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社会主义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和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建立了丰功伟绩。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是紧紧相连的命运共同体，我们应当坚持党的历史决议所作出的科学评价，辩证地、历史地分析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根源，注意坚决而又科学地维护毛泽东与邓小平这两位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守护神”，排除对党的领导人情绪化、简单化、片面化、任意化的错误评价的干扰，沿着毛泽东和邓小平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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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仲泉 |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守护神”
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当仁不让的主角，毛泽东研究也始终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当前社会上对于毛泽东的评价仍存在一些争议，这对于不太了解党的历史、也没有专门研究过毛泽东的年轻人来说，可能会造成这样那样的影响。笔者希望借此文来分享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是紧紧相连的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毛泽东的历史作用作了迄今为止最充分的总体评价：“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讲命运共同体，首先要正确评价毛泽东，充分肯定他的丰功伟绩。习近平对毛泽东的高度评价为我们讲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基本参照。以习近平的评价为基础，可以从宏观上论列毛泽东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作出的四大丰功伟绩。
1.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他的正确党建理论对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起了决定性作用，从而使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核心力量。
中共三大正在开会
毛泽东不仅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而且在党的三大被选入中央最高领导机构中央局，成为５位成员之一。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协助陈独秀负责中央日常工作。这就是说，毛泽东参与了中央领导核心。过去，我们比较多的是讲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成为党的领导核心，实际上早在党成立后不久，他就参与了中央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已有96年，从遵义会议毛泽东成为领导核心算起，他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领导党就达41年。因此，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决非溢美之词。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最重大的功绩，还在于在中国这样的特殊国度里探索出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成功之路，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强调从思想上建设党，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以理想信仰信念为核心的党性教育，努力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二是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倡导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胜利的关键因素；三是强调党的作风建设，提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四是强调民主新路和坚持两个“务必”是党执政清廉、防治腐败的根本之道。这四个方面使我党成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
2.毛泽东作为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他的建军思想、战略战术和重大决策使人民军队不仅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和国民党军队，还同美国等国军队进行了较量，成为保卫国家安全的坚强柱石。
在中国，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根本特点。但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斯大林的意见，不应当听从；不搞武装反抗就没有10年内战，也不会耽误民族资本发展的10年黄金时期。这种看法是根本不了解当年历史的奇谈怪论。虽然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有错误，但指导中国共产党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个意见没有错。从全国来说，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有32万多革命群众惨遭屠杀，党员人数由大革命高潮时的5.8万人锐减至１万多人。中国共产党为了求生存不得不揭竿而起。怎么能把10年内战的罪名加到中国共产党头上呢？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正确思想，没有机械地执行攻打长沙的命令，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山，与朱德等人一起开辟“井冈山道路”，成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源头。从人民军队的发展史来看，在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军队能够打败在数量和装备上远胜过自己的敌军，主要得益于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和一整套战略战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军队能够成为保卫国家安全的钢铁长城，也得益于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战略决策。他的建军思想，使人民军队成为区别于任何旧军队的具有先进理念的新型革命军队。他的独特战略战术，是人民军队打败一切强敌的“杀手锏”。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重大正确决策，为我国社会经济建设赢得了长时间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
3.毛泽东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主要缔造者，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极其深刻伟大的社会变革。
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艰辛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尽管经历了严重曲折，但仍然取得巨大成就，使新中国与旧中国相比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经济前提和制度基础。这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是在政治制度方面，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实现了国家的独立统一和民族团结，中华民族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是在经济关系变革和经济建设方面，既结束了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封建地主阶级掌控国民经济的历史，又结束了旧中国工业极端落后、国民经济破败不堪的历史，建立起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以及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三是在社会事业发展方面，结束了旧中国文盲半文盲占人口绝大多数、疫病流行、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历史，教、科、文、卫、体等各项事业得到很大发展，人民基本生活需求有了一定保障。
四是在国防外交方面，结束了旧中国屡受外国欺凌侵略和没有独立外交的屈辱历史，建立起了拥有陆军、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的强大国防力量；同时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社会主义中国以伟岸雄姿屹立在世界东方。
4.毛泽东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其伟大成果既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进行了科学总结，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近现代中国革命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是 32 45751 32 14745 0 0 5185 0 0:00:08 0:00:02 0:00:06 5184革命斗争要取得胜利，一定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即使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如果将马列主义教条化，也不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只有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成为拯救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科学指南。正是毛泽东解决了这个问题。由于毛泽东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因而在遵义会议后党选择他作为主要领袖，并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样，党有了第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理论内容作了新的概括，包括：党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的正确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体现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宝贵经验；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领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军事和国际问题等诸多内容；涵盖治党治国治军、兼及内政外交国防各个方面，科学地回答了在中国如何革命、如何夺取革命胜利和实现革命转变，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揭示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革命发展规律所开辟的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很多创新理论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党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目前引以为豪的“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无不与毛泽东奠定的道路基础、理论基础、制度基础，以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优秀历史文化、革命文化相结合而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基础息息相关。也可以说，“四个自信”无不是毛泽东思想的基因传承和血脉发展。邓小平说过：“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主要是恢复毛泽东所提出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这就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是紧紧相连的命运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成功与毛泽东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遭受的挫折也与毛泽东密切相关。这是因为毛泽东是当时的主要领导人，他的错误与党的错误很难分开。那种鼓吹将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与党切割开来，完全归罪于毛泽东，党不负任何责任的观点，是极其荒谬的。因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以党的名义做出的决定，是党犯的严重错误，不能只由毛泽东个人负全责。《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党中央对此也负有一定责任”。“切割论”将“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等错误完全归罪于毛泽东个人，有悖于历史。正如习近平所说：“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
“切割论”全盘否定毛泽东，是从根本上颠覆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釜底抽薪之论。中国共产党能成为执政党是离不开毛泽东的，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就很难在1949年取得胜利；既然成不了执政党，也就没有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的面貌。如果否定了领导中国共产党40多年的领袖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了执政的历史依据，也就失去了执政的合理合法资格。因此，对于那种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各种错误言论，绝不能等闲视之。
二、全面评价毛泽东，对其晚年错误应作辩证的历史的分析
毋庸讳言，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对此不应回避，关键在于如何正确认识和科学分析。1981年的《决议》对此已有定论。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不能否认，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他在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了全面评价。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错误。”《决议》发表至今已有36年了，笔者曾参加了《决议》的起草工作，并且始终认为，《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和分析是正确的，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也成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那种提出要重新评价毛泽东、妄想推翻《决议》定论的种种言论都是错误的，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绝对不允许的。
（一）正确分析评价毛泽东晚年错误应把握好的几个问题
如何辩证地、历史地分析毛泽东的晚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笔者认为应把握好这样几个问题。
1.毛泽东晚年个人思想作风的缺陷与党和国家的制度不健全有密切关系。
《决议》在批评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作风时指出：在党的工作重心转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的威望达到了高峰，这使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段话是讲他个人要负责任的“直接原因”，而这个“直接原因”又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健全有密切关系。邓小平说得非常中肯：“我们党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即使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对此，《决议》指出，党“也应负一定的责任”，并分析了负有责任的原因：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出现的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产生的消极影响，党没有认真地克服。二是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进行了反对封建主义政治制度的斗争，但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没有完全肃清，为弥补缺乏民主传统而建立的民主制度没有规范化、法律化，从而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党和国家没能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因此，党“应负一定的责任”。这个分析无疑是正确的。
2.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动机应作科学分析
有些人的看法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整人”，既以“整人”开始，也以“整人”告终。这种说法是表面的、片面的。诚然，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同志，包括跟随他驰骋疆场、出生入死、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杰出领导人很多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这是不可挽回的惨重损失，毛泽东对此负有首要责任，但应当清楚的是，他为什么要“整人”，许多人都被“整”倒了，“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还没有停止？因此“整人说”是解释不通的。恩格斯在1859年致拉萨尔的信中评论戏剧时曾指出：主要的“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来自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对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也应当这样去认识。这是分析问题的大视野，这是反思历史的深度和高度。单纯地从世俗的眼光、琐碎的个人欲望、恩恩怨怨的心理和偏狭的品质特点出发，是解释不了这样重大而复杂的历史现象的。
笔者这辈人都是“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那场十年浩劫及其前后的历史场景还历历在目。笔者非常赞同《决议》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观动机的分析，即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毛泽东是站在马列主义高地上为他理想的纯而又纯的主义而斗争的，这是最根本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从毛泽东那时的讲话、谈话、文件批示来看，他对我们党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的缺点和弊病非常不满，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号召地方造反。对于他的这些思想应作两方面分析：一方面，对于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坚持马列主义原则，同背离社会主义制度的现象作斗争，不断自觉地揭露和克服自己组织中存在的阴暗面，坚决防止和避免走上脱离人民、蜕化变质的道路，这是正确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从主观愿望来说，是要解决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他所指出的党和国家存在的阴暗面，并不完全是修正主义，也并没有发展到非要推倒重来、重建党和社会主义的地步。对于某些缺点和弊病，通过改善某些政治制度和逐步完善法制的办法，也不是不能解决的。令人痛心的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对于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作了十分错误的估计，片面地看待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与他的不同意见，片面地夸大了党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的缺点和弊病，把极少量的属于敌我矛盾的问题同大量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搅为一团，由混淆是非导致混淆敌我，并且采用了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的“造反”方法。这样，尽管他在主观上自以为是在拯救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使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但结果事与愿违，适得其反，造成“天下大乱”、十年内乱。这不能不说是异常惨痛的悲剧。
整人说”将毛泽东“妖魔化”了。它除了不能科学地解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历史外，还完全否定了毛泽东在“文革”十年中作出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决策。有如前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是完全错误的，但也不能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件好事也没做。否定他做的好事和他的正确决策，对他是不公正的。我们都很了解，他制止和纠正过他所察觉到的某些过火行为和其他具体错误，也保护过中央和地方的一些领导干部以及党外著名人士和知名科学家。尽管他重用林彪、江青一伙，对这两个阴谋集团的出现和横行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但后来他毕竟顺利地解决了“九一三”事件，也没让江青一伙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此外，他还始终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重视国防科技的发展，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改善了同一些大国的关系，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打开了对外关系新局面。这些也说明，不能仅仅用个人的琐碎欲望和“整人说”去解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动机。
3.应深刻地认识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国内外政治环境和社会历史根源
《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10年之久，除了毛泽东个人的上述直接原因之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我们党在历史上进行的反对“左”、右倾的斗争，曾发生过太着重于个人责任的教训，没能在思想上彻底弄清犯错误的原因、历史环境和改正错误的办法，以致后来又重犯同类性质错误的情况。延安整风对党的历史上发生的这种错误进行了认真总结。毛泽东指出：“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对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我们也应当这样去分析。
（二）习近平讲话对于正确分析毛泽东晚年错误具有方法论意义。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这“四个不能”，对于分析毛泽东犯错误的国内外政治环境和社会历史根源具有方法论指导意义。这里着重讲三点。
1.毛泽东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国内政治原因。
面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出现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和其他社会政治矛盾，毛泽东个人和我们党都缺乏思想上的准备、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政策。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过100多年，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也只有几十年。在我们这样一个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没有经过独立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里建设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先例。马列主义是我们党的行动指南，但是不可能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提供现成答案。对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我们党对有些问题的认识比较清楚，而更多的是要在实践中去探索。党在新中国成立前的长时间里一直处于激烈的武装斗争环境之中，对于新中国成立后迅速开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没有来得及充分研究。摸着石头过河，有成功，也难免有失误。对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取得了很大成功，积累了比较多的经验，但是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和其他社会政治矛盾，缺乏思想准备。一旦遇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出现的一些没有预料到的新矛盾、新情况甚至由此酿成的严重社会政治事件，党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就很难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对新的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客观的科学的冷静的分析，而往往作出过度反应。在许多情况下，习惯于凭革命战争年代的老经验办事，主观主义地一概用阶级斗争的公式进行处理，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阶级斗争，把一定范围内或特殊情况下的阶级斗争夸大为疾风暴雨式的全面的阶级斗争，从而导致了反右派斗争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从国内来讲，是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新形势缺乏科学分析和正确决策的必然结果。
2.毛泽东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国际环境
自从20世纪60年代始中共和苏共关系恶化之后，苏联领导人把两党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扩大为两国之间的对立，并从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不断地对我国施加压力，迫使我们党在国际上不得不进行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同时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国际上的斗争按理说是可以同国内党内的斗争区别开来的，但是，一方面苏联对我国大量进行各种方式的颠覆活动，另一方面由于阶级斗争的惯性思维，那时的党已经把国内党内的不同意见以及对一些不太严重的错误倾向的斗争几乎都看成阶级斗争或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将国际上的斗争同党内的矛盾交织在一起，进一步混淆了国内党内矛盾的是非界限和敌我界限。这样过度地看待国内外政治形势的负面现象和不利因素，就人为地产生了一种紧迫的危机感，似乎不发动一场非常的“革命”，国内的修正主义就会上台，就会导致亡党亡国。这是促使毛泽东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外部因素。
3.毛泽东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认识根源。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和教条化，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一套错误理论，而他本人还把其错误理论当成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和为保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对毛泽东影响较大的马列著作有《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及斯大林的一些著作。这些著作中关于社会主义阶段的许多论述，是那时的党认识社会主义的基本依据。现在来反思，那时的认识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教条化倾向。一是没有对这些著作中的重要论点作具体分析，哪些是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哪些不符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要区别对待。二是即使正确和比较正确的观点，也不能简单地套用，更不必说将被误解了的观点当作教条照抄照搬。毛泽东本来是以反对教条主义而成为党的领袖的，但在那时却犯了他曾经严厉批判过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这就不能不造成惨痛的悲剧。
例如，列宁认为小生产会大批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列宁所说的小生产，是指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的小生产，这种小生产在我们国家实现农业合作化后多年的农村早已不存在了。再则，中国多年来就是小农经济社会，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应当充分地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技术、管理经验来发展现代化大生产。但当时没有这个正确认识，错误地将农民家庭的自由地、农村自由市场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统统砍掉，不允许存在，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调整农村政策，将土地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分开，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样的小生产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尽管出现一些自发倾向，但它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从总体上说，它姓“社”，不姓“资”，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党和政府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就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
再如，斯大林认为党内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这种观点对我们党的影响非常严重。如果说在剥削阶级被消灭以前还可能有一部分党内斗争是阶级斗争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还说党内斗争都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显然不符合党内的实际情况。拨乱反正后被认为是造成当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观点，当年却被认为捍卫了马列主义的纯洁性并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的错误在于，一是把在社会主义社会占次要地位的阶级斗争，提升到占主要的决定性的地位；二是把在社会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夸大为在整个社会都存在，甚至主要地表现在党内；三是把在一定时期内作为残余存在的阶级斗争，夸大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并且是主要矛盾，从而形成了一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系统化理论。这种理论上的迷误反过来又加强和扩大了实践上的错误，并使得在实践中发生的错误从理论上找到了“根据”。这样的相互印证，就使得毛泽东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越来越执迷不悟。他坚决地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他在理论上的这种迷误导致的必然结果。
对毛泽东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还可以论列其他一些方面。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当时犯错误的环境进行分析，找出犯错误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理论根源，是最根本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过：“18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毛泽东同许多站在历史潮流前的伟大人物一样，也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不在于没有缺点和错误，而在于对历史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
三、坚决维护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位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守护神”
讲“守护神”是形象比喻，不是要重新将两位历史伟人拉上神坛搞顶礼膜拜。历史已经翻过了将伟人当作神的一页，那是特殊年代的产物。但是，反对将伟人神化，并不是要否定他们的伟大历史功绩和崇高历史地位。2013年12月，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其伟大历史功绩和崇高历史地位作了全面的高度概括，他说：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博大深邃、胸怀坦荡宽广，文韬武略兼备、领导艺术高超，心系人民群众、终生艰苦奋斗，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毛泽东同志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毛泽东同志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风范，将永远鼓舞我们继续前进。”次年，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评价邓小平时指出：“邓小平同志的一生，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紧紧相连，同中华民族抗争、独立、振兴的历史进程紧紧相连。”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他“始终站在时代要求、国家发展、人民期待的高度”“洞察国内外发展大势，作出了一系列事关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决策”，“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步一步推向前进”,“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他“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遗产，就是带领党和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他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而且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习近平对两位历史伟人的评价，是对我们国家发展历史实际的科学概括，充分表达了全党全国人民的高度共识。
当前社会上不时流传一些另类声音，有的全盘否定毛泽东，有的中伤谩骂邓小平；有的以毛非邓，有的以邓非毛。这些声音尽管影响的群体有限，但对我国社会政治生态的干扰恶劣，破坏性极大。不能对此置之不理，不能不加以辩驳。
毛泽东和邓小平与中国共产党是紧紧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前文已对毛泽东与党是紧紧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作了论述，这里再讲讲邓小平。邓小平不仅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而且还是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前后参与中央核心领导也有40多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能走到现在这个地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正由世界大国走向世界强国，与他直接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是分不开的。动摇邓小平的历史地位，与动摇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一样，会使中国共产党失去执政的历史依据，失去执政的合理合法资格。习近平讲到邓小平的历史地位时说：“正如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这个论断同邓小平所说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是一脉相承的。这就表明，无论是否定毛泽东还是否定邓小平，也无论是以毛非邓还是以邓非毛，都是悖于历史的倒行逆施。那些言论的制造者、鼓吹者、煽动者绝不是研讨学术问题，而是有非常明确的政治企图，那就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
我们讲通过世界看中国。反对毛泽东、邓小平的那些人，在骨子里不赞同中国的政治制度，向往美国的“两党制”和“三权分立”制度。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我们不去评论，但是，绝不能将中国美国化、将中国西方化。在中国搞“两党制”和“三权分立”绝对行不通，道理很简单，中国没有这个历史基因，它们不符合当代中国的国情和实际需要。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
不搞“两党制”和“三权分立”，中国是否就没有民主呢？非也。有这样疑问的人没能将民主制度本身和民主制度的外在表现形式区分开来。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民主制度取代专制制度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也是历史的最后归宿。但是，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民主形式，要由那个国家的历史和现实需要决定。这就是说，民主制度具有共同价值，但民主形式如美国的“两党制”和“三权分立”不具有普遍意义。从哲学上言，这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将“两党制”和“三权分立”这些具有美国个性、特殊性的民主形式作为民主制度的共性、普遍性来强加于别国，或像那些有政治企图的人要在中国照搬照抄，在理论上站不住，在实践上行不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借鉴和吸收一些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进步的先进经验，已经探索出了（并在不断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及体现它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根本制度。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对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在中国只能由共产党长期执政，一些人想不通，认为中国共产党犯过不少错误，当前也还存在不少问题，因此不认可。确实，党的历史发展经历过不少曲折和挫折，有过失败，犯过错误，但多难兴党，失败是成功之母，错误是正确的先导。中国共产党建党即将百年，不断与时俱进，越来越壮大，进步越来越显著，这说明我们党越来越成熟。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党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究其原因有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优良传统——对失误和错误，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财富。我们党之所以能这样坦荡地严于剖析自己、勇于修正错误，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私利，党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执政的唯一目的是努力把国家治理好，如习近平所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中国，要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只有中国共产党能担此重任。其他任何政治力量既不可能凝聚占世界1/5人口的全国各族人民，也没有能力和经验来把国家治理好。有的人口若悬河地指点江山，但他们多是些马谡式人物，只会空谈，不能实干，他们不具备中国共产党特有的先进性、纯洁性、高尚性。尽管目前党内还存在不少弊端，但中国共产党毕竟是拥有近9000万党员的大党，有先进的理论指导，有优良的思想作风和严格的组织纪律，聚集了中华民族绝大多数的各类精英。他们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和民族脊梁，能够铁肩担道义，妙手治国家。十八大以来的短短四年，反腐倡廉取得那么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是其他任何政治力量都不可能做到的。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只能由共产党长期执政，就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全中国人民的福祉。这是正义的事业，是中华民族的企盼，中国共产党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必须当仁不让、勇担重任。
对毛泽东和邓小平两大“守护神”，既要坚决地维护，又要科学地维护。之所以强调科学维护，是因为社会上有的说法相当情绪化、简单化、片面化、任意化，缺乏理性思考，缺乏辩证分析。因此，维护既要坚决又要科学，这里主要讲两点。
第一，不能去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鼓吹要重新评价这段历史，肯定“文化大革命”。笔者坚决反对推翻《决议》、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有些同志包括一些老同志看到触目惊心的贪污腐败现象和穷富差距不断扩大，就否定改革开放，就认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毛泽东没有错。这种看法太简单化、太片面化了。《决议》已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但是动机不能代替严重后果。十年动乱期间，国家还不富裕，虽然没有严重的贪腐现象，没有严重的穷富两极，但那时的乱象、浩劫比现在严重得多，不可同日而语。比如，在政治方面，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和株连的干部群众达１亿人以上；踢开党委闹“革命”，公检法部门被砸烂，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转；大量珍贵的文物古迹毁于一旦；学校停课，工厂停工，武斗不断，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在经济方面，正常的生产秩序和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遭到严重破坏；社会混乱造成交通严重瘫痪；国民收入损失达5000亿元，相当于新中国成立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全国30年固定资产的总和。这就是说，国家遭受的经济损失相当于毁掉了新中国成立后30年积累的全部家当，也相当于国家在1966-1968年３年中的国民收入完全打水漂了。“文革”前，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经过“文革”的破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了，有些方面是10年、20年、30年甚至50年都难以追赶的。特别要指出的是，十年内乱把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思想搞乱了，是非颠倒，邪恶得逞，道德沦丧，纪律废弛，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大肆泛滥，打砸抢成风，国民素质的水准严重下滑。因此，《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必须彻底否定。
这里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否定“文化大革命”造成天下大乱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并不是说“文化大革命”的10年间党和毛泽东没有作出任何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决策，也不是说经济没有任何发展，科技没有任何进步。这是两个问题，不能混淆。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有两个侧面，一方面是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思想，另一方面是错误的思想。尽管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占主导地位，但在涉及国防安全、对外关系的重大问题时，也会作出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决策，约束动乱，使国家朝着恢复正常秩序、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方向发展。因此，一定要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同这10年间的具体工作区别开来，只有这样，才能对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有一个正确认识。同时，必须根据《决议》来统一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认识，这是党的决议，具有最高权威。
第二，不能将毛泽东和邓小平两大“守护神”对立起来。2013年初，习近平讲过对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不能互相否定”的问题，这是从宏观大局上总体把握而言的。因为这两个历史时期既有重大区别又有紧密联系，在本质上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因此，不能将两个历史时期对立起来。前一个历史时期是毛泽东直接领导的，后一个历史时期主要是邓小平领导奠定基础的，不能把两个历史时期对立起来，也就不能把毛泽东和邓小平对立起来。
马克思主义讲看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有自觉不自觉之分。对待中国共产党近100年的历史和新中国近70的历史怎么看，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人民大众的立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辩证唯物论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党和国家的历史，科学评价历史人物。
讲坚决而又科学地维护毛泽东和邓小平两大“守护神”，不能将他们对立起来，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不能只维护一个不维护另一个，那种只维护一个不维护另一个的想法是极端错误的，不仅影响党内团结，甚至会造成社会撕裂、群体对抗，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必须坚决反对。邓小平讲稳定压倒一切。那种情绪化、简单化、片面化、任意化的言论，决不会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
习近平说：“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历尽艰险奋斗得来的，它凝聚着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领导人的心血。坚决又科学地维护毛泽东和邓小平两大“守护神”，既是中国共产党安身立命的基础，也是中华民族奋发图强、实现复兴的基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任重而道远。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沿着毛泽东、邓小平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艰苦奋斗，伟大的中国梦必将实现。
石仲泉，著名中共党史学家，研究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享受国务院颁发的专家特殊津贴，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特聘教授。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的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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