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摘 要】“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先进的世界观，又有用先进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就有希望。现在出现的很多问题，都是十九大报告提出、并在下一历史阶段着手要解决的“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我们要看大势，看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斯大林说过，锯树还得留点锯末子，不能说为了避免留下锯末子就不锯树了，这个要看哪个是主要矛盾。现在，道路已经开通、坚冰已经打破，我们能够大步前进。
十九大报告令人振奋，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报告，一个伟大的报告。报告在放眼新时代、开辟新道路的同时，将新中国建国以来的成功的经验继承下来、对以往的失误予以弥补和校正，真正体现了习主席“两个不能否定”的思想。
实事求是、符合当前中国实际的报告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实事求是需要相当勇气的，它需要直面和坦承的不是社会的一般矛盾，而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变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勇气在习主席十九大报告中，尤其是在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判断中体现了出来。
报告提出新时代及其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的判断，其意义是巨大的。邓小平同志曾在多种场合，特别是在1992年巡视南方讲话中表示：集中精力发展一个时期的生产力是必要的，但共产党还是要不忘为人民服务的初衷，到20世纪末，我们的重点就要转向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设想，在习主席的报告中被提上了日程。
我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经历了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辩证过程。
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认为：社会主义建成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这一时期“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事后总结，这个主要矛盾的表述，优点在于它注意到了生产力不足的方面，但也存在不准确的方面，因为它忽视了随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也存在相应调整的必要。
为了弥补这个不足，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坦率指出“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毛主席提出要注意生产关系的调整，防止共产党变质，注意国家出现颠覆性“修正主义”问题。苏联解体的教训表明，毛主席的考虑是有道理的。
但是，这个认识又在后来的实践中被推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片面方向。这种激烈、片面的认识对社会发展的副作用不小：它使国家出现较长时期震荡。邓小平吸取了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强调：“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是硬道理。”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再次重申八大报告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无疑，这对于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有利的。但不久毛泽东指出的生产关系调整问题又摆在面前，邓小平同志意识到这个问题，1992年，他在南方讲话中指出：“如果富的愈富，穷的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邓小平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任务应放在下一阶段改革中进行，他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新阶段的改革任务已在十九大报告中展开，小平同志的设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被郑重提上日程。这既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的生动展现，又是对人民利益负责到底承诺的庄严兑现。
十九大报告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报告。毛主席那一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站起来，邓小平开辟的改革开放事业又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富起来的目标，今后我们党要带领中国人民从事强起来的伟大事业。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如果说富起来更多地是一个侧重于物的过程，那么，强起来就更多地是一个侧重于精神的过程；具体说，前者更多地是一个国民财富的积累即生产力过程，后者则更多是一个人民权利保障和实现即生产关系调整的过程。
改革的主体是人民，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不能将主体改为客体。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不是其他的什么主义，而是科学社会主义。共产党领导的国企改革不能改出“二七大罢工”，农业改革不能改出“李自成”。也就是说，不能将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改掉，甚至将党的基础改到党的对立面。
历史上很多国家都是在富裕的时候瓦解的，宋朝的衰落就是这样。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表明，“西欧收入在公元1000年左右处于最低点。其水平显著低于其在公元1世纪时的水平，也低于同期的中国、印度以及东亚、西亚的其他地区的水平”；麦迪森同时也认为“11世纪是西欧经济开始上升的转折点”。这就是说，中国宋朝经济当时已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巅峰，但却没有成为世界历史中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新起点。这说明，富裕并不是财富直线积累的，如果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协调，富裕起来的国民财富就会转移或被劫掠到其他地区。
今天的中国已接近完成小康发展阶段，我党及时抓住协调生产关系这一“主要矛盾”，并调整了发展的侧重点：既承认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时又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已从站起来、富起来，开始进入强起来的新的历史阶段。做这个调整既是对过去历史阶段的继承，也是发展。发展的概念本身就是继承和扬弃的统一。
中国强起来的目标
强起来，强在哪些方面呢？它表现在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在国际上，二战后中国是战胜国，中国在雅尔塔体系中总体上获利的同时，也受到不小的连带伤害，有些权利还没争回来。比如台湾，中国在台湾的主权权利在随后出现的冷战中被搁置了，这也是中国强起来阶段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
强不在霸，而在自强。中国强起来的目标是争权利，而不是争霸权，它不是要走向世界跟人去争个高低，而是要维护中国人民的基本权利，自立于民族之林并为世界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个新的任务。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如果说富起来更多的是国内的事，而强起来既是国内的事、又是国际的事。但我们走向国际、治理世界的经验还不足，这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视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更是全新的考验。
在国内，保护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我们过去说，共产党的天是人民的天，共产党的人民好喜欢。因为共产党不仅保障了人民的生活，更保卫了人民的权利，尤其是劳动者必须拥有的掌握生产资料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人民掌握生产资料是消灭私有制的前提。因此，中国改革不能不考虑生产关系问题。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都是人民获得解放的不同阶段。共产党有了人民的支持才能强起来，人民共和国有人民的支持才能强起来。所以维护人民的权利将是下一步改革的重要内容，其基本原则就是：人民始终是改革的主体，不能将改革的主体改变成客体，将改革的支持主力改变成改革的对象。如果这样，改革就走上了邪路。人民在任何时候都是共和国的主体，而国家只有成了人民权利的坚定的维护者才能获得人民支持，只有获得人民支持，国家才能真正强起来。
列宁说，资本的力量有广泛的社会联系，有强大无比的宣传手段。而我们今天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所以我们的任务极为艰巨。具体说，今天美国在衰落，但世界资本尚未衰落。美国是国际金融资本集团受害者，华尔街集团把美国压榨得没有油水后，将另寻新的盘剥对象国。马克思说“工人无祖国”，是因为资本无祖国。今天美国衰落了，但这不表明国际资本衰落。资本的力量仍不可低估。
反者道之动，否定即肯定，“历史的逻辑就是从反面展开，再反回到正面，再生发出来”。艰险、阻力甚至失败，对一个像中国这样的正在上升的国家，只能是前进的加速器。我们在强国并走向世界中心的路上可能会有暂时的失败，但这对我们更是锻炼。打个比喻，这是“墨渍效应”，第一次墨渍可能就是第二次泼墨画的必要准备。一层一层走下去，50年到100年，中国人才能熟练地驾驭世界事务，这样，我们才能画出最美最好的蓝图。英国人、美国人、苏联人，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中国人也不会例外。
中国目前是一个持续发展且不可阻挡的国家，不仅是说它有迅速强大起来的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最主要的是，中国还有可以解决当代世界问题的世界观。能走向世界的民族必须对世界有所贡献，这个贡献一不是金钱，二不是暴力。西班牙有钱，蒙古人有暴力，它们都没有在世界上留下主导性的文明。真正引导世界文明潮流的，都是能对世界提供更先进的世界观的国家。比如中世纪的中国，近代的英国和现代史中的苏联、美国等。面对美国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北方世界“朱门酒肉臭”，南方世界“路有冻死骨”的困境，当代中国已提出了中国方案，前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的中国已站到新时代的门槛。
9.11事件后，整个世界乱了，美国提供的服务于金融资本的新自由主义世界治理方案搞不下去了，世界呼唤新的治理方式。
中国在中世纪曾是世界文明的引导者。美国历史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说：“在近代以前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经过近现代资本主义历史的“否定之否定”，今天中国的世界观和文明样式再次为世界所关注。它融合着东方文化和共产党人的信念。中世纪中国人成功于东方文化，近代中国又失于东方文化，今天中国人继承并改造了东方文化，又接受了西方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样的世界观引导下的国家，其前进步伐将是不可阻挡的。
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就是东方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相结合的理念，今天这个理念必将融入治理世界的中国方案并日益显示出它的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有没有隐患？如果说有，我认为关健还是人才。这里说的人才，邓小平同志说“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利益并为之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人才从哪来呢？学校里考场中出不了这种人才，这样的人才只有在进行伟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涌现出来。因为真理是从对立面展开的，现代教育中没有对立面，靠考试设计对立面是远远不行的。没有对立面就不会有担当意识，更不用说坚定的信念。
苏联解体、美国衰落，问题不出在枪炮不足，也不出在生产力不足，而是人的思想不行了，治国理政的能力越来越弱。一层层考试，考到最后，生产力上去了，干部的治国理政能力却下降，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家衰落或解体。基辛格当时说：“美国的国际地位似乎沦落到无以复加的最低点之时，共产主义却开始解体。”面对苏联的解体，基辛格接着感叹说：“从来没有一个世界强权未经交战失利，就如此迅速、彻底四分五裂。”我们今天的许多干部也是学院考试教育出来的。那将来会不会出现苏联那种生产力上去了、人才下去了、国家解体了的悲剧呢？如果这样，那十九大报告中要求我们警觉的“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前景，就离我们不远了。
“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主席在20世纪60年代初看到苏联赫鲁晓夫的政治幼稚病，就开始注意干部培养方面的存在的脱离实际的问题，摸索出了一套有效政策，并建立了相应的制度，这样才有我们今天成熟的领导集体。
今天我们还要为后半个世纪的人才布局。可以担当治国理政重任的人才不是出自智库或学院，而是出自“大风大浪”，还是要有对立面冲突。对立面的教育不能少，这就是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事业，需要有一代人一代人的继承和推进。这个路线能不能走下去，并不表现在敲锣打鼓的喧哗中，而是要体现在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中。
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警示全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我们是经历了两个帝国或解体、或衰落的一代，一个苏联没了，一个美国衰落了。这是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我们二十几岁的青年人能见到两个帝国没落和自己祖国的迅速崛起，这是多么精彩的人生啊！这要感谢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除了它所具备的先进理论和世界观，它还有一大批政治成熟，能力超强的干部。我们党的干部来自实践，而不来自学院：一次是长征，另一次是下乡。长征给我们留下了一大批干部，像毛泽东、邓小平等一代领导集体，下乡给我们又推出习主席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我们今天的教育一定要考虑未来，如果有了一大批成熟的治国理政的人才，其他事情就好办。如果未来我们的孩子是从打游戏机、娱乐圈或追星族里出来的，那就麻烦了。这就是令人最担心的事。
苏联解体的教训还可以多说几句。毛泽东同志说：“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我们也不能将苏联解体现象归罪于个别人。它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思潮导致的最终结果。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当时在苏共党内已有大批的追随者，而这种思潮的形成又与苏共长期忽视对意识形态阵地的争夺有关。为此十九大报告中要求全党“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先进的世界观，又有用先进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就有希望。现在出现的很多问题，都是十九大报告提出、并在下一历史阶段着手要解决的“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我们要看大势，看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斯大林说过，锯树还得留点锯末子，不能说为了避免留下锯末子就不锯树了，这个要看哪个是主要矛盾。现在，道路已经开通、坚冰已经打破，我们能够大步前进。
“夫作事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中国长征是起始于东南，收官于西北；中国改革开放从东南开始，现在我们又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还是那两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来源：察网摘录自《经济导刊》1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