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伟：蒋总统无能，使三十万民众喋血——捉蒋亭与南京祭
大约在1981年的春末，工厂子弟学校组织我们到西安春游，我因此第一次见到了兵马俑、华清池，还有华清池旁边骊山半山腰的捉蒋亭——
这个亭子得名于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抓于此，具体位置就在亭子右手方向、下图右侧的石缝——
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捉蒋亭，因为1986年12月，在纪念西安事变50周年前夕，为了缓和两岸关系，亭子改名为兵谏亭。
这一改，立场完全就不一样了：捉蒋显然是站在人民一方的立场、兵谏则站在了国民党一方的立场。
历史虚无久矣，你以为现在才开始?
这其实是亭子的第二次改名——该亭建于1946年3月，由胡宗南发起、黄埔军校七分校全体士官募捐而成(大家掏钱我出名，胡宗南颇有袁立搞公益之风)，当时叫正气亭，解放后更名为捉蒋亭。
多亏胡宗南是蒋介石的心腹，别人要是这么大张旗鼓地鼓噪校长被捉的事情，那还不是张学良杨虎城的下场啊!
对，西安事变的发起者张学良杨虎城后来的遭遇很不好——张学良长期被监禁、杨虎城全家更是在解放前夕被杀害在重庆白公馆。
下图杨虎城和一双儿女，夫人谢葆真不堪折磨、已于1947年在狱中去世了——
与杨虎城一家同时被害的还有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一家，其中包括宋绮云的孩子宋振中——大名鼎鼎的小萝卜头。他的塑像如今就在白公馆进门右侧，这个可怜的孩子的8岁生命都在监狱中渡过，虽然跟父亲在同一个监狱、但没有一起关押，两人放风的时候隔着十几米，能看到但讲不上话——
国民党特务们的狠毒，可见一斑!
根据后来被抓获的特务供认，杀人时是先杀伤大人、然后当着大人的面杀死无辜的孩子、再杀死大人。其毒其狠，无以伦比!
这种无耻操作当然是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国民党败退台湾之时，毛人凤建议将杨虎城押往台湾，蒋介石的回答：这个人早该杀掉了，留下他做什么?
蒋介石如此憎恨张学良、杨虎城，到底是为什么?
张学良东北易帜、国民政府至少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于蒋介石的声望是帮助的，所以张学良不但担任了仅次于蒋介石的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而且跟蒋介石拜了把子。这样的人还真不好杀，那就终生监禁好了。
杨虎城所在的西北军首领冯玉祥也跟蒋介石拜了把子，但多次参与反蒋战争，最后无非被逼到出国留洋的地步——看看，跟蒋介石你死我活打内战抢地盘的冯玉祥尚能保命，逼蒋介石抗日的杨虎城(而且是“共犯”甚至“从犯”)则必须要杀掉，蒋介石对抗日到底厌烦到什么程度啊！那些无脑的果粉，这么多年下来、你们的脑仁能不能稍微发育长大一点点啊!
明白了这个逻辑，我们还对南京大屠杀的发生感到奇怪吗?
事实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双方之间的战争停止，但蒋介石的抗战仍然磨磨叽叽、寄希望于国际调停——我的天，东北已经被日寇侵占达五年之久，华北由汉奸殷汝耕操办的“自治政府”也出现一年有余，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最高领导居然还在观望不前!
国民党的抗战啊，历来是消极的、退缩的、软弱的!
看看1937年7月7号的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史实吧——
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
7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等致电蒋介石，要求全国总动员进行抗日斗争，并代表红军战士请缨杀敌;
7月12日，蒋介石电示第29军军长宋哲元，以不屈服、不扩大之方针，就地抵抗日军;
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送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称“准备应战”。
……
以上仅仅是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十天的情况，国共双方的表现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长期看更是如此，比如对日宣战——
共产党是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宣战;
国民党是1941年12月9日，中华民国政府对日宣战，此前的8日美英对日宣战，因为7日发生了珍珠港事件、此后八小时后日本开始攻击香港的英国驻军。
蒋介石政府的宣战布告中的关键词句：……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祸，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维持。不料强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衅……
看到了吧，你打我多年但我就是不宣战、你打我的友邦我可不答应!
贱到这种程度，简直令人无言以对!
蒋介石还要点脸不?
结合以上史实，你还对南京大屠杀的憋屈感到难以理解吗?
南京大屠杀发生在在全面抗战初期。
此前蒋介石希望在淞沪抗战中死抗惨打以博得国际社会的怜悯、向日本施加压力、逼迫其接受国际调停。这个天真幼稚的想法不但失败了，而且使得日寇利用淞沪战场临海密集的地利、充分发挥了海空火力的优势、重创了国民党军主力，可以说蒋介石做到了日寇无法做到的事情，牺牲了无数军人的血肉生命、结果连一个虚幻的国际承诺都没得到，结果国民党军70万对日军30万、自己却伤亡至少30万，简直形同资敌!
淞沪抗战失败后，南京门户大开、已经成为一座无法守卫的城市，正确的策略是放弃南京以避日军锋芒。
而此时的国民党政府的确在迁都，宣传上却采用高调的姿态、强调保卫首都，误导了平民、耽误了疏散，结果国民党政府自己都晕了，搞得骑虎难下、首鼠两端。同时战役指挥眼大嘴小、混乱不堪，战役从1937年12月1日开始、12月13日结束。接下来就是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从1937年12月13日开始，延续六周，整个过程不忍详述。
除了日寇的残暴，国民党政府的无能、混乱也是重要原因——国民党政府对南京市民疏散不力、留下严重的平民安全隐患，对于南京的防守部署不力、造成军事撤退混乱、大批中国军人滞留城内——这些因素扩大了南京大屠杀中遇难者的规模。
南京大屠杀代表了抗战期间中国落后、阴暗、消极、悲惨的一面，所以我一直觉得将南京大屠杀设定为国家公祭的背景是一种压抑的方式，类似揭开伤疤悲悲切切地以惨示人，不如九三胜利日积极振奋！
而且类似南京大屠杀之类惨案在抗战期间多次发生，比如济南惨案、平顶山惨案、潘家峪大屠杀、镇江惨案、平阳惨案、潘家戴庄惨案、厂窖大屠杀、珠海三灶岛惨案、五一大扫荡、北瞳惨案、桂林毒气战、鲁西细菌战、滇西细菌战……更不用说形形色色的蚕食、清乡、扫荡、三光!我觉得这些惨案更值得纪念，因为这些死难者比南京更加英勇光辉，因为他们曾进行了烈度高于南京的抵抗!更重要的是，他们取得更大战果的同时、自己也发展壮大了!
战争的本质无非是积极主动、灵活坚定，打击敌人、壮大自己。
这个道理很难懂吗?
我们需要的是正确的战争观念和有效的战争手段。
所以你说说——
谁主导的抗战更值得纪念？
什么样的前辈更值得祭奠？
外一篇
冯 钺：居安思危——写在南京大屠杀80周年之际
作者：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开始长达6周的大屠杀，30余万中国人遇害。日本在东北亚历来有侵略的野心和行动，其近代腾飞的主要动力来自甲午赔款。日本给中国造成的战争外在伤害虽然能够早早修复，但文化的内在伤害依然在继续，对“常识”的歪曲依然大行其道。一百多年来，日本的歪曲历史和文化的战果十分“丰硕”。日本是“台独”理论的发源地和“台独”分子的保护地，台湾今日之局面与日本有深刻关系。居安思危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
1937年12月13日是南京被日军攻占的日子，从是日开始，日军在南京开始了长达6周的大屠杀，致30余万中国人遇害。从1937年12月13日至2017年12月13日整整80年过去了，虽然中国任人欺侮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但不忘历史，居安思危仍应是今日和未来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对个人来说，80年几乎可以覆盖一个人的一生，但在历史的长河中80年又是弹指一挥间，中国在这80年中由衰弱到强大，正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除了几次发生在边境的局部冲突外，中国国内一直在和平的环境中发展，早已远离了战争、战乱，但我们万不可因此以为战争离我们很远，忘记过去的教训。
一、日本历来是东北亚地区的动荡因素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最为凶恶，但日本的对外扩张侵略并非自近代才开始，1894年的甲午战争时，西方人通常称之为第一次中日战争，将之视为中日交手的开始，但实际那不是第一次中日战争，第一次中日战争早在一千三百年前就曾进行过。历史的看，东北亚地区动荡不安的主要因素是日本，它历来就有先侵略朝鲜半岛，登上大陆，然后侵略中国的野心。
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日本几次试图通过侵略改变这里和平的局面。
在唐朝早期的公元663年日本就曾入侵当时还未统一的朝鲜半岛，唐朝应新罗请求派军队支援，在朝鲜半岛南部白江口与日军激战，唐军在刘仁轨等的指挥下以少对多，几乎将日军全歼。从那以后的近一千年里，这个地方大都是太平的。
到了明朝晚期的1592年—1597年间，日本再次侵略朝鲜，朝鲜向明朝求援。明朝两次派军队入朝鲜打击日本侵略军，1597年也是在朝鲜半岛南端，明朝老将邓子龙和朝鲜名将李舜臣将日军击溃，但邓子龙在战场上壮烈殉国。1597年大战之后这里又保持了三百年的和平，直到1894年日本第三次试图改变这里的局势。
1894年便是甲午年，甲午战争结果如何，现代的中国人都很清楚。一百二十多年来，甲午战争一直是中国人心中的痛楚，它开启了中日两国不同的命运发展道路。甲午之后，中国国力迅速下滑，而日本国力猛烈上升，这种影响持续至今。每逢抗战纪念日时，很多文章往往都会提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时，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力量对比，感叹当时中国现代工业品生产能力与日本相差之大。如，
钢的年产量，日本为640万吨，中国不到1000吨；
舰艇吨位，日本高达190万吨，中国不到6万吨；
工业总量，日本为60亿美元，中国仅为13.6亿美元，等等。
从这些对比数字来看，中国远远地被日本甩在了后面，以这样孱弱的国力如何与日本开战？但如果沿着1937年向前回溯历史，人们会沉重地发现1894年中日两国之间经济、军事力量的对比上中国还强于日本，为何仅仅四十多年两国的差距就飞速拉大？
原因非常简单，日本的强大几乎完全建立在甲午赔款的基础上。换句话说，日本人用甲午战争中国给它的赔款迅速建立了现代工业、军事、经济体系，[ 参见李鹏军，《甲午战争利润与日本现代化》，《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7月第四期。] 全面超越中国，而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则“没钱了”，国家迅速跌入贫弱的深渊。这个深渊我们用了上百年、几代人的时间才爬出来，其间多次历经险阻，险些没爬出来。这样的历史令人扼腕！
人们在总结近代日本迅速发展的原因时，通常认为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革，因为在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等方面深入学习了西方，所以很快就超过了当时的中国。但实际上，在1894年之前，日本国力的提升并非如想像般迅速。19世纪60年代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后，其经济、工业虽有发展，但一直步履蹒跚，工业化程度和大企业的数量均落在当时的中国后面。
历史资料表明：“19世纪80年代中期至甲午战前，日本的经济增长较慢，甚至在1892年还出现了负增长，而甲午战争后的10年间，日本经济平均增长率则达6.5%。”[ 同上。]
明治维新只能提供发展的导向，但不能提供发展需要的资金。资金很难依靠日本国内的生产进行积累，唯一快速获得大量资金的方式唯有对外战争。日本在获得甲午赔款之后，其工业化、现代化才真正开始起飞。
根据近代以来世界各工业国发展的经验分析，现代化、工业化的建设和发展很难自动大规模铺开，通常需要巨量资金的支持。谁能获得巨量资金，谁的现代化便能先行开启。日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并非特例，英国有过类似的经验。近代工业革命之所以英国率先开始，并不仅仅是因为英国较早有了一些发明和创新。英国学者普遍认为，在工业革命大规模开始之前，英国社会中的发明、创造很难大规模推开，因为严重缺少资金，但重要的契机在18世纪晚期来临，这一契机给工业化大规模推开提供了资金，这时英国在亚洲通过军事手段获得了充足的资金来源。
“在1763年至1818年期间，英国就从印度就搜刮了多达50亿英镑的财富。这些财富成了英国发动工业革命的资本，……普拉西战役（1757年）后不久，来自孟加拉的掠夺物开始抵达伦敦，并且好像即刻就发生了影响，因为所有的权威们都意工业革命是在1770年那年开始的。”[ 李铁映:《论民主》，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2页。]
当代声誉卓著的英国哲学家罗素早就指出，
“我们西方的繁荣昌盛，以及我们西方人竭力为自己谋取的大多数东西，是用压迫和剥削其他孱弱民族的手段获取的”。[ 王正平主编:《罗素文集》，王正平等译，改革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日本近代的快速发展同样离不开从中国攫取的巨额赔款。
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上真正给中国致命一击的战争，承受这一击的不只是一代人，而是几代人。甲午战争之前，中国虽有两次鸦片战争之败、圆明园被烧之耻，但清朝尚有能力动员一部分资源、资金进行洋务运动，初步建立起中国近代工业体系、军工体系，如当时的江南造船厂、福州船政局等都是近代规模比较大的工业企业。但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二亿两白银被强赔给日本，成为日本全面起飞的巨大推力。二亿两白银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可能只是一个数字而已，但它相当于当时日本全国四年的财政收入。当赔款到达日本时，日本举国欢呼，以至于因为钱太多，当时日本人都一度不知道如何使用。
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一些日本知名企业也是在甲午战争后创建或得到大发展，
“以甲午战争为起点，……从1894年到1903年末，日本公司数量从2000余家激增至9000多家，……出口贸易则增长1.5倍。1900年日本全部工厂企业的半数为甲午战后所创建。自明治维新提出‘殖产兴业’到甲午战争前，日本所积累的资本数量很有限，而通过战争赔款却走完了工业发展36年的历程。”[参见李鹏军，《甲午战争利润与日本现代化》，《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7月第四期。]
日本曾傲视中国数十年的钢铁工业、造船业也是建立在中国资金的基础上，
“1897年日本开始创办有名的八幡制铁所，资金即来自甲午战争赔款。该厂于1901年开工，第一年便产出全日本生铁总产量的53%、钢总产量的82%”[ 参见李鹏军，《甲午战争利润与日本现代化》，《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7月第四期。]
由于有了这笔巨大的资金，日本造船业生产能力的跃进前所未有，“从1898年的累计4艘、10013吨，发展到1904-1907年累计47艘、79639吨”，[ 同上。] 仅仅八、九年之间，日本建造船只的数量增长10倍，总吨位增长7倍。
造船能力的巨大提升，为日本研制航空母舰打下了基础。利用甲午战争的赔款，日本很早就开始了航空母舰的研制工作。1911年是清政府倒台、中国陷入军阀混战内乱之时，却是日本开始研制航空母舰之日。正是在这一年日本就开始了航空母舰的研制工作，1922年第一艘航母下水，此后日本不断有航母服役，一举成为海上军事强国。
众所周知，除了技术上的原因外，研制、制造航空母舰需要投入大批经费。过去多少年来，我们都因缺乏经费迟迟不能开展中国的航空母舰的研制工作。直到2012年，在历经千辛万苦和重重磨难之后，我们的第一艘用于科研的航母“辽宁号”才投入使用，这时距日本开始研制航母已过去了101年，距日本第一艘航母下水过去了90年。
当年，与日本的急速上升相反，中国则开始跌入深渊。甲午带来的这个折腾，中国人用了一百二十年才算初步恢复，几代人为此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付出了几乎从未有过的惨痛代价才得以实现大国复兴。导致这一切的重要因素并非仅仅是两次鸦片战争，而主要是甲午战争。
这个教训我们应永远铭记。在铭记外人强加给我们的教训的同时，应更深刻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思考究竟是哪些问题导致了中国在近代发展竞赛中的落后。
甲午战争的赔款虽然是日本现代化的重要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明治维新就不重要。日本的现代化有多层推动力，明治维新设立了日本的发展目标，对本身存在的问题敢于进行刮骨疗毒式的改革，这种勇于创新的精神是值得重视和借鉴的。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大大开拓了日本人的思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现代国家需要的组织和动员机制，日本由一个原本看似集权，实则松散的古代国家转变成为一个组织力、动员力较强的现代国家。而反观清政府，虽然建立了现代海军、企业，但在组织、动员能力上仍停留在古代。战争爆发，不能集中全国之力应对，各自为战，实以北洋一家与日本举国作战，焉能不败？
关于甲午战争的研究和讨论已经很多，无论得出哪种结论，我们都应一方面应谴责侵略战争，另一方面思考如何最大限度避免被侵略。中国不侵略别人，但也决不再被侵略。在走向强盛的时候，反思过去，走好脚下的每一步，真正把古人一再强调的居安思危精神融入到我们工作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越是在形势大好的时候，越要战战兢兢，历史上那些剧烈变化的世事经常出乎人们的意料。
二、“常识”实际源于日本的歪曲
应引起我们特别警惕的是，日本给中国造成的战争外在伤害虽然能够早早修复，但文化的内在伤害依然在继续。日本的武力虽然已经被打败，但一百多年来，日本的歪曲历史和文化的战果却十分丰硕。日本歪曲历史的做法不只是不承认侵略史实那么简单，还包括更深层次的活动，日本自19世纪末就派遣所谓学者以研究和考察为名歪曲中国历史，炮制“常识”，这些所谓“常识”的危害更为严重，因为它们通过表面看似“严谨”的研究考证，以学术的面目呈现在大家面前，我们的官方文件，甚至教科书都仍在引用，而浑然不觉。
例如，我国官方文件、教科书为证明大陆与台湾的历史关系都认为，公元230年三国时期，吴国孙权派遣卫温等“浮海求夷洲，得夷洲数千人而还”，这里卫温所到达的夷洲便是今天的台湾。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认识是受了日本的影响。
中国古代所称的夷州（后称琉球）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在甲午战争之前并无疑问，因为中国古代典籍里已经记载的很清楚了，但甲午战争之后竟然产生了疑问，而这种疑问便是日本人刻意造成的。三国时吴国丹阳太守沈莹在《临海水土志》对卫温所到达的夷洲与大陆的方位和距离以及风俗习惯、土地民情有详细记录；隋炀帝曾派朱宽至流虬，后来的《隋书》对流虬的地理位置也有明确记录。中国古代这些典籍都确证无疑的指出当时中国人所到达的夷洲、流虬便是今天的琉球群岛。日本人对这个本已明确的记载进行了“学术歪曲解读”。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日本军国主义疯狂扩张的时期，日本于当时派学者到琉球、台湾进行研究，从文化上为侵略目的服务，不久就抛出了那个著名的将夷洲、流虬“考证”为台湾的结论，而且这个结论还是建立在对中国古代典籍“解读”的基础上。日本这样做至少包含两个目的：一是日本于1870年代刚占据琉球群岛，琉球地位未定，急需从历史上割裂中国古代与琉球群岛的长期密切关系，为当时侵占和灭亡琉球做文化上的准备；二、通过“认定”夷洲是台湾，可以渲染台湾岛离中国大陆很远，很难到达的假象，进而制造出中国古代对台湾鞭长莫及，几乎没有实施过有效统治的印象，就更不用说距离远上多倍的琉球群岛了。[ 曹子珏:《当心那些来自日本的考证》，《环球时报》2014年7月11日。]
歪曲别国历史，从内部搞乱别国是日本特别擅长的做法，在中国台湾发生的“台独”正验证着日本一向的做法：欲先灭其国，必先灭其史。1945年日本虽然战败，我们收回了台湾，但日本人在文化、教育上留下的“去中国化”的恶毒影响却至今未散，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日本人深得西方国家自中世纪以来列国纷争的外交精髓——即，不断给别国设置议题，以一切手段挑动别国内乱，从而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
1870年之后，日本对琉球王国就是这样做的；1895年以来，对中国台湾也是这样做的；1940年对“满洲国”也是这样做的。1945年在全面败退之际，日本仍不忘在台湾大量布下楔子，以利将来待机而动。
这些以学术面目出现的“考证”造成的结果是，把中国与历史上的琉球群岛的关系缩短到宋元以后，而将日本与琉球的关系提前到唐朝之前；另一个结果是把大陆正式开发台湾的历史缩短到明末以来的四百年。“台独”分子和李登辉之流天天大肆宣扬台湾的开发不过只有四百年，荷兰人、中国人、日本人都来过，只有台湾人自己是主体。我们无形中也被这个“四百年开发”的观点影响，许多官员、学者，乃至相关文件都采用了“四百年”说法。
实际上大陆开发台湾肯定远远早于所谓“四百年”，但为何在台湾岛上却很少发现古代中国人规模生活的印迹：这些印迹在日本侵占台湾以前是可以找到的，如，明末清初时，“据《诸罗县志》志记载有：目加溜湾开井，得瓦瓶，识者云:是唐宋以前古窑。”[ 伊能嘉矩:《台湾文化志(中译本)》，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译，1985年版，第39页。] 若在台湾岛上发现了唐宋以前建筑的古窑，则说明唐宋以前中国人在台湾岛上的生活和聚集规模就已经达到了比较可观的程度，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组织，需要提供批量的社会生活用品，否则无需建窑。
一个非常合理的推断是，日本占领台湾五十年，有足够的时间毁坏、隐藏台湾岛上大量古代中国人留下的印迹。根据日本的一贯做法，完全存在这种可能。
对于日本的长远战略居心，不能不防。今天日本虽早已远离南海，但在南海所谓“仲裁”案中积极介入，强力挑起南海事端。在欧亚峰会等诸多国际场合，日本的领导人也多次提起南海问题，试图引起各国领导人的回应或关注。日本这样的做法已成为其近代以来的习惯性做法，它不光觊觎琉球、台湾，更是曾早就将手伸向南海诸岛。
就在甲午战争结束仅仅十几年后，日本曾侵占中国南海的东沙岛。
“1907年，日本的西泽吉次纠合一百余人乘‘四国丸’轮船侵占东沙岛时，首先做的事就是拆毁东沙岛上中国渔民修建的大王庙，驱赶中国渔民，毁坏其坟墓，然后悬挂上日本旗，将东沙岛改为‘西泽岛’”。[ 唱学静:《世界知识》2015年第5期。]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毁坏中国在那存在的证据。连南海日本都曾侵略和篡改那里的历史，就更不用说钓鱼岛了。
现在流行的夷洲、琉球、台湾的关系的观点是典型的被日本以“研究”为名而长期刻意误导的结果，这个结果至今仍未引起我们的关注。
三、日本是“台独”理论和行动的保护地
通过教科书等系列工程改变台湾青少年的国家认同常识，是日本给我国统一大业刻意布下的一颗炸弹。2015年台湾仅仅是因为要稍微恢复被李登辉等“台独”分裂分子篡改的教科书，就在台湾青少年引起了不少的抗议。2016年3月，根据台湾《联合报》公布的民调显示，73%台湾人自认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36%的人希望台湾独立，46%希望台湾维持现状，只有12%的台湾人希望可以与对岸统一，6%则表示无意见。
这一批青少年正是在二十年前就已被歪曲篡改的教科书的影响下长大的，“台独”种下的毒花早已遍布台湾全岛。回想二十年前李登辉、陈水扁等台独分子大肆篡改教科书，去中国化时，为什么抗议的人少？因为形势已完全不同，一是当时的总体社会氛围远不如今日台湾社会之分裂。二是刚刚走出戒严的台湾社会还没有完全形成动不动就上街抗议的习惯。而今则完全不同，经过去中国化的教科书二十年的教育和李登辉、陈水扁等台独分子行政支持，政治分裂国民党，打压和分裂支持统一的群体，台湾社会已由非理性的“台独”氛围所笼罩。很多台湾人表示，年轻人中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越来越少。现在还有受过当年传统中国观教育的人在，目前的情形若再迁延下去，以后的局面恐更能收拾。
这一点台湾“中研院”某位院士曾忧心忡忡地表示，“台独”份子是没有办法与他们讲理的。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均是日本。
有些“台独”分子辩解，早在清政府割台时，台湾巡抚唐景崧就宣布“独立”了。那个“独立”与后来“台独”追求的独立完全不同，当时台湾军民是为了一心反抗日本入侵，以“独立”为名寻求回到祖国，那次“独立”被日军血腥镇压。
1895年至1945年间五十年的侵略殖民统治在台湾培养了一批亲日分子，这些亲日分子及其后代至今仍在台湾发挥着巨大影响。我们更应当尤其关注的是，日本对台湾的文化、教育侵略并非于1945年结束，1945年日本虽然战败，但却成为文化、教育侵略的另一个起点。在战败的同时，在台湾开始了新的布局。日本处心积虑，“放长线钓大鱼”，处处给中国制造内部问题留下后患，以分散中国的精力，减少对日本的压力，为日本以后再从中获利打下伏笔。
在台湾，多年前就有学者指出，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即将收回台湾时，
“日本知战败不可避免，在正规军撤离台湾后，派遣许多地下工作者（如浪人）策动‘台独’，延续日本在台湾的利益，或制造纠纷以增加台湾接收、治理上的难度，利用亲日的台湾人为工具，企图扶植一个亲日政权。这是日本的国家利益，也是很大的价值，民国四十年前后(注——即1951年前后)日本成为‘台独大本营’”。[ 陈福成:《解开两岸十大吊诡》，(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十二月初版，第41-42页。]
日本在战败之时，尚且想到为将来卷土重来打下楔子，而我们在胜利之后却以为万事大吉，忘记了居安思危的古训。
不仅派遣人员到台湾潜伏，日本当时还让在台湾居住的日本人和亲日分子放弃日本国籍，加入中国籍，改日本姓名为中国姓名，以隐忍待机，继续在文化上培养去中国化、“台独”的思想继承人。
有台湾学者2015年曾对台湾的亲日现象分析，
“这些皇民化家庭以士绅家庭为主，阶级地位较高，国民党1949年来台后，他们几乎是受害者，在政治地位上没有发展，经济上因土地重分配失去既得利益，便萌发台独意识，1990年后结合所谓‘新台湾人’的认同，后来又为了反中而亲日，故意把日本说得比较好，以凸显大陆的不好。”[ 庄慧良:《发表“日本祖国说”，李登辉再度撕裂台湾伤痕》，新加坡《联合早报》2015年8月28日。]
现在“台独”理论在台湾变得如此普遍和流行，几乎成为大部分青少年的共识，日本留下的这枚“苦果”我们得用多年才能消化。
留下的日本人早在1895—1945年间，经日本侵略者的扶植，多已成为台湾社会中的精英，在文化、经济乃至社会地位上都处于比较有利的情况。这个群体抗战后，以至1949年以后，继续在台湾当地社会中拥有一定的影响。即使是国民党戒严时期，极为严厉镇压分裂分子的情况下，也未能完全打掉“台独”势力的影响和生存土壤。日本民族具有极强的隐忍性，自愿留在台湾的那些人在这方面必定更加坚定。而国民党人以为能够感化这些改头换面的日本人，实则是政策的失败。
1945年至今，七十余年光景，这数万户原日本籍或亲日本家庭代代繁衍，人数早已扩大了很多倍，又经李登辉、陈水扁时期的大力扶持，其势力和影响甚至大于日本殖民统治时代。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台湾有那么多从骨子里亲日反华之人的现象了。
战后的日本虽然一片萧条，但其对外战略却依然延续，成为“台独”势力的庇护所。国民党在台湾戒严时期严厉镇压“台独”分子，这些人每当被追捕严急时，便潜往日本躲避。如早期的廖文毅在“二二八”事件后即逃往日本，
“在日本组织‘台湾独立党’‘台湾共和国临时议会’及‘临时政府’”。[ 陈福成:《解开两岸十大吊诡》，（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十二月初版，第46页。]
“在日本的‘台独’运动除廖的组织外，有辜宽敏为首的‘台湾青年独立联盟’、郭幸裕的‘台湾建国委员会’、史明‘独立台湾会’，及日本右派支持的‘台湾独立后援会’。在日本的台独成员对日本认同很高，机关杂志用昭和年号，设计临时政府的国旗则‘红太阳旁边加一 65 48274 65 31673 0 0 6430 0 0:00:07 0:00:04 0:00:03 6429弯新月’图案，‘皇民化’象征符号很浓厚”。[ 同上。]
和日本打交道应当认清日本的外交秉性和民族特性，日本自近代以来学习西方比较彻底，尤其在外交方面更是深悟西方外交之精髓。西方外交与中国外交的基本价值观和理念完全不同，受各自的历史和传统影响很深。今日西方外交原则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历史，诸国纷争导致西方国家认同“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的外交理念。这种外交理念与中国人的我们不会忘了老朋友的理念不同，而我们又常以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来衡量别国外交理念，难免吃亏。
了解西方政治、外交历史是我们认清日本外交战略的关键之一。日本的外交战略并不一定比别国高明，但外交意识和手段比较灵活，这是值得人们关注的。日本过去对中国文化、历史的歪曲给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布下了一些障碍。有障碍并不可怕，关键在我们应认清这些障碍并早日将其清除。
在这个日子里，回溯历史并不是为了延续过去的仇恨，而是为了更好的发展中日关系，保持好亚太地区的和平。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学者，专著有《民主的起源与实践——写在大宪章签署八百周年》等；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