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宇：讲共产主义理想就会吓坏民营企业家、影响民间投资吗？
近日，一篇题为《共产党人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围绕这篇文章的争论，不是简单的理论之争，而是关系到如何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的重大问题。
中国并非按照马克思设想的，先建立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而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进入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就决定了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要回答。
在针对《共产党人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一文的批评中，有几个典型的论点，是需要认真研究和探讨的。
论点一：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公有制，经济效率低下。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则归功于私有制，这就说明，主张“消灭私有制”就是反对改革。
论点二：既然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归功于私有化，那么今天讲共产主义理想就会导致民营资本不敢投资，从而影响经济发展。
论点三：既然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归功于私有化，那么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就是进一步扩大私营经济的比重，不主张做大做强国有企业。
这些论点都是十分现实的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才能够理解围绕《消灭私有制》一文的争论。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对这些问题进行理性探讨，是有利于改革深化的。
本文探讨第二个问题：讲共产主义理想就会“吓坏民营企业家”吗？
有观点认为：周的文章已经造成了社会的震荡和思想的混乱。民营企业家群体对此感到忧心忡忡，认为这是吹风之举，转而审视手头的资产，感到茫然无措。这种在意识形态上的不确定感，让企业本来就严酷的竞争处境雪上加霜，不安全感倍增。
我们不赞成这种观点。认为讲共产主义理想就会吓坏民营企业家、导致企业不敢投资，这是一种混淆是非的观点。这种观点既不符合事实，也低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感召力，低估了广大民营企业家的觉悟。
首先，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追求，是近代以来中国走上富强道路的强大精神动力，是包括民族企业家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识
爱国的私营经济是中华民族经济的一部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广泛存在。但是，由于封建势力和外部资本主义势力的强大，当时的私营经济并没有自主发展的能力，而是要么依附官僚资本，要么依附买办资本才能发展起来，这是中国的民族经济先天不足的地方，决定了当时的民族经济具有天然的脆弱性。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30年主要依靠公有制经济启动现代化的原因。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漫长岁月，虽然有大批艰苦创业、爱国爱乡的实业家孜孜以求，但是由于当时的政府在政治上依附、经济上凋敝的状况下，这些实业家并没有施展能力的空间。一大批爱国的民族企业家，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也难以实现自己实业救国的理想。只有依靠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公有制，才能打破这一宿命。所以，当时很多人都认识到，没有强大而独立的工业体系，是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从而提出建立国有经济、集中力量实现工业化的设想。比如，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就提出发展国有资本、实行计划经济建设的思路。也正因为如此，从旧中国走过来的荣毅仁等爱国资本家也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拥护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社会主义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民族资产阶级的脆弱性和依附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承担起现代化和工业化的任务。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一面，但是也有落后的一面。除了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限制之外，一部分民族资本自身的缺陷也阻碍了其顺利发展。一部分资本家哄抬物价、扰乱金融、施放“五毒”、扰乱市场，同新政权进行了几次较量，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个别资本家向前线出售伪劣药品、囤积物资、发国难财，同新生的人民政权万众一心、舍生忘死的风格形成了强烈对比。对此，周恩来曾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黑暗腐朽的一面，那就是由于他们与帝国主义的、封建的、官僚买办的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本身也同世界各国资产阶级一样，具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1]。”这也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原因之一。
注 释：
[1]周恩来. 关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问。
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5/66626/4489150.html
（作者： 江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