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远新谈刹住“三忠于”歪风

《重在人人参与》编者按：

在文革期间曾风靡一时的“忠字舞”、“戴像章”、“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实质是反文革的一种手段，即＂打着红旗反红旗＂将文革庸俗化，真正目的是让人们觉得厌烦而迁怒于被歌颂的人和事，用心恶毒。后来，下令禁止了这一套的是江青。确切地说，是1969年4月“九大”开幕之后江青有一个讲话，说“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这一套不是宣传毛泽东，而是丑化毛泽东。当时康生还插话，说这是强迫人民用宗教迷信的那一套庸俗化毛泽东思想。这个讲话以文件的形式传达到各单位，从此“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成为历史遗迹。

总之，当毛泽东希望不断把权力交还人民，让领导在人民的监督之下，领导们感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的时候，他们就会制造出各种与正确方向和方法相抵触的各类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就经常出现各种偏离正常发展的情况。这些表面化、形式化，看似进步、积极向上、非常革命，却根本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际上，这种形左实右，现在很多人一眼就能看穿的拙劣表演，而在当时，思想认识根本没有达到一定高度的百姓都会被蒙骗。跟着他们跑的结果，不但破坏文革，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和对旧思想的改造，更重要的是物极必反。出了问题以后又被百姓误解和诟病，虽然会有少部分人觉悟起来，但大部分人受误导却失去了积极性。

现在，有些人还把这些在当时就已经被揭穿和制止的东西又搬出来，一部分人是没有得到教育，思想没有进步，还停留在低级阶段。一部分人的目的，则是通过这些来否定和诋毁文革，搅乱人们的思想，破坏人民的团结，为反动统治的苟延残喘服务。

主席重新点燃了一支香烟，沉默了一会儿没说话。忽然，他扭过头来问我：“什么叫‘三忠于’活动？”

“三忠于？”我一下子还没转过劲来，愣了一下，说：“三忠于活动，就是……就是在每天开会或吃饭之前，大家拿着语录本，对着主席像，集体高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要连呼三遍呢。”我边说边比划。

“哦？有这样的事？”主席瞪大了眼睛，“这是哪路神仙的发明？”

“谁发明的我不知道。”我说：“今年五月，中央派我到辽宁去工作，我发现无论走到哪里，上上下下都在搞这一套。到了基层，花样更多，还要背语录，跳忠字舞呢。”

“胡闹！”主席大吼了一声，说：“你也去跟着做，跟着跳？”

“我不赞成这一套，他们呼喊口号，我不喊也不举手。”我说。

“那你制止了吗？”主席问。

“大家都是这样，我哪敢去制止啊。”我说，“我要是公开反对，岂不显得很特殊，显得脱离群众吗？还有忠字舞，我从来不跳。在营口县一个公社食堂排队买饭的时候，人家还非逼着我背语录呢。”

“哦？”主席说，“你背了吗？”

“当时我说我是《辽宁日报》的记者，人家非要你背，不背恐怕连饭都吃不上呢。”

主席说：“不过，我还是要拿你是问。”

“拿我是问？”我着急了，“原先我真的一点不知道，到辽宁后才发现，到处都是这一套。这又不是我决定的。”

主席说：“你们辽宁的工人代表住进一中队的营房。我听身边一中队的干部说，每天早上起床后，工人师傅主动打扫卫生，里里外外搞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还说他们教一中队的干部战士搞‘三忠于’活动，还教什么‘忠字舞’，说军民关系搞得满不错的。军民关系搞得好，我赞成。但我不晓得这个‘三忠于’是个什么活动。”

“辽宁工人代表？”我说，“那我有责任。”

主席说：“三呼万岁，是封建社会臣子们哄骗皇帝的办法。效忠个人，是国民党对付蒋委员长的办法，居然全都搬到共产党里来了。完全是胡闹！这些事，总理、伯达他们碰头会的人知道吗？”

“这我说不好。但全国都这样，他们不会不知道吧。”我说。

“这个‘三忠于’，到底是谁提出来的？”主席问。

“林副主席呀（林彪）。”我没加思索，就随口说了。

主席头一抬，嘴巴抽动了两下，似乎要说些什么，却又硬咽了回去。他身体向后一仰，头靠在沙发背上，眼睛盯着天花板，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大口地吸着烟。

我发现他手里那支烟的烟灰已经有一寸多长，快烧到手指了，就站起身来，从茶几上拿起烟灰缸，走到他右手边，想去接烟灰，却碰到了他的手，烟灰撒落在沙发的扶手上。他望了我一眼，把烟蒂在烟灰缸里摁了两下，我顺手把沙发上的烟灰也掸进了烟灰缸。

主席叹了一口气，情绪似乎缓和下来，说：“两年前，在武汉，我写过一封信，引用东汉一个名叫李固的人的话，‘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人贵有自知之明呐，这两句，说的就是我自己。人们喊我毛泽东万岁，人哪有一万年好活噢，一百年都很难得。但是，群众都那么喊，又不好泼冷水。我就喊‘人民万岁！’人民才是世界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人民配得上呼万岁呢。”

主席清了一下嗓子，用上嘴唇抿了抿下嘴唇。我熟悉他这个动作，忙端起他的茶杯递给了他。

主席喝了口茶，接着说：“信是写给江青的。总理看过，还有武汉的书记也看过（后来我才知道，应该是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我说，吹得越高，跌得越重啊！”

主席恢复了平静，说：“这是个原则问题。我还要听听总理、伯达他们碰头会怎么个说法。”

12月，我回到沈阳，把主席批评‘三忠于’的事告诉了陈锡联。

1969年初，辽宁省召开关于落实政策的有线广播大会，广播线从省中心会场，一直拉到基层公社和厂矿企业。大会由省革委会办事组组长杨迪主持，我对他说，你就宣布开会，然后说由我讲话就行了，那套‘三忠于’活动，就不要再搞了。

杨迪疑虑重重地问我：“这行吗？”

“我和陈司令事先商量过，有什么问题我负责。”我说。

大会就这么开始了。然而，我刚讲了几分钟，杨迪从后台匆匆跑到我身边，紧张得满脸是汗。他在我耳边小声说：“不少市地打来电话，追问会议是谁主持的？为什么不搞‘三忠于’活动？有的还提出要追查反对毛主席的黑手。”边说边递给我一摞纸条，说是中心会场台下递上来的。

我简单翻了翻纸条，全是这类问题，有的还上纲上线，骂得很难听。

我对杨迪说：“放心，我会处理的。”继续按我原定的提纲讲下去。

最后，我说：“会议期间，收到不少电话和纸条，追问这次会议的主持人，为什么不搞‘三忠于’活动？还有的同志提出要揪黑手。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我决定的，要揪黑手就揪我吧。”

会场上传来叽叽喳喳一片议论声。我提高了嗓门，对着麦克风大声说：“不仅这次会议不搞，今后全省都不要再搞这些东西。如果你真的忠于毛泽东思想，那就按毛主席的教导，认真去把落实政策的各项工作做好。”

大概是由于我的特殊身份，当时并没有人怀疑我是什么黑手，这股刮了大半年的歪风，在辽宁全省很快就被煞住了。

不久，去北京开会的陈锡联给我打来电话，说周总理在内部一个什么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对“三忠于”活动的严厉批评，今后全国都不许再搞了。我心想，这可能就是主席向中央碰头会询问的结果。

来源：往事越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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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播音 夏青

《人民日报》1966年8月8日

（转自 光辉的历程 微信公众号  光辉的历程 光辉的历程光辉  光辉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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