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为主席说句公道话(七)
♦不尽的关怀
主席对身边工作的同志是关心和爱护的，常替同志们着想，主动关照工作人员的婚姻、家庭问题，使人倍感温暖。
60年代初，警卫科长沈同已经30多岁了，仍未结婚，主席为他着了急。有一次，我听主席对身边一位做医务工作的同志说：“你们可以帮帮他的忙，你们那里女同志多嘛！”后来，不知是谁真的给老沈介绍了个王大夫，主席听说后很高兴。当时主席正在上海，还见了他们夫妇。当沈同将夫人介绍给主席时，主席满面笑容地同她握手，向他们表示祝贺。
大概也是这个时期前后，为主席理发的小钱要结婚了，因为他是浙江杭州人，一时抽不出时间回家办喜事。主席听说后，就在专列到达上海停留期间，让人把小钱的未婚妻从杭州接到上海，借用一间客房，给小钱完了婚。小钱夫妇非常满意，我们也都为他们高兴。
毛主席对我的关心和照顾也是很周到的。我与苏延励1959年结婚后不到一个月，他就回广州部队了。1960年春节前，主席乘专列到了广州，住在东山省委招待所。我丈夫的部队机关在黄花岗，两处相距不远。为了保密，我没有敢去与丈夫相见。但主席却想到了我的事，交代秘书高智派车把我丈夫从部队接到招待所，并要请他吃饭。我考虑主席工作忙，就与丈夫商量，回到广州空军大院住。第二天主席见到我丈夫时关心地问：“有没有地方住？”“住在什么地方啦？”“如果没有地方住，就住在我们这里。”当我们一一做了回答后，他才放心。
主席在广州频频召开会议，工作很忙，考虑的问题很多，但每到星期日，还总要关照我的事，有时直接告诉我，有时让高智、罗光禄两位秘书转告我，放我回丈夫处住宿，直到专列离开广州。
除此之外，主席还关心同志们的身体健康。他平时对自己生病并不在乎，但若听到别人有什么伤病，却十分着急。
大约1961年，主席到南方视察，专列行驶到一省城的郊外，停在一个支线上。主席找当地领导同志到车上谈工作，谈了一上午。工作人员除值班的外，没什么事的，就和当地一个部队的战士们组织了—场篮球比赛，球打得挺激烈。卫士张仙鹏带球投篮，因跑动过猛，将脸部碰到球架的支柱上，几处皮肤被擦破，渍出了鲜血。当我们回到列车上时，主席已开完会，我无意将小张赛球受伤的事告诉了他，主席听了认真起来，心疼地说：“哎呀！怎么得了啊，他现在在哪里？我去看看他。”说着就起身往外走，我连忙阻拦，说：“不要紧，您就别去看啦。”但老人家不听，非要去看。我知道小张正在距主席两车厢的一个小会议室内，让主席走过去不便，就急忙跑过去告诉张仙鹏。小张激动地快速迎上来，一老一少在中间车厢相遇。小张憨笑着说：“主席，您别担心，没关系的。”主席满面愁容地看着小张的脸说：“搞成这个样子，不疼吗？你怎么还笑？”小张说：“没事，只破了一点皮，您老人家回去吧！”主席又怀疑地问：“没事的？”然后交代：“你不要值班了，好好休息。”小张一边答应，一边搀着主席回他的车厢。主席关心身边工作人员的例子，简直是不胜枚举。
现在回忆起这些往事，使我清晰地看到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动形象。他所倡导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新型同志关系，他自己首先做到了。在这种相处之中，我时时忘却伟大与平凡的界限，而感觉置身在充满平等、信任与真诚的气氛中。
♦边读边批点
毛主席读书的习惯有明显的特点，即边读边在书上批、画、圈、点。凡是他读过的书大都留有特种标记，可以窥见他读书时的细致和观点。文章若写得好，主席就画圈，哪一句写得好，就画哪一句，全文写得好，就在标题上画圈。开始我不明白，琢磨以后我曾问他：“主席，是不是画一个圈的您认为比较好，两个圈的很好，三个圈的特别好呢？”他微笑着点头表示同意。
1960年，我和我丈夫每人都得到毛主席赠送的一本冯契着的《怎样认识世界》。在我的那一本的前半部，主席加了多处批注、眉批和旁批，留下他阅读过的笔迹。主席对这本书的评价是比较好的，在书上很多地方画了圈圈，予以肯定。他对我说：“冯契写的这本书，我看不错，值得一看，比较通俗易懂，是适合你们青年人读的，个别处有错误也无妨。”
主席对作者的观点或说法有不同见解，在旁边也加了批语。为了让大家都知道，我详细予以披露。
在“各人心目中的世界不一样吗？”一节中，作者有一段与一位青年学生谈论人生观的描述。这位学生说：“我有时觉得人生很空虚。我以为，等到我死了，眼睛闭上，失去知觉的时候，这个世界就等于不存在了。”作者说：“这个世界并不是因为你知觉了或我知觉了才存在的。没有你、没有我、甚至在没有人类的时候，这个世界也是存在的。”学生说：“我知道我的想法是不健康的。但是，我也有我的理由。同一桩事情，我这样解释，他那样解释，因此引起争论。俗话说，‘瘌痢头儿子自道好’，又说，‘情人眼里出西施’。每个人都有偏爱，每个人都有他的主观想法。可见各人的心眼儿是不同的，各人心目中的世界是很不一样的。你有你的世界，我有我的世界。而我的世界，在我失去了知觉的时候，当然就不存在了。”
毛主席在这一大段文字的旁边画了一长竖杠，表示文字范围，然后批了四个字：“不讲阶级。”
在“什么是革命的实践？”一节中，作者认为：“资产阶级的这一切行为（指龌龊的残暴的行为，包括发动掠夺战争等——引者注）从来就是不合理的，亦即不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所以根本不成其为人类的革命实践，相反，反对和消灭资产阶级的行为才是人类的革命的实践。”
毛主席在此段文字的旁边也画了一竖杠，打了一个大问号，并在文字中间画上三角符号，圈定句子起止处，然后批了三个字：“反历史。”
作者在论述“阶级斗争之所以是极重要的实践活动”之后写道：“谁若以为自己可以脱离政治而生活，那就同妄想脱离空气而活着一样，是根本办不到的。”
毛主席对此处的批语是：“讲上层建筑不清楚。”
作者认为：“只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才能把握社会实践之本质的、主流的东西，并把革命的实践与反动的活动……严格地区分开来。”
毛主席对此处的批语是：“不讲历史。”
作者在否认资产阶级的行为“不合乎社会发展规律”，“根本不成其为人类的革命实践”之后，有一段对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和孔子的描写。作者认为“孔子比起老子来要实际一些”，还说：“后来虽也有一些哲学家讲‘身体力行’、‘知行合一’，但他们所谓行，只是进行道德实践，做一些教育工作，参加一定的政治活动……”
毛主席在此段中的“道德实践”、“教育工作”、“政治活动”三个文字概念处均画了三角符号和横杠，并画一问号，批了“混淆”二字，然后又写了一句批语：“孔子也有一些实践，为什么资产阶级反而没有呢？”
毛主席十分重视哲学的普及问题，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他看书的认真和对青年人学习哲学的关心。我领会，他这几处批语处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
毛主席在读书过程中，对作者很关心，时常问起作者。有一次他在读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时（记得是1971年），关心地询问：“任继愈同志是否还在北大工作？你去了解一下，告诉我。”并指着手中的书对我说：“这本书是他写的。写得不错，你可以看看。”我打听清楚后给主席回了话：“任继愈同志不在北大了，现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他笑笑点头说：“噢！”意思是知道了。1973年“十大”之后，主席手中又拿着这本书，他在推荐给我几本历史书时，说：“任继愈写的《中国哲学史》我已看两遍了，写得不错，值得一看，你也要再读一读。”并指着周一良等人主编的《世界通史》等书，推荐给我读。从主席阅读过的《词综》中，也可以从他留下的笔迹，看出他有时对作者的关注。如对《词综》作者钱惟演、陈舆义、张孝祥等人都留有圈、点、画的标记。
毛主席在读书过程中，发现有错别字是不放过的，他就用笔把错别字划掉或打上记号，然后再写上正确的字。如《词综》中刘一止的《夜行船》中“测测轻寒吹散酒”一句，主席则改为“恻恻轻寒吹散酒”。即恻恻误为测测。又如辛弃疾的《水调歌头》中“落日塞尘起，国马猎清秋，汉家组练十万，列槛耸层楼。”主席把“列槛”改为“列舰”。再如，主席在唐诗《夜上受降城闻笛》一首作者“李盆”处，将“盆”字划去，改为“李益”。不仅如此，有时我读或背诵某诗词给他听时，他若听出我读了错别字也加以纠正，当我辩解说没有读错时，他会说：“这个版本的错了。”并让我找另外的版本印证，我一查，果然同主席说的一样。即便是他阅读我给他抄出的保密电话记录，发现有个别错字，他也像老师改小学生的作业一样，把错字圈掉，在旁边改写、填上正确的字，然后再拿给我看，使我受益匪浅。
毛主席在读某些古籍时，有的原来没有标点符号，他就边看边标出符号来。须知，这对专门的学者来说也不是轻松的事。主席有时甚至还注上读音。如在五代十国词《上行杯》第一句“离棹逡巡欲动”旁边，对“逡”字的读音注上“ㄑㄩㄅ”（qūn）。由此，足见他读时是多么细心专注。
♦毛主席的读书范围
毛主席看的书面很广，类很多，可以说是广收博览，又有所侧重。一个时期或一段时间，读某一方面的书或思考某一个方面的问题，同时兼读其他。从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著作到通俗小册子，从哲学、历史、文学名著到人物传记、连环画小人书他都看（当然这是他关心着青少年的教育问题）。正如曾管理过毛主席图书的逄先知所说：“毛泽东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主义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从古代到近代，从中国的到外国的，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各种杂书。就哲学来说，不但读基本原理，也读中外哲学思想史，还读逻辑学、美学、宗教哲学等等。”主席对哲学著作很重视，早在延安时期他批阅的哲学著作就有十几种了。
主席读书还根据各个历史时期有所侧重。建党时期主席刻苦学习建党理论，战争年代他攻读古今中外革命史和军事知识以结合中国的现实来制定革命的战略、策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又努力学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大量书籍。不仅自己读，还经常推荐一些书目给中央领导和党的高级干部读。
主席对生命科学、天文学、物理学都是很感兴趣的。为了提高身边工作人员的知识水平，也常推荐这些书目给工作人员读。比如曾让我读《社会进化简史》、《物种起源》。记得在1961年，他曾拿着一本《物种起源》对我说：“这本书，值得一读，可以了解社会发展史。”
除此，主席在实际中，在调查研究中，在视察的过程中，遇到自己不甚明白之处，他不仅耐心听讲，还要找有关的书看。50年代和60年代，主席在外出视察的过程中，凡是有条件的地方，他是不放弃对工业建设进行调查的。比如他视察过重庆钢铁公司、武汉钢铁公司、湖南长沙市汽车电器厂、南京无线电厂、上海江南造船厂等等以及武汉工业展览会。使我印象最深的是1958年至1961年之间，中央各部委在中南海瀛台轮流展出的项目很多，有工业展，有各种科研项目、技术革新、精密仪器，甚至连机床都搬进去了。主席、总理和中央首长对此非常重视，都去参观了。记得主席一次连续参观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到1961年，主席还不断前去参观，认真听各部介绍详细情况。
参观回来后，主席总是要找有关方面的书读。把机械学、无线电学、火箭、人造卫星等有关方面的书籍放在身边，认真阅读，读起来是那么专心致志，这时工作人员若是提醒说：“主席，该吃饭了！”他总爱说：“等一等！”“再等一等！”
主席不仅能根据革命斗争需要读书，而且能善于根据经济建设的需要不断阅读自己不甚了解的东西。记得当时的历史背景是苏联撤走专家，有意卡我们；帝国主义又围困封锁我们，使我们面对着巨大的外部压力。主席向来不迷信，他相信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他说过：“别人靠不住，要靠自力更生。”1960年6月上海会议，主要是研究工业问题，1961年8月下旬至9月主席在庐山主持召开的中央会议，也主要是讨论工业问题，制定工业七十条。在这一时期他特别喜欢学习现代化的科学知识，找专家座谈、讨论，听取意见。
主席对名人传记（包括国内外），非常爱读。我见到介绍尧、舜、孔子、孟子、韩非子、李贽、李斯和农民起义领袖黄巢、李自成等人的书，他的书桌上和床上都曾放过，他都读过、研究过。对屈原这个人，主席很尊重，屈原写的东西主席不知读过多少遍，比如《离骚》就常常出现在主席身边。后来主席眼睛不好使了，把《离骚》印成一个大字体的小册子，放在身边读。
主席对孙中山很尊敬。他曾对我说过：“我曾听过孙中山先生的报告，当过半年孙中山领导下的兵……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就是他提出来的，好啊！”
对世界各国的名人、元首的有关传略书籍，他十分爱看。记得直到20世纪70年代，主席还在读《拿破仑传》、《戴高乐回忆录》等书籍，而且对《拿破仑传》，他找过很多版本加以对照分析。
主席非常喜欢工具书，《辞海》、《辞源》，中国地图、世界地图、中国历史地图等，都是他常翻阅、不离手的读物。到了晚年，眼睛看不清，地图的字又密又小，用放大镜都看不清，特别是曾在战争时期经他用红蓝铅笔点、圈过的小地图。经老人家同意，我们把这些地图拿到新华印刷厂影印放大后，送给他看。
主席对国内外地理知识相当熟悉，不是一般熟悉。这可从他接待外宾时的谈话中看出。在接待某一国家的元首、客人、学者时，当主席谈及他们国家某一地区的特点或历史情况时，客人常常感到惊讶不已。
主席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不断地进行这方面的教育，经常考问地理知识，我自己也是被考者之一。记得主席在视察旅途中，走一站就要你说出是什么地方，而且不准看列车长送来的行车表，也不准看车站上的牌子。说不出来就让自己去看地图，然后回来再说一遍，直到对了为止。他还让我们知道这个地区的特点，主要出产什么，哪里是古战场，打过什么仗？是某某古人的出生地等。记得主席还给我讲过邯郸、徐州、开封这几个地方的历史情况。
主席不论到哪里视察，凡是有条件的地方，根据需要，就让给他借书看，特别是县志，他爱读。主席对全国各地的地理、历史真是太熟悉了。我们工作人员有时随便说个什么地名，他都能与地理、历史、人物（哪位古人的家乡）联系起来。记得1953年我第一次见到主席时，他就问我是哪里人，当我答复后，主席笑着说：“噢，你是宋国归德府人啊！你知道不知道这段历史啊？”随即讲了起来。
主席的谈话，充满了辩证法。聆听他的教诲，简直就是一种享受，不知不觉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除了读书之外，主席还阅读大量报纸、杂志。我记得当时主席除了看《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大报纸外，还爱看《新民晚报》、《羊城晚报》等报纸，还订有关学习英文的杂志、书籍。为了了解对青少年的教育，1958年和1959年那一段时间，他借阅和购买了很大一批小人书看。他批给我读的就有183本。其中有几本，他作了详细的批示、评价，并写上我的名字，让我向那些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而牺牲的人学习，并注明让我保存、不要退回的字样。
主席在外地视察，每隔两三天，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同志就乘飞机来往一次，给主席送来文件、各种参考和大批报纸杂志。当年主席的秘书罗光禄、高智轮流来去。积攒几天的文件、报刊一到，工作量很大，我也就帮着把报刊分门别类，加以整理。桌子上是摆不下的，就摆在地板上，一摆就是几米长，几米宽，整个房间地上都铺满了，无插足之地。然后再按顺序摞起来送给主席翻阅。有一次我好奇地问老人家：“这么多报刊，您能看完吗？”主席笑答：“看不完的，抽空翻一翻，看主要的。”
说也奇怪，他每天要处理那么多国家大事，看那么多文件，读那么多书，还竟能从这堆杂乱的报刊中理出头绪来，重要的新闻、重要的文章，他几乎都能抓住。在与身边工作人员谈话中、接见本地区领导人的座谈会上，主席常提到报纸上的文章，哪一篇文章报道得真实，哪一篇有浮夸，哪一篇文章写得好，哪些文章没大意思等等。哪些问题需要及时讨论解决，他就立即召来有关地区的同志研究解决的办法。比如水利问题，省与省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等等。说真的，我常为此而感到纳闷儿。
到了晚年，主席身体不太好了，他已没有那么多精力去阅读各种报刊了。但他还是不肯放过重要文章和对某一问题的讨论。1973年“十大”刚开过之后，他让我委托北大几位老师代他阅看各类报纸、刊物。主席当时对我说：“请他们读后，把认为值得一看的文章推荐给我及政治局的同志阅看。”这样，我就通过北大党委，请北大文科的几位老师把他们推荐出的文章，由北大宋柏年老师负责，在北大印刷厂印成大字体50份，并由他直送中南海（每期均如此）。由中办秘书处分送给主席、总理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领导阅看。这项工作宋柏年老师从1973年一直送到毛主席去世。
这里需要强调说明的是，我在与毛主席的接触中，发现他老人家酷爱读诗、词、赋，对中国古代诗词有浓厚的兴趣，单行本的唐诗、宋词，综合本的《词综》，唐宋元明清诗别裁，是他手中经常的读物，其熟稔程度几乎达到背诵如流、脱口而出的地步。
他喜欢的诗词一般是爱国的、有骨气、有气魄的佳作。他曾对我说过“李白的诗好”。他点了很多，如《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等等。主席还多次称赞“李白是诗人之冠”。他提到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韩愈的《石鼓歌》，岳飞的《满江红》，辛弃疾的《南乡子》、《摸鱼儿》，陈亮的《念奴娇》等等。特别是张元干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洪皓的《江梅引》，主席把全文都画了圈点。
主席认为这些诗、词写得都很好。主席也几次提到过杜甫，认为杜甫也有写得好的和比较好的诗。但总的说，杜甫的诗消沉、凄惨了些。如《兵车行》中，“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主席说作者不分是正义的或非正义的，写得太悲惨了。
我翻开毛主席阅读过的《词综》的影印本，他所欣赏的那些杰作佳句，字里行间，布满了圈点杠画，他的爱好，他的情感，跃然纸上。
岳飞的《小重山》，毛主席除了断句画大圈外，还在“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的旁边画了小圈。
在李弥逊的《菩萨蛮》中，主席除了逐句断句外，还在“老来无泪倾”一句旁画了小圈。
张元干的 42 58754 42 24800 0 0 11892 0 0:00:04 0:00:02 0:00:02 11894《贺新郎》，断句之外，在“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难诉”、“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等句旁都有主席画的竖线，表示着重的意思。
《石州慢》中的“天涯旧恨。试看几许消魂。长亭门外山重叠”句旁，主席画了曲竖线。《柳梢青》中的“新愁如织”、“不禁宿酒。天涯寒食”句旁，主席画了小圈。
《点绛唇》中的“春晓轻雷。采菽洲上清明雨。乱云遮树。黯澹江村路”句旁，主席画了小圈。
《点绛唇》“又呈洛滨筠溪二老”中的“堪恨归鸿。情似秋云薄。书难托。尽教寂寞。忘了前时约”句旁，主席也画了小圈。
洪皓的《江梅引》：“……还带余杭春信到燕台。准拟寒英聊慰远。”“……空恁遐想笑摘蕊。断回肠。思故里。漫弹绿绩。引三弄。不觉魂飞。更听胡笳哀怨泪沾衣。”这些句旁，主席同样也画了小圈。
李清照的《醉花阴》：“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旁边，主席画了长竖线。这位女词人的《声声慢》中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主席认为写得也比较好。这首词中主席虽没圈画，但在词的上面画了一个圈。
毛主席在读诗、词、赋时，对注释是考究的，凡不准确的地方，他便加批。如《唐诗别裁》中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原书上解释是：“沉舟二语见人事不齐，造化亦无如之何。”主席在注解上画了一杠，旁边批曰：“此种解释是错误的。”又加主席在垂暮之年，看到“文革”后出版的诗词注释不对，他让我请北大教授、专家、学者讨论，恢复古诗词注释的本来面目。他对1975年一家出版单位对南北朝末期文学家庾信的《枯树赋》注释持异议，又请北大专家、学者对此进行考证。
主席不仅喜爱古诗词，自己在“古为今用”方面亦堪称大家。主席的诗词写得非常好，但他很谦虚，从不谈自己的诗词作品。在我向他请教，我理解得不对时，他偶尔谈几句纠正外，一般是笑而不语。在“文革”中，社会上曾流传一些手抄的、油印的所谓毛主席诗词，我曾拿给他看，请他鉴别，他看后说：“根本不是。有的是别人写的，也当成我的了。”
♦读书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在毛主席人生旅程最后一段，多种疾病折磨着他，行动蹒跚，步履艰难，但他的头脑始终很清醒，孜孜不倦地读书习惯丝毫不变。开始他还能借助放大镜阅读。
记得1973年9月份，“十大”之后，主席又问起冯友兰教授的身体情况时，得知冯教授最近有一个“批孔”的发言记录稿，主席一定要看。我说那是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王连龙送来给我看的，是学校打字机油印的稿子，很不清楚。若主席想看，待我回去印成大字送您吧。主席说：“不，你现在就回去取来，我能看清。”我取来后，主席一手托着稿子，一手拿着放大镜，连看了三遍。他很高兴，对我说：“冯友兰，原来是尊孔的，现在反过头来批孔，这是一大进步呀！”
1975年的一段时间里，主席双眼因患白内障疾病失明了。这对一个一生与书为伴、形影不离、嗜书成癖的伟人来说，该是多么焦急和痛苦啊！身边的工作人员谁不为老人家心急如焚呢！
工作不能停，看文件、阅读文件、电报不能停，读书同样不能停。怎么办呢？只好由主席的秘书、身边的同志读给他听。主席也曾让我从北大暂借老师三个月给他读过诗、词、赋。后确定为芦荻老师。
不久，唐由之大夫成功地给主席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老人家的眼睛又重新复明了。在视力尚未完全恢复，还很微弱的情况下，主席不听大夫的竭力劝阻，又如饥似渴地自己读书、看文件了。他又重读了《二十四史》、《自然辩证法》、大字本的《词综》和线装本的唐宋元明清诗别裁等书。
到了1976年，主席虽然体弱多病，但头脑非常清楚。除坚持阅批文件外，仍然同以前一样挤出时间阅读各类的书，包括世界名人传记。还有李约瑟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和《容斋随笔》等。直到老人家生命垂危之际，声音都难以发出的时刻，还举手用三个指头比划着要看一份他关心着的当时的外事材料（日本三木的近况）。
回忆毛主席的读书生活，我常常有这样的感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她的智慧水平，往往集中体现在当时各个领域、各行各业杰出人物的身上。毛主席在政治、历史、军事、哲学、文学、诗词、书法各个方面所达到的境界，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骄傲。
毛主席他老人家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人民领袖，也是一位诲人不倦的师长，他不仅是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也是一位富有渊博知识的伟大学者和诗人。在毛主席一生中，读书也是他具有闪光意义的组成部分。他不仅为我们工作人员和全国人民留下许许多多读书、学习的遗教，而且为我们树立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他一生胸怀祖国，心忧天下，无私无畏，勤奋好学，孜孜不倦，活到老，学到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伟人虽逝，风范长存。他老人家的读书生活，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跟随毛主席在外地视察
50年代至70年代初，毛主席身体很好，经常到全国各地视察，进行调查研究。有时一出去就是好几个月，甚至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外地活动。
因为工作性质的需要，我经常跟随主席到外地视察，我们机要人员的职责是，确保毛主席与北京党中央的机要联络。我在他老人家身边工作了十多年，在跟随他外出视察的过程中，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了不少事情，有不少片断的回忆。虽然它算不上什么文学作品，但却都是真实的。这些文字，也许对于研究毛泽东，真正理解毛泽东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或参考价值。
把我的亲身经历写出来，就是我的心愿。
♦爱坐专列调查
据我观察，主席喜欢到外地活动，乐于深入实践，接触群众，了解实情。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内，每逢“五一”、“十一”，主席都要登上天安门城楼与群众见面，这就限制了主席在外面的视察活动，他必须在这两个节日前赶回北京。为此，他曾幽默地对我说：“‘五一’、‘十一’一到，就要回京‘罚站’去了。”
主席每次离京都乘火车。他不坐飞机并非是为个人安全考虑，而是从工作方便出发的。有一次他对我谈到此事，说：“坐火车可以掌握主动权，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想停就找个支线停下来，可下车看看，或找当地领导谈谈都行。”
列车驶出北京，一般不是顺京沪线就是顺京广线南下，然后通过陇海线或浙赣线、湘赣线再绕回北京。沿途为多看、多谈，专列运行很慢，比如北京至杭州两天的行程，有一次他却让列车走了一个月。
巡视期间，主席通常就住在车厢里。卧室与办公室一板之隔。办公室也就是会客室和会议室。只有专列进入某个大的中间站或终点站时，他才下车住进当地宾馆或招待所。
专列条件虽比一般客车要好些，但长期住在车厢里也不好受。噪声干扰，车声隆隆，颠簸震荡，冬天冷，夏天热。总使人有一种不安定感和疲劳感。但毛主席不顾远途劳顿，为适应列车生活，改变了自己的作息习惯。在北京他是夜间工作，白天只睡几个小时，但为观察民情和庄稼生长情况，他让白天行车，夜间停车。
在列车运行中，他除了阅批文件、读书看报、接待外宾、与沿途领导同志谈话、开会外，常常站在或坐在窗前，凝神观察外面的情况。
专列的运行本来是保密的，但主席不以为然。有时，火车通过城镇交叉路口，行速较慢，工作人员就把窗纱拉上，他随手又拉开向外观察。因车厢窗口很大且敞亮，常被隔离杆阻挡的人群辨认出来，群众顿时欢呼起来，有的还跟着列车飞跑向主席致意，主席也微笑着向群众招手致意。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大伙总是劝主席快坐下来或又重新拉上窗纱，但他总是不乐意地用力再把窗纱拉开并塞进金属架里，说：“怕什么，这是人民群众啊！我为什么怕群众呢？”工作人员向他解释对个别坏人还是应提防的，他又说：“即使有个别坏人也不怕嘛！这么多好人在，一个坏人哪敢害我呐？即使想害，我们已走了，不怕的。”
♦他心里装着农民
列车奔驰在广袤的原野上，为毛主席视察农作物生长状况提供了条件。我常出入他的车厢，有时与他老人家坐在一起观察不断变换的地块。他看的是那样出神细致。他边看边指给我说：“这一带麦子比较好……”脸上洋溢着喜悦之情。“这是什么呀？噢，是红薯地。”突然，他又兴奋地说：“你看，栽上的红薯秧都活了。”过了一会，又着急地说：“哎呀！这块地危险呐。”我顺势一看，原来是块发蔫的红薯秧地。
有一次，列车行进在北国大地，田地里生长着即将成熟的麦子。突然，一位肩上挑担的农妇映入眼帘。她好像是往地里送饭后返回村庄。她一边走，一边用手一把接一把地将麦穗上的麦粒往口袋里装。我惊讶地对主席说：“您看，偷麦子的。”主席忙低声说：“别出声，别出声！”他生怕伤害了那位妇女的自尊心。毛主席一直望着那位妇女的身影消失在窗外，才怅然若失地自言自语道：“看来，农民的粮食还是不够吃啊！不然，她何苦去抓那几把麦粒呢？”那天吃饭时，我注意到主席神色严肃，沉默不语，大概仍在想着那位农妇的事。
他最关心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庄稼的长势。他曾对我说：“这几个省总是干旱缺水。只要这三省的粮食能自给了，全国的粮食就会富裕些了。”为此，他曾在列车上召集这几个省的领导谈话、开会，研究解决水利问题。
毛主席不满足在列车上“走马观花”，经常停车“下马看花”。当车停在某一支线上时，他就下车在周围地里转一转，不时摸一摸庄稼。有时不但在近处看，还乘车到远处再看看。从北方的小麦、玉米、红薯地到南方的稻田、油菜花，他都亲眼看看，亲手摸摸。记得有一次，一对外宾夫妇在列车上与主席会见后，也兴致勃勃地随主席下车到地里察看庄稼。女外宾穿着高跟鞋，行走在坎坷不平及松软的地里，结果，一只鞋的后跟折断了。女宾不但不觉难堪，反而伸出那只没鞋跟的脚哈哈大笑起来，顿时，也引得大家哈哈大笑，给这次的接见增添了乐趣。
三年困难初期，主席来到一个村子察看农民生活。主席的突然出现，使村民们既激动又手足无措。他们把主席领到一间简陋的大北屋里，临时拼摆了几张旧的桌子，桌上放了几堆花生和红枣，这是一位老大娘刚从自己的小篮子里拿出来的。一切，都是临时准备的。
主席坐在长凳上同村干部拉家常，问他们“每天每人能吃到多少粮？”“猪还喂着没，给猪给鸡吃什么？”一位村干部介绍情况，老人们也不时插话，“生活还行，够吃。”“请主席放心。”总之，尽说好话。谈了一会，主席起身，请他们带着到村子里走走。主席离开屋子时，还问一位老大娘：“你们能吃到一点肉吗？”大娘说：“我们能吃到，常吃哩，请主席放心！”主席随人群往外走，顺手拉住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到身边，弯下腰小声问他：“你们能吃到肉吗？”小孩随口回答：“没吃过，过年时才吃一点点。”他一边笑，一边用小手指比画着。这时，主席朝我说：“我相信这孩子说的是真话。”回来后，主席坐在客厅抽烟，并不时地重复着这句话，陷入深深的思虑。由此，我也领悟到主席几年不吃肉的缘由。
主席对一度出现的虚报产量，搞浮夸风极为不满。一次，我对主席说：“参观天津郊区实验田我没去成，听说小孩子坐上去掉不下来，还说把鸡蛋放在稻穗上滚，滚来滚去也掉不下来，是真的吗？”主席冷笑着说：“是假的，这是自欺欺人，可别相信。”又说：“真正懂得一点农业知识的人是不会上当的。”过一会他又生气地说：“这种做法会害死人啊……”主席虽对浮夸风不满，但对农民对付这种坏风气而采取的对策——瞒产，则十分赞赏。一次，当地领导在专列上向他汇报完情况，他一人正在车厢办公室抽烟，这时我正好从他车厢经过，他叫我进来。笑着说：“我一听说农民瞒产就高兴。藏粮于民，好啊！”接着他又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主席是个具有真知灼见又很有心计的人。在视察麦田时，他有时用手丈量麦垄之间的距离，有时抓住一个麦穗比试一下长度。一次，我指着一块麦田小声问：“这块地麦子好，一亩能打800斤吗？”主席摆摆手说：“600斤是可能的。”这时，主席发现远处一片麦田说：“这块地可能收回种子所剩无几了。”我问其由，主席说：“人勤地不懒吆，你看，这片地在地头，犁得也浅了，根也没扎深，又缺肥缺水。”主席又告诫我们说：“不应忽视地边、地头，这些地加起来数字可不小啊！”毛主席对农作物有着特殊的兴趣。每当专列进入皖南、江苏、上海、浙江及两湖，看到各色农作物色彩纷呈、生机盎然的景象，主席便情不自禁地给我们这些北方人指点着，给我们介绍农作物的名称，什么红花草、肥田萝卜及它们的作用，又介绍哪些地区长两季稻啦，哪些地区只能长一季稻，但可再种杂粮，等等。有时他还有意考一下我们对农村、庄稼和树木等方面的知识。主席还给我们讲南、北方的差异，讲为什么江南每人只有几分地就够吃，而北方有的地方每人平均几亩田还不够吃的原因。主席的这些亲切教诲，使我增长了不少农业知识。我们也见过主席对农作物陶醉的情景：一次在上海，在由锦江回郊区住地的路上，见到一大片绿油油、肥沃的菜地，主席立刻走下车来，脸上充满欣慰、赞叹的表情，像观赏一块翠玉似的。当前边又出现一大块盛开着黄花的油菜田时，他兴致更浓了，笑着说：“这里的油菜长势好，这么高啊！”边说边走进地里。
主席还关心“水上人家”的疾苦。1960年在广州视察，我们陪他沿江散步，看着江面上穿梭往来的小船，主席问当地领导：“水上人家有多少已搬到岸上住了？还有多少没搬？什么时候才能解决？”回答说：“有二分之一以上的人家已搬上岸，估计几年后可以解决。”主席又对大家说：“渔民一年四季生活在狭窄的船上，够苦的了。”接着又介绍为什么渔家小孩身上都挂有木鼓、竹筒等漂浮物的道理。
出于对农业的关心，主席对气象也很关心。有一年北方麦子刚割过，他在办公室看文件，听到雨声，高兴地说：“下雨了？”我们做了肯定的回答后，他又说：“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阴吃饱饭。”还有一年冬季，一天大雪之后我去看主席。主席刚起床，站在窗前正望着一片银装素裹的雪景。他见我进来说：“这雪下得好啊！你去了解一下这场雪下到哪里了？有多大的面积？”我立即到值班室给汪东兴打了电话，一会儿工夫，回了电话，说东北、华北都下了大雪，这场雪一直下到武汉。主席听了高兴得连声说：“好，好，种小麦的地区都下雪了。”
为真正了解下面的实情，主席历来主张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除自己下去外，还曾派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等组织调查组下乡调查，并要求中央、省市领导下基层调查研究。他对调查材料十分重视，随到随看。中央领导同志下去后，大都是让秘书用电话把调查材料传到主席这边来的。为此，我不知为主席抄录了多少份这样的调查报告，其中谭震林的报告就是这样传到杭州主席住地的。除此之外，主席还常派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下乡或以探家的方式，为他做各种题材的调查。我就为他老人家做过一些调查。1961年3月，毛主席在广州召开了中南、西南、华南地区的“三南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农村工作条例。这就是在大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一个历史性文件。
♦走到工人中间
主席对工业建设也给以极大的关注。在北京，曾多次参观过各种工业展览会，也常抓时机去工厂了解情况。
1959年10月，主席参观了天津的工业展览会和街道工业的展览，并在一个礼堂接见了各级领导班子的代表和群众代表，对大家鼓舞很大。主席还去安徽马鞍山钢铁厂参观，仔细观看了生产过程，与干部工人交谈，了解生产形势及他们生活的情况。
毛主席去工厂参观，总是希望能维持正常的生产秩序，以确保完成生产任务。他受到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爱戴，当他出现在工人之中时，维持正常的生产秩序就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
有一次，主席提出到工厂参观。事前，叶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同志与当地领导商量，为让主席能多看看，希望工人各自坚守岗位，保持正常秩序。这样，主席能多看、多问，同时工人同志也都可以见到主席了。那天，主席走进车间，工人们个个露出幸福的微笑，尽管各自操作着机床，但心已不在机床上。主席走了几个机床，便停在一个机床旁，边看边与工人交谈，这时，其他机床的工人蜂拥而至，围拢在主席身边，争相与主席握手，欢呼跳跃，生产秩序一下子乱了，厂干部怎么劝说都无济于事。主席微笑着同每个伸过来手的工人握手。我们随行人员既激动又狼狈。李银桥的一只脚被挤到车床边的一个油桶里，鞋上、裤上沾满了油；摄影师侯波的一只袜子被踩破了。她与李银桥还开玩笑地说：“你占便宜了，人家没向你要油票算是开恩了！”逗得大家直笑。
有一年五一节，主席在上海，他想和工人一起过节，市委安排到齿轮厂，但没给工厂打招呼。
为减少车辆，随行人员都挤在几辆小车里，我占了年龄小的便宜，挤在主席的车里。车子进厂后，便停在—个简易工棚外，工棚里传出一女同志讲话的声音，估计里面正召开“五一”庆祝会。大家见几辆小车开来，好奇地向外张望，女同志不知发生了何事，中止了讲话也向外看。当工人们发现是毛主席来到时，会场一下沸腾了，爆发出“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工人们并纷纷上前与毛主席握手。主席在市委负责人的引领下，走上讲台坐下，我们和工人一起坐在台下小凳上。由于事情发生得突然，讲话的女同志过于激动，不知所措，只是看着主席发笑。主席微笑着向她示意继续讲下去。她操着上海话说：“阿拉（我）见了毛主席，港（讲）也港（讲）勿出来了。”她一开腔，台上台下一片欢笑，又是一阵欢呼声。台下许多工人又站起来看毛主席，不肯坐下。主席不停地招手致意，请大家坐下来。这场面持续了许久才恢复正常。主席认真地听着工人们的发言，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
♦悄然走进军营
在外地视察，如有机会，主席总是想多走走，多看看。除了工厂、农村，对兵营也十分关心。
一次，专列停在浙江金华一条支线上。他想去附近一个驻军看看。强调不预先通知，来个“突然袭击”。
当主席的车进到驻军院子时，部队的两位师首长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忙从办公室出来，一看是主席来了，立刻呆住了，两人又惊又喜，十分激动。稍定，才说：“主席好。请主席到我们办公室去吧。”
主席亲切地同他们握手，便问：“办公室里还有谁啊？”
“就我们两个。”
主席含笑又幽默地说：“你们两个我不是都看见了吗？你们领我去看看战士们吧！”
两位首长领着主席朝后边的小门走去，说这条路离连队近些。但一到那儿，才发现这小柴门已被粗铁丝缠上封死了。两位首长想返回走另一条路，又怕太远，怕主席受累，正犹豫着急时，跟随主席的警卫科长孙勇急中生智，走上前用两只有力的大手，把铁丝一圈一圈拧开了，主席和大家佩服地哈哈笑了，两位首长也松了口气。
到了营房，主席进了一个班的宿舍，战士们正在学习。他们见毛主席突然出现，个个惊讶，激动异常，满脸红润，又有几分腼腆，只顾站起来向主席微笑。主席同他们一一握手，问他们都是哪里人，战土们一一作答。这个班大部分是浙江籍人，只有一个湖南人。主席听后开玩笑地说：“你们可别欺侮他一个外乡人啊！”逗得大家都笑了。战士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不会的。"接着主席又问：“一个月发几块钱？”战士回答后，主席说：“别都花完了，若家里有困难，还可给家寄—点去。”战士们憨厚地笑着说：“是的，是的。”主席还问：“你们还发什么？衬衣衬裤都发吗？牙刷、牙膏发不发？”战士们都抢着做了肯定的回答。
这时，主席环顾了一下整洁的宿舍，视线落在—排枪架。他向前走了两步，像考难题似地问：“擦枪用的布发不发？”战士们笑着说：“发，发。”
我这时站在宿舍门边，外面的战士发觉有外人来访，好奇地问我：“谁来了？”我们几个工作人员说：“是毛主席来看你们来了！”他们不信，说：“别开玩笑！”我们就闪开身子，指着屋里说：“你们看！”他们踮起脚往里一望，转身拔腿就往自己的宿舍跑，边跑边喊：“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
顿时，各宿舍的战土都出来了。当许多战士赶来看主席时，主席正好出来，向战士们招手，并与离得近的战士握手、问话。部队首长还没来得及把战士集合起来，主席已向大家告别，离开了营区。
这是一次非常自然、亲切的会见，没给部队添负担，大家都很轻松、愉快。
毛主席给予我们的教育、理解和关怀
1953年初春，我从军委机要学校（长春793部队）毕业后，到中央机要局工作。1959年，担任了毛主席的机要员。因为工作关系，我与主席接触的机会是很多的。主席是个豁达开朗的人，在我的心目中，他既是伟大领袖，又是慈祥的长者。在他面前，我是无拘无束的，不存在什么神秘感，也从未有过畏惧感。我热爱他、尊敬他。凡是真正与他有过长时间接触或真正了解他的人，都会如此。
回忆起他老人家在北京寓所，在列车上，在农村、工厂、军营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我感到有责任和义务把它写出来，留给历史，并与后人共勉。深愿读者从这些真实、生动的故事中得到教益和启迪。
♦团结对自己有意见的人
主席是善于团结同志的人，对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甚至反对自己的人，也都努力团结。战争年代，王明与他意见严重相左，曾激烈反对和排挤过他。但他还是以团结为重，在党的七大上做了许多工作，提议选举王明为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仍让王明担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他不仅以身作则，也要求身边工作的同志这样去做。
有一年年终总结后，我把小组对我的鉴定给主席看，作为向他的汇报。鉴定上写了我许多优点，主席看完后，抬头看看我，点点头，微笑了一下，然后，他拿起笔指着其中的一条问：“说你团结同志好，你说说看是怎么个好法？”我说：“我一般同大伙关系都还是好的，都能谈得来，当然也有个别人相处不太好的。”主席紧接着问：“为什么？”我说：“我这个人喜欢直来直去，有什么意见当面说，不喜欢当面不说背后说的人。”主席忍不住笑了，说：“你这样不能算团结同志好。与要好的同志谈得来，搞好关系，这不能算团结同志好，因为你同他们这些人本来就不存在团结问题嘛，而恰恰是你认为谈不来的人，你对他有意见的人，他对你也有意见的人，这中间存在一个团结问题。然后你主动去接近他，与他交心，征求意见，从此两人和好了，这才叫团结同志好。你说是吗？”
我没吭声，虽然觉得主席这番话确有道理，但还是自认为与多数关系搞好了就是所谓团结好。主席看我没言语，又耐心地讲下去，“你对自己要求不背后议论人，有话当面说，这是对的。不然很容易伤感情的。但一旦别人在背后议论了你，说了你的坏话，你就要正确对待了。不是有句谚语说，‘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吗？应该把它看成是社会现象。这样你才能团结好同志。”
主席一席话，使我豁然开朗，确实点到了我的弱点，过去原以为团结同志好是自己的优点，现在才懂得过去标准不高，还称不起是一条优点。我这才点了点头说：“主席说得对。”主席把头仰靠在沙发上笑了。
♦读点书吧
主席是个手不释卷的人，他把时间看得尤其宝贵，他最高兴和支持身边的同志多读书学习，总不愿意让工作人员为他浪费更多时间。在50年代，他拿出自己的稿费为身边警卫战士办学，提高他们的知识文化水平。在中南海他的寓所，有一天，我看到服务员在院子里扫树叶，主席说：“你们去学习吧，不要扫了。”服务员回答说：“不扫怎么行，会生蚊子的。”主席说：“有几个蚊子怕什么？”服务员说：“怕有细菌。”主席又说：“哪里没有细菌呢？任何地方都有细菌。”然后指着护士长吴旭君诙谐地说：“只有她没有细菌，她叫‘无细菌’（吴旭君的谐音）。”一句话把大家逗笑了。1960年春节前后，毛主席在广州参加会议。广州的蚊子一年四季不绝，又多又大，特别是晚上，稍不注意蚊帐里就会钻进几个蚊子嗡嗡叫。卫士长李银桥和卫士小田、小封、小尹等同志趁主席在室外散步时，动员大家到主席的房间帮助打一会蚊子。大家都乐意热热闹闹打一阵。主席看到后阻止说：“不要打了，有几个蚊子怕什么！有这个时间你们去读点书吧！”接着他又给大家讲起笑话，说：“北方人一听说南方，就认为南方的蚊子又大又长呀！厉害得很呀！吓得要死；南方人一听说北方，就认为如何冷呀！冷得不得了呀！滴水成冰呀，出屋去小便都要拿着棍子呀！……”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深深的体谅
我们机要人员的工作是没有时间规律的，什么时间有电报，就什么时间工作。平时在机关，可以按电报内容的主次缓急徐徐办理，而出差期间，我们不论急与缓，一分钟也不愿积压，随到随办。但是主席不这样看，他为了让我们多睡一会儿觉，有时指示分管我们的领导同志，不急的电报就暂时压一下，让我们休息之后再办。
记得1959年，主席在外地视察，专列停靠在一条支线上。已是晚上10点多钟了，当时我正在主席车厢办公室里坐着听主席给我谈读书的事。叶子龙主任开门进来，对我说：“小谢，你去给北京（指中央）发一份电报。”我立即起身就走，这时主席说：“天这么晚了，你看她都困了，让她回去睡觉去吧！不急，明天早上发出去也不迟嘛!”我心想哪能这样做呢？对主席说：“不要紧的，我夜里工作惯了，我们机要人员也是‘夜猫子’啊。”主席笑了。不到12点，我就把工作处理完了，正要休息，主席的卫士封耀松来到我的门口，说：“小谢，主席请你去吃饭。”他还说：“主席吃饭时，想到你还在工作，就特嘱我来喊你。”我听了心里热乎乎的，高高兴兴随小封一起来到餐厅，同主席一起吃夜餐。
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警卫、秘书、医护和机要人员责任都很重，人人也都很自觉，但一时疏忽出差错的事还是有的。主席对自己很严，而对别人则很宽容，出了差错能予谅解，使人不感到紧张。
1961年春季，主席住在杭州，当时我的工作量很大，主要不是电报多，而是接听、记录保密电话的任务重。那一段时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主席让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下到基层搞调查研究，然后向他汇报情况。他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调查报告，什么时候来我就什么时候看。”每份调查报告多在几千字以上，连续不断。特別是夜间，有时我感到连续工作十分疲劳。但为了赶在主席入睡前或起床后就能看到这些调查报告，我记录的速度较快，但字迹就比较草，加之电话里秘书们的不同口音，我听不清楚，保密电话更不清楚，这样难免出现 一些错别字。主席看完后，总是把错别字画出来，在旁边注上正确的字，再让高秘书或罗秘书拿给我看。我感到很不好意思，觉得自己的过错影响了主席的工作，便去向主席道歉：“我写得不好，有的字写错了，影响了您阅看。”主席没有批评我，和蔼地说：“没关系，你写得很好，你的字我都熟悉了，我能看清。即使个别字错了也没关系，我能看出来。”又说：“我让秘书拿给你看，绝不是批评你，而是让你知道哪些字错了，应该是什么字，今后你就会提高的。”我听了感到很亲切，也十分感动。
记得还有一次，也是在列车上，主席身边一位同志，平时工作一贯兢兢业业，没出过什么差错，而那次在给主席送一封剪开口的信件时，信瓤漏在自己桌子上了。主席拿起这封信阅看时，信封里是空的，他原以为不慎掉在地上了，就起来桌上、桌下、床上、床下地找来找去。我当时从那里经过，不知主席在找什么。当这位同志带着歉意，很不好意思地将信内的几页纸送给主席时，主席哈哈大笑了，说：“我还以为是我将信封里的东西漏到什么地方呐！”当他看出这位同志有些不安时，就安慰说：“没事，没丢就好。”
♦不尽的关怀
主席对身边工作的同志是关心和爱护的，常替同志们着想，主动关照工作人员的婚姻、家庭问题，使人倍感温暖。
60年代初，警卫科长沈同已经30多岁了，仍未结婚，主席为他着了急。有一次，我听主席对身边一位做医务工作的同志说：“你们可以帮帮他的忙，你们那里女同志多嘛！”后来，不知是谁真的给老沈介绍了个王大夫，主席听说后很高兴。当时主席正在上海，还见了他们夫妇。当沈同将夫人介绍给主席时，主席满面笑容地同她握手，向他们表示祝贺。
大概也是这个时期前后，为主席理发的小钱要结婚了，因为他是浙江杭州人，一时抽不出时间回家办喜事。主席听说后，就在专列到达上海停留期间，让人把小钱的未婚妻从杭州接到上海，借用一间客房，给小钱完了婚。小钱夫妇非常满意，我们也都为他们高兴。
毛主席对我的关心和照顾也是很周到的。我与苏延励1959年结婚后不到一个月，他就回广州部队了。1960年春节前，主席乘专列到了广州，住在东山省委招待所。我丈夫的部队机关在黄花岗，两处相距不远。为了保密，我没有敢去与丈夫相见。但主席却想到了我的事，交代秘书高智派车把我丈夫从部队接到招待所，并要请他吃饭。我考虑主席工作忙，就与丈夫商量，回到广州空军大院住。第二天主席见到我丈夫时关心地问：“有没有地方住？”“住在什么地方啦？”“如果没有地方住，就住在我们这里。”当我们一一做了回答后，他才放心。
主席在广州频频召开会议，工作很忙，考虑的问题很多，但每到星期日，还总要关照我的事，有时直接告诉我，有时让高智、罗光禄两位秘书转告我，放我回丈夫处住宿，直到专列离开广州。
除此之外，主席还关心同志们的身体健康。他平时对自己生病并不在乎，但若听到别人有什么伤病，却十分着急。
大约1961年，主席到南方视察，专列行驶到一省城的郊外，停在一个支线上。主席找当地领导同志到车上谈工作，谈了一上午。工作人员除值班的外，没什么事的，就和当地一个部队的战士们组织了—场篮球比赛，球打得挺激烈。卫士张仙鹏带球投篮，因跑动过猛，将脸部碰到球架的支柱上，几处皮肤被擦破，渍出了鲜血。当我们回到列车上时，主席已开完会，我无意将小张赛球受伤的事告诉了他，主席听了认真起来，心疼地说：“哎呀！怎么得了啊，他现在在哪里？我去看看他。”说着就起身往外走，我连忙阻拦，说：“不要紧，您就别去看啦。”但老人家不听，非要去看。我知道小张正在距主席两车厢的一个小会议室内，让主席走过去不便，就急忙跑过去告诉张仙鹏。小张激动地快速迎上来，一老一少在中间车厢相遇。小张憨笑着说：“主席，您别担心，没关系的。”主席满面愁容地看着小张的脸说：“搞成这个样子，不疼吗？你怎么还笑？”小张说：“没事，只破了一点皮，您老人家回去吧！”主席又怀疑地问：“没事的？”然后交代：“你不要值班了，好好休息。”小张一边答应，一边搀着主席回他的车厢。主席关心身边工作人员的例子，简直是不胜枚举。
现在回忆起这些往事，使我清晰地看到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动形象。他所倡导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新型同志关系，他自己首先做到了。在这种相处之中，我时时忘却伟大与平凡的界限，而感觉置身在充满平等、信任与真诚的气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