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物理学：对重复性历史事件的科学分析

导语

最近发表在《欧洲物理快报》的一项研究，提出历史物理学（Cliophysics）这一概念，旨在为社会政治动力学中存在的行为和规律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该文是法国学者Bertrand M. Roehner的系列研究之一。Roehner教授任职于理论和高能物理研究所，法国巴黎索邦大学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作为粒子物理学家，他致力于将物理学思想和方法推广到其他领域，特别是社会经济系统研究中，例如对历史的科学分析。本文由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法国的跨学科研究团队合作完成。

研究领域：实验物理学，历史事件，比较分析

Yuji Aruka, Belal Baaquie, Xiaosong Chen等 | 作者

包昊宸、陈清华 | 译者

刘培源 | 审校

邓一雪 | 编辑

论文题目：

Cliophysics: A scientific analysis of recurrent historical events

论文地址：

https://iopscience.iop.org/article/10.1209/0295-5075/ac5cdd

目录

摘要

1. 引言

2. 适合历史物理研究的历史事件

3. 检验历史物理学模型

4. 结论与展望

摘要

Clio是希腊神话中的九位缪斯之一，她是主管历史的女神，本文所提出的历史物理学（cliophysics）就是借用了她的名字。历史物理学应该算是经济物理学的一个分支（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延伸），如同经济物理学一样，这门也依赖于实验物理学的方法论，其目的是对历史事件进行科学分析。这些事件可以是社会、政治或经济方面的。而对于最后一种情况，历史物理学与经济物理学的思想是一致的。

历史物理学和经济物理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对历史事件的描述可以是定性的，也可以是定量的。对于定性的处理，历史物理学发展了一种基于识别模式（identification of patterns）的方法。检测一个模式的主要挑战是突破“噪音壁垒（noise barrier）”。正是模式的存在使得历史物理学成为可能，并让其成功。简而言之，一旦检测到模式，就可以进行预测。由于做出成功预测的能力是任何科学的标志，因此很容易判断本论文标题中的主张是否确实合理。

本文将给出许多相似事件群的例子，这些例子将使读者相信历史事件可以像在物理学中一样被高度简化。在论文的最后一部分，我们讲述了过去几十年中进行的历史物理研究；这些工作让我们相信，历史物理学确实可以成为决策者的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

这不是一篇普通的物理学论文，因为它并不专注于一个特定的问题，而是展望一个新的领域，概述了一个创新的研究计划。它也不应被视为一篇个人观点文章，在9位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文章提供了丰富的客观的支持证据。

1. 引言

1.1 目标

在本文，我们将试图让大家相信，科学地分析历史事件是可能的。这种方法应该被看作是物理学和经济物理学的自然延伸。历史现象的特点是高水平的背景噪声（稍后会更精确一些的定义），但尽管如此，还是有可能找到一些规律和模式。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然后就可以有数学模型。规律和模式给出了可以检验的预测和推测，这是科学的显著特征。我们希望这篇论文能引导那些对历史和科学都感兴趣的读者自己尝试这种方法。附录A中提出了一个可以作为“训练场”的主题可以让大家试试。

1.2 消除误解

从一开始，我们希望能消除一些误解的可能来源。

1）什么将历史物理学与纯粹的社会事件统计分析区分开来

简而言之，历史物理学的方法论是以实验物理学的规则为模型的。后者教我们如何设计实验以确保准确性和可靠性。说到这里，我们意识到需要一些额外的解释。

实验物理学的一个关键要求是，研究应该基于几个案例研究（事实上是尽可能多的），而不是只有一个。一般来说，一旦产生了数据，研究结果就确定了。在数据不足的情况下，即使是复杂的统计工具也帮不上什么忙。例如，为了确定地识别希格斯玻色子，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实验必须运行好几个月才能产生足够多的事件。没有足够的高质量数据，统计算法无法给出可靠的答案。同样，在历史物理学中，关键的挑战也是收集尽可能多的（类似的）案例研究。必须强调的是，这包括以非英语语言记录的事件。例如，阿拉伯文、中文、法文、日文和韩文等，就是本文9位共同作者使用的非英文语言。这个工作可以通过团队合作来实现，但近年来，自动翻译和人工智能的显著进步促进了对大量跨国历史资料的访问。

2）简单化

历史物理学从实验物理学借用的第二个关键规则是简单性要求。物理上，二体问题在三体问题之前解决，氢原子在重元素之前被研究。这些只是许多例子中的两个。这种简单性的要求如何在历史物理学中得到解决将在后面解释。

1.3 早期研究：实证主义错失的机会

19世纪下半叶是社会科学发展的沃土，尤其是在法国。它以实证主义的胜利为标志。在社会科学中，实证主义基本上包括将物理学的方法应用于社会现象。我们举一些例子，首先要提到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被誉为社会学之父，带来新领域“社会物理学”。他死后，其他实证主义者继续他的工作，如欧内斯特·雷南（Ernest Renan，1823-1892），依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Taine，1828-1893）和埃米尔·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1858-1917）。“社会学方法论的规则”后来在一个同名的书中[2]被提出来，如同我们在本文中所说的“物理学的精神”。不足为奇的是，在公众兴趣的鼓舞下，实证主义者也试图将同样的方法应用于历史。在1894年，保罗·拉康姆（Paul Lacombe）*出版了一本名为《让历史成为一门科学》的书（法语名称为“L' histoire considérée comme science”）。他设定的目标很好，但他没有遵循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建议，用研究自然现象的方式来研究社会现象，而是依靠一种基于个人心理对现象进行人格化（包含主观判断而不是完全基于客观）的方法。这样就无法达成原来的目标了，因为这个解释最终依赖于对人脑的理解，而人脑是一个比人类社会复杂得多的系统。

*参见: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ul_Lacombe_(historian) 

直到1970年，像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费尔南德·布劳德尔（Fernand Braudel）和皮埃尔·肖努这样（PierreChaunu）的学者，在史学领域进行了有趣的创新，但保罗·拉康姆（Paul Lacombe）制定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并没有被重新考虑。似乎实证主义已经失去了发展势头。

最近几十年呢？有没有正在进行的从简单案例到复杂案例的工作？据我们所知，还没有。“计量历史学会”的工作（本文一个合作者已经是这个组织成员多年）与历史物理无关，只不过是做了一些建模和统计分析。这就是为什么物理学家需要重新唤起人们对保罗·拉康姆在一个多世纪前就设定的目标重新感兴趣。

1.4 有重复发生的事件吗？

初看起来，这篇论文的目标似乎过于雄心勃勃。但人们应该注意到，标题并没有承诺以一种普遍的方式对历史进行科学分析。它关注的是重复发生的事件，也就是说以相似的形式重复发生的历史事件。众所周知，在科学中，可以重现是一个关键要求。有人可能会反对说，历史事件从来不会以完全相同的形式重演。其实物理实验也不行。譬如，如果你在新加坡尝试傅科摆的实验，就一定会失败[2]。

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在这个实验中，傅科摆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受制于一个无法消除的外部因素。此外，加速器中质子的对撞会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确保可重复性，必须记录大量的碰撞，并将它们的结果分成不同的作用组。

表1表明，物理学在其历史发展中首先成功地研究了背景噪声几近为零的稳定系统。光的折射、行星的运行轨道都是稳定的现象，极少受到背景噪音的影响。对于这些现象，测量误差是可变性的唯一来源，随着测量变得更加精确，这个影响会继续减小。

1.5 寻求简单在物理学成功中的关键作用

数学形式主义通常被视为物理学的标志。这种概念自1900年以来尤其盛行。然而，物理学也教给我们一个重要课程就是如何进行实验研究的。

第一课，是降低背景噪声，这在上一小节中已经提到过。

表1 物理学的发展伴随着在不断增加的噪声水平中识别模式

Table 1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s consisted in identifying patterns among increasing levels of noise

注：这条时间线的目的是强调背景噪音的关键作用。在最早成功研究的系统中，几乎没有任何背景噪声(如果人们把测量误差引起的噪声排除在外的话)。不同的是，流体动力学系统受到湍流的影响，而湍流是一种随机现象，量子或混沌系统是根据概率来定义的，意味着任何测量都要处理大量的事件。

表1仅列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步。显然，除了可变性，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因此，乍一看，表1可能显得有些主观。然而，毫无疑问，从几何光学到量子系统和混沌系统，可变性具有稳定增加的趋势。顺带提一下，应该注意两类背景噪声之间的区别，一类是系统外源性可变性，另外一类是系统固有（即内源性）可变性。表1主要关注了在20世纪和21世纪发展起来的物理学领域。在流体动力学、量子物理学、渗流和混沌系统中，存在高度的内生可变性。而在历史物理学中，会有大量的背景噪声。在这方面另见讨论背景噪声在疾病分类中的作用（见下文）。

第二课，是简单性要求，也已被简要提及，但值得更详细的解释。伽利略本可以研究大炮的弹道轨迹，而不只是在木板上滚动的小球。前者可能会引起他的资助者的兴趣，但很明显这个问题要困难得多，这种尝试必定会以失败告终。

是否可以考虑简单的历史物理学“实验”？我们认为这是可行的。

让我们考虑一下物理中的摆，这也是伽利略感兴趣的话题。更准确地说，他研究了现在被称为单摆的周期。单摆是一个在稳定的垂直平面内运动的。然而，这个球形摆锤至少受六种不同的运动趋势影响：Puiseux效应、傅科效应、附加质量效应等等。如果允许所有这些效应造成的后果同时发生，那么整个运动就会变得复杂到无法进行任何建模[3]。那么物理学家如何克服这个障碍？答案很简单。

针对于每一种不同的影响，物理学家们设计了一个个特定的实验，来消除了除了他们想要考虑的影响之外的所有其他影响。

例如，众所周知，要观察傅科效应，应该使用非常长的摆（50米或更长），否则Puiseux效应会干扰傅科效应并导致非常随机的测量结果。本着同样的精神，要观察附加质量效应，应该使用在水中而不是在空气中移动的摆，否则效果也不明显。

我们可以对社会和历史现象使用相同的方法吗？我们相信如此。挑战在于选择出我们希望观察到的效果最清晰的那些事件。如何做到这一点将在接下来的小节中解释。首先，我们解释如何减少背景噪声。然后，将举例说明如何产生仅由2个或3个参数确定的事件。

2. 适合历史物理研究的历史事件

2.1 定义事件大类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医学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疾病，其最紧迫的任务是建立疾病的分类。这是一项耗时数百年的艰巨任务。主要障碍来自这样事实：例如，流感患者并不都表现出相同的症状，而流感、肺炎和COVID-19的症状是很相似的。因此，有效的治疗依赖于准确的观察和正确的判断。同样，历史学家面对着各种各样的事件，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定义类似案例的大类。表2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4]，只有同质的相似案例集才能被分析而有成功的机会。

2.2 总览

正如上面所强调的，我们必须关注那些背景噪声尽可能少的案例。在本节中，我们将提到两类案例。

目标和主体的相似性可以确保情况的相对一致性和低可变性。表2中的案例属于此类。然而，若考虑国家和时间段的不同，表2中列出的事件会涉及大量参数。换句话说，它们肯定没有伽利略进行的自由落体实验那么简单。

为了表明可以找到依赖于比表2更少参数的重复事件，我们引入了表3中列出的一组事件。我们称它们为极其简单的事件，因为它们与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实验具有相同程度的简单性。初看起来，它们可能看起来有些奇怪。但重要的一点是它们仅依赖于3个明确定义的“是/否”参数。你会发现，尽管它们非常简单，但仍然可以从它们的比较中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表 2 一些低噪声事件案例集

Table 2 Examples of clusters of low noise events

注：注意“蘑菇罢工”和工会组织的总罢工之间的区别，“蘑菇罢工”是基层工人相当自发的运动（在Roehner和Syme2002发表的文章中进行了仔细分析）。还要注意抵制和抗议骚乱之间的区别。前者针对的是不被居民接受的少数群体。抗议骚乱是针对国家的。一些骚乱的情况也各不相同；例如，伦敦的戈登骚乱（1780）是反天主教的，但也针对政府（例如监狱遭到袭击和接管），因为政府先前通过了一项法律恢复了天主教少数群体的一些权利。上面列出的几个事件（特别是2、3、4）已在文献[1]中进行了研究。这些案例遍布全球，表中的数字仅给出了数量级。

2.3 需要最简单事件

适合比较分析的事件必须尽可能简单（即仅涉及很少的参数），此外它们还应满足以下几个要求：

• 最重要的条件是这些事件必须在各个方面都有详细记录，否则任何比较分析都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它们应该引起同时代人的足够关注，以获得详细的说明。

• 这些事件不能限于特定国家，而应该是无处不在，以便在不同国家和时间段之间进行比较。

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的唯一符合这些要求的事件涉及对政要的处决。恳请本文读者原谅我们对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案件的追索。其实，这其中可能有一个逻辑，正是因为这些事件的可怕性，它们才给同时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被适当地记录下来。当然，当被处决的人是国王、王后或其他知名政要时，情况更是如此。

这个例子的另一个优点是，正如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赫姆（Emile Durkheim）强调的那样[2]，我们应该完全放弃人格化的视角。这里重要的不是主题是否令人毛骨悚然，而是案例是否简单且有据可查。

几乎可以肯定，历史学家会发现这些案例很奇怪且无趣，但这不应该阻止我们前进。毕竟，在第谷和开普勒时代，很少有人对他们的精确测量感兴趣。该领域由占星家主导[5]，当时已有的天文表的准确性足以满足他们的需求。

我们应该完全搁置历史学家所做的那些人类中心主义方式尝试来理解人类行为。我们应该对简单效应进行基本测量。一点一点地，通过交叉影响，我们的认识会扩大。粗浅地看，研究光的折射是否能帮助我们理解彩虹现象并不明显，但事实上我们就是通过折射理解彩虹的。

正是在这一点上，物理学家，特别是经济物理学家的作用将是至关重要的。很清楚，历史学家既不会赞同也不会对历史物理学感兴趣，这个领域获得发展的唯一可能途径只能是通过物理学家的合作。这里的“物理学家”包括物理化学家、天体物理学家以及热爱实验研究的非专业人士。

2.4 处决政要的习惯做法

表3和图1给出了几个知名人士被处决的例子。这样的列表有什么好处？关键恰恰就在于此。

如果单独考虑每个案例（即没有提及其他同类案例），它们不会引出任何问题，也不能告诉我们任何感兴趣的事情。如果我们认为每个案例都是一个独特的事件，会使得我们无法获得任何理解。

相反地，对案例的比较会引出一些问题。

许多报道都讲述了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Mary Stuart）的生平，以及她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期间的审判。然而，很少有人关注她是如何被处决的。

表 3 处决政要的模式与可变性

Table 3 Pattern versus variability in the execution of dignitaries

注：从马库斯·西塞罗（Cicero）到约翰·施特林泽（Struensee），处决的程序几乎相同，并且都有相同的目的，即摧毁曾经强大的政治领袖。在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案例中，目的也是如此，但方法却大不相同，因为在1661年克伦威尔已经死了，这意味着这是一次死后处决。他的尸体不得不被从威斯敏斯特教堂挖出来。尸体的头颅被砍下，其他部分被切成碎片。他的头一直被展示在威斯敏斯特厅屋顶的一根杆子上，直到1685年。在简·波林（Jane Parker，是Anne Boleyn兄弟的妻子）的案例中，我们找到两个来源（一个是法语，另一个是英语）给出了相互矛盾的信息，因此是斧–剑（A–S）标记。“斩首示众（head displayed）”是指头被刽子手向公众展示。“枭首示众（head exposed）”是指头部没有被安葬，而是在公共场所展示。西塞罗的头和手就被钉在了罗马城市广场的讲坛上。请注意，西塞罗没有受到审判，而只是被他的政治对手列入黑名单，而被列入黑名单的人可以被任何人杀死。丨来源：[3]和维基百科的传记文章

Mary, Queen of Scots (8 Feb 1587)

Charles I (30 Jan 1649)

Louis XVI (21 Jan 1793)

图1：处决王后、国王和其他高官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向民众展示他们的头颅。历史记录证明，刽子手被特别指示在说明处决原因的同时展示被处决人的头部（例如，“这是叛徒的头”）。此类事件特别适合进行比较分析，因为它们的相似性使我们能够专注于细微的差异。

在安妮·博林（Anne Boylen）的案例中可以得到以下观察结果

• 安妮·博林是亨利八世国王的第二任妻子。最近发现的历史记录[4]显示，亨利八世计划了斩首她的所有细节。这就更有意思了。

• 如果去掉波林的那个可疑案例，安妮·博林是我们名单中唯一被剑斩首的人。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在亨利八世统治期间被处决的所有人中，她的案件是独一无二的。显然，这一点很难被证明，因为我们没有关于发生的众多处决[6]的详细信息。但至少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她的处决是“特别关注”的。

关于表1可以说更多，但我们将仅限于一点。它涉及丹麦的约翰·施特林泽（Struensee）伯爵一案。他是一个具有启蒙思想的德国医生，后来成为王后的情人，再后来担任首相一职。在被斩首之前，他的右手被砍掉了。将其解释为特别的残忍行为肯定会让大家对西塞罗案有错误印象，后者表明这种习惯在罗马共和国也存在。众所周知，在18世纪，古罗马仍然是一个典范，尤其罗马法和古典建筑更是如此。

2.5 被征服的敌人和叛徒的命运

21世纪前，斩首被征服的敌人或叛徒这一行为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执行。Roehner[5,p.56-57]引用了许多具体的历史案例。上述对政要的司法处决应被视为更广泛传统的子集。忽视这一传统会导致对许多历史事件的误解。这里有三个例子。

• 在伦敦桥的南岸有一座塔叫Bridge Gate，它有一个平顶。在这个地方，从1300年到1678年，有几十个叛徒的头颅（包括托马斯·莫尔和约翰·费舍尔主教的头颅）钉在柱子上。在1678年后，他们被移到了Temple Bar。他们的头被浸入焦油中以便更好地保存。
• 1898年9月2日，英国的基奇纳（Kitchtener）少将（后来在1914年授为勋爵）在苏丹的恩图曼战役中战败马赫迪派的起义军，之后，他发掘了1885年已经去世的苏丹领袖马赫迪（Mahdi）的坟墓并将他的头送到了开罗。

• 在法国大革命[7]初期，巴士底狱被人民占领后，总督德劳内（de Launay）侯爵的头被挂在杆顶游行。这是革命的常见景象，并不特定于这一事件。事实上，这是一个习惯性方法。自然，只关注革命的历史学家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因此无法理解其真正的涵义。

2.6 比较分析是有意义的诘问的来源

这幅景象很能吸引注意力，但可能会分散历史学家的注意力，使其从更具体的革命方面分心。其中一个方面是叛乱分子拥有武器这一重要事实。事实上，进攻巴士底狱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夺取堡垒中储存的火药和枪支。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德劳内被要求交出储存的武器，在他拒绝后，敌对行动才开始。

只有通过与其他案件的比较，人们才能意识到，叛乱分子拥有枪支甚至大炮并不常见。与1780年6月在伦敦发生的戈登骚乱相比较，就很能说明问题了。文献[6,7]将暴徒描述为手持“大棒、撬棍和凿子”。尽管如此，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能够占领几个主要监狱，例如New gate监狱、Fleet监狱、King’s Bench监狱和New Goal监狱。为什么暴徒不袭击军械库、海军商店和其他可以找到武器的地方？

戈登骚乱不是一个孤例。在1768年5月10日发生的“约翰威尔克斯暴动”中，15,000名手无寸铁的示威者聚集在一起。

简而言之，忽视由历史物理学推动的那种比较分析将导致历史学家陷入深坑：例如，未能正确解释将头颅挂在高处的行为或对巴黎叛乱分子有武装（这主要是由于国民警卫队站在他们一边）的事实视而不见。

2.7 宗教宽容案例

同样的思路，让我们简单说说另一个案例，在这个案例中，缺乏比较视角导致历史学家，特别是法国历史学家误判。它涉及法国的宗教宽容。众所周知，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几十年的内战之后，1588年的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开辟了一条世俗主义和宽容的道路。法国共和历史学家自然热烈赞同亨利四世国王签署这项法令。

然而，因为专注于法国，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特赦法令在欧洲是一个反常现象。所有其他欧洲大国（英国、德国、波兰、西班牙、瑞典）都引入了有利于宗教统一的法律。此类法律中最温和的一项是禁止少数群体宗教的成员获得国家就业机会，而许多其他法律更为严厉。

此外，在1618年，即南特敕令颁布三十年后，德国开始了反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三十年战争”，这是欧洲最具破坏性的冲突之一，至少在世界大战之前如此。

然后，在1685年，枫丹白露敕令（Edict of Fontanebleau）撤销了南特敕令。不用说，这项撤销引起了法国历史学家的强烈反对。然而，在这个时候，不容忍仍然是所有国家最普遍的态度。例如，贵格会成员不允许进入清教徒聚集的马萨诸塞州，否则可能判处死刑（至少一名贵格会妇女确实因此被处决）。

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赞成人格化的态度，这会导致历史学家误判。最好的校正方法是历史物理学提倡的比较观点。

3. 检验历史物理学模型

科学分析的标志在于成功地检验规律。我们将在这里讨论这些定律，可以是定量的，就像物理学中通常的情况一样，但也可以是定性的，就像化学物理学中通常的情况一样。定性规律表明，在给定的条件下，人们应观察到预期的效果。有了定量的规律，人们不仅能看到发生的效应，还能够预测这种效应的大小。

在本节中，我们将解释比较分析如何自然地导致定性预测以及如何检验这种预测。首先，为了大家多熟悉一下这种方法，我们先展示它如何在物理学中使用的。

3.1 如何在物理学中使用比较方法——自由落体为例

假设你生活在伽利略（1564-1642）和笛卡尔（1596-1650）的时代，想自己弄清楚自由落体现象中涉及的力有哪些。第一个想法是尝试伽利略从比萨斜塔上投下不同大小和密度的球的方法。然而，由于当时可用的观察手段较差，这种方法效果不佳。

另一种方法是尝试对极端情况进行巧妙的比较。“极端情况”这一表述意味着我们不再比较铁或木制成的球的下落，而是尝试密度更为迥异的球。例如，我们将观察(a)铅球、(b)肥皂泡和(c)羽毛的下落。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物体下落中有3种力量在起作用：(i)重力，(ii)浮力和(iii)空气的摩擦力。(a,b,c)实验中的每一个都将允许实验者分别关注三种力中的一种。但伽利略在他的著作中没有报告他可能使用了这种比较方法，这本可使他立即了解实验中的不同影响。

3.2 历史物理学中的比较分析——环太平洋地区影响为例

作为该方法如何工作的说明，我们考虑所谓的“势力范围（zone of influence）”。这是宏观历史物理学中的一种情况，仅取决于少数参数。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相当简单的案例，告诉我们为什么预测是可能的。

一个国家A可能在一个国家B中拥有一个势力范围Ab，表示它在Ab中拥有它在B的其余部分中没有的权利。例如，法国在上海法租界拥有它在中国其他地区没有的权利。

稍作扩展，势力范围可以包括整个国家。例如，虽然埃及早已正式独立，但在1952年革命之前，它一直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国家A在Ab地区的影响程度（d_i）在从完全没有影响时的d_i=0%到将其变成属地的di=100%的范围内变化。就英国而言，可以说它在埃及有60%的影响力，在印度有100%的影响力，至少在英国直接统治的印度部分地区是这样。

1954年6月2日，在一次美国的“安全会议”上，总统艾森豪威尔宣布：“我们必须将太平洋作为美国的湖泊/内湖”。暗示了什么样的势力程度？自从美国占领西海岸（1847年美墨战争期间征服加利福尼亚）以来，它就一直在太平洋占据霸权地位。事实上，从 1850 年到 2010年前后，以至迄今，美国仍是环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力量。因此，在1954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称太平洋为美国的内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狄增如（Di）等人的书[8]和Baaquie等人的论文[9]中，作者确定了美国在太平洋沿岸的di以及对中美关系未来的影响。从1880年至今，美国对持续入侵行为（例如俄罗斯、日本、苏联）的反应得到了系统研究。重要的一点是，在这段时间内，美国一直不愿意考虑通过谈判建立伙伴关系，而更偏向放手让军队去做[8]。

现在2022年，距离Di等人的出版已经过去了五年、Baaquie等人发表相关论文三年后。但未来仍不明朗，而最近的观察证实了这些文献中相当悲观的预测，看起相关国家没有任何进展甚至尝试去相互妥协，局势更加紧张了。

3.3 更多的历史物理学研究

除了上述研究之外，感兴趣的读者还可以在以下文章或书籍中找到其他研究：[10]、[11]、[12]、[13]、[14]。

4. 结论与展望

历史物理学起步艰难。它的早期出版物，例如 2002 年的一本书是针对历史学家的。但事后看来，很明显大多数历史学家没有接受历史物理学的方法。另一方面，因为（到目前为止）历史物理学是用定性而不是数学术语来表达的，所以它也没有引起经济物理学家或天体物理学家的兴趣。

是否能为历史物理研究定义一个直接的可行目标？以下是一个建议。

在20世纪初，一个国际委员会定义了“国际疾病分类(ICD)”，所有参与国都同意根据这一分类计算他们的死亡人数。这是一个重要的步骤，促使了真正具有可比性的死亡率数据的发布。该分类每十年修订一次，当前的版本已是ICD-11。

我们建议来自不同国家的历史物理学家就重复性事件分类 (CRECE) 达成一致，该分类将扩展本文表2所示的分类。自然，就像ICD高度依赖医学研究的进展一样，CRECE将依赖于历史物理研究的进展。

没有什么可以代替亲身体验，我们在附录A中描述了一个测试研究，那些认可历史物理学的方法和目标的读者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知道本附录中描述的情节可能涉及太多参数。因此，第一个挑战是定义简单的子集，这些子集可以有效地进行比较并导引出明确的模式。我们务必牢记“简单是成功的关键”。

附录 A. 作为训练：效忠派的命运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站在英国一边的美国人被称为效忠派。他们的财产被没收，最终他们移居到大英殖民帝国的其他地区。

不用说，所有重大的变化，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宗教上的，都会产生保守派，即拒绝新形势的人。当瑞典在16世纪成为新教国家时，仍然信奉天主教的人成为了“保皇派”。他们不喜欢和新教公民有一样的权利，一些人逃到了天主教国家。

同样，有很多英国的清教徒、贵格会教徒、天主教徒和不墨守成规的教派成员移居美国：清教徒移居到马萨诸塞州，贵格会教徒则移居宾夕法尼亚州或新泽西州，而天主教徒移居马里兰州。

除了宗教革命，还可以考虑政治动荡。例如1688英国光荣革命、1789年法国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1949年中国革命、1952年埃及革命、1962年阿尔及利亚革命、1975年埃塞俄比亚革命、1979年伊朗革命、1992年阿富汗革命，2021年阿富汗政权更迭。所有这些案例都产生了保守党。他们被新政权起诉了吗？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了吗？有多少人被杀？移民了多少？几年后有多少人回来了？对于所有这些问题，主要困难是找到可靠的信息来源。

幸运的是，我们现在有了互联网和计算机翻译，这项任务变得比过去容易得多。但应该明白，必要的关键字搜索仍然需要相当多的技巧、机会和耐心。

译者说明

本文——“历史物理学：对重复性历史事件的科学分析 (Cliophysics：Ascien-tificanalysis of recurrent historical events) ”是Bertrand M. Roehner教授作的最新的一篇文章，刊出在《欧洲物理快报》，引用方式Aruka,Y., Baaquie,B., Chen,X., Di,Z., Kim,B., Richmond,P., ...&Yang,Y.(2022). Cliophysics: A scientific analysis of recurrent historical events. Europhysics Letters,138(2),22004.。本翻译的版本的英文原文来自于Roehner教授，与arXiv上的文章https://arxiv.org/abs/2112.05225大体一致。相对刊发在《欧洲物理快报》上的文章，这两个版本信息量更多，更加适合阅读。

Roehner教授任职于理论和高能物理研究所，法国巴黎索邦大学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是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访问学者。自2009至2020，连续每年协助组织指导北京师范大学实验科学竞赛，吸引大量校内外同学参加。Roehner教授是粒子物理学家，但他对于将物理学的思想和方法推广到其他领域，特别是社会经济系统很有极大的热情，并且和他的合作者一起做出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推动。本文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Roehner教授致力于历史的科学分析，他写了若干著作，包括本文屡次提及的《USA-China:   cooperation  or confrontation?   An  illustration  of  how  to  conduct  a  scientific  analysis  of  historical  events》，此书为此文的蓝本，有兴趣可以下载阅读。这本书也已经由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狄增如和北京化工大学的李睿琪等人翻译为中文，重新命名为《科学看历史–如何科学地分析历史事件》，各位可以在网上直接下载（http://www.lpthe.jussieu.fr/∼roehner/prch.php）。更多材料可以访问Roehner教授的个人主页（https://www.lpthe.jussieu.fr/∼roehner/），你会发现Roehner教授在经济物理学等方面也有不少论著。

本文由包昊宸和陈清华翻译，刘培源审校。包昊宸现就读于马尔堡大学 (Philipps-Universität Marburg)；陈清华工作于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刘培源工作于集智俱乐部。感谢Roehner教授同意我们翻译此文以及在翻译过程中的讨论，也感谢集智俱乐部协助的翻译和传播工作。为了尽量保持学术性，一些重要的词汇或者句子附上了英文原文，图和表未做翻译。译者语言能力有限，肯定存在错误之处，敬请谅解。如方便，欢迎发送email至[e-mail]联系指正，万分感谢。

注释

[1] 在北极，可以看到摆平面在 24 小时内完成 360 度的旋转，在欧洲则需要大约 35 小时，而在新加坡需要无限长的时间，这意味着摆平面根本不会转。

[2] Roehner曾经在另一本书上举了一个例子：“一杯可乐的升温”：一个人从冰箱拿出一瓶可乐，倒进一个纸杯，然后把纸杯放在了餐桌上阳光能照到的地方，让可乐会慢慢升温。这个实验虽然听起来非常简单，但从物理学家的眼光来看，它实际上却异常复杂。首先，在纸杯表面和可乐的上表面，阳光转化为热能；直到20世纪初，物理学家才完全搞懂了电磁辐射如何转化为热能（维恩法则，Wien's law）。然后，热能由纸杯传导到液体；热传导过程相当复杂，直到19世纪末，热传导的物理模型才建立起来。最后，向阳一面的可乐升温比较快，这样就在可乐中产生了对流；流体力学的纳维-斯托克斯方程（Navier-Stokes）方程组把对流现象描述得非常清楚，但这些方程非常复杂。即使只是为了近似地预测这一系列过程，高速计算机也需要计算好几个小时。

[3] 在天体物理学中，星表实现了同样的目标。想要研究双星的天体物理学家必须能够在星表中找到它们的位置。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真正开始他们的科学研究。

[4] 开普勒本人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官方占星家。

[5] 在天主教起义的 “求恩巡礼（Pilgrimage of Grace）” 之后，大约有 200 名贵族被处决。

[6] 革命胜利的原因是因为在对抗中军队站在起义者一边。

[7] 大家可能记得，1951年4月，杜鲁门总统否定了麦克阿瑟将军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30到50枚原子弹”将投在中国，参见1954年对麦克阿瑟的采访，但这些采访在十年后的1964年4月9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上（p.16)。

参考文献

1. Roehner (B.M.), Syme (T.) 2002: Pattern and repertoire in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2. [An updated version is available at: http://www.lpthe.jussieu.fr/∼roehner/prh.pdf] Durkheim (E.) 1894: Les règles de la méthode sociologique. Flammarion, Paris. [The book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under the title: “The methodological rules of sociology”. Both the French and the English version are freely available on Internet.]

3. Fraser (A.) 1969: Mary, Queen of Scots. Weidenfeld and Nicholson, London.

4. Alberge (D.) 2020: Chilling find shows how Henry VIII planned every detail of Boleyn beheading. The Guardian 25 October 2020.

5. Roehner (B.) 2007: Cohésion sociale. Odile Jacob, Paris.

6. Rudé (G.) 1955: The Gordon riots. A study of the rioters and their victims.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1 June 1955, p.93-114.

7. Rudé (G.), Harvey (J.K.) 1964, 2000: Revolutionary Europe, 1783-1815. John Wiley and Sons.

8. Di (Z.), Li (R.), Roehner (B.M.) 2017: USA-China: cooperation or con- frontation. A case study in analytical history (in Chinese). [This book can be read at the following address: http://www.lpthe.jussieu.fr/∼roehner/prch.php]

9. Baaqui (B.E.), Richmond (P.), Roehner (B.M.), Wang (Q.-H.) 2019: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a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China and the World. Ancient and Modern Silk Road 2,1,1-53.

10. Baaqui (B.E.), Wang (Q.-H.) 2018: Chinese dynasties and modern China. Unification and fragmentation. China and the World, Ancient and Modern Silk Road 1,1,1-43.

11. Bloch (M.) 1924: Les rois thaumaturges. Étude sur le caractère surnaturel attribué à la puissance royale particulièrement en France et en Angleterre. Istra, Pari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under the title: The royal touch. Sacred monarchy and scrofula in England and France. Routledge 1974.

12. Roehner (B.M.) 1997a: Jesuits and the stat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ir expulsions (1520-1990). Religion 27,165-182.

13. Roehner (B.M.) 1997b: Spatial determinants of separatism. Swiss Journal of Sociology 23,1,25-59.

14. Roehner (B.M.), Rahilly (L.) 2002: Separatism and integration. A study in analytical history. Rowman and Littlefield, Lanham (Mary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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