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60年前毛泽东就把今天中国经济问题看透了
来源：手抄报 作者：老徐
中央提出防范重大风险，许多问题暴露出来。如果读读毛主席62年前写的《论十大关系》，你会豁然发现，毛泽东60多年前讲的就是中国现在的问题。
一，接受教训，少走弯路，还是摸着石头过河？
从１９５６年２月起，毛泽东用一个半月时间听取了中央３４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的一些领导同志参加了这些汇报会。关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十大关系的思想，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经过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由毛泽东概括出来的。同年４月２５日，毛泽东在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接着又在５月２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毛泽东一上来说：“我们工作中间还有些问题需要谈一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如今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毛泽东反对全盘借鉴苏联模式，研究苏联的教训和弯路。而今天摸着石头过河，全盘接受西方模式，不谈主义，不研究问题，不论姓“社”姓“资”，不管白黑，“彻底否定”，以“发展是硬道理”回避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不接受经验教训，是中国经济走到今天危机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不懂经济发展的规律，认为一包就灵，一改就通，简单粗暴教条主义方式方法的根源所在。）
二、为什么人？为多数人还是为少数人？
毛泽东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如今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
“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阶级”是经济学发明的概念，后来延伸为政治概念，简单地分为富人和穷人。这也是社会主义和资 本主义的区别，社会主义是为多数人，资本主义是为少数人。是一部分人富起来，还是共同富裕？这也是一个世界观问题。毛泽东的主张人民创造历史，战争年代依靠人民战争，人心向背是决定胜负的根本要素。搞建设发展经济，工人农民依然是主力军，是依靠的根本力量。而有些人则认为少数人、少数富人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因此精英治国精英治厂，厂长经理承包管理，工人下岗减负。为什么人的问题，依靠什么人的问题，仍然是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
三、粮食和泡沫
毛主席说：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
我们如今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
加重的结果怎么样？加重的结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重工业也可以积累，但是，在我们现有的经济条件下，轻工业、农业积累得更多更快些。
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
我们如今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这段话，讲了三个要害问题：第一是粮食问题。毛泽东把粮食问题讲得这么重，两年后就成了要害问题，有人说中国人的吃饱问题解决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中国实现了“亩产万斤粮”。对浮夸风和共产风，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予以批判，但却还是造成了饿死人的“三年自然灾害”。从粮食，毛泽东看得更为深刻，看到了官僚主义和官僚体制的危害，这也是文革的根源。说到底，这还是发展经济为了谁，是为人民群众，还是为了官？这个问题今天更加突出地呈现出来。第二是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今天的经济形态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第三是实与虚的问题。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都是实体产业，现在已经与房地产、金融、互联网等虚拟和泡沫经济产生了激烈对抗，脱实向虚泡沫化是中国经济的致命危害）。
四、沿海和内地
毛主席说：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所谓沿海，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
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如今，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不说十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从现有材料看来，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产以后，四年之内，除了收回本厂的投资以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厂，一个厂，至少半个厂。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这不是说新的工厂都建在沿海。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作了一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
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
（毛泽东当年论述这个问题， 与备战备荒为人民有直接的关系。实际上从战争方面去考虑，今天中国沿海城市的过度发展已经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一段 时间认为战争已经不存在了，是一种幻想，战争与和平是永恒的人类问题。今天美国对中国的战争威胁已经非常的现实和迫近，现代化战争对大城市的摧毁和损害 已经是战争考虑的要害问题。这不能说毛泽东有先见之明，而是有些人的见识太浅，如此浅显的规律都不顾。另外的问题就是地区间发展平衡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已经非常突出。第三就是中国的城市化道路问题，是把农村城市化还是消灭农村将农民搬到城里的问题。这三个都是经济发展的布局问题，也是短期和长远发展的问题，是长远发展还是急功近利的问题）。
五、经济和国防
毛主席说：国防不可不有。如今，我们有了一定的国防力量。经过抗美援朝和几年的整训，我们的军队加强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要更强些，装备也有所改进。我们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如今开始能造了。
我们如今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如今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如今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办呢?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一九五〇年，我们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提出精简国家机构、减少军政费用的问题，认为这是争取我国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这个比重太大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使它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
这里也发生这么一个问题，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军委讨论一下。
如今我们把兵统统裁掉好不好？那不好。因为还有敌人，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和包围嘛！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
（造原子弹得不偿失，是好大喜功。这是前些年有些人攻击和否定毛泽东的直接论点。他们把抗美援朝也否定了。中国军工也经历了艰难时刻，军转民和大量项目下马，而军队却要经商，可以说是混乱不堪。十八大以来，得以纠正，中国军工近年迅速发展。第二个问题是经济安全问题。毛主席主张汽车、飞机等重要产品要自主制造。后来40年放弃了毛泽东的独立自主，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和无度开放市场，危害巨大，在一些重要产业受制于人。第三是毛泽东主张精兵简政减少行政支出，支持经济和国防。现在是走了相反的道路，行政机构庞大，官员巨多，财政支出是不可承受之重。这三个问题都是很具体明确但很要害的问题）。
六、民生
毛主席说：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拿工人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关于工资，最近决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我们的工资一般还不高，但是因为就业的人多了，因为物价低和稳，加上其他种种条件，工人的生活比过去还是有了很大改善。在无产阶级政权下面，工人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积极性一直很高。去年年底中央号召反右倾保守，工人群众热烈拥护，奋战三个月，破例地超额完成了今年第一季度的计划。我们需要大力发扬他们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
这里还要谈一下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如今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也是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
再讲农民。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但是在粮食问题上曾经犯过一个错误。一九五四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尽管不少人是故意夸大，乘机攻击，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缺点。调查不够，摸不清底，多购了七十亿斤，这就是缺点。我们发现了缺点，一九五五年就少购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二百多亿斤粮食。这样，过去有意见的农民也说“共产党真是好”了。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
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但是就是这样，如果粗心大意，也还是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合作社所拿的部分，都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生产费不必说，管理费也是必要的，公积金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公益金是为了农民的福利。但是，这几项各占多少，应当同农民研究出一个合理的比例。生产费管理费都要力求节约。公积金公益金也要有个控制，不能希望一年把好事都做完。
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
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
（毛主席这里讲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问题。现在，集体这个概念没有了。国有企业还有，但总的来说企业私有化了，就是老板个人。那么个人呢？工人下岗了，农民单干了，集体解散了。国家的基础严重受损。40年中国经济增长100倍，但是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养老难却成了中国老百姓身上的四座大山。对农民的剥夺甚为严重，所谓城市化实际上是逼农民进城买房为政府财政和开发商的财富做贡献。因此现在已经提出农村振兴，民生也成为重中之重，建立全民医疗、教育、养老等福利制度建设已经提上重要日程，中国发展这是最需要补的一课）。
七、中央和诸侯经济
毛主席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当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中央要发展工业，地方也要发展工业。就是中央直属的工业，也还是要靠地方协助。至于农业和商业，更需要依靠地方。总之，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如今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立了一个部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下命令。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这种情况，必须纠正。
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冒下命令。在这方面，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
中央的部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去处理。
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拿我们自己的经验说，我们建国初期实行的那种大区制度，当时有必要，但是也有缺点，后来的高饶反党联盟，就多少利用了这个缺点。以后决定取消大区，各省直属中央，这是正确的。但是由此走到取消地方的必要的独立性，结果也不那么好。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高岗的那种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还有一个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这里说的主要是地方的上下级关系问题。省市对中央部门有意见，地、县、区、乡对省市就没有意见吗？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哪些事必须统一，不能乱来。总之，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这种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的争权，不能叫做地方主义，不能叫做闹独立性。
省市和省市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也要处理得好。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
在解决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希望你们好好研究讨论，并且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
（这是中国国家体制的根本问题。毛泽东强调大一统和中央集权，强调行政体制的活力。现在出现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的问题，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地方出现诸侯化，村霸都大量出现，搞独立王国，当土皇帝，土垒子都有经济的支撑。房地产成为地方诸侯经济的主要来源，卖地为生，供养起庞大的的地方政府，他们有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诉求，甚至对抗中央。2016年中央去库存，地方政府卖地3.2万亿；2017年中央说房住不炒，地方政府卖地5.4万亿，公开对抗中央。而权贵集团的出现也是对中央核心的威胁。加强中央核心统一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民主集中制，已经是中国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毛主席还讲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这是个平衡发展的问题，也是一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的问题。近些年来，民族冲突和战争成为世界焦点，可见毛主席的眼光洞察千秋）。
八、是非问题
毛主席还论述了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又讲了是非问题。
毛主席说：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
《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
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有人说要看他们改不改。我说单是看还不行，还要帮助他们改。这就是说，一要看，二要帮。人是要帮助的，没有犯错误的人要帮助，犯了错误的人更要帮助。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要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帮助。只看，是消极的，要设立各种条件帮助他改。是非一定要搞清楚，因为党内的原则争论，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不允许含糊的。按照情况，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恰如其分的合乎实际的批评，甚至必要的斗争，这是正常的，是为了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给帮助，反而幸灾乐祸，这就是宗派主义。
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容易把尾巴翘得高。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高岗本来是想搬石头打人的，结果却打倒了自己。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帮助态度还是采取敌视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
（毛主席在这里讲的是革命、继续革命和自我革命的问题。现在习主席又把这个问题重新提了出来。但在过去的40年里，这些问题被看作”极左“而被 否定了，以发展是硬道理掩盖了所有的问题和矛盾，致使今天腐败横行，社会堕落，人心丧失，黑恶势力当道。经济发展就不问是非，不分是非了，不分黑白了？荒唐到了极点）。
九、对外开放
毛主席说：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如今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
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我们党的支部书记，部队的连排长，都晓得在小本本上写着，今天总结经验有两点，一是优点，一是缺点。他们都晓得有两点，为什么我们只提一点？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如今有如今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比如，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如今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〇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党内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但是如今也还是有。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
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如今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如今，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我认为，中国有两条缺点，同时又是两条优点。
第一，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第二，我们的革命是后进的。虽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国早，但是那时没有共产党，那次革命也失败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比苏联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几年。在这点上，也轮不到我们来骄傲。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
我们这两条缺点，也是优点。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
因此，这两条对我们都有好处。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
（不断地有人批判毛主席闭关锁国，现在是全球化经济，世界是平的，毛泽东那一套过时了。读读毛主席这一段 讲话，毛主席不是很开放？并且是科学开放，不是盲目开放，不是一味地开放，最近中美贸易冲突，甚至被 美国直接宣布为敌人，说明前些年的对外开放问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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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泽东为中共注入了党魂
尽管南陈北李因故没能参加一大，但建党的核心组织者仍应该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只能算是建党人之一。在一大十二名代表中，总共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其中毛泽东、何叔衡所代表的湖南，具体党员数虽没查到，但实力应该是较强的。因为从新民学会、湘江评论、到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从实际上已经做了大量扎扎实实的建党准备工作。建党的确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但只是个伟大的形式，能不能产生实效，才是关键。而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毛泽东起到了任何人无以取代的根本性作用。
回顾一下党的历史，在毛泽东当头号领袖之前，有两个非常让人刻骨铭心的现象：一个是，毛泽东虽然代表着正确路线，却一直被打压，被排挤，甚至被闲置。再一个是，党的根本宗旨虽然是对的，但在毛泽东就任党的核心领袖以前，方针、路线基本上都是错的，也不是独立的。陈独秀时期的党，是蒋介石的儿子党；李立三、王明、博古时期的党，是斯大林的儿子党。他们都是在共产国际的遥控指挥下，只是傻乎乎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看不透中国国情，都是接着影壁作揖，解决不了中国实际问题。
毛泽东早就看透了这一点，知道如此下去必无希望，从秋收起义到上井冈山，实际上已经开始了独立探索，但他出于组织观念，不会与中央决裂，只是想摸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革命道路，再由中央参考并推广，不想不但得不到支持，反而得到打压，先后四次靠边儿站。蜗居在上海的中央大员们，马列主义本本们，骨子里就看不起毛泽东这个草莽英雄，可又害怕这个极具实力的山大王威胁到自己的最高领导权，他们可以忽视朱德，甚至可以忽视周恩来，但对毛泽东却不敢掉以轻心，一直以打掉毛泽东为快，这一点，还算他们有眼力，没看错。
是毛泽东用心血经营了井冈山这个根据地，才使这些中央大员有了相对安全的栖息地，但他们不但不感谢毛泽东，反而继续变本加厉打压毛泽东，甚至打了胜仗还要打压。由于他们的瞎指挥，不仅弄丢了井冈山根据地，把红军逼成了流浪汉，而且害死了数万红军。当他们使革命队伍沦为乞丐的时候，无路可走的时候，连他们自己都性命难保的时候，才不得不请出了毛泽东。
我们那受苦受难不得好的苦命开国领袖，就是在这样谁也收拾不了残局的情况下，才再次出山的，要是不遇到这样的危局，他老人家，一个人类顶级奇才，也就注定被打压死了，岂能再有“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的机会？不想，这一出山，如蛟龙入海，“倒海翻江卷巨澜”，“换了人间”。是他，在党和革命队伍“山穷水复疑无路”的时候，引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谁敢与之比高？唯“天公”而已。自此，党有救了，红军有救了，新中国，有希望了。谁能不信？谁敢不信？天筑事实，安能践踏？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有气无力的中国共产党，仿佛吃了壮阳药，开始坚挺起来，开始聪明起来，开始成熟起来，开始壮大起来，开始雄心壮志起来，开始独立起来，开始独立解决中国问题，开始不再受遥控指挥，开始按中国实际情况解决问题，开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共产党，这是因为，它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真正领袖，只有这个领袖，才有能力为它注入属于自己的魂魄。毫无疑问，只有毛泽东，才能为中共铸造魂魄，才是它的核心缔造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毛泽东，才使这个党有了属于自己的魂魄，才有了自己的独立地位，才成为了货真价实的中国共产党。
应该说，没有南陈北李，就没有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形式；而没有毛泽东，就没有独立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注入民族魂魄的中国共产党；也可以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发育正常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走向正确路线并获得成功的中国共产党。所以，没有毛泽东，也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新纪元，也就没有东方大国最恢弘的壮丽时刻，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二、毛泽东为军队注入了军魂
人民军队是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平江起义、百色起义等起义中诞生的。但从起义的最终效果上看，规模最大的是南昌起义，但效果最好的却是秋收起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南昌起义虽是打响了第一枪，还是全国性的，但有头无尾，有前劲儿没后劲儿，没有有效地保存革命火种和持续进行战斗，而是不了了之，这反映了起义领导人还缺乏远见卓识。
而秋收起义则不同，它虽然也失败了，但对于这个队伍，毛泽东非常珍惜，决不忍其流散，他知道这是火种，必须保存下来，必须寻求出路。因此他几经周折，把队伍拉上了井冈山，从此中国有了革命的摇篮，有了可以对抗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根据地，有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第一把烈火，有了人民军队为人民打天下的第一支生力军。后来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残部到了井冈山，使这支生力军迅速扩大。再后来，彭德怀率平江起义队伍也到了井冈山，使这支生力军再次扩大，并形成了以朱、毛、彭为核心的最高军事指挥结构。
因此，人民军队的创始人，从组织上讲，应该是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加上南昌起义的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再扩展，就是罗荣桓、林彪、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粟裕等人。虽然都是军队组织上的创始人，但起轴心作用的，显然是毛泽东。是毛泽东创造了让人民军队可以汇聚的地方。毛泽东相当于磁石，其他人相当于铁块，不管你铁块儿有多大，都只能被磁石所吸纳。如果没有毛泽东，朱老总以下各将帅，都将无所依存，无处靠拢。
这只是从组织上讲的。从政治思想到军队建设上看，起导师作用的，仍然是毛泽东。一个军队，光有组织是不行的，井冈山的原始队伍，是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但他们仅仅是个组织，杀富济贫的穷哥们性质的队伍，缺乏党性、纪律性、规范性，与水泊梁山大碗喝酒、大秤分银没什么两样。自从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队伍上山，才逐步改造了他们，使他们逐步走上规范。
确立支部建在连上，确立党指挥枪的根本性原则，确立军队和百姓的鱼水关系，发出“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豪言，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促使人民军队跟党走，更加人民化、更加规范化的措施，无一不是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提出，并形成制度的。我军的创始人，大多行武出身，多重于军事而忽略军队建设。也只有毛泽东这样远见卓识的文化人，才能把军队调教好。一句话，是毛泽东，为军队注入了党魂民魂，继而形成军魂，成为名副其实的党和人民的军队。
再一个，人民军队的启始性标志，应该是工农红军；旗帜应该是五星加锤子镰刀。而任何其他的旗帜，都还不足以证明工农红军的独立存在。南昌起义没有打起这样的旗帜，打的仍然是国民党的旗帜。虽然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但至少在形式上没有体现彻底决裂或势不两立的象征。而毛泽东发动领导的秋收起义，则公开打起了五星加锤子镰刀的旗帜，是以“道不同，不相为谋”，彻底决裂的架势出现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毛泽东拉出了第一支名副其实的工农革命队伍，这也当是红军真正诞生的日子。南昌起义的参与者主要是军官麾下的军人们，而秋收起义的参与者主要是工人农民的武装。因此，文化大革命时有人提出，建军节应当把八月一日改成秋收起义的日子，即九月九日，并不是没有一点儿道理的。但是，却被从不居功自傲的毛泽东彻底否定了。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的谦虚而淡化秋收起义的独特意义。因为，秋收起义，才是地道的人民军队的生母。所以，毛泽东不仅是军队的核心缔造者，也是最早的创始人。
还有一个是军队的战略战术，这一点无须多谈。从井冈山反围剿，到长征路上金蝉脱壳，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人民军队已经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战略战术，这无疑也是毛泽东这个超级战神点化的；而粟裕、林彪等神将，无疑也是毛泽东培养出来的。
一句话，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人民军队的出类拔萃、所向披靡。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吹捧，而是事实。
三、毛泽东为国家注入了国魂
毛泽东不仅为党注入了党魂，为军队注入了军魂，也为共和国的发展注入了国魂。什么是毛泽东注入的国魂呢？我理解，对内，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所有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要永远和人民打成一片，始终保持为人民大众服务，当好人民公仆的本色。
对外，自力更生为主，依靠外援为辅，结盟第三世界，团结第二世界，形成统一战线，孤立强霸；支持各国人民反抗压迫，摧毁一切特权，直至解放全人类。毛泽东，创造了一个国内最具凝聚力，国外最具威慑力的东方大国形象。这是大家都能感受到的，没必要再用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实去论证了，也不再需要说那么多废话了。
四、毛泽东为人民注入了民魂
毛泽东是有史以来强力贯彻强民弱官政策的第一人，他一向反对并藐视官能治民而民不能整官的社会机制。为了强民，他采取了全面措施：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意在经济上强民；三反、五反、整风、反右、社会主义教育等等，意在政治上强民；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意在文化上强民；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消灭血吸虫病，除四害讲卫生，农村办合作医疗，意在身体上强民。
毛泽东，只有毛泽东，创造了一个人民至上的时代，创造了一个以人民为主的时代，创造了一个任何官员与学者都必须为人民服务的时代，创造了一个人民不容易被欺凌的时代，创造了一个人民最强势的时代，创造了一个人民最扬眉吐气的时代。同时，还创造了一个彻底解放女人，并使女人真正享有“半边天”地位的时代。
五、毛泽东为中华民族注入了族魂
纵观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华民族多受异族欺凌，真正使中华民族拥有了民族魂魄，并绝对独立，不受任何欺负，拥有了民族尊严，使异族不敢小觑的，也只有毛泽东。他创造了一个中华民族再也不被亵渎、不被侮辱、不被要挟、不被利用的时代。
精细的毛泽东研究者会发现，在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几乎都留下了或显态或潜态的毛氏定理、毛氏定律。这些毛氏定理、毛氏定律，构成了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部分，使毛泽东思想更加丰满，更加完善，具有相对永恒的规范价值。毛泽东，不仅为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个非凡的现实世界，还为中国人民营造了一个强大的精神王国，这一点，也只有一个大思想家，大文化人，超级精神领袖，才能够做得到，任何其他领袖人物都差之甚远。
毛泽东是独一无二的，是不可替代的。那些企图抹杀毛泽东功德的人，正在反证着毛泽东的真正伟大，正在反证着毛泽东是史无前例的最地道的人民领袖。假如他们也歌颂毛泽东，那就奇怪了，因为毛泽东不是蒋介石，也不是袁世凯。毛泽东是人民大众的需要，不是特权迷恋者和享乐者的需要。
毛泽东时代以前的人，没有毛泽东这样的奇才，毛泽东以后的人，也没见到毛泽东这样的奇才。当然，如果没有毛泽东存在，可能会有另一个人出来，诸如李泽东、王泽东，等等，但都不会建立毛泽东的业绩与功德，因为任何人都不会拥有只有毛泽东才拥有的全部素质。这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