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玲 江宇：不能借纪念邓小平宣扬错误的改革观
2017年2月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5周年和逝世20周年。
这几天，一些媒体又借着纪念邓小平，祭出“彻底改革政治体制”、“普世价值”、“不要搞意识形态争论”的老调。实际上他们是意在言外，根本不是要纪念邓小平，而是借着歪曲邓小平的只言片语，来推动私有化、自由化、西化的错误改革方向。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纪念邓小平首先是要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使借助纪念邓小平推动中国“西化”、新自由主义化的愿望落空了。
原标题：坚持中国道路是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学习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核心提示】习近平纪念邓小平的讲话，在关键时刻为改革开放再次把关定向，使借助纪念邓小平推动中国“西化”、新自由主义化的愿望落空。外媒称：“中国媒体对习近平讲话的报道中，解读邓小平遗产——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的自然发展，而不是对毛泽东时代的否定。”
2014年8月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党中央举行了隆重纪念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讲话。结合2013年12月举办的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这两次纪念活动传达出一个共同的信号：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共产主义者，都是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实事求是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的奋斗目标和道路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独立自主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邓小平是对毛泽东时代的继承和发展，这是一条土生土长、承前启后、不可割裂的中国道路。今天我们纪念毛泽东和邓小平，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他们的理想信念，吸纳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坚持沿着他们开创的中国道路走下去。
在纪念邓小平的热潮中，也有一些观点有意或无意地曲解邓小平，曲解邓小平理论。有人认为，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成功，正是由于与毛泽东时代进行了彻底决裂，朝“普世价值”靠近。也有一些人认为，今天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皆是源于改革开放，他们甚至责备邓小平是“修正主义者”，背叛了社会主义；是“实用主义者”，只顾眼前不顾长远。这两种观点虽然立场不同，但都是把邓小平时期和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割裂开来，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环境。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1]。”
这个标准，对毛泽东、对邓小平、对一切历史人物都是适用的。
按照这个标准，把两位伟人放到历史长河中，我们清晰地发现：虽然从表面上看，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不少具体问题的做法上有区别，甚至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但这种区别是在共同理想信念、共同远大目标的前提下关于具体路径的区别，是在同一场万里长征中不同阶段战略战术的区别。他们的区别，从根本上来说是由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阶段性目标不同、工作重点不同和外部约束不同而导致的。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坚持独立自主地走中国道路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道路问题。和一切落后国家一样，中国在探索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过政治经济上依附于外部大国、发展模式上照搬外部大国的倾向。从世界历史上看，除了少数具有地缘战略特殊性的小国可以依靠依附和效仿发展起来之外，依附型发展道路并不成功。能否摆脱在政治经济和发展模式上对大国的依附，关系到落后民族能否真正自立于世界。
近代以来，中国出现过三次比较严重的依附和迷信的倾向，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这三次倾向，正是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共同努力下才得以避免和纠正的。
第一次是国民党政府时期，国民党政府得到美国和苏联的经济和武器支援，其内部高级官员以欧美留学生为主，在政治倾向上高度迷信美国。
这种迷信就连美国人自己都看不下去。美国记者白修德写道：“在亚洲，甚至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没有哪一个政府如此彻底地被美化分子所渗透，被美国的理念、援助和指导所毁灭”，“这个政府中任何一个说着流利英语的高官，都是和他的国民完全脱节的” [2]。
而与之恰恰相反，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解放道路，坚持全民族抗战，开展土地革命，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赢得了人民支持，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宣告了依附道路的结束，避免了沦为美国附庸的命运。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在中国共产党内领导了对照搬苏联模式的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毛泽东领导的，也是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完成的。
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对苏联的迷信和依附。
新中国成立之后，从当时国际形势出发，选择了“一边倒”，因为当时只有苏联能够给予中国安全保障和重工业支持。但是新中国从一开始就强调独立自主。特别是1958年之后，随着苏联对中国提出搞共同舰队、驻军、服从苏联全球战略等要求，中国果断地坚持原则，不惜同苏联分道扬镳。在国内政策方面，早在1956年就开始反思照搬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做法，逐步向地方下放企业管理权、调动地方积极性，推行体现工人民主管理的“鞍钢宪法”等等。
虽然在探索中国独立自主工业化的过程中有失误，但总的来看，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已经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独立自主地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成为一个灵活性和分权化相当高的国家，避免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和固化。如果没有这些努力所奠定的中国道路的内生活力，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基础，中国也极有可能在苏联东欧剧变中出大问题。
这次摆脱对苏联的依赖和迷信，是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邓小平在其中发挥了突出作用。1956-1966年，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在摆脱对苏联的迷信和依附中，邓小平承担了大量工作。他多次带队赴苏联参加谈判和论战。阐明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立场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等重要文章，就是由邓小平主持讨论起草、毛泽东修改定稿的。
在“文革”后期，毛泽东提议恢复邓小平工作时，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3]可见，在坚持独立自主方面，邓小平和毛泽东是高度一致的，并且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赞赏。
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的迷信和依附倾向。
改革开放，在扭转了一种倾向之后又逐步出现了另一种倾向，那就是对西方政治经济模式的迷信，邓小平对此坚决地进行了纠正。
改革开放初期，他顶住党内外的压力，坚决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邓小平为改革开放确定了“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亲自领导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且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4]。
20世纪80年代末，面对党内一些迷信西方模式的领导人，邓小平领导全党坚持了改革的正确方向。在中国一度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制裁时，他又领导中国顶住压力，在原则立场上绝不妥协。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我们应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创造。我们自己不足、不好的东西，要努力改革。外国有益、好的东西，我们要虚心学习。但是，不能全盘照搬外国，更不能接受外国不好的东西；不能妄自菲薄，不能数典忘祖”。
邓小平同毛泽东一样，都是照搬照抄的反对者，都是独立自主的坚持者，都是中国道路的探索者。这一独立自主的精神，在新一届中央领导身上得到了发扬光大。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走群众路线、实现共同富裕
如果说，对外坚持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共同信念。那么，在国内发展道路上，走社会主义道路、走群众路线、实现共同富裕，则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最大公约数。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邓小平只有具体做法的区别，没有方向和本质的区别。
毛泽东坚持社会主义，坚持群众路线和共同富裕，这是大多数人认可的。值得指出的是，这并非仅仅出于信仰，而是基于对中国现实的认识，是从中国历史血的教训中得出的结论。
中国的现代化，要解决的是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一个小农经济为主的贫穷大国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走那种“先形成贫富分化再缩小差距”的西方发展道路是行不通的。一方面，这不仅将带来巨大的社会代价；另一方面，封建士大夫、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要么自身过于弱小，要么依附外国列强，出卖民族利益，都不可能承担起现代化的重任。
而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成功，正是由于走了“先解决公平问题再解决发展问题”的道路。通过土地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树立了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建立了一个比较公平的社会基础，建设了一个“扁平化”的国家。这不仅大大降低了工业化的社会成本，而且做到了公平分担工业化的成本，避免了仅仅由中下层民众承担。
同时，在经济水平较低的那个历史时期，创造性地为人民提供了基本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等社会福利，从而赢得最广大人民的拥护，有力地巩固了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内的公平正义，和对外关系中的独立自主，是相辅相成的。因此，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把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共同富裕看作是不可打破的生命线。
1965年，毛泽东已经察觉到党内的某些倾向，他在重上井冈山时对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说：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5]
而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多次阐述过同样的道理。他说：
“公有制占主体，实现共同富裕。这两条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
“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6]，
“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7]
可见，邓小平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坚持，是一以贯之的。20世纪90年代初，当贫富差距的问题已经开始出现时，邓小平及时提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他主张，应该把缩小收入差距、克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问题提上日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之后会见记者时强调，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这是对共同富裕这个毛泽东、邓小平的“最大公约数”的继承。
毛泽东和邓小平：矛盾中的对立统一
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一些问题上看似对立，实则是一对矛盾的对立统一，是在不同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下，矛盾的重点有所不同，不能把他们对立起来、割裂开来。
例如，包产到户是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先声。但是，也有一些观点把包产到户绝对化、教条化，得出“体制改革，一抓就灵”的印象，从而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之前的人民公社完全对立起来，进而得出今天应该进一步推进农村土地私有化的主张。
实际上，毛泽东时期的农业集体化，解决了农业机械化、良种和技术传播、农田水利建设、农村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投入问题。全国水库库容由新中国成立前的200亿方增加到1976年4200亿方，修建了长达20多万公里的防洪堤坝和8.6万个水库，灌溉面积比例由1952年的18.5%提高到1978年的45.2%，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电量等于新中国成立初全国发电量的7.5倍[8]，农民的预期寿命从30多岁增加到60多岁，农民普遍享受到基础教育。
这些都使得改革开放初期的农业生产条件，已经同建国初期大不一样，远远不是“一改革就吃饱饭了”那么简单。如果脱离了毛泽东时期的农业成就，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几千年小农经济都没有解决吃饭的问题。
人民公社管理不善，固然会导致劳动积极性不足，但是要看到，在传统农业最稀缺的并不是劳动力投入。在我国这样人多地少的国家，劳动力对提高农业产量的作用已经接近极限，如果不解决机械、水利、交通、通讯、良种、工业化支持等主要属于公共产品的要素（毛泽东将其总结为“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字宪法），即使把人累死也不能显著提高产量，而人民公社恰恰提供了这些公共要素。一旦具备这些公共要素，再进行包产到户，就能够有效激励劳动者使用这些要素，发挥家庭经营精耕细作的优势，还能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而在毛泽东时代，我国的工业基础还很薄弱，也不具备大量转移农村劳动力人口的条件。所以，毛泽东时代的农业集体化，和邓小平时代的包产到户，是前者为后者打基础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关系。
类似地，到了20世纪90年代，当包产到户的体制红利已经消耗殆尽，而小农经济面对市场经济冲击时的脆弱性暴露出来之后，邓小平又及时提出了我国农业发展“两个飞跃”的设想。他说：
“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9]
在许多问题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都有这种“否定之否定”、“正题-反题-合题”的现象。
又如对外开放。毛泽东时代，我国没有全面开放，并非是主观上要闭关锁国，而是受到西方国家的封锁。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开放的条件不断成熟，但是即便如此，也没有无原则地全面开放。
再如发展战略的选择。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重工业优先战略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因为中国既不能像英美等国那样通过对内圈地、对外扩张来完成原始积累，也不能像一些小国那样通过牺牲主权、充当大国的军事基地来换取经济援助，而只能集中国内的有限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正如毛泽东所说：
“为人民的当前利益，是小仁政；为人民的长远利益，是大仁政……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10]
改革开放之后，有条件引入市场机制，发展消费工业，改善人民生活，一度在一些战略性基础产业上减少了投入；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又重新加大了重视，这也是一个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的过程。
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在于，打破传统社会主义教条的束缚，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实事求是地根据形势和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并且排除阻力予以实施，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充满生机、活力和感召力。
邓小平领导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无比坚定的崇高品格。信念坚定，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鲜明的政治品格，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挺起的精神脊梁”。[11]
有人认为邓小平是“实用主义者”，并且认为“改革开放能成功，就是因为放弃了不切实际的理想”，这是对邓小平的误解。邓小平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表现在他对个人及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上。邓小平年轻时就加入了共产党，那时候的共产党，没有丝毫物质利益，革命的前途也很渺茫。如果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在那时有一千一万条路可以选择，但是不可能选择提着脑袋干革命，不可能忍受长期残酷的革命战争。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事业出现挫折的情况下，邓小平不惜排除党内外巨大阻力，坚持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阻止了一些人试图把中国引向歧途的做法。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说：
“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12]
正是邓小平维护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抵制了新自由主义，没有使中国像苏联那样改变颜色，这是他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贡献。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具有高度的历史自信和历史自觉。他们都认为，中国只有走一条新路，才能跳出历史的周期律，而这条新路就是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是基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做出的理性选择，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
中国的历史和其他发展中大国的教训证明，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形成的情况下，靠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简单地加入全球分工来谋求独立与发展的道路走不通；只有走一条新路，才有可能建设一个更好的新世界，才可能跳出兴衰成败的周期律。
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需要高度的历史自信和历史自觉，就是因为社会主义是前所未有的事业。要打破旧的发展模式、旧的利益格局、旧的思想文化，就会遇到重重阻力甚至出现反复。没有对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就不可能应对探索新路所要遇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
同时，毛泽东和邓小平又都不是空谈理想的人，他们坚持理想百折不挠，为了理想敢于和善于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社会主义毕竟是前所未有的事业，它的基本原则和方向是明确的：消灭剥削，消灭压迫，消灭两极分化，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但是，这条新路怎么走？谁都不知道。只有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人类文明一切成果，同时又不断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社会主义才能不断丰富和完善。
在邓小平那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等等，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更不是不可亵渎的教条。社会主义可以利用市场、可以利用资本，但是必须要搞清楚这些手段为谁服务。正如他所说：“市场和计划都是工具”。他在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政治交代中指出：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13]
可见，邓小平从来没有把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绝对化、教条化，而是敢于和善于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中国人民服务。
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再次强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这是一个具有哲学高度的认识，因为世界本身就是在不断变化的，静止和停滞的论点是错误的。正如毛泽东所说：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
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今天，能够继续保持繁荣，就是因为保持着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能力，从包括社会主义运动在内的各种社会运动中不断吸取营养，完善自己。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今天，从东方到西方，从华尔街到广阔的拉美大陆，都在反思原有的发展模式，反思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对全球带来的危害。
作为经过五千多年辉煌历史、一百多年苦难抗争、六十多年艰苦创业的中国人，为什么要停滞和迷信呢？“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如果把改革变成了教条和迷信，改革就没有生命力了。
习近平纪念邓小平的讲话，在关键时刻为改革开放再次把关定向，使借助纪念邓小平推动中国“西化”、新自由主义化的愿望落空。外媒称：“中国媒体对习近平讲话的报道中，解读邓小平遗产——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的自然发展，而不是对毛泽东时代的否定。”
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继续走好中国道路，把毛泽东和邓小平共同开创的道路走下去，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任务，也是对老一辈革命家最好的纪念。中国共产党人愿意吸收世界上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创造的优秀文化，包括吸收中华民族自己的优秀文化，从党史国史中获得启迪，创造新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中国共产党不能失去理论自信，关键是中华民族不能失去文化主体性，这样才能“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注 释：
[1]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2] 刘永峰：《时代》如何塑造中国，《时代教育》 2009年07期。
[3] 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语，手稿，1972年8月14日，引自金冲及等《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39章。
[4]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5] 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
[6] 《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
[7] 《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9页。
[8] 董忠：《下决心解决农田水利建设滞后问题》，《中国发展观察》2011年第2期；王绍光：《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60年》，《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9] 邓小平年谱（1975～1997年），第1310-1311页。
[10]《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88—989页。
[11]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12]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笫365页。
（来源：昆仑策网，原载《经济导刊》 【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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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过失错误”是如此的悲壮感怀！
为何还要谈毛主席的过失错误这个问题？部分人不依不饶，绕不过去嘛。
因为，十八大前，外媒放风说，毛泽东思想有可能在这次会议上被修改或者被删除。
这仅仅是洋人在造谣吗？也未必，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我们国内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有人在。
事实证明，党中央、习主席是英明的：毛泽东思想不但没有被删除，还带领政治局委员，于12月6日去了毛泽东纪念堂，并做了重要讲话。洋人惊骇之；中国绝大多数人，欢喜之，奔走相告，无不拍手称颂。
洋人为何极其渴望鼓动中国删除毛泽东思想呢？民族文化决定国家的强弱及未来。文化自律是治国、强国之根基：十年强国看的是经济制度，三十年强国靠的是社会制度；千百年的强国唯有只有——文化。日耳曼民族精神能让德国两次战败都奇迹般的崛起，当今欧洲的大佬，世界第一圆桌除了五大常任理事国，德国进来了，比英法更具分量。以色列这个弹丸之地的国家，没有宪法，一部《圣经》治天下。不得了，美国都让让其三分。为啥？文化的力量，民族精神信仰的力量。唐朝的盛世，仅仅靠李世民是远远不够的，靠的是佛教文化的兴盛，民众拜佛自律了，社会就好管理了。这也是文化的魅力。
列宁有言：“每个民族，都有两种文化。”中国呢？也是如此，儒家与墨家是对立的。儒家是上层文化，受封建统治者青睐；墨家则是平民文化，大众喜爱，但受到封建打压，沦落为除暴安良的侠客。留学苏联的蔡和森有言，列宁只不过把墨子的理论升华后变为了现实。蒋介石也说过，马克思与墨子思想差别不大。毛泽东赞赏墨家文化，曾评价墨翟：“墨子，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当今，中国敢于与儒家思想PK者，唯有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为何排名高过华盛顿？我们中华民族，曾被冠以“东亚病夫”，被任人欺凌、宰割、欺辱长达一百零九年之久！我们奇迹般的取得民族独立自主，这在上世纪世界格局中是一件不可思议、匪夷所思的大事。中国人凭什么，靠什么取得民族解放独立？靠什么取得朝鲜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思想。这是洋人的答案，所以，自50年代开始，洋人来华，把毛泽东思想传播到世界各地。欧美政治家评委，一致认为，毛的思想对人类的贡献要比华盛顿、亚历山大、拿破仑要大得多，影响更深远。这些政治家按中国个别精英的观点，是傻瓜。可能吗？
美国总统研读毛选，深知，欲亡我中华，必先将毛泽东思想从中国文化中剥离、删除，抽筋剔骨，让我们腰杆挺不起来。因此，他们内部学习毛泽东，号召青年学雷锋当志愿者；对华则喝令走狗污蔑毛主席，忘掉集体主义思想，宣扬拜金自私个人私有主义万岁，历史虚无主义，金钱是一切的标准，皆可买。然，毛是战略家，未雨绸缪，30多年前的十年文化改革，起码的一点，普及了毛泽东思想，埋下了种子，现在已生根、发芽、开花... ...。今日，纪念毛泽东诞辰，群众的热情就是例子嘛。这个事实谁也不能否认。
当然，贪官污吏汉奸卖国贼、封建官僚个人自私主义者，是极其害怕毛思想滴，许多学府立个孔老夫子，让大家学。他们的心情，我们完全可以理解，靠儒家文化来影响愚昧禁锢学子民众的思维。但是，孔子的教育精髓“因材施教”就不提了，一门心思全民靠英语，不懂英语不是人才，绝不用你。令孩子们在英语面前，心理上先自矮三分。希特勒有言：“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消灭承载它的语言；要消灭这种语言，首先先从他们的学校里下手。”真不知，学生们刚刚读完《最后一课》，接着朗读ABCDEFG，是茫茫然？豁然开朗感？还是无可奈何？。分分分，学生的命根，一分一记杀威棒，打在孩子们的身心上，苦不苦？都知道，但绝对不会改。我们的英语出题难度，已经是天下第一，因为，洋人都做错了，中国人做对了。郑和下西洋，没通过四六级考试，皇帝竟然同意他当一把手？专家知其理，却皆不敢言之。
毛主席的“过失错误”，要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舆论及社会状况来分析，我们更要果敢担当！为啥？选择就要担当。美国有多名总统都有丑闻、双手沾满民众的鲜血，他们为资本服务。美国人不依不饶的骂个不停？没有。因为，选择决定了，既要享受成果，也要承担元首的过失错误带来的损失。毛泽东的一生是为国为民奉献的一生、理论联系实际探索中国未来之路的一生、无私无悔无怨奋斗的一生。我们选择了毛泽东，那毛主席的过失错误，我们既要理解更该担当！
毛泽东的一生都在理论与实践中，探索适合中国的道路。就文化改革而言（我的个人观点），毛泽东认为，中华民族仅仅靠社会主义制度，远远不够，唯有也只有文化，才能看透民族历史周规律问题，才能解决中国未来道路上面临的诸多问题、难题。因为，文化能作用影响政治、经济。就个体文化而言，文化是思想信仰、价值观、风俗习惯等等，也影响、支配人的思维与行为，价值观决定人的未来。文化是民族的灵魂，这位老人，毫不顾忌自己毕生之盛誉，用尽最后的气力，奋力一搏，向影响中国发展的数千年的封建官僚文化，发起最后的冲锋。有得有失、虽败犹荣，因为，他给我们，指明了中国文化的未来，埋下了强国文化的种子。
毛泽东是如何评价自己的呢？简单、深奥。“‘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我没有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的临终遗言。“只有天知道”五个字，道出了主席无奈，他走的并不踏实；拉着元帅的手那一声重托，永远的绝唱，也是不放心，可谓是壮志未酬。对未来的中国，他也有二三四代的预言，再往后，他没有说。两弹一星，轻重工业全面建成，城市免费医疗、农村合作医疗，大油田大飞机核潜艇，外交改变世界格局，第三世界领袖等等这些，在他眼里似乎都不是最拿得出手的。反倒是文化改革，成了第二件大事。
毛主席被誉为预言大师，是顶级级别的战略家。他对文化改革，自我也做过评价，功过三七开。没有否定那场运动，反而说，中国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的文化改革。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曾却受到了排挤、删除。建国后如何发展壮大经济是首选任务，两三种文化价值观发生了碰撞。争论必然产生结果，看历史事实，重读毛选，因为，历史事实会说话嘛。毛泽东在建国后探索中国未来之路上，他面临着数次的无可奈何和生死两难的抉择。
45年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也形成了共识。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写着：“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个共识当时仅仅局限于中高层，但却形成了强大的合力。民众最多只有个感官，不知晓毛泽东思想的详细内容。但，就是这样我们风卷残云般战而胜之，仅仅四年多，新中国成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是在边打仗边建设的情况下超额完成的。
53年毛泽东，开始探索中国中央领导如何交替的问题，提出了中央要分一线、二线。这种设计有了，就开始培养、考察接班人，刘少奇与邓小平逐步走向前台，毛泽东开始给他们加担子，看能力瞧水平。毛并不是一下子全部退出，因为，有理论设计而无实践，也就没有形成明文制度。中国未来之路有标准答案吗？没有。当时也就是尝试与探索，这是毛的特点。到了56年八大来了，这是一个关键点。
56年的八大，取消了“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是从中共七大正式宣布的。然，八大党章中却删去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只提“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此外，在刘政治报告、邓修改党章报告和八大决议中，都没有出现“毛泽东思想”一词。毛泽东当时对外国友人说，这次大会，我就是跑龙套的，唱主角的是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排列顺序也说明，毛想把刘邓放在重要的位置。为何删掉毛泽东思想呢？众说纷纭。起码有一点，党内或多或少有共识，要不通过不了嘛。毛泽东同意党章删掉自己的思想，是想给刘邓减少压力呢？还是看看刘邓如何在建设国家中，如何发展建设适合中国马列主义呢？这也是一种探索。这只是揣摩，根本原因，不得而知。
党章中修改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透漏出来强烈的信号。那时候的干部专家教授也会解读。只要不糊涂的官员，都明白，中国未来领导核心是谁？这与当年延安毛周与朱德刘少奇分开有异曲同工之处，当时的国际环境中苏、中美也有一定的关系。中国的天窗还没有关闭，美蒋飞机不让我们安稳。
当时的国内、党内外的环境不是顺风顺水的太平盛世，舆论阵地的斗争及矛盾也很尖锐。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能反映当时的官员思想动态及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问题，这个讲话入情入理，意味深长。
党内干部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是这样讲的：“现在，党内的思想动向，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出现了很值得注意的问题。有一种问题是我们自己家里出的。比如，现在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在评级过程中，有那样的人，升了一级不够，甚至升了两级还躺在床上哭鼻子，大概要升三级才起床。我看，那些闹级别，升得降不得。他们不是比艰苦，比多做工作少得享受，而是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这类思想在党内现在有很大的发展，值得我们注意。”
“有些党员，过去各种关都过了，就是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党内有这样的高级干部，他们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是动摇的。这类事情结束没有呢？没有。是不是十年以后这些人就坚定起来，真正相信社会主义呢？那也不一定。江苏作了一个调查，有的地区，县区乡三级干部中间，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替农民叫苦。后头一查，这些替农民叫苦的人，大多数是家里比较富裕，有余粮出卖的人。这些人的所谓“苦”，就是有余粮。所谓“帮助农民”、“关心农民”，就是有余粮不要卖给国家。这些叫苦的人到底代表谁呢？他们不是代表广大农民群众，而是代表少数富裕农民。”
“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说，共产党不能管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合作化坏得很。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在我们党内，也有各种对立的意见。比如，对苏共“二十大”一棍子打死斯大林，就有反对和拥护两种对立的意见。党内的不同意见是经常发生的，意见刚刚一致，过一两个月，新的不同意见又出来了。”
这样的言论今天也有，还不少，你说他，他不辩论，指责你是文革余孽，干涉言论自由。当今德国合作社占农业的85%，这部分人咋就不去给德国上上课，让德国解散合作社呢？他们不敢。他们知道合作社才能规模化，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一人二亩地，一万年也不会实现现代化。部分精英至今反对我们搞合作社，整天宣扬大户种植、农场主模式，其实就是地主经济，换个叫法而已。部分地区城镇化，只不过是因城中村土地值钱了，低价收购，高价出售，村民得套楼房小利而已。老少边穷地区咋就不见给村民，免费盖楼房呢？土地不值钱罢了。城镇化还需合作社、集体经济。
57年的问题，毛主席说得对不对呢？是不是实事求是呢？
邓小平是这样说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也就是说，毛泽东反击是对的，但错误也是明显的。邓认为毛，没有把握好“度”的问题，全国范围内有的人受冤枉了。其实，许多事很难拿捏，比如，改开三十年，腐败问题到了危险境地，说明我们就没有抓好。谁来负这个责任呢？我们同样不能把错误全加在邓公头上。反腐是不是懈怠了？这个“度”我们也没拿捏好，是不是许多官员在腐败中升迁呢？比如刘志军、张曙光。
57年反右是成功的，58年开始，大跃进、人民公社，后来，对毛泽东的功过的评价，往往是以58年为分水岭。有何看点，毛泽东又有多少无奈呢？彭老总的万言书到底是啥意思？
大跃进、人民公社、庐山会议，这两年是一个极其重要影响中国的关键节点，把左的错误发展了，更为文化改革埋下了地雷。后来，对毛泽东的功过的评价，往往是以58年为分水岭。57年反右是成功的，58年开始，大跃进、人民公社，当今部分人认为责任都是毛泽东的，毛头脑发热了。事实呢？恰恰相反，毛泽东是冷静的，也要让大家冷静下来，但毛主席更有无可奈何之处。
孰是孰非，是非曲直，针锋相对，较量的开始，一封信，一颗地雷。
邓小平之言：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说的极其明确：“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这是公道话，但今天许多人至今把邓公的话置若罔闻，这部分人，咋就连邓公的话也不信呢？有人说，毛主席的错误过失在58年后越来越多。他也对邓公的话充耳不闻。
回顾历史，让事实说话，这样大家容易取得共识：
当时毛泽东在58年就发觉问题的严重性了，但毛泽东的讲话，在中央到地方之间，许多人已经阳奉阴违，甚至个别部门置若罔闻了，一个毛泽东左右不了走势。为了纠正五八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出现的左问题，毛泽东从五八年十月份起到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之前，九个月内接连不断地召开了五次会议。毫无作用。举个例子：
58年的北戴河会议，这是起点：农林部门汇总，全国地方上报的粮食计划总产量讲，今年计划超过万亿斤。毛，不同意，说，我们搞不了那么多，建议压缩到五六千亿斤（平均亩产300—350斤）。你猜农林口的负责人咋说？：“不能再压了，再压就打击群众积极性了。”这个事的责任全是毛泽东的错？
毛泽东预言中国死5000人：58年1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毛看到水利建设指标，又十分不满，并警告说：那样一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毛主席的话当时若落实了，会是啥样呢？今日部分人造谣污蔑毛泽东，他们咋就不把毛泽东的这个讲话警告说出来呢？功劳是自己的，责任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是这部分人的拿手绝技，极其虚伪。
再看看59年2月的毛泽东在干啥？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他不放心，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做出的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为此，毛泽东又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的问题。
毛泽东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
毛主席还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毛主席真急了，《决议》没人落实，媒体及部分官员依旧我行我素、置若罔闻。
当时的媒体是干啥的呢？推波助澜，亩产万斤。毛主席拦都拦不住。
那位不信？看事实。58年11月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人民是骗不了的，敌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毛泽东提醒人民日报说：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要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中央日报（国民党报纸）。毛泽东的话是有记录的。
有的人还是不信。咋办？再看武昌会议，毛泽东又专门找吴冷西（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就《人民日报》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等问题做了五点指示，主要是强调“要压缩空气。鼓干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毛告诉吴冷西：“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中央书记处。”陆定一当时是中央宣传部部长，他听了吴冷西转告的毛泽东的话后，咋说的？夏天太忙秋后再说，云云。最后就不了了之。(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有人说，武昌会议是假的，吴冷西是造谣。你能让大家信吗？这可是人家的亲身经历，也有会议记录的。
新华社社长“随大流”，毛主席成了少数者：回忆起一九五八年的情况，吴冷西（当时新华社社长）说：“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叮嘱，我还是比较慎重的，但到了6月份就‘随大流’了。”“因为当时的形式是：把宣传口的这批中央领导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毛泽东的‘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的声音微弱。在当时中央领导层中，他（毛泽东）是少数者，所以我只好‘随大流’跟多数中央领导走，特别是跟，把宣传口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走。”
当时主要领导干了啥呢？58年7月，刘到寿张县视察指出：“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1958年9月，刘少奇到常熟视察，面对一个公社党委书记报出亩产一万斤的高产，信以为真地问：还能再高吗？刘与来访的赫鲁晓夫说过，中国的粮食多得吃不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名称，刘少奇自称他和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四人在一次南行列车上也积极地“吹”过，到了郑州向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推荐，如此等等，事例很多。无疑，刘少奇在“大跃进”中起了促进的作用。
毛闻听这些言论后又是啥反应呢？他在10月安排身边人员下去调研时说：“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现在有些县委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毛泽东亲自到河南视察，就知道了，“晚上亩产400斤，第二天早晨就成了1000斤。”毛主席出身使农民，亩产多少，瞒不了他。
九次会议左右不了头脑发热的局势，毛泽东就召开庐山会议。
毛主席说：“让大家来庐山，把脑子冷静一下，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要做冷锅上的蚂蚁。”开一次神仙会。毛在庐山会议前说：“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做分析，只要热，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毛泽东当时头脑很冷静，就是压缩计划指标，要不就出现死人的情况了。开始的会议是和谐的，大家也认同、认头，有共识。
当时会议主流是啥观点呢？会议从7月3日至10日，按六个大区进行小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与会同志摆情况、谈意见、边开会、边学习，自由交谈，各抒己见，轻松愉快，生动活泼，没有一点紧张气氛，大家称之为“神仙会”。黄克诚七月十九日在发言中说：“北戴河决议的领导作用，赶不上七里营、徐水那一套。”北戴河决议是一九五八年八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七里营、徐水那一套”是一线领导刘少奇等领导抓的典型。黄克诚的发言观点，在参加会议的人中也是有一定代表性的，许多人是认可的。
彭老总7月14日上万言书，大会讨论。毛泽东自我批评，担责任，他说：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顶了十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7月30日毛安排聂、叶两位老帅做彭的工作，第二天也就散大会，各个部门及地方政府，按会议精神压缩经济产量指标，经济热的降下来，目的也有达到。
第二天就出大岔子了！结束会议上，彭做最后一排了，第一个走出去了。中央领导集体出去后，彭回来拿东西，和中央领导们走了个对面。毛泽东停下来，挺和气地和彭打招呼：“彭总，我们谈谈吧？”彭德怀的脸孔一下子涨红了，一边走一边把手一甩，说：“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毛泽东望着走去的彭德怀，态度仍然很客气：“没关系嘛，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谈谈嘛！”彭德怀：“没什么好谈的！”甩手而去。
彭德怀此举激起众怒：毛泽东身边皆是一些中共的高层人物。毛两次向彭提出要和他谈谈都被彭拒绝的过程，这些高层人物都看在眼里。毛泽东虽然没说什么，高层人物不干了。为啥？一是毛主席都这样给你说了，你还是这个态度，就连同情彭的人也感到他“太不像话了”；二是桀骜不驯的彭大将军当着主席面就敢这个样子，主席要是不在了，谁还能管得了他？
彭德怀目的是啥？是个问题，是个谜。庐山会议初次安排到15日结束，到14日会议进程是顺利的，纠正”左'错误，有共识，也算达到预期目的。彭德怀会议上不说，14日写信给毛了，对大跃进不依不饶：“犯了路线错误，自己是不能改正的，就得来一场斗争了。”和谁斗争呢？毛曾在大会上问他：“我晓得你彭德怀从延安整风以来就不服气，憋了那么久，这次就发到庐山上来了。好家伙，简直要把汉阳峰推下去！你我共事30年，你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有意见，为什么不在郑州会议上提出来？不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来？庐山会议快结束了，怕是没有了机会，是不是？所以，就下了战书。你骂了20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了？””这个几个问题，彭一直到死没有回答。当时嚯的一下子站起来就说了一句话：“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还不行？”
毛泽东一直敢于自我批评，这次也是如此并承担责任，也让会议代表有责任的要讲出来。但，有责任的人人家未必都和毛一样自己站出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并自我批评。有人不讲，彭自然不满意，责任担多大？该接受哪些处分？是不是有些人该下台？这应该是彭德怀要的结果。但，毛泽东没给他，也给不了他。他就对毛说：“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甩手而去。
甩手而去，众人恍然大悟，会议不能结束了。就连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都明白了：“彭总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个人责任，这不是要导致党的分裂吗？”要是追究责任的话，就要追到刘少奇。毛泽东让两位老帅去做工作，结果是，彭总面对主席，甩手而去，谁的面子也不给啊。庐山会议开下去就是针对彭的辩论了。聂荣臻在八月三日的小组会上，介绍了劝说彭德怀时的情况说：“我们都提到他的桀骜不驯。剑英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剑英同志说时，都激动得掉泪了。”毛泽东没有参加彭德怀的辩论会，是刘少奇、周总理主持的，李银桥回忆，当时晚上都吵得很厉害，毛主席都睡不好觉。王光美回忆说：“庐山上批彭总的会，毛主席一般不参加。但少奇、周总理他们是在第一线工作的，不能不参加，还要主持。有时会场乱得都开不下去了，有人甚至要打彭总，被少奇同志喝住。”
毛泽东当时要的是降温，不能做热锅上的蚂蚁，自己担责就够了：“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而不是追究责任扩大化。因为，八大确定了刘少奇、邓小平、周总理是主角。庐山会议前，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八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被选举成为国家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人大委员长，并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八大后，邓小平57年就是总书记，毛主席是中央主席，中央第一副主席是刘少奇，按计划九大后，中央主席也要退出来。
61年9月，毛泽东讲，以后“两个主席都姓刘”，指的就是中央主席也是刘少奇的。毛泽东对邓小平一直很看重，按毛泽东的思路，应该是刘少奇之后，那就是邓小平的了，年龄及总书记、副总理位子在那里摆着呢。毛也在小范围场合说过，刘少奇之后是邓小平。直到毛最后的两年，邓给毛写信后，邓回到北京，毛也曾单独约见邓小平。不过，邓的一句“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令毛改变主意，选择了华国锋。
毛主席说过，真理有时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这句话的对与错，哪的看是谁说的。从毛主席口中讲出来，我信！因为，历史证明，他是战略大家！有时候，民主与真理的对决，真理还未必就是胜利者。
大跃进、庐山会议时期的毛泽东错在哪里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后人评说。
新中国建设的探索之路是何等的艰辛，你是毛主席，你该咋办？
媒体舆论是文化，能影响、左右政治、经济。
媒体讲政治、宣真实，更要讲科学。
毛主席的实事求是，丢不得。
随大流是传统中庸文化
有时会误国滴
此次庐山会议本来是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错误，降温会议；但彭的不依不饶，令会议转变了，直到62年的大会，人们的热度才被降下来。正因彭的信要求，要在庐山“一场斗争”，毛主席看信后的“苦笑”，意味深长。
在6年后的65年，毛主席当着四个人的面，对彭德怀的一句支持的话“真理也许在你那边”。 一语双关，透漏了，毛泽东欲绝地反击——文化大革命。
庐山会议，毛泽东自我批评。62年毛泽东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某些问题，在七千人大会上做了自我批评。这次会议在历史上的地位不容小瞧，全国干部取得共识，地方书记回去后，鼓足干劲，摆脱困境。但毛泽东与刘少奇也有分歧，包产到户与合作社的分歧。
62年首先对庐山会议后的右倾者进行平反。彭总也回到北京了，当时他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看到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的文件，对刘少奇的书面报告认为是比较实事求是地总结了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还是满意的，当时这一点与会代表也是满意的。但报告中再次肯定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斗争。
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说：“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彭德怀对此非常气愤，立即打电话给我说：“请转报主席和刘少奇，郑重声明没有此事。”随后，上了《八万言书》。刘少奇的这些话，同时证明了一点，毛主席当时顾全大局，彭的事不是他一人说了算，他有责任，也有无奈。
毛泽东多次自我批评：“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是我。”
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党委的领导，是集体的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现在有些省委、地委、县委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他讲了西楚霸王项羽不爱听不同意见，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项羽终于失败，“霸王别姬”的故事，说“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周恩来评价道：“这里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周总理也做自我批评：“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毛泽东的检讨不仅使党内人士，也使党外人士感动和钦佩。张治中听后，感慨万分：“我当过十几年国民党的中央常委，从来没有听到蒋介石讲过自己的缺点、错误。蒋介石不论在大会、小会上，都是骂这个，骂那个，从来不骂自己。”大跃进，也不是一无是处，许多的钢铁企业就是在那时候建起来的。像山东钢铁就是如此，前身是几家公社的炼钢厂。邓公也曾说过，大跃进运动，当时许多人都有些头脑发热。看来，所有的错误，一点不漏的全扣在毛的头上，也是不恰当。
1992年，事隔30年后，邓小平回忆说：“在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做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它的意义和作用在我们这些亲历者当中永远不会忘记，我相信历时愈久，影响愈深。”
当今事实摆出来了，钢铁行业是不是过剩了？这算不算大跃进呢？是左还是右？刘志军的高铁算不算大跃进？鄂尔多斯的建城空置房是不是大跃进？许多地方当今也有浮夸政绩，这又该咋理解呢？扣在谁头上呢？任何时代，都有欺骗高层的行为，这是官僚主义的具体表现之一。毛曾写过《论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当时官僚主义也是有的，毛也有觉察。
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他从来不怕反对的声音，党内的党外的、国内的国外的、群众的高层的，都会让你说出来，甚至让你做出来，让你理论与实践才加上一个时间段来验证。他错了，会自我批评，你错了，他会批评，更会让群众批评，甚至让你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批评，也就是事实胜于雄辩。毛泽东总是让他的对手活着，进行言行教育或改造。蒋介石的部下投诚过来了千千万，当大官不少，枪毙的极少。
毛泽东曾这样对省市党委书记讲：“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人家一发怪议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应有之事。不应有之事为什么又有了呢？可见得是应有之事。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党内、党外都是这样。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
64年毛泽东与刘邓产生矛盾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毛泽东观察也不是一两年了，毛多次谈了自己的看法。但是，你不听或听不进去。话，你说出来了，事，你也做出来了，过头了，他认为你不对，那他就开始反击了。
64年政治局开会，邓小平对毛说：如果工作忙，可不必参加。后来毛在讲话时，只讲几句就被刘打断。这两件事毛泽东不满意，甚至是暴怒，因为，自己的发言空间及发言权出现问题了，他认为很严重。对我都这样，那别人又会是啥样呢？
64年12月28日，毛泽东再次来到会场。这次他带来两本书放在桌子上，一本是《党章》，一本是《宪法》。然后发言。再次提出社教运动的性质问题。他还联系到1962年的“包产到户”和“单干风”，说：“要搞阶级斗争，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那个资本主义”。“请你们回去也找《党章》和《宪法》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
毛接着说：“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你们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据我看，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毛泽东讲这些话，当时许多人摸不着头脑，不知指谁。刘邓沉默不语。会场的空气近乎凝固了，矛盾公开化了。
毛泽东为何提及了62年的“包产到户”和“单干风”？这是有历史渊源的。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刘少奇到寿张县视察说的是：“苦干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1958年9月，刘少奇到常熟视察，面对一个公社党委书记报出亩产一万斤的高产，信以为真地问：还能再高吗？如此等等，事例很多。无疑，刘少奇在“大跃进”中也起了促进的作用。对这些事毛泽东是知道的，称刘是说“胡话”。
但，59年11月，刘少奇到海南万宁视察，却说了这样一句鼓励的话：“给农民一些自由，如搞自由市场、自留地、包产到户等。”万宁开始试点包产到户。62年安徽试点包产到户，邓子恢派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带领工作组到安徽省当涂县作调查。王观澜调查后，给邓子恢信中说：“我宁肯犯错误，也要说田间管理包产到户责任制好。群众的干劲可大了，晚上带着灯干活……”邓子恢当即汇报刘少奇，刘说可以试行。邓小平知道后说：“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不管它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邓子恢对包产到户之法，得到刘邓肯定后，视若灵丹妙药。三个月后，他呢，又跑到毛主席那里去了。在邓子恢一个半小时的汇报中，毛泽东只是倾听，没有讲一句话。直到邓子恢临走时才说了一句：“把你的汇报和符离集的报告送来，我要看看。”事后，毛泽东对董必武说：“邓子恢向我保荐责任田，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训。”
7月下旬，邓子恢到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在会前拜见了毛泽东，再次陈述了实行包产到户各方面的好处。毛泽东这次，不再沉默不语了，说：“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还要试验吗？如果实行包产到户，两年不到，翌年就会（贫富）两极分化，就有人会讨小老婆。你怎么动摇了！波兰闹自由化，还不敢公开解散合作社。邓子恢强调说：包产到户不是解散合作社。”毛泽东的确是预言大师，现在小三盛行了，可不就是小老婆嘛。1962年8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批评邓子恢说：“你这次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飞走了。”
与之相反的是，毛赞赏的大寨模式的领头人，陈永贵却遭到了冲击、清查，多亏了周总理亲自发话过问，陈永贵才过关。要不，陈永贵会是啥结局呢？这事也引起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经济政策的新看法。1964年，毛泽东号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下去蹲点，一些人不下去。刘少奇叫中央组织部长具体安排说：“不下去的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连公社书记也不能当。”好家伙，一听不能当官了，许多人竞相下乡了。毛泽东认为，我们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出现了问题，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思想又有所抬头，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及走群众路线方针出现了问题。
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看了薄一波转报的陈正人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报告，批示道：“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显然是有所指的。
64年根据中苏中美等国际气候，毛泽东提出大三线建设经济国防战略，周总理很支持。周恩来在中央常委扩大会上说：“我觉得，主席提出这个战略思想，我们从中可以引申出许多认识来，中国过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人口也不平衡，经济发展更不平衡，以后就是要逐步走向平衡……要走向平衡，那是一个大的经济斗争。”有些人不同意，毛泽东说：“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子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毛泽东说的“你们不搞攀枝花”，指的是谁呢？为啥不同意呢？但是，公有制的优势就在于它能集全国之力，干一些市场经济条件，个体户们难以想象的事情。据统计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在三线新建和扩建的大中型项目达300余项。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但三线建设并没有停止。经过这次经济战略的大转移，在大西南和大西北那些落后的甚至是荒漠的穷乡僻壤，陆续出现了一批工业、科研、国防基地和城市，如攀枝花钢铁基地、酒泉航空基地、十堰汽车城等等。毛泽东大三线战略错了吗？
毛主席与刘邓的矛盾在哪里？其实就是一个发展中国的套路不同，在农村经济模式问题上格格不入，经济及国防战略战术问题上，有巨大分歧。
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召见彭德怀，说出“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安排彭总担任三线副总指挥。这个“真理”，毛泽东指的是庐山会议上那封信的“要来一场斗争”，这个斗争，今天看来，正如王光美所说，彭在庐山会议上指的是刘少奇。
虽毛刘二人都是为中国富强目的是一样的，然治国理念不同，价值观不一样，探索中国未来之路就出现了三岔路口。毛泽东还是一贯作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文化大革命已经箭在弦上。
毛泽东想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他要向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宣战。毛泽东，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在晚年明哲保身、颐养天年、珍惜自己名誉的羽毛。
他可能思考过很久，是不是从庐山会议上，看完彭总的信开始的，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位老人似乎使出全身最后的力量，奋力一搏，他是为自己吗？似乎不是。
只有靠实践、时间来读懂这位“不要四个伟大”的历史老师，良苦用心。功过皆有，都是后人的财富；是的，过失错误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