期中社交媒体使用和生活满意度评级之前的关系。该数据包含了72287名10-80岁的参与者,其中女性为红色,男性为蓝色。底部每个矩形的阴影代表计算出的AIC权重,即考虑到可能的性别差异的模型是否比不考虑性别的模型更可能代表数据,深色阴影表示有性别差异的模型更具代表性。
在年龄较大(16-21 岁)的青少年中,有一个明显的倒U型曲线,表明相比于那些估计自己每天使用社交媒体“不到一小时”和“1-3小时”的人(即回答选项2和3),估计自己非常低或非常高的社交媒体使用的人报告的生活满意度低。这表明,那些使用最少或最多社交媒体的参与者也报告了较低的幸福感,符合“数字恰到好处假说”(Digital goldilocks hypothesis),即过多或过少使用数字技术都可能是次优的。值得注意的是,与青年相比,少年群体(10-15岁)的社交媒体使用与幸福感的负向关系更加线性,并且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更加突出。具体来说,在这个年龄段没有证据证明符合“数字恰到好处假说”,因为那些报告很少使用社交媒体的人在生活满意度的得分并不比那些报告较少使用社交媒体的同龄人低。此外,报告非常多使用社交媒体的女性在生活满意度方面的得分大大低于男性。因此,社交媒体使用和生活满意度评价之间的关系存在突出的性别差异,这在大多数其他年龄段并不明显,所以青春期是独特的。如图2所示,该项研究还进一步区分了10-15岁的少年群体对对外表、朋友、家庭、学校、课业和生活六方面具体满意度的差异。结果表明,性别差异主要体现在对生活和外表的满意度上。
图2. 少年群体(10-15岁)中,社交媒体使用与六种不同的生活满意度测量之间的横截面关系,表明社交媒体使用和生活满意度评价之间关系存在着突出的性别差异。
虽然以上的分析证明了青春期有可能是代表对社交媒体高度敏感的时期,但横断面的差异不能用来映射详细的发展过程。因此,需要使用诸如随机截距交叉滞后模型(Random-Intercept Cross Lagged Panel Model,RI-CLPM)这样的纵向模型来考虑社交媒体使用和生活满意度评价之间的动态和相互关系。使用纵向建模,我们了解到当前使用社交媒体是否会对未来的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反之亦然。在社交媒体使用量增加之后,人们感觉更好还是更糟?相反,在生活满意度较高之后,人们会更多还是更少使用社交媒体?如图3所示,虽然交叉滞后的影响路径在大多数年龄上不显著,但在一些特定的发展窗口中,社交媒体使用和生活满意度评价确实可以相互预测。生活满意度评分预测社交媒体使用的受限交叉滞后路径为负,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人在生活满意度较低,一年后他们预期的社交媒体使用会增加。另一条交叉滞后的路径在特定的年龄段也显示出统计学意义上的负向联系。这支持了之前的研究结果,即社交媒体使用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并为社交媒体对个人的影响因年龄以及性别而异的假设提供了证据。
图3. 随机截距交叉滞后模型估计社交媒体使用和生活满意度的结果。左图为与该年龄预期生活满意度评分的偏差,预测与一年后预期社交媒体使用的偏差;右图为,与该年龄预期社交媒体使用的偏差,预测与一年后预期生活满意度评分的偏差。
具体对女性而言,在11-13岁之间有一个对社交媒体敏感的窗口(如图4所示),即增加社交媒体使用量,一年后生活满意度会下降。男性在14-15岁时也有类似的窗口。时间上的性别差异表明,对社交媒体敏感性的前期增加可能是由于青春期女性比男性更早熟。对社交媒体敏感度的后期增加,男女都在19岁时出现,表明在青春期后期可能存在不同的潜在过程。缺乏性别差异表明存在一个对男性和女性都有类似影响的过程,比如远离家乡以及随后的社交网络中断的共同影响。
图4. 社交媒体使用如何预测纵向数据中的生活满意度(10-21 岁)。灰色框表示路径变得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年龄段。
这项研究为青春期社交媒体使用的特定年龄和性别敏感窗口提供了证据。过去的研究表明,每个生命阶段都有其独特的轨迹、目标和影响,因此不同活动可能会有不同的影响,这取决于人们所处的发展时期。这一结论也同样适用于其他活动影响的推广,如锻炼或饮酒。同时,这项研究的发现可能有助于其他潜在机制的发现,例如,社交媒体使用和生活满意度在成年早期和老年的关系,特别是在技术快速迭代的今天,社交媒体如何影响技术弱势的老年群体。虽然对社交媒体的敏感性窗口总体上很突出,但它们很可能会因人而异,因为每个人的敏感性进一步受到广泛的个人、同伴和成长环境的动态影响。此外,个人所从事的社交媒体使用类型将进一步增加这种动态的复杂性。因此,这项工作为研究这种日益普及的技术如何影响我们的人口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方法。了解哪些神经发育、青春期、认知和社会变化是对社交媒体敏感的发展的窗口,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受到个体差异的影响,可以为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铺平道路,以解决社交媒体使用的负面后果,促进其积极用途。这最终使学术研究能够为有关数字时代青少年成长的关键政策、干预措施和对话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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