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我们来做你朋友吧
1921年春夏之交，是毛泽东和萧子升最后的四个月。那年三月，从巴黎休假回国的萧子升来看望几年没见的老友毛泽东，但这时他二人的思想已大有分歧，常年旅居法国的萧子升坚持认同无政府主义，而在国内尝试过各种办法的毛泽东则反而开始同意起蔡和森说的「俄国模式」。这让萧子升很是生气，因为1920年他刚因为这个和蔡和森吵了一架。
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乃是当年长沙城里的「湘江三友」，我们就将顺着他们不同的命运走向，缓缓叙述。
到了6月，毛泽东说要去上海，正巧萧子升也有意北上然后回法国，于是便和毛泽东一同上船。在从长沙到上海的船上，毛泽东依旧想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大纲》推荐给萧子升，萧子升则始终用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作为自己的政治理念，二人不欢而散。到了上海后没几天，毛泽东同萧子升说要去一趟浙江，萧子升欣然应允，于是二人同游了西湖，然后毛泽东便不知了去向，萧子升则径自北上，接着去了法国。等萧子升回国时已经是1924年了，担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民报》总编辑、中法大学教授、国立北京大学委员兼农学院院长、华北大学校长及国民政府农矿部次长、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等职。1932年8月陷入「故宫盗窃案」，晚年流落拉美。
1921年的这次会面，也许就是毛泽东和萧子升二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其实毛泽东和萧子升的分歧由来虽久，但很多年前萧子升是毛泽东最崇拜的人。
现在让我们把时针拨到1912年6月，除开毛泽东17岁时在东山高等小学堂写的《言志》和《宋襄公论》目前已找不到原文外，写于1912年6月的这篇《商鞅徙木立信论》可以算得上是目前可考的最早文章。
当时看罢这篇文章的国文教员柳潜给出这样的评语：「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入古。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点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其实这篇文章很有代表性。一来它是用文言写就，虽然是浅白的文言，但依旧能从中看出毛泽东的旧学功底;二来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提出了和历来文人对商鞅的不同看法，而这种看法是贯穿他人生始终的;三来这篇文章里「鞅当孝公之世，中原最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一句其实足可见毛泽东写此文与关切时事之间的联系。
但最重要也是最没被人发现的，其实还是第四点。人民，那个后来被他高呼「万岁」的人民，在这篇文章里是作为愚民登场的：「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那年的毛泽东19岁。那年的毛泽东还有着很朴素的精英右派思想。而这种思想直到1919年才有了显著的改变，从《毛泽东年谱》上看，这和他亲自进行政治活动和亲眼见到五四运动的力量有关。
在此之前，毛泽东只是一个从韶山冲的山沟沟里出来的农民。就在来年，他每日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当时图书馆里有一张世界地图，他饶有兴趣地看了半天，结果发现上面只有长沙，连湘潭都没有，何况韶山，这给了他很大冲击。在1915年2月24日他写给表哥文咏昌的信件里提到，他读书时不慎将向表哥借的「《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很可见读书用功力度之大。
就在这时，他遇到了萧子升。
从1915年8月给萧子升的信件开始，我们就能看到毛泽东当时对萧子升的极大崇拜：「今者子升以默默示我准则，合乎圣贤之旨，敢不拜嘉!」类似的话语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比比皆是。在1916年1月28日的信件里这么说：「日来思念殊甚，想迁易新地，必多惬意。」同年2月19日则写道：「若是日天晴，可同往否?相违咫尺数日，情若千里三秋。」在6月24日的信件里同样表达了自己的真情：「前托时惠德言，愿勿食信，并望爱护身体，拳拳一腔，不能毕宣。」
当然，毛泽东也不独缺萧子升这一个朋友。1917年9月，他便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启事说「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
「如果我生活在一百年前，我一定来交你这个朋友。」当年看到招友启事的我，在心里这么说。
回到萧子升。在萧子升的回忆录里，他记录了一段和毛泽东关于刘邦的争论。在他的笔下，毛泽东认为刘邦是一个大英雄：「刘邦是历史上第一个平民做皇帝的，我认为他应称得上一个大英雄!」萧子升却有着相反的意见，他说：「他是一个坏人。他太自私了;就他作为皇帝来说，他也太自我中心化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是坏人的原因。他只不过是一个怀有政治野心而成功了的人罢了。也许他的心肠并不坏，然而因为政治野心继续增长，终于使他心地卑劣，理想愈来愈淡，人格也开始堕落，于是他便成了一个坏人。」
萧子升的这篇回忆录写于1959年，那时他已经旅居乌拉圭，因此这段争吵也许是有用意的，无论是真是假，那时的毛泽东和萧子升其实已经有了极大的价值观差异。
尽管在1915年11月9日毛泽东写给黎锦熙的信件里，他还流露过想当隐士的心理：「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当然，那年的他心智不稳，有波动是正常的。
在《毛泽东早期文稿》收录的1912-1920年间他写给众人的36封信件里，足足有13封是写给萧子升的，足见彼此情谊。令人怅惘的是，毛泽东给萧子升的这些信件，是当地党组织在土改中发现并保存下来的，这不免让人觉得，萧子升也许并不是很看重这一份情谊。
更令人怅惘的是，萧子升后来在回忆录里流露出了对毛泽东及共产党的极大不满，尽管他在前言里这么说：「我相信本书是记述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以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之诞生和有组织的发展之头一部著作。我深信，我是唯一熟知此等事件之细节和秘密的人;而由于我并非政坛中人物，故能够公正而自由地加以揭露。」但行文间却很明显倾向于国民党，当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甚至自己的好友蔡和森被国民党秘密杀害时，萧子升直接站在国民党的角度，说他们都是被「枪毙」、「击毙」的。与此同时，他还披露了一段杨开慧当年暗恋他却不果的事情，事情的真相永远无从得知了，只是在杨开慧死后，他却这样写道：「我应该负罪地说：『假定我未曾结婚，假定我接受了她的爱情，她一定不会以毛泽东妻子的身分被逮捕和被枪毙。』」
也许萧子升和毛泽东早已经不是朋友了吧。
还是让我们回到那个时代，虽然毛泽东那时还没接触到共产党，还没和萧子升产生巨大的分歧，但毛泽东的想法已经在那几年里迅速地成熟起来，1916年7月25日他在给萧子升的信(也许是可考的最后一封)里，正式提出了这样一则预言：「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骎骎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
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毛泽东提出过非常多的预见，其中最出名的自然是《论持久战》，而在此之前，亦即在他完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他同样有着非常多的政治预见。如1919年7月21日在《高兴和沉痛》里写下这样的话：「克勒满沙高兴之极，即德国人沉痛之极。包管十年二十年后，你们法国人，又有一番大大的头痛，愿你们记取此言。」而七天后在评点日德密约后又写下：「我们应知道日本和德国，是屡次寻奸未遂的狗男女，他们虽未遂，那寻奸的念头，是永远不会打断的。」包括对溥仪的看法，也比当时的其他人多了远见：「避居瑞士的卡尔，和伏处北京的博(溥)仪，国民不加意防备，早晚还是一个祸根。」
1920年之前，毛泽东和萧子升文字上的最后互动出现在1917年夏季，毛泽东给萧子升读书札记《一切入一》作序，这篇文章极见行文中的韩愈风骨，读罢此文，不得不感慨毛泽东旧学功底之深，放在当时的大家中亦不遑多让。在目前能找到的《讲堂录》(毛泽东听课笔记)里，我们就能窥探一二。
除了萧子升，时常和毛泽东的通信还有黎锦熙。作为毛泽东的老师和朋友，他曾经被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批评过：「其实兄尚非今之所谓名士也。事务之官，固不同乘权借势之选，而兄之所处，不过编书，犹是书生事业，并事务官而无之，于进退之义何有?」(1916年12月9日，致黎锦熙信)
而更多的，则是承担良师益友的职责，向毛泽东反复陈述实际行动的重要：「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在这封信里，毛泽东还流露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前兆：「故某公(梁启超)常自谓：『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与否，亦未可知。盖研究日进，前之臆见自见其妄，宁不误尽天下!」
更重要的是，在这封他与黎锦熙的通信里，强调了一以贯之的重要性：「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
那么毛泽东的一以贯之是什么呢?实践。
黎锦熙是有意保存下和毛泽东的通信往来的，1952年建国后，他将这些藏品清检出来，并结合自己的回忆，在每封信后写了按语与注释，题作《毛主席六札记事并注释》，从注释来看，也许毛泽东已经没法和黎锦熙像当年那样愉快交谈了。
当然，对毛泽东更为重要的人是杨昌济。只是杨昌济和毛泽东的书信往来不多，而毛泽东的同学杨韶华，则在20年代初向毛泽东借阅了杨昌济翻译、毛泽东誊抄并批注过的泡尔生著作《伦理学原理》，也因此建国后当他将这本书还给毛泽东时，人们才能看到毛泽东当年的批注。
杨昌济是心学传人，这本书是西方唯心主义的二元论代表作，当年的毛泽东依旧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徘徊，在字里行间的批注中，我们能看到毛泽东朴素的唯物主义，也能看到他开始反对却不知道为什么，而在这些批注中，康德、霍布斯、王阳明、朱熹的名字时不时出现，中西哲学功底尽显。
这也许是贯穿他一生的，对一切的怀疑和自我的亲自实践。
1920年2月他在给陶毅(即陶斯咏，相传和毛泽东有过一段恋情)的信里，写道：「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那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这和他后来写出《反对本本主义》的中心思想是如出一辙的。
因此他会不断去试验。
他试验过工人夜校。在1917年10月30日的《夜校招学广告》里，他首次使用白话文：「列位最不便利的是什么?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才能写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呢?」
在后来《夜学日志首卷》里，他总结了办工人夜校的经验，不再骂他们是愚民，而是开始想办法帮助他们：「我国现状，社会之中坚实为大多数失学之国民，此辈阻碍政令之推行、自治之组织、风俗之改良、教育之普及，其力甚大。此时固应以学校教育为急，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材。而欲达此目的，不可不去为此目的之阻碍。」
在帮助他们的时候，也没有高高在上，而是用十分俗气的白话文，目的是为了让人看懂：「乃用白话自写自发，发时加以口说，大受彼等之欢迎，争相诘问，咸曰『读夜书去!』」
他试验过体育救国。1917年4月1日，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发表《体育之研究》。强调体育强国，提出「文明其精神， 野蛮其体魄」的口号。在这篇文章里，他先论述了体育之于德、智的重要性，这其中有着最原始的唯物主义思想，紧接着强调强身健体对民族的重要性，最后别出心裁地自创了毛氏六段操，名之曰「六段运动」。
当然，他还试验过舆论施压。1919年7月14日，他创办了《湘江评论》。在《创刊宣言》里，他的大气魄终于登场：「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也是在这篇文章里，他第一次提出人民的力量：「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只是在这篇文章里我们能看出来，当时的他还没有对国民进行过社会各阶层分析，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气势磅礴，已经令人眼前一亮：「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与此同时，《湘江评论》里还有许许多多开眼看世界的文章，如《证明协约国的平等正义》、《阿富汗执戈而起》、《来因共和国是丑国》、《好个民族自决》和《可怜的威尔逊》等。
也是在《湘江评论》里，毛泽东开始正式呼吁对女性的关注。从《难道走路是男子专有的》到《女子革命军》(「或问女子的头和男子的头，实在是一样。女子的腰和男子的腰实在是一样。为甚么女子头上偏要高竖那招摇畏风的髻?女子腰间偏要紧缚那拖泥带水的裙?我道，女子本来是罪人，高髻长裙，是男子加于他们的刑具。还有那脸上的脂粉，就是黔文。手上的饰物，就是桎梏。穿耳包脚为肉刑。学校家庭为牢狱。痛之不敢声。闭之不敢出。或问如何脱离这罪?我道，惟有起女子革命军。」)，直到最后连续十几篇的关于赵女士事件的文章，洋洋洒洒，足见他对女性权益问题的重视。
但是要说到《湘江评论》里最重要的文章，那自然是四篇《民众的大联合》了。按照《毛泽东年谱》，这时的他显然已经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
这篇文章横空出世，第一次正式提出人民需要联合起来：「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我们且看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鹫旗易了红旗，就可以晓得这中间有很深的道理了。」
在这篇文章里，除了提出这样的观点外，还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字里行间非常多的比喻，这和他后来的文风是一致的;二是全文都是浅显的白话文，走卒贩夫都能看得懂。
文章写到这时，我想他已经明白了，自己的文章不是写给士大夫，而是写给人民群众的。
但是《湘江评论》很快就被查封了。
然后他还试验过湖南建国。从驱张行动到湖南自治再到提出湖南建国，整个1919年到1920年，他都在做这些事，浩浩荡荡几十篇文章，全在讲述政治改良。到了1920年11月25日，在他写给向警予的信里，才正式认识到一点：「湖南人脑筋不清晰，无理想，无远计，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翻看他的早期文章，有很多时代印记，夸赞过袁世凯、崇拜过康有为，很快就把他二人一起骂了。而后来「矫枉必须过正」、「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时也已经隐隐体现。
每条路都走过，每条路都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每条路折腾下来，都有朋友离去。
和毛泽东不同，蔡和森是一直都坚持走俄国的道路。而撞了那么多次南墙的毛泽东，也才在给蔡和森的信里写道：「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1931年春，蔡和森从莫斯科回国，向中央申请，要求到瑞金中央苏区去搞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可是，由于当时广东党的组织遭到全面破坏，党要派他以中央代表身份到香港去领导南方局的工作，以挽回大局。就在赴港不久，蔡和森即被叛徒出卖遭捕，并被引渡到广州，惨遭杀害。
回到文首，1921年毛泽东和萧子升分道扬镳之后，萧子升的去向我们已经知道了，而毛泽东呢?萧子升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去参加的，正是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在那里，毛泽东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有的人他之前就认识，还有很多会在未来陆续的几十年里走进他的生命。
但那时，已经没有朋友了。有的人牺牲了，有的人不再是战友了。
1915年他给友人写信时说：「足下有志于此乎?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足下幸无暴弃。」也许他自己也没想到，他说的是自己。
也许他是不会有朋友的。他太孤独了。
所以，毛泽东，我们来做你朋友吧。
参考资料：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毛泽东年谱》、《毛泽东选集》，萧子升《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
附文
一百年前的今天，毛泽东24岁，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作者：孔鲤
1917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湖南度过了他的24岁生日，那天的他可能在长沙，也可能在浏阳的陈赞周同学家中种树。总之，翻遍史料也没有他在那一天的具体记录。
无事可载，暗流涌动，军阀混战，天下大乱。
如果按照农历来看，那么出生于癸巳年十一月十九日(1893年12月26日)的毛泽东，24岁生日应该是在丁巳年十一月十九，恰巧在1918年的1月1日元旦，万象更新、新年更始，但依旧无事可载。
24岁，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这应该是第二个本命年。然而就在1917年秋季，他在当时的老师、未来的岳父杨昌济给他的著作《伦理学原理》的批注里就写下了「数百年外侮内斗中民众个性屡被君主官僚残害之重弊，举国凡有压抑个人、违背国民个性者，罪莫大焉;故我国三纲所在必去，愚民愚治尽除，方有优塑民众强盛希冀」的话，以示他与传统的决裂。
再晚个几天，毛泽东就把他这段话放进了自己的作文《心之力》里，这篇文章被杨昌济打分105分(百分制)。
不用很多年，一年后的毛泽东也许就会对这篇文章的观点加以驳斥了。因为这篇文章是唯心主义的，比如开篇第一句话：「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细微至发梢，宏大至天地。世界、宇宙乃至万物皆为思维心力所驱使。」
很多年以后，毛泽东接受斯诺访谈，提到这篇文章时说：「在他(杨昌济)的影响下，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心力》(《心之力》)。那时我也是一个观念主义(唯心主义)者，我的文章大受杨教授的赞扬。给我那篇文章一百分。」
除了《心之力》，毛泽东在批注里还留下了这些话语：「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想到未来发生的种种，不免有一种三岁看到老的感慨。
那一年，马克思主义虽然已传到了中国，但它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无论是现在的毛泽东，还是后来的李大钊和陈独秀，都对马克思主义几乎没有认识。
其实，早在江南制造局编印的《西国近世汇编》里就已经出现了「欧罗巴司」(社会主义)和「康密尼」(共产主义)等词汇，但只是提及而已。而按照学术界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介绍出现在1899年2至5月上海广学会办的《万国公报》第121至124册里的由英国社会哲学家基德所著《社会进化》一书改编的《大同学》，这篇文章由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文，虽然是为基督教传播，但却正式提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在论及工人运动、工人罢工时说：「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穷黎既至其时，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世。」
此后每隔一段时间都有传入，但究竟没有李大钊那两篇文章来得振聋发聩，具体可查看王钰鑫的《试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一文。
我们把时间线拉回到1917年12月26日。
这一天，遥远北方俄国的十月革命也才刚刚过去了一个半月，还没有一个中国人意识到它即将对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此时距离李大钊于1918年11月15日写出《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以及喊出「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口号还要等上将近一年的时间。
意气风发的毛泽东，也是得到1918年的4月14日才和萧子升、萧三、何叔衡、陈赞周、邹鼎丞、张芝圃(张昆弟)、蔡林彬(蔡和森)、邹蕴真、陈书农、周明谛、叶兆桢、罗章龙等人在长沙岳麓山刘家台子蔡和森家创立新民学会。学会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会员守则为∶「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会议推选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不久，萧子升去法国，会务由毛泽东主持。
湖南近代史上最重要的进步青年团体踏上了历史舞台。
1920年下半年，新民学会的许多会员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后，学会逐渐停止了活动。
但这已经不是他人生中第一个创办的组织了。
就在1917年的9月25日，毛泽东发起组织第一师范湘潭校友会，得到湘潭同学的赞同。 当年12月14日，湘潭校友会在一师开成立大会，毛泽东报告该会的筹备经过及宗旨等。
而如果我们再往前看，早在1915年11月，毛泽东就已经被选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文牍，这一职务毛泽东连任四届，直到1917年10月8日，被选为一师学友会总务(负总责)兼教育研究部部长。
当选学友会总务后的毛泽东，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工人夜校。
当年10月30日，毛泽东亲自起草招生广告：「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甚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这个夜学专为列位工人设的。教的是写信、算帐，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列位大家想想，我们为甚么要如此做?无非是念列位工人的苦楚，想列位个个写得、算得。列位何不早来报个名，大家来听听讲?」
此举足可以看出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就已有实地操作、搞实践的想法和行为了，其实说到实践，这年更早一些，也就是暑假，毛泽东就和萧子升徒步走完了大半个湖南。
1917年7月中旬到8月16日途经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历时一个月，行程九百余里。未带一文钱，写些对联送人以解决食宿，沿途探访了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
也是在这一年，毛泽东开始在全国初露头角。1917年4月1日，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发表《体育之研究》。强调体育强国，提出「文明其精神， 野蛮其体魄」的口号。
文章说：「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提倡之者，不得其本，久而无效。长是不改，弱且加甚。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今之提倡者，非不设种种之方法，然而无效者，外力不足以动其心，不知何为体育之真义。体育果有如何之价值，效果云何，著手何处，皆茫乎如在雾中，其无效亦宜。欲图体育之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体育之自觉不可。苟自觉矣，则体育之条目，可不言而自知，命中致远之效，亦当不求而自至矣。不佞深感体育之要，伤提倡者之不得其当，知海内同志，同此病而相怜者必多。不自惭赧，贡其愚见，以资商榷。所言并非皆己实行，尚多空言理想之处，不敢为欺。倘辱不遗，赐之教诲，所虚心百拜者也。」
并在这篇文章的第八章节《运动一得之商榷》里提出并发明了自创的毛氏六段操，名之曰「六段运动」∶「(一)、手部运动，坐势。1.握拳向前屈伸。左右参，三次(左右参者，左动右息，右动左息，相参互也)。……(六)、调和运动，不定势。1.跳舞。十余次。2.深呼吸。三次。」
在这几年里，毛泽东的想法多变，时而高呼体育强身，时而希望湖南独立，时而强调唯心主义，时而呼吁教育强国。
教育强国，这也是他进湖南第一师范的原因。1913年春天，在写给父亲毛贻昌的信里说，冥思苦想后，觉得自己最适合于教书。
这个时候(1917年12月26日)的毛泽东，还从没出过湖南省。直到第二年(1918年)8月，才最终决定北上，与蔡和森等人会和。
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同罗学瓒等一行到达北京。后与蔡和森等八人住在距北京大学不远的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三间狭小的房子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生活清苦。今址尚存，为私人住宅(吉安所左巷8号，旧时的门牌是吉安所东夹道7号)。
正是这次的北京之行，改变了毛泽东的一生。
1918年10月，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北京大学的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这期间，时常看到李大钊和旁人在谈论马克思主义，耳濡目染也接触到了许多相关书刊。比起李大钊写那两篇文章，还早了一个月。
而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长沙》，其实要等到毛泽东1925年回到湖南时才诞生：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去世。时年32岁的毛泽东于秋天路过湘江，写下了这首词。
等到了1958年，毛泽东在谈到这首词时说：「击水：游泳。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回到1917年，就在毛泽东度过24岁生日的一个多月前，他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由他指挥的军事行动，很多年后毛泽东只说过一句：「这是我军事活动的开始。」
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湘粤桂联军与北军王汝贤、范国章部在湘潭接战。在南北军阀混战，北军败走，南军未到长沙之际，北军溃军王汝贤部在第一师范附近徘徊。
为防长沙城惨遭屠戮，毛泽东以学友会总务的名义，把学生志愿军组织起来，布防学校周围山头。当溃军向北移动时，联络警察分所，利用他们的真枪射击，志愿军放鞭炮助威， 高喊;「缴枪没事!」溃军不知虚实，惊慌失措，纷纷缴械，由商会出钱遣散。
全校师生议论说：「毛泽东通身是胆。」
那一天恰好是1917年11月15日。一年后的同一天，李大钊发表那两篇文章。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
文章开头提到的毛泽东的那位同学陈赞周，后来和毛泽东一起去了北京，再后来同蔡和森等人一起留学法国。在很早的时候，他就这样评价过毛泽东：「润芝(之)气质沉雄，确为我校一奇士，但择友甚严，居恒骛高远而卑流俗，有九天俛视之慨……堪称益友!」
一百年前的今天，1917年12月26日，毛泽东24岁整。那时的他撞了很多南墙，他还没想好自己要做什么，也没想好怎样才能真正的救中国。但是没关系，年轻就是试错的资本。「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只要你敢跃、敢飞。
一百年后的今天，2017年12月26日，你多大?
(参考资料：毛泽东《心之力》、《体育之研究》、《毛泽东年谱》、《毛主席诗词十九首》，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王钰鑫《试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