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阳：以道治国与以术治国

　以道治国与以术治国

　　黎阳

　　2012.6.29.

　　一.有道者以道治国，无道者以术治国

　　二.是否无道只需看三条

　　三.“三门干部”、政工干部、秘书与以术治国

　　四.以术治国的最高原则与相应特色

　　五.以术治国必逐代萎缩

　　六.灭国长策：用间使赵括取代廉颇，用间使“精英”治国

　　七.权术家阴谋家分析举例

　　一.有道者以道治国，无道者以术治国

　　即便不从政，普通老百姓弄清进入或可能进入国家最领导班子的人属于哪路神仙也很必要——实干的还是扯蛋的?有几分实干还是半点实干也没有、百分之百靠玩权术混日子的?弄清这点起码可以避免自作多情、对政局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实干家当家，无功就是过，要人才不要庸才;权术家当权，无过才是功，要奴才不要人才。无论是对权术家搞实事求是还是对实干家搞虚与蛇委都属于吃错了药。不过世界上难得有哪个人肯公开承认自己专门搞阴谋诡计和权术。是不是权术家阴谋家得靠老百姓自己判断。但等权术家阴谋家攫取了最高权力骑到了头上再慢慢体会就太晚了——有人过了十年，其庐山真面目才被人们普遍看穿。此时人家坏事已经干了一大堆、不可挽回了，看穿了又有多大意义?

　　有没有办法不用等那么久、一看来历就能大体判断出某人一旦当了国家领导人会不会是权术家阴谋家呢?当然有。“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一切事物都自有其规律，可以见微而知著，权术家阴谋家也不例外。判断是不是权术家阴谋家不靠言词，而靠事实。只要把握住要害事实，会不会是权术家阴谋家完全可以一目了然。

　　什么样的“要害事实”?简言之一句话：“以道治国”还是“以术治国”。

　　纵观历史，有道者以道治国，无道者以术治国。

　　道者，客观规律也。术者，权术诡计也。

　　(注：在传统中文中，“道”还有“正义”的意思。而什么叫“正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扯起来就没边了。本文无意纠缠那些，只讨论把“道”定义为“客观规律”这一种情况。)

　　客观规律——客观世界变化的规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权术诡计——主观世界变化的规律，要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客观规律是客观世界的固有性质。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权力多大，不管你高兴与否，只要与客观世界打交道，就不得不遵循客观规律，否则就迟早要遭到客观规律的惩罚。承认这一点就是唯物主义，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唯心主义。

　　权术诡计是专门琢磨人对付人的技术。它只与人有关，与客观世界无关。

　　以道治国——按照客观世界变化的规律改造世界管理国家。老百姓俗称“实干的”。

　　以术治国——利用人性的一切弱点驾驭人统治人奴役人。老百姓俗称“扯蛋的”。

　　实干家以道治国，权术家以术治国。以道治国者必实干家。以术治国者必权术家阴谋家。要判断某人一旦当权治国会不会是权术家阴谋家，只要看会不会按照客观规律“以道治国”就能看个八九不离十。要“以道治国”就必须“有道”。看会不会是权术家阴谋家，只需看是否“无道”。

　　二.是否无道只需看三条

　　判断是否好人不容易，判断是否坏人却不那么难。判断是否“有道”不容易，判断是否“无道”却不那么难。是否无道只需看三条：第一看动机：想不想实干?想都不想还谈什么实干?——没有以道治国的动机就不会求道，而动机来自目标。没有按照客观规律改造世界的目标，就不会有以道治国的动机。第二看经历：会不会实干?干都没实干过，想实干都无从下手——没有理论联系实际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经历就不可能有道，即便想以道治国也没那个能耐。第三看条件：能不能实现实干?如果根本没条件实现实干，那说什么都多余——有没有联系实际改造客观世界的客观条件。前两条是内因，第三条是外因。三者具备并不一定真正有道，但三者不具备却一定无道。把这三条具体化就是：

　　1.想不想实干——有无改造客观世界的根本战略追求

　　2.会不会实干——有无理论联系实际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经历

　　3.能不能实现实干——有无联系实际掌握客观规律的条件

　　1.想不想实干——有无改造客观世界的根本战略追求

　　判断统治者“有道无道”首先看其战略否追求是否包含“改造客观世界”的内涵——要改造客观世界就必须掌握改造客观世界的规律。不改造客观世界就不需要客观世界变化的规律，不需要客观世界变化的规律就无需追求掌握客观世界变化的规律。与客观世界打交道需要掌握对付客观世界的本领，与人打交道需要掌握对付人的本领。对付客观世界的本领是“道”，对付人的本领是“术”。只有战略追求包含“改造客观世界”的内容才有“以道治国”的需要。有需要才有追求，才会去“求道”。求道者不一定得道，但根本无此需要者连求都不会求——不需道则不求道，不求道则必无道，有“术”即可。要判断是不是权术家阴谋家，头一条就要看其战略追求有没有“改造客观世界”的实际内涵。

　　创造财富属于改造客观世界。要创造财富就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违背客观规律，财富就创造不出来——种地无收成，做工出废品，造飞机飞不起来，造房子“豆腐渣”……如果治国目标是保护创造财富，那就有了遵循客观规律的需要，就有了追求“以道治国”的动力——比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掠夺财富不属于改造客观世界——自己不创造财富、把别人创造的财富掠夺过来据为己有坐享其成不需要改变客观世界，只需要改变创造财富的人。因此掠夺财富不需要掌握客观世界变化规律，只需要掌握压迫人、剥削人、欺负人的规律：硬暴力+软暴力、权术权力、阴谋诡计。如果治国目标是掠夺财富，那就不会有遵循客观规律的需要，不会有追求“以道治国”的动力，而只会有“以术治国”的需要——比如“精英治国、优胜劣汰、赢家通吃、愿赌服输”。

　　推翻三座大山、保家卫国、实现中国统一、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等等都属于改造客观世界——目标明确具体，要实现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必须苦干实干，不能靠主观的夸张嘴巴吹。提出这样的战略目标的一看就知道是追求“以道治国”。

　　美国的战略目标是维持世界老大头号强国的地位。俄罗斯普京的战略目标是恢复昔日苏联的强大。这些都具有改造客观世界的内涵——战略目标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感觉得到，有客观具体的衡量标准，要实现得靠实干而不靠空谈：主观的夸张、空口白牙耍嘴皮子吹牛皮都不管用，遵循客观规律才管用——不遵循客观规律，不实干，光用嘴巴吹，能保住美国的头号强国地位吗?能恢复俄罗斯昔日的强大吗?

　　凡具备“改造客观世界”内涵的东西无不明确而具体。譬如“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无产”，没有任何搪塞含混的余地。又譬如“五个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也是如此：目标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感觉得到，有客观具体的衡量标准——宜居不宜居、畅通不畅通、森林不森林、平安不平安、健康不健康等等都得用实实在在的客观事实来说话，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再扯足了嗓子吹也改变不了客观事实。实现“五个重庆”是创造财富、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不遵循客观规律创造财富就实现不了。要实现“五个重庆”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老老实实实实在在干，只能遵循客观规律，只能“以道治国”。而“幸福广东”、“和谐社会”、“道德的血液”、“小康社会”、“三个代表”、“科学发展”之类就不同了：没有什么明确实际的客观标准，幸福不幸福、和谐不和谐、道德不道德、小康不小康、代表不代表、科学不科学全凭嘴巴说——说幸福就幸福，说和谐就和谐，说道德就道德，说小康就小康，说代表就代表，说科学就科学，一切凭权力说话，谁有权谁说了算，谁官大谁的表准，谁权大谁的屁香。

　　“以术治国”比“以道治国”省事得多，方便得多。比如杜绝假冒伪劣有毒有害食品药品很费劲，利用权力声称假冒伪劣有毒有害食品药品“对人体无害、可以放心食用”甚至干脆封锁消息、让人们根本不知道假冒伪劣有毒有害食品药品泛滥成灾则省事得多，方便得多——根本不必改变客观世界，只需要改变人们的主观思维就能算达到了目标。这就是“以术治国”的妙处：什么实事也不干，什么财富也没创造出来，单凭手中的权力用主观的夸张软硬兼施就能“维稳”、“搞定”一切。既然如此，自然不需要遵循客观规律而只需要玩弄权术、玩弄阴谋诡计。

　　结论一：凡战略追求中没有“改造客观世界”的实际内涵、真正目标是掠夺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的人必无“以道治国”的需要。这样的人一旦执掌国家大政必“以术治国”，必权术家阴谋家。

　　2.会不会实干——有无理论联系实际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经历

　　“以道治国”，道从何来?理论联系实际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亲身参与变革客观世界的实践，焉能掌握客观世界变化的规律?“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成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实践出真知”。没有实践就没有真知。没有真知就不可能掌握客观规律，就不可能“有道”。这样的人如果执政即便想“以道治国”也做不到。

　　“以道治国”必须掌握客观世界变化的规律。“掌握客观世界变化的规律”是一种能力，只能通过长期亲身参与变革客观世界的实践才能获得——注意，重复强调一遍：是“能力”而不是“理论”。“理论”可以来自书本，“能力”只能来自实践。不管读了多少书、不管拿了多少学位、不管有多显赫的名声也不能代替这种实践——从书本里课堂上永远只能获得书本理论知识而不能获得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遵循客观规律改造世界需要的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而不是简单的书本理论知识。只有理论没有实践，“学问”不过是天上浮云，水上浮萍，纵横万里，不着一根，有谋无断，一断即乱。只有实践没有理论，“经验”是井底之蛙，一孔之见，离开那个具体地方具体时间具体情况就不灵了。但一孔之见至少管点用，比天上浮云多点踏踏实实。书本理论知识能帮助人“多知”、“多谋”，却永远不能自动使人 “善断”，而解决具体问题需要的恰恰是“善断”： “千锤打锣，一锤定音;千人支招，一人落子”——参谋建议可以有无数，最后决断却只能有一个——“对号入座”、“当机立断”、“对症下药”，一是一二是二，没有模棱两可，没有似是而非。作出决断就必须承担责任。有谋无断等于无谋。善断能力来自实践，来自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光从书本上学不到。要善断就必须有正确的主见即迅速准确地判断出矛盾性质的本领：真相只有一个。从千头万绪、千针万线、千变万化、千奇百怪中迅速准确地判断出矛盾的性质是一种真功夫、真本事，完全不同于单纯的书本理论知识。这种真功夫、真本事永远不可能单纯通过书本课堂获得，只能通过实践摸索锻炼。就象医生看病，书本理论只能告诉你什么病该怎么看，决不可能直接告诉你眼前的病人具体得的是什么病，必须由你自己判断确诊。这个判断确诊的本事只有通过长期的实践培养锻炼。不具体实践，光读书一辈子也学不会确诊的本事。不会确诊，哪怕医书倒背如流也不知道该怎么下药。不通过实践获得迅速正确判断问题性质的真功夫、真本事就不可能有正确的主见。没有正确的主见，一事当前要么“有谋无断”，要么“胡谋乱断”。“有谋无断”—— 没有主见，多知必多谋，多谋必多虑，多虑必多疑，多疑必难断。读书越多、学位越高越优柔寡断、六神无主、拿不定主意、无所措手足、不知如何是好——任何理论都是在一定条件下才成立的。去掉了这个“一定条件”，理论就不适用，就成了胡说八道。没有迅速准确地判断出问题性质的真功夫、真本事，就不能确定当前的具体问题符合哪种理论的“一定条件”，也就不知道该用哪种理论，所学的理论书本知识形形色色一齐涌上心头，一团乱麻眼花缭乱，“窝里炮”打成一团。这时所学的理论书本知识反而成了负担，成了干扰自己的决心、疑惑自己的判断的乱源，起了反作用反过来给自己添乱——总是似乎是这样又好象是那样，这样看也有理，那样想也有理，不管往那个方向考虑都能自己给自己找一大堆反对的理由和赞成的理由。书本知识越多、理论越多，这些知识和理论相互打架的几率也越大，越显出“百无一用是书生”。“胡谋乱断”——“情况不明决心大，胸中无数办法多”，一会儿一个主意，谁来都能插上一杠子，谁的主意都听，谁的主意都听不长久，朝令夕改，政出多门，胡碰乱撞，自相矛盾，搞得底下无所适从：“鸡多了不下蛋，媳妇多了不做饭，官多了小兵团团转”。

　　正确的主见——迅速准确地判断出矛盾性质、当机立断的能力跟“书本知识”有天壤之别。一个人可以一肚子书本知识、一大堆学位头衔却毫无主见，遇到问题一筹莫展。没有正确的主见，正确的建议送到眼前也不会采纳——各种不同意见总是同时存在。没有主见，正确的意见与错误的意见就会互相抵消，拼命抱“民主”粗腿也不灵：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有民主无集中，一切流于空谈扯皮，比无民主还糟。内行的标志是危急关头善于随机应变，在关键时刻作出正确的判断。外行的标志就是在困难面前惊慌失措，碰到一点点挫折也会垂头丧气，朝令夕改，突然变更目标。有人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是因为情报灵通。但毛泽东被罢绌、王明博古掌权时情报也灵通，而且王明、博古、李德等个个大知识分子，要书本有书本，要学位有学位，这方面样样都比毛泽东强，为什么那时就打不了胜仗?这就看得出正确的主见——迅速准确地判断出矛盾性质的能力和书本知识完全是两码事。没有这种能力，就不可能正确决断，再准确的情报、再丰富的书本知识也无用武之地——佐尔格把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准确情报送给了斯大林，斯大林照样被希特勒打了个措手不及。

　　陈辉亭将军的回忆录《飞鸣镝: 中国地空导弹部队作战实录》举了两个极典型的“正确的主见——迅速准确地判断出矛盾性质、当机立断”的实例：

　　第一个实例：抗命开火。原文摘要如下：

　　(1959年10月7日)RB-57D型飞机距阵地60公里时，营长下了歼灭敌机的最后决心：“三点法，导弹三发，28公里消灭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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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个关键的当口，上报参谋马永连报告：“上级叫等一等。”

　　近方参谋陈辉亭一听就急了，敌机马上就要飞到发射距离了，怎么突然叫等一等。但这是命令，不能不传达。他一边赶紧用话筒向营长报告：上级叫等一等。一边叫马参谋赶紧请示为什么叫等一等。

　　营长岳振华听到陈参谋的报告也愣了神，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立即问陈参谋：“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陈参谋又重复了一遍。

　　岳振华说：“请示上级，为什么要等一等。”

　　陈参谋说：“已经请示，还未答复。”

　　说话之间，敌机就要进入火力范围了，显示器上的遭遇线也靠近了28公里处。

　　岳振华心里牢骚起来：这是什么命令?哪有这么下命令的?这命令叫人怎么执行?叫我等一等，空中的敌机能停下来叫我等一等吗?!怎么办?打还是不打?不打，敌机已进入火力范围，瞬间就要失去战机。打吧，又半路杀出来这么个命令来，要等弄清楚为什么要等一等再打，已经来不及了，打与不打只有靠自己下决心了。

　　他想，战前上级的作战意图是非常清楚的，只要敌机入窜北京，有发射条件就坚决消灭。今天在敌机入窜北京的航路上，我歼击机一路拦截，也开了炮，只不过高度差大，没有打上，可见上级歼敌的决心是明确的。敌机距我125公里时，上级已命令歼击机退出战斗，给我二营腾出了作战空域，也已经给我二营下达了坚决消灭敌机的命令，怎么会要发射导弹了，叫我“等一等”?

　　他对这个“等一等”的命令，产生了怀疑，怀疑这命令不像是出自上级指挥员之口，怀疑是传递命令的中间环节出了阴差阳错的毛病。

　　正在他思考之际，引导技师徐培信报告：“发射距离到。”

　　他想再不能犹豫了，打是符合上级总意图的，不打是要犯错误的，千钧一发在此时，便下达了口令：“发射!”

　　战后查明，果然是传递命令的中间环节上出了问题，上报参谋马永连在上报营长的最后决心时，群指挥所的对二营的方向参谋也正在听本级指挥员的指示，按照先上后下的原则，他就叫二营的上报参谋等一等，意思是等一等再上报，而不是等一等再打。而上报参谋马永连则误认为叫等一等再打。幸好指挥员头脑清醒，对上级的作战意图吃得透彻，决心果断，才没有被这人为的干扰而贻误了战机，把撞到枪口上的鸭子给放跑了。

　　第二个实例：抗命不开火。原文摘要如下：

　　上级指挥所消灭敌机的命令，接二连三地传来，已经是第七次了!

　　陈辉亭想：难道我和引导技师、操纵手都判断错了吗?还是上级判断错误了?询问的宁明机场起飞的飞机的去向，为什么到现在上级还没有反馈回信息?于是他再次命令营指挥所请求上级，宁明机场起飞的飞机是否确实已离开了二营的作战空域?或者是已经降落在别的机场。

　　二营营长陈辉亭作战决心的犹豫，反复查证我机的位置，引起了空七军领导的重视。

　　再次查实，才恍然发现命令二营要消灭的“敌机”，正是宁明机场起飞的四架飞机。立刻命令在二营作战空域飞行的飞机，打开加力，迅速脱离向吴圩机场降落。

　　四架飞机，四个加力，几乎同时打开，在空中产生了四声巨响，传到地面上酷似一个高炮连的一个点射。

　　营参谋长刘明立即向营长陈辉亭报告：高炮连已经开火。

　　飞机打开了加速器，在显示器上立刻反映出来，三个操纵手立即报告：“飞机队形疏散，加速离远。”

　　陈辉亭听到高炮连已经开火的报告，立刻紧张了起来：难道今天真的判断错了吗?贻误战机了吗?但再一观察“敌机”逃离的方向不对，如果是敌机，就应该向北部湾方向逃窜，为什么向南宁方向飞去?

　　正在这个时候，空七军指挥所指示二营：不要射击，二营作战空域的飞机是我机，现在飞机已打开加力加速脱离。

　　二营营长陈辉亭听到了这个命令，长吁了一口气：“谢天谢地，幸亏没有把导弹发射出去。”随即命令部队关机休息，把指挥所的标图给制出来，以供上级备查。

　　空七军的刘玉堤军长，听了汇报，专程到二营看望了部队，称赞二营正确地处置了这次“误我为敌”的事件。驻宁明机场的航空兵师，飞行团组织飞行员，包括被“误我为敌”的四个飞行员到二营参观了导弹兵器，他们见到二营营长陈辉亭后，紧紧握着双手说：“感谢你救了我们!”

　　这两个实例，第一，充分说明“能力”与“理论知识”的本质区别——只有理论知识而无正确的主见即迅速准确地判断出矛盾性质的能力，怎么可能当机立断正确处理如此复杂而紧急的情况?遵命行事错了无风险，而战场抗命错了则要掉脑袋。只有充分把握而又极端负责才做得到宁可冒掉脑袋的风险也要实事求是正确处置。没本事迅速准确地判断出矛盾性质，光凭书本理论知识，敢下这样的决心吗?能如此当机立断吗?第二，充分说明只有独当一面的基层主官才有可能通过实践培养锻炼出这种迅速准确地判断出矛盾性质的能力。处于负责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位置的参谋助手辅助人员没有条件纵览全局综合权衡下判断，也没有权力下判断。由此可见，凡不具备担任过一定年头的独当一面的基层主官资历的人决不可能培养出迅速准确地判断出矛盾性质的能力——“存在决定意识”，不在那个位置就没有那样的意识。没有那样的意识，同样的经历也不可能练出同样迅速准确地判断出矛盾性质的能力。没那样的能力，即便想掌握把握客观世界变化的规律也不可能，想求道也求不着，想“以道治国”也是太监娶老婆——有那个心没那个能耐。

　　什么样的基层主官才算得上“独当一面”的基层主官?军队的特殊情况不算，单从国家行政管理的角度看，当属县级政权机构的主管负责人(县长、县委书记)。中国一个县不亚于外国一个国，自古县太爷号称“百里侯”，管一个县跟管一个国差不了太多。国家政权的基本结构是按职能分工，分部门归口管理，如工、农、商、学、财政、公安等等。每层政权机构都设置了相应的职能部门，如国家财政部、省财政局、县财政局(科)等。这种按职能分工的政权结构上到国务院为止，下到县为止——国务院以上、县以下可以设专人负责某项职能，但不再按对口原则设置正式的永久性职能部门。具备“全局”内涵的政权结构上止于最高层，下止于县。也就是说，国家政权机构方方面面的分工分岔上交汇于最高层，下交汇于县级政权。这两级是政权机器高低遥相对应的两个结构性终端。政权所有部门、所有层次都是口对口、一对一、“分兵把口，各司其职”、“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唯独这两个终端是一对全体：县级主官是“上头千条线，到此一根针”;最高层负责人是“下边千条线，到此一根针”。整个政权中只有这两极必须时时刻刻独对全局：最高层负责人独对全国这大全局，县级主官独对当地这小全局。处于中间的政权各个部门、各个层次负责人多多少少都有点“二传手”、“中间商”的味道——上，有的可靠;下，有的可卸，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比例比这两个终端的负责人要少——整个政权机器的正式行政责任链由此发端，到此为止;由此辐射，到此汇集。问题到了这两个终端就无可推卸、无可转嫁、无可代劳。县级政权是具有“全局”内涵的政权机构的最低一级即最基层，政权机构到县以下就不再全面分岔，只有小局部而没有小全局了。一个县即一个国家的缩影。对一个县的全局负责，就相当于模拟对一个国家的全局负责。没有县级主官的经历，就不可能锻炼出把握客观世界变化规律必须的综合性迅速准确地判断出矛盾性质的能力。

　　只有负责某单项部门的实践经历培养不出负责全局的能力——单项部门工作的实践与总揽全局工作的实践性质不同。单项部门的实践是不完全的实践，不可能锻炼出总揽全局所必须的综合性迅速准确地判断出矛盾性质的能力，不可能从中学会把握管理一个国家的基本模式，不可能“得道”。“存在决定意识”。只有处于县级政权主官的位置才能品味出独对全局负责的滋味，才有可能领悟出独对国家全局负责的要领，才能锻炼出综合性迅速准确地判断出矛盾性质的能力。

　　锻炼出综合性迅速准确地判断出矛盾性质的能力要多久?一次战斗就能使新兵变成老兵。一次大风大浪就能使人成熟。如果风平浪静呢?至少三年：一年熟悉情况，一年有所作为，一年观察效果总结经验。

　　有些问题看来复杂，但用“有无理论联系实际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经历”一对照立刻一目了然——我不管你读过多少书、拿过多少学位、发表过多少文章，我只问一件事：你看好过多少病人?如果一个病人也没看好过还想当主治医生，一例手术都没做过还想当主刀大夫，那就去你妈的。同样，我不管你读过多少书、拿过多少学位、发表过多少文章，我只问一件事：你领导过哪些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解决了多少社会实际问题?如果一次这样的实践也没有、一个社会实际问题也没解决过还想当国家领导人，同样：去你妈的。

　　结论二：有县级主官的经历者不一定有“以道治国”的能力，但没有担任三年以上(特殊大风大浪的实践例外)县级主官的经历者必无“以道治国”的能力。这样的人一旦掌管国家即便想“以道治国”也无道可以，到头来必“以术治国”，必成为权术家阴谋家的俘虏。

　　3.能不能实现实干——有无联系实际掌握客观规律的条件

　　没有联系实际的客观条件，即便有动机、有能力也做不到理论联系实际。什么客观条件?直接接触客观现实、参与改变客观世界的实践。象汉献帝那样“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当然一辈子也接触不到客观现实。“生于城市、长于课堂书斋高楼大厦”、“家门—校门—机关门”的“三门干部”同样一辈子也接触不到客观现实。当年毛泽东说王明等教条主义者不知道几件事：第一不知道人要吃饭;第二不知道打仗要死人;第三不知道路要一步步地走——王明这些人满腹经纶，怎么连这点常识都没有?然而这就是历史事实——这些“海归学者”自命不凡、高高在上、根本不知道一线的实际情况、根本不知道战士吃饭、行军、打仗实际是个什么样，却偏要自作聪明自以为是，根本不管不顾人家能否吃得上、走得动、打得赢，所以才会动不动就有“何不食肉糜”之类混话昏招。“存在决定意识”。没有过普通一兵的存在，就无从获得普通一兵的常识。没有过普通老百姓的存在，就不可能掌握普通老百姓的意识，就不知道什么是“实际”。只有以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在基层生活过一定年头的人才能真正知道客观实际是怎么回事。只有以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在基层实际工作过一定年头(至少连续三年)的人才能真正知道改造客观世界是怎么回事。只有担任过最基层单位(村队、连排、车间)主官的人才会真正知道现实世界与政权机器是如何锲合的、才会对改变客观世界的规律最有体会。如果连以普通老百姓身份在基层生活、工作的经历都没有，不用问，根本就不可能真正知道“实际”是怎么回事，更谈不上获得迅速准确地判断出矛盾性质的能力。

　　中国历来是一旦当了高官就是想接触实际也做不到了，从上到下层层都给你演戏，只让你看官员们想让你看的东西。皇帝大官要想知道真相就得“微服私访”，如今也不例外——如果还有什么高官想知道真相的话。怎么就算“高官”了?“中央大员”——只要当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就算进了中央，就在中央挂了号了，从此就与众不同了，不管到哪里都会被当成“中央领导”对待，从此想接触实际也难了，因此任何人如果在当“中央大员”之前没有从实践中获得迅速准确地判断出矛盾性质的能力，从此想补课也不可能。

　　结论三：任何没有以普通老百姓身份在基层生活工作过至少连续三年、没有在成为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之前担任过连续三年以上的县级主官者一旦掌权必无“以道治国”的可能，必走“以术治国”之路。

　　小结：凡战略追求中没有“改造客观世界”的实际内涵的人一旦执掌国家大权必权术家阴谋家。凡“三门”出身、没以普通老百姓身份在基层生活工作过至少连续三年、在没有成为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之前担任过至少连续三年以上的县级主官者一旦执掌国家大权必权术家野心家。

　　三.“三门干部”、政工干部、秘书与以术治国

　　1.“三门干部”与以术治国

　　2.政工干部与以术治国

　　3.秘书与以术治国

　　1.“三门干部”与以术治国

　　人生轨迹是“家门—学校门—机关门”即“三门干部”——专指那些离开学校后一直在机关混，顶多从一个机关转到另一个机关，没有任何基层工作经历的“机关混混”。

　　“三门干部”如掌握国家大权必然以权术治国。因为“三门干部”只有机关工作的经历，而机关工作的性质决定在机关里不可能获得实践经验，不可能真正掌握客观世界变化的规律，一旦掌权即便想以道治国也做不到。

　　要弄清这个问题，先得弄清“机关”的本质。

　　如果“以道治国”即按客观规律办事，则机关的本质就是一个“信息加工厂”——毛泽东说：“中共中央好比是个加工厂，它拿这些原料加以制造，而且要制作得好，制作得不好就犯错误。”“北京是什么东西都不出的呀!那里没有原料。原料都是从工人、农民那里拿来的，都是从地方拿来的。”

　　对现代机关核心功能最时髦的抽象是C4ISR(指挥、控制、通讯、电脑、情报、监视、侦查，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s, Computers, Intelligence，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这其实是毛泽东的“机关是‘信息加工厂’”这一基本概念的延伸。不管叫什么，实质都一样：机关是个信息世界，是个虚拟世界——基层单位把客观世界的具体存在转换为抽象的信息传输到机关，机关用这些信息建立起一个模拟客观世界的虚拟信息世界，按照需要对这个虚拟信息世界进行加工，产生“信息产品”(决策、规定)，再把这些“信息产品”变成指令性信息传输给随动执行部门，最后变成改变世界的具体行为。所有这一切说穿了无非是信息采集、信息转换、信息传输、信息加工、信息反馈，“从客观到主观、再从主管到客观”、“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再认识—再改造”，往复无穷。

　　一个加工厂如果进的原料就是废品，自己又没有能力发现原料是废品，那不管如何认真努力，最终出来的产品也只能是废品。如果根本不会加工，那即便是好材料也会变成废品。如果机关这个“信息加工厂”进来的原料信息就是假信息，决策主管又没有能力发现“原料信息”有假，或者根本不懂得如何使用“原料信息”、只会想当然，那不管如何认真努力，最终出来的“信息产品”——决策、指令也只能是废品。如果一个加工厂只会出废品，那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如果机关这个“信息加工厂”只会出废品，那也同样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即便没有故意破坏如故意制造虚假信息、故意延误、夸大、缩小、捏造、截留、含糊其词、歪曲编造等等，把具体的现实世界转换为抽象的信息世界也不可避免地要失真。客观存在是立体的、运动的，抽象出来的描述信息是平面的、静止的，只有实践经验才能校正这种失真正确判读原意。比如现实世界是立体的，而抽象出来的地图却是平面的。只有有实践经验的人才能从这平面地图提供的信息看出立体世界——同样的地图，在外行人眼里只是各种平面的几何图形，而有实践经验的人一看，脑子里立刻就能复原出具体的山山水水高高低低来。在外行人眼里地图上等长的地方即等距离，只有有实践经验的人才能看出高低曲折林木河川大路小径的区别，才能计算出实际的距离——毛泽东说王明这些人不知道人要吃饭、路要一步一步走，原因之一就在他们眼里世界是平面的，看不到高低险阻等实际内容。他们只会按照平面的地图纸上谈兵，想当然计划一切，结果根本就留不下给人吃饭走路的实际时间。同样的地图信息，到了没有实践经验的人手里就会变成错误信息，只有到了有实践经验的人手里才能消除这种失真。其实这个道理日常生活中很常见，譬如“百闻不如一见”—— 如果抽象的信息与现实存在之间没有巨大的差异，人们还有什么必要搞旅游?坐在家里看旅游景点的文字介绍和图片录像不就得了?不承认“客观存在的世界是立体的、运动的，抽象出来的描述信息是平面的、静止的，只有实践经验才能校正这种失真”，那就不必谈恋爱，甚至双方连见面都多余，直接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番描述、几张照片定乾坤”、靠别人提供的抽象信息直接结婚算了(而且不带离婚的)。由此可见即便没有蓄意歪曲，现实的客观存与抽象的描述信息之间也不可避免存在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只有在有实践经验的人手里才可能被纠正，而到了没有实践经验的人手里就会转变为错误信息。如果机关这个“信息加工厂”的核心加工者——决策主管没有实践经验，不具备自动克服抽象信息与客观存在之间差异的能力，即便是正确的信息也会变成错误信息，被加工成废品。这样的主管对错误信息、半真半假的信息或蓄意假造的信息就更无能为力了。这就将导致机关这“信息加工厂”只会出废品，完全丧失存在的必要。

　　实践经验需要反复不断地再认识、再检验、再更新——用对某人三岁时的接触了解获得的感性认识经验体会去判断此人三十岁的行为特征肯定不行。有点技术常识的人都知道，再精密的仪器设备也必须定期校准、标定(calibration)。没有这种定期校准、标定，仪器设备获得的数据就不可靠、不能用。仪器如此，人也如此，再丰富的经验也需要接受客观世界的定期“校准”、“标定”，不能吃老本，不能一劳永逸，否则照样脱离实际，照样把不住关，照样出“信息废品”。个人如此，政党也是如此——党员要跟中央保持一致，中央要跟客观实际保持一致，跟人民根本利益保持一致。如何保持一致?定期用客观实际和人民根本利益“校准”、“标定”自己——密切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不如此，中央就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没有资格要求党员与自己保持一致。有经验的人尚且如此，政党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没有实践经验、连老本都没的可吃的“三门干部”了——蹲在机关高高在上，无从知道实际情况，无从知道客观存在是如何抽象为虚拟信息的，无从学会正确判读信息，无从学会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本领，对真信息都判读不出真意，对假信息更不知所措。这样的人管“信息加工厂”必出废品。

　　如果没有腐败、没有以权谋私，机关这个“信息加工厂”对毫无实践经验的“三门干部”来说往往是个很枯燥乏味的地方：清水衙门，每天来来往往经手的全是总体意义不明全局份量不明抽象枯燥的文件数字信息流，既不能吃，又不能穿，也不能拿去换钱(除非不怕以权谋私犯罪坐牢)，责任却非同小可：权力运作，牵一发而动全身，失之毫厘，谬之千里。这使机关工作特别强调责任归口，关卡重重层层审批。凡“机关油子”无不善于“击鼓传花”传递责任，对人对口层层传递，责任怎么接过来怎么传出去，决不粘到自己手上，一事当前先撇清责任。除非是决策主管，普通机关干部工作的特点一是平庸平淡按部就班，二是可以“混”(从来只闻“混机关、干基层”，不闻“干机关、混基层”)。普通机关干部的基本职责就是守在自己“信息加工流水线”的位置上循规蹈矩照章办事，保持“责任链”完整，一切有根有据、有板有眼，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有来龙，有去脉，有请示，有交代，不阻塞，不中断，原则上没有自作主张的余地，连擅自加速或减速都不允许——没有过硬的理由，擅自改变处理速度，不管是优先批、优先办还是押着不办、缓办都会打乱整个“信息加工流水线”的运转节奏，不招骂才怪。

　　“三门干部”在机关这样的环境下不管呆多久都不可能获得实践经验，不可能亲自学会实现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互相转换，不可能获得正确判读虚拟信息的能力——没干过就是学不会，不下水就是学不会游泳，不动刀就是学不会手术。

　　在正常情况下，个性鲜明不甘平庸想有所作为的人一般都不喜欢蹲机关的日子，但削尖脑袋想往机关里挤的人什么时候也少不了：机关工作安全、舒适、轻松、规律、福利高——在机关，当兵的待遇不免向当官的靠拢;在基层，当官的待遇不免向当兵的靠拢。鲁迅说：“要上战场，莫如做军医;要革命，莫如走后方;要杀人，莫如做刽子手。既英雄，又稳当。”——这“走后方”指的就是“混后方机关”。人的大脑是最受保护的地方，也是全身养分供应最充足的地方。如果没有某种抑制功能防止大脑因大脑细胞享受的特殊安全保护和福利待遇而疯狂增长，那人必死于脑肿瘤。同样，如果没有某种抑制措施防止机关人员因机关享受的特殊安全保护和福利待遇而疯狂增长，那政权机器就必然死于机关无限膨胀这“脑肿瘤”。什么抑制措施?除了坚持精兵简政因事设人，还必须坚持“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想混机关就休想升官，图舒服就得付代价，甘蔗没有两头甜。不如此，岂不是鼓励刺激机关无限膨胀人浮于事臃肿不堪?

　　如果以术治国，就不需要掌握改变客观世界的规律而只需要善于与主观世界的东西打交道，只需要权术不需要实践。而在机关搞权术最方便：“自古宫廷多权术”、“机关是权术的温床”——机关是见官不见兵的地方，是专门跟官打交道的地方，是最容易学会“只改变主观世界不改变客观世界”、学会跟官打交道的本领的地方，搞起权术来“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轻而易举就能从“信息加工厂”变为官僚衙门、权术中心：“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能办不能办权力说了算”、“跑部钱进”、“有理无钱莫近来”……“跟着啥人学啥人，跟着巫婆会跳神”，“三门干部”在这样的环境中混成机关油子当然“久病自成医”，无师自通也能成为权术家阴谋家。这样的人一旦掌握国家大权不可能不以术治国。

　　结论：“三门干部”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学不到以道治国的本领，一旦执掌国家大权只能以术治国。

　　2.政工干部与以术治国

　　跟毛泽东打天下的一代政工干部里能文能武的多面手的居多。这样的人即便不从事军事指挥也知道如何开枪打仗，搞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组建政权更是得心应手，走“以道治国”之路不难。而如今的政工干部则大不相同，许多人跟“三门干部”一样，一来就干机关，干党、团、工、青、妇、宣传、保卫之类专门跟人打交道的工作，没直接参与过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不掌握客观世界变化的规律。这样的人如果不经过基层主管的实践就一路高升变成部门主管乃至国家领导人，那就跟“三门干部”一样不可能掌握客观世界变化的规律，甚至比“三门干部”还不如：“三门干部”还有可能是业务部门出身，“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至少知道业务部门的一些常识。而这些单纯搞政工出身的人连猪跑都没见过，连业务部门的常识都不知道就要当部门主管甚至国家领导。这样的人想搞以道治国也不可能，非走以术治国之路不可。

　　3.秘书与以术治国

　　给权势人物当秘书(包括办公室主任)，然后跳过正常阶梯一路高升执掌国家大权就是“秘书治国”。“秘书治国”是以术治国最坏的方式——“三门干部”、政工干部多少还有可能有点个性讲点原则，而靠当秘书发迹的人连这点可能也不会有：有个性、讲原则、不会察言观色当得了秘书吗?秘书的原则就是为头头私人服务，不是为原则服务;是原则围着个人转，不是个人围着原则转——想靠当秘书发迹，必须整天琢磨头头的心思爱好鼓捣权术——《解放军报》专门有文章介绍如何当好秘书，反复强调的是“领会首长意图是首要问题”、“有条件也应该用心把握首长的思想、积累首长的思想”、“要‘善闻其言’，注意收集领导经常讲什么，从平时言谈中捕捉首长思想”、“对领导每一点闪光思想火花，都要记录下来，揣摩领会，特别是首长反复强调的思想一定熟记于心”、“要‘善观其行’，行为是思想的客观反映，首长意图往往会通过行为表现出来，有心者应该从首长的点滴行为表现中发现其思想和主张，并细心观察对比”、“要‘善观其文’，无论是首长亲自撰写的文稿，发表的文章和各种批示，还是给草拟材料提出的修改意见，无不反映首长对某一问题的看法和态度，只要机关干部悉心研究首长这些批文批示，就能从中把握其思想本质，洞察其意图”……这种需要完全、彻底、自觉、主动的奴颜婢膝的差事，是有个性讲原则的人干得来的么?

　　如果以道治国，则秘书工作的本质就是工具——给决策头头省时省力的工具：把一般人也干得了的事分担掉，使决策头头们得以腾出时间精力干一般人干不了的事——判断、决策与控制。只要是工具，就有一条不可逾越的根本底线：不能替使用工具的人做任何决定，不能对使用工具的人的决策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是工具就不能自主，能自主就不是工具——设想一下，如果你的汽车替你决定往哪里开，你的灶台替你决定烧什么饭，你的电脑替你决定如何处理你的银行存款……或者说，出租车司机替你决定到哪里去，餐馆服务员替你决定吃什么菜，银行职员替你决定如何处理你的银行存款……你的感觉将会如何?恐怖——谁是主人、谁是工具啊?(那可真成了电影“一双红舞鞋”里的恶梦：你的鞋替你做决定：跳舞不止，累死方休。)美国大力发展无人机、机器人技术，但有一条原则从来不变：决不允许无人机、机器人不受限制地自主决定向谁开火——万一出了毛病失了控，谁知道这无人机、机器人会打谁?只要是工具，那就决不能超越这个原则。秘书也不例外：只能参与，不能决策，也不能对决策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如果允许秘书参与判断、决策与控制，那第一，证明相关的头头不合格，因为该自己干的事自己干不了，得找别人干——让你而不是让别人当头是因为认为你有本事决策而别人没有。如果你没这个本事而别人有，那要你当头何用?换别人来当头不就得了?第二，证明整个政权机器的官员选拔控制机制形同虚设：理论上，一个政权从上到下每级主管都有一定的资格要求，都需要经过一定的选拔程序。“秘书参与决策”一下子就把这个体系打了个粉碎——任何私人只要能获得个别头头的私人欢心，就能绕过一切选拔审核机制，获得本来只有身经百战千锤百炼层层审核严格把关筛选才有资格获得的国家决策大权，把国家公器当私产走后门私相授受，把整个政权官员选拔审查机制当猴耍。这样搞的国家政权迟早得完蛋——导弹制导系统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国家控制体系失之毫厘，国破家亡。导弹制导系统的要害——计算机的中央处理单元(CPU)不允许有任何杂质，生产制造时必须超净加工，从原料到设备到辅助材料都必须层层筛选严格把关，不容一点杂质尘埃混进去。国家控制体系的要害——决策机关(政权的CPU)，同样不允许有任何杂质，同样要求“超净加工”、“层层筛选严格把关”、“不容一点杂质尘埃混进去”。“秘书参与决策”一举用私人关系取代公共制度，用无公共标准无标准程序的私人好恶取代了有公共标准严格程序的“层层筛选严格把关”，使整个确保“超净加工”的管理体制彻底落空。这样产生的CPU毫无质量保证，由这样的CUP控制下的国家机器岂能不乱?要搞破坏，对付个别人比对付整个体系容易得多;要进入中央枢机控制国家决策权，利用人类的弱点通过私人关系走后门搞“秘书参与决策”比按部就班混过严格的层层把关熬成国家领导人容易得多。允许“秘书参政”就等于给国家政权开了个暗门，让敌对势力能够随时通过这个暗门搞变相的“斩首行动”。

　　一旦权术治国，机关是权术的温床，政工部门是权术的世界，“秘书帮”是权术的中心;“三门干部”是将入门的权术家阴谋家，政工干部是已入门的权术家阴谋家，秘书是炉火纯青的权术家阴谋家——跟着啥人学啥人，跟着巫婆会跳神，跟着秘书会权术，跟着寡妇会哭坟。

　　“秘书弄权干政”其实是“太监弄权干政”的现代翻版：权术家阴谋家谁也信不过，一定要用自己的心腹身边人控制一切、监视一切。过去是用太监，特别是“秉笔太监”，如今“与时俱进”了，“秉笔太监”也换了个时髦名字，叫“秘书”。 二者都是“走后门” 弄权干政的典型。古代太监身居深宫，一辈子高高在上脱离实际，不可能知道实际是怎么回事，一旦干政十个有十个是权术家阴谋家，百分之百精通权术，绝对不会有真才实学干实事。如今整天蹲在机关里、靠给头头脑脑当了贴身秘书就一路高升掌握国家大权的秘书同样一辈子高高在上脱离实际，不可能知道实际是怎么回事，一旦干政十个有十个是权术家阴谋家，百分之百精通权术，绝对不会有真才实学干实事——其工作性质决定他们需要的不是按照客观存在如实反映世界，而是按照权术的需要任意打扮世界。一旦掌权，只能按照被权术彻底扭曲的主观唯心主义虚拟世界发号施令。

　　如果弄不了权干不了政，巴结太监的人不会太多。一旦太监吃香了，就证明太监有机会弄权干政了。太监越吃香越跋扈，证明太监弄权干政越厉害，政治越腐败。

　　如果弄不了权干不了政，巴结秘书的人不会太多。一旦秘书吃香了，就证明秘书有机会弄权干政了。秘书越吃香越跋扈，证明秘书弄权干政越厉害，政治越腐败。因此：

　　秘书=权术。秘书当权即任人唯亲、权力私有化。秘书当权的过程即政权异化私有化的过程。

　　秘书吃香程度即政治腐败程度。政治的腐败程度与秘书出身的国家领导人的比例成正比(也与国家机关的臃肿程度与成正比)。

　　对于老百姓来说，政治腐败程度=官员吃香程度=官员跋扈程度

　　对于官场内来说，政治腐败程度=秘书吃香程度=秘书跋扈程度

　　我决不是说机关干部、政工干部、秘书就是坏人。这类职务不能没有，也不是人人都干得了、干得好。有些人只适合干基层主管，干不了机关;有些人正相反，只适合干机关，干不了基层主管。我强调的是机关干部、政工干部、秘书不能跳过必要的基层实践考验一路直升为国家领导——凡干了机关干部、政工干部、秘书就得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就这样干一辈子，别指望升官——“捞不到升官发财，捞到个安闲自在”;要么干几年就离开机关到基层，补上基层实践这一课。总之“甘蔗没有两头甜”。靠上层私人关系逃避基层实践“走后门”当权必然以术治国。真正追求以道治国的人即便干了机关、政工、秘书，过一段也会自己要求下基层，不但为了追求在实践中掌握客观世界变化的规律，而且为了“摘帽”——摘掉“秉笔太监”、“政治太监”的帽子，用自己的真本事真成绩向人们证明自己不是靠内线关系“走后门”上来的奴才太监无能之辈。

　　前三章内容的大线条其实很简单：看治国者是否会按客观规律治国，第一看想不想：根本没有改造客观世界的目标当然不想。第二看会不会：干都没干过当然不可能会——没干过原样的，起码得干过类似的;没治理过一个国家，起码治理过一个县，因为治理一个县跟治理一个国家多少近似，能触类旁通。如果连一个县都没治理过就要治理一个国家，那就叫以国事为儿戏。第三看有没有条件学会：从来不下水的人肯定学不会游泳，从来不实践的人肯定掌握不了客观规律，从来不下基层的“三门干部”、“政工帮”、“秘书帮”肯定没条件学会按客观规律办事。这三条在生活中其实司空见惯——“精英”们大喊大叫“爱是做出来的”、“春不是叫出来的”，可见他们在私生活里挺知道要“实干”;雇人必问：“这工作你有多少年的经验?”可见他们并不是不懂得“实践出真知”。既然判断是否够格当雇员时都知道以实践经验为主要根据，为什么判断是否够格治理国家时却坚决反对看实践经验、实际政绩而拼命强调“学位”、“文凭”、“形象”之类呢?因为那是他们篡夺权力以权谋私持权抢劫的强项。这三条可以归纳总结成一张简图：

　　四.以术治国的最高原则与相应特色

　　“以术治国”看人只看对自己恭顺不恭顺——无过才是功：只要对自己不敬，不管多有能力、做出了多大实干成果都一笔勾销，都不可用。

　　“以道治国”的最高原则和最后底线是实现多数人认同的改造客观世界的大目标。这就决定“以道治国”的行为特征是“目标导向”(Object oriented)——更确切地说，是“公共/共同目标导向”(Public /Mutual object oriented)。譬如：目标光明正大，没什么见不得人，大政方针可以公开;看人首先看实干成果——无功就是过：只要不能用实干成果证明自己，不管名气多大、头衔多响都不可信。

　　“以术治国”的最高原则和最后底线见不得人：没有多数人认同的改造客观世界的大目标还要硬赖在台上霸住权位，其真正的目标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治国是假，篡权是真，真正目标和最高原则是个人权力，是以权谋私持权抢劫——不惜任何代价获得权力，不择一切手段获得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丧失权力就丧失一切。靠权力竞争，靠权力优胜，靠权力做生意，靠权力做学问，靠权力发财，靠权力成名，靠权力当上“精英”，靠权力当上“权威”……一切天花乱坠都是假的，只有权力是真的。中国的“成功人士”之所以成功，真正决定性因素不是如他们自吹自擂的那样是因为比别人聪明能干睿智精明，而是因为比别人有权力——有了权力就是“成功人士”，没有权力就狗屁不是，所谓的聪明能干睿智精明全都一文不值。世界上比中国那些“成功人士” 聪明能干睿智精明的人有的是。别人不能成功而唯独他能，没别的原因，就因为权力。但这一切都上不得台面见不得人，因此必须藏着掖着，必须想方设法使多数人以为“以术治国”的持权抢劫不是在抢劫，而是在给大家谋福利。这就决定“以术治国”的行为特征是“控制导向”(Control oriented)——或者说，是“私人/个体目标导向”(Private/Individual object oriented)。譬如：必须撒谎，必须演戏，必须“打左灯向右拐”，必须说一套做一套……

　　“以道治国”的根本特色是阳性的：光明正大、公开阳刚、简单明确、有律可循;“以术治国”的根本特色是阴性的：鬼鬼祟祟、阴险诡诈、扑朔迷离、反复无常。

　　“以道治国”存在多数人认同的共同大目标。有共同大目标的人有凝聚。有凝聚的人之间的关系简单明确——都能认同一个原则：怎么有利于实现共同的大目标就怎么办，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只有一条：实现共同的大目标的需要，如“救国需要”、“抗日需要”、“强国需要”、“工作需要”、“革命需要”、“为人民服务的需要”等等——简单一句话：服从办实事的需要，出发点是如何把事办好。这使“以道治国”时人们的职务安排原则简单明确：工作需要谁就是谁，谁干某项目工作对实现大目标有利就是谁。譬如“根治癌症”，为了实现“根治癌症”这个大目标，需要谁干什么谁就干什么。只要大目标没实现就坚持不懈，即便遇到挫折、即便有谁半途退出，其他的人仍然会继续，着眼点不是如何追究责任而是如何解决问题。比如迄今为止癌症并没有被彻底克服，但从来不见谁说，没找出根治癌症的办法就是犯了错误，就该追究研究癌症的人的责任，就该把他们撤职查办等等等等。相反，人们普遍一致支持继续研究，而且继续坚持“谁对根治癌症的总目标有用就用谁”，并不因为他们还没解决问题就把他们都赶走。又比如中国自行研制的东风2号导弹第一次发射失败之后主管项目的聂荣臻强调的不是追究责任，而是鼓舞士气、“失败是成功之母”、找出原因、继续探索、坚持不懈，最终获得成功。只要根本原则是“实现改造客观世界的共同目标”就必然如此：按工作需要、按解决问题的需要来处理一切。而判断人是否符合需要的标准也很简单：你在改造客观世界方面做过多少实事，解决过多少问题。做的实事越多、解决的问题越多就越能证明能力——“事实胜于雄辩”，判断人靠客观的事实而不是靠主观的夸张。“以道治国”的“拥有共同的客观奋斗大目标”的这种凝聚导致整个体系有“自稳定性”：允许人们犯错误，也允许人们改正错误，不会因出现挫折和干扰而半途而废，有自动恢复稳定的趋向。只要最终目标没有达到，不管出了什么差错、不管走了多少弯路，“共同的客观奋斗目标”使人们最关心的不是追究责任而是如何继续实现共同的大目标，使一切内部矛盾都可能得到妥善解决。

　　“以术治国”不存在多数人认同的共同大目标。没有共同大目标的人没有凝聚。没有凝聚的人之间的关系就错综复杂，人人皆为自己，无利谁也不干。这就无法用“工作需要”、“共同大目标的需要”为理由证明自己该当权。而“以术治国” 的原则是当权者本人必须当权，不管做没做过实事，不管出了多大差错，这就不能允许用客观的事实来证明当权者当权的合法性。因此“以术治国”必须绕开一切客观需要和客观事实，靠主观的夸张来证明当权者当权“天然合理”。这只能靠宣扬当权者有与众不同的、不受客观世界变化影响的特殊优势来实现——过去是“天命”、“天才”、“血统高贵”之类，如今是“文凭”、“学位”、“智商超群”之类。

　　“以道治国”当头的根据是实现共同大目标的需要，属于按客观需要来解决问题——谁行谁来，需要谁谁来。这种根据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人改正错误。“以术治国”当头的根据是“精英”、“高贵”、“聪明”、“睿智”、“博学”、“专家”、“知识渊博”、“先见之明”、“超凡入圣”、“一贯正确从不会犯错误”……属于按主观需要来解决问题——不行我也要来，不需要我也要来。这种根据不允许犯任何错误，一旦承认犯错误就意味着承认当权者当权的合法性破产了。而“以术治国”的底线就是当权者绝不能丧失权力。而人只要做事就不可能不犯错误，尤其是对改造客观世界规律一窍不通的“以术治国”者——又不懂客观规律，又要当权，又不能承认有错，那就只有两个解决办法：第一，信息控制，只准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传播出去，严禁任何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泄露。第二，权责分开，权力归自己，责任归别人——事情由别人干，自己在一边看;干好了功劳是自己的，干砸了责任是别人的。这种为当替罪羊而找来干事的人属于“消耗品”，需要准备一大批而不能仅仅一两个，这样才能任意淘汰。但如果这样的人真能干事则又很危险，越能干事、干好的事越多威信越高，越容易功高震主取自己而代之，因此必须严加防范。第一：用奴才不用人才，用奴才控制人才，用奴才压制人才——“以道治国”，无功就是过;“以术治国”，无过才是功。越是奴才越是庸才越要重用，因为越是奴才庸才越无能，越不容易威胁自己的权位。第二：制造派系，制造矛盾，制造臃肿。要改造客观世界办实事，越精兵简政越好;要大权独揽以权谋私，越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越好——人越多嘴越杂，冗官庸吏越多矛盾越复杂尖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部下的竞争对手越多、矛盾越大，越不得不仰仗自己的支持，越容易实现互相牵制彼此抵消，越容易控制摆布，自己的权位越稳。而且可以随时随地利用“精简机构”名正言顺地清洗不喜欢的人。第三，不能允许部下没错误，没错误也必须指鹿为马制造出错误来，以便随时随地翻出把柄来置人于死地。

　　“以术治国”没有道义的凝聚，人和人的关系是纯粹的利害关系，任何人之间的交往都最终成为一种交易。要使别人听自己的、跟自己走，一方面得“无中生有”，挖空心思制造借口从无凝聚中硬造出凝聚来——靠亲戚、同学、同乡、同僚、同派、拜把子、认干爹等等来人工合成某种凝聚来滥竽充数;另一方面得靠威胁利诱。利诱：使对方相信跟自己走有利可图。威胁：使对方相信不听自己的要倒大霉。“利诱”的本质是慷他人之慨，把别人的血汗拿来做人情——共同持权抢劫十三亿老百姓，我拿大头，谁跟我走，就分个万八千的老百姓供他抢。如此从最高层开始从上往下层层分赃，显然会分到某一层时再无可分，只剩下被抢的了。这就是抢与被抢的临界点——在这以上的都是吃老百姓的，在这以下的都是被吃的老百姓。这个宝塔型体系越靠上权力越大，抢劫老百姓越多越容易越潇洒：不动声色制定政策坐受贿赂就把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的血汗捞进了腰包。越往下靠进临界点的人越穷凶极恶：大头都被上头权力大的捞走了，小罗卜头们要分一杯羹就只有亲自出马从老百姓身上超常盘剥刮油水。譬如豆腐渣工程、打白条、黑砖窑——可能的正常利润都被大大小小的官员层层提前克扣光了，到了包工头这一级不拼命压榨工人和用户自己就无法生存。表面上看张牙舞爪凶狠狰狞的是第一线的包工头，但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是高高在上道貌岸然“以术治国”的高官，他们逼人为盗，一级逼一级，一直逼到包工头。许多底层老百姓往往只对当面直接敲骨吸髓的切肤之痛恨之入骨，却对没有直接擦出面、躲在背后、高高在上的“以术治国”者抱有希望，以为不是他们的本意，是贪官混蛋而皇帝圣明。殊不知一手设计制造了这个抢劫体系的正是这些人——他们只要容忍收受贿赂就不可能不知道整个国家必有如此结果——他们这些官场油条岂能不知官场收受贿赂的行情?岂能不知不管哪级官员都不可能拉金屙银，不贪污哪儿来钱孝敬上级?官员只要有“巨额财产”，不用说一定是贪污。底层老百姓被敲骨吸髓的结果正是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羊毛出在羊身上”，他们每捞的一笔最终都要转嫁给老百姓，使底层老百姓再被刮一层油。只不过直接出面的凶神恶煞不是他们而是他们一手制造的抢劫体系最底层的打手而已。要说这些人不知后果也未免太低估了他们。处于中央枢机，他们岂能不知以权谋私的贪婪膨胀起来有多迅速多惊人?从走私彩电到买卖批文到房地产投机到金融投机，从一捞上万到上十万到上百万到上千万到上亿……这才多少年啊?社会财富按算术级数增长，而权力的贪婪按几何级数增长。这样持权狂捞的在全国有多少?每年还要增加多少?每个人的胃口还会暴涨多少?所有这些贪婪加在一起是无限的，中国社会再大、资源再多、社会财富再多、老百姓再能忍也是有限的。有限的财富面对无限的贪婪，这就决定中国社会总有承受不住轰然倒塌的一天。但“以术治国”的当权者明知如此前景也顾不得了，不得不饮鸩止渴。他们需要不义之财维持眼前的生存——“以术治国”不象“以道治国”能靠道义的力量产生凝聚，没有道义，只有交易。如果严禁以权谋私持权抢劫，自己立刻就会成为“以术治国”整个体系所有官僚的死敌，马上垮台。别说不抢老百姓，就是抢得不够狠都站不住脚——给不出足够的好处，连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包括秘书警卫司机勤杂人员都不会忠于自己而会倒向开出更高价码的对手。以权谋私，人人为己，没有好处马上背叛投靠给好处的人去。要给得出好处就只能从老百姓身上刮，就只能为持权抢劫开绿灯，其他什么后果也顾不得了。他们真正的如意算盘是乘社会矛盾总爆发之前捞足了就溜，至于中国以后怎么办，根本不管，去他娘的。

　　“利诱”用于少数高层人物尚可，对多数老百姓就没法利诱了，因为所有财富都是从老百姓身上刮来的。不创造财富，把多数人的财富拿来收买少数人办得到，而要收买多数人就成了纸上谈兵。所以“以术治国”者对老百姓搞“利诱”从来只能说空话，口惠而实不至，饼画得大大的让老百姓看着开心，实际永远吃不着。到后来连饼都懒得画了，干脆直接宣布“做蛋糕不分蛋糕”了。

　　即便对于少数高层人物单靠利诱也不灵：“以术治国”没有凝聚，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私人利益交易。私人利益交易错综复杂，变幻无常。人的贪婪是条喂不饱的狗，得寸进尺、得垅望蜀永无止境：你能捞一亿，为什么我只能捞三千万?你许我个部长，别人还答应我进政治局呢……情况稍有变化胃口就变，得不到满足就叛变。靠利诱笼络人迟早有赏无可赏、诱无可诱、山穷水尽的一天。“以术治国”要让别人听自己的，不能光有利诱，还必须有威胁。

　　对多数老百姓使用的威胁是直截了当的恐怖：警察、武警、保安、“维稳”、“被下岗”、“被失踪”、“被自杀”、菜刀实名制、微博实名制、“轻点鼠标也能影响稳定”……而对官员、对亲信部下使用的威胁手段虽然也有特务、警察、“锦衣卫”、“中纪委”之类赤裸裸，但更常用的威胁手段则比较“文明”，含而不露。一种办法比较直接：抓住你的小辫子，敢不听话就抖落出来，比如“反贪”——更确切地说，是“有选择地反贪”：“反贪”只反异己，反不听话的，反不喜欢的，决不反“自己人”。但“有选择”的前提是人人皆贪。做不到人人皆贪，那还怎么选择?还怎么借“反贪”之名除掉清廉不贪没把柄的人?因此要“有选择地反贪”，必须先“无选择地反不贪”—— 权术靠拿别人的把柄控制人，因此必须先让别人有把柄可拿，必须制造出逼良为娼人人贪污的大环境，使不同流合污者根本站不住脚自动被淘汰，确保无官不贪，谁不贪谁别当官，官场乌鸦一般黑，人人都有辫子可抓，“有选择地反贪”才有威慑作用，才能把反贪变成权术工具。如果人人清廉，还怎么靠权术控制别人维持统治?不创造出“无官不贪”的大局面，如何靠“有选择地反贪”控制别人?“有选择地反贪”实际是公开通知所有官员：只要不冒犯，可以随便贪;只要跟对人，可以放心贪……让此恃有靠山的更肆无忌惮。“有选择地反贪”，“反贪”是假，“泛贪”是真;小反大包庇，为保护更大的贪污而反小贪污，越反越贪。其所谓的“打击贪官”不过是清洗异己的借口，对不属于异己的贪官实际是讲“和谐”、给保护的。比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官员如有巨额财产，岂能不是贪污所得?贪污是重罪，“来源不明”是轻罪。用轻罪取代重罪，明摆着是避重就轻，名为反贪，实为包庇贪官。又比如“嫖幼罪”——西方国家法律普遍规定，凡与不满16岁的女孩发生性关系不论女孩是否愿意都属于强奸罪。整天“国际接轨”的中国法律“精英”这会儿就不“国际接轨”了，硬是放宽了一大步，规定与不满14岁的女孩发生性关系才算强奸罪。但连这样放宽的定罪标准还嫌太严，于是又“中国特色”出了一个“嫖幼罪”，专门对贪官网开一面——强奸幼女属于重罪，可以判死刑，而“嫖幼罪”则各打五十板：一个卖淫，一个嫖娼，受害者一下子成了有罪者，犯罪者反而成了“色情交易”的受害者，本来够判死刑的重罪一下子成了顶多判几年的轻罪。如今不知多少贪官钻这个空子强奸幼女而不受应有的惩罚，如此法律难道不是明目张胆包庇贪官?而且贪官即便判了刑也往往没几年就“取保释放”，更不用说连刑都不判“带薪休假”一段又异地为官的。这足以证明所谓“反贪”不过是控制奴才的一种威胁工具，只用来对付不听话的，而不是当真有贪必反。“以术治国”不怕不得民心，只怕不得官心——火山爆发不常有，老百姓造反不常有。只要老百姓没造反就没法直接报复自己，得罪就得罪了。而贪官掌握权力，随时随地可以用某种方式报复自己，非不得已得罪了不合算。如此一算帐，“以术治国”者宁得罪百姓，不得罪贪官;对百姓讲“维稳”，对贪官讲“和谐”。他们靠腐败维持权力，所以非腐败者不用，没有腐败也要制造出腐败来。不怕官员贪，只怕官员不贪。官员不贪必讲原则，讲原则必不无条件服从，不无条件服从必对确保自己的权力不利。这是个连环套，一环扣一环。这才是中国反贪越反越贪、贪污腐化泛滥成灾的真正原因。

　　除了直接抓小辫子，另一种“威胁控制法”是先制造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再时不时地搬出“精简机构”——就算你没小辫子，那也可以轻而易举名正言顺地把你清洗掉。这着就足以威慑住一切官员，让他们乖乖就范。除了这两种比较直接的“威胁控制法”，还有更隐蔽更高级的花样：不直接出面，只让控制对象感到势单力薄受威胁，不得不依附自己。办法很简单：任人唯亲，特别提拔重用年轻没根基的、不会干实事的、有把柄的、无能的、不得人心的，比如“三门干部”、“政工干部”、“秘书帮”。这样做可以一箭四雕：第一，这样的人没根基，“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离开了自己就混不下去，不得不依附自己。第二，这样的人每占住一个权位，就意味着潜在的对手少了一个权位。第三，这样的人无功受碌破格提拔必成众矢之的，遭到不满反对，必定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充满危机感，必不得不紧紧抱自己的粗腿同仇敌忾，不易有二心。第四，这样的人没能耐干实事，只能把心思放在巴结自己、琢磨对付潜在的对手上，这对巩固自己的权力有利。

　　“以道治国”不怕部下本事大——改造客观世界的本事只适用于改造思想客观世界，不会对自己造成威胁，部下本事越大成绩越大，自己的威信越水涨船高——医院医生的本事越大、名气越响，院长的日子越好过。在“以道治国”这个追求改造客观世界大目标的大环境里，只要有真才实学，即便一时一地不得志，只要换个时间换个地方也能发挥出来，是金子总能闪光。因为衡量一切的标准是实干的客观成果。只要干出了实际成绩，不依赖主观的夸张也能得到承认。

　　“以术治国”就必然：

　　1. 自己不懂

　　2. 不需要懂

　　3. 不想懂

　　4. 不可能学懂

　　5. 害怕懂的人威胁自己的权位

　　因此以术治国容不得部下本事大——功高震主，尾大不掉，本事越大、威信越高越对自己的权力有威胁，不得不防，不得不狡兔死走狗烹。只有奴才走狗马屁精最可靠：越是什么本事也没有越不得不依赖自己，越有利于巩固自己的权力。“以道治国”因为以改造客观世界为目标，所以只能以客观成就为标准判断人。“以术治国”因为以保持权力为目标，所以只能以对自己的恭顺程度为标准判断人。判断恭顺不恭顺一看对自己本人恭顺不恭顺，二看对自己的心腹亲信恭顺不恭顺——“打狗要看主人面”。怎么才算恭顺?“投其所好，送其所要”——送礼行贿，阿谀逢迎。恭顺不恭顺，物质上看送礼行贿的数额，精神上看阿谀逢迎的程度。凡“以术治国”，物质上必贪污腐化得无孔不入，精神上必厚颜无耻得登峰造极，既有“洗鸟御史”、“狗叫侍郎”、“鹅鸭谏议”、“蛤蟆给事”、“舔痔贵人”、“吮痈舐痔”……之类出类拔萃，更有从上到下一把手个个兼“三陪”的司空见惯——如今全国上下不论官大官小职务分工，一律兼任招待所所长，每天上班的主要任务就是给领导当“三陪”，陪吃陪玩陪捞，不如此这个官就当不长，至少升不上去。至于本职工作，根本顾不上，也用不着顾——“以道治国”才看实干成绩，“以术治国”全看“领导印象”，不直接跟领导见面，怎么留下印象?不陪吃陪玩陪娱乐，怎么跟领导直接见面?又怎么留下好印象?

　　“以术治国”的核心不是干实事，而是琢磨人折腾人跟人斗心眼，需要的是弄虚作假两面派(难怪《人民日报》公开宣布：“秀”应成为官员必修课，2012年6月4日)。明白这点就能明白“以术治国”那一套说白了跟市井流氓泼皮无赖没什么两样——“能做不能说”说穿了不就是做贼吗?哪个贼偷东西不是“能做不能说”?“打左灯向右拐”说穿了不就是混混耍无赖吗?哪个混混耍无赖的逻辑不是“打左灯向右拐”?只要去掉脑子里被“国家领导”、“精英学者”之类传统的道貌岸然带来的条件反射，就不难发现“以术治国”者跟社会上的流氓无赖混混痞子没什么区别。只要把他们看成一群戴上博士帽、自称“国家领导人”的流氓街痞子土匪山大王或沐猴而冠的牲畜，就不会对他们光天化日之下赤裸裸的流氓本色不可思议大惊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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