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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竹:历史的拷问——什么是社会主义?

2018-02-28 群众利益

  百年以来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高潮之后、又陷入极端低潮。这本身就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历史大拷问。而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解读,却是众说纷纭。不过,真理只能是唯一的。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通过社会主义的模式表达出来的。如果社会主义的模式缺乏必要的构成要素,则社会主义的本质必然异化。社会主义的一般模式,恐怕离不开——公有制、计划经济、共产党的领导和大众民主政治等要素。

  (一)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本质上只能是公有制加计划经济。

  “资本主义补课论”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空想社会制度。其实,这是历史观的机械唯物论和主观唯心论的混合谬论。

  辩证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一般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开始进入成熟态的标志性生产力物质技术基础,是蒸汽机生产力。但是,并不是说只有具备了蒸汽机生产力,资本主义制度才可以诞生,而是在工场手工业的简单机械生产力——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制度就可以诞生了。

  实际上,历史的走向正是这样的:十七世纪上半叶,尼德兰(其主要领土是现在的荷兰)和英国,在工场手工业的基础上率先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家。而此时,离瓦特蒸汽机的问世,尚有一个半世纪左右。但这些国家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地位以后,却都在工场手工工具简单机械生产力的基础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率先迎来了工厂机器生产力的工业革命,巩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而当时在相对落后生产力基础上率先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些国家,也从未搞什么“封建主义补课”!

  当社会发展到电机、内燃机生产力时代,市场经济就进入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而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所以,电机、内燃机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诞生的物质文明基础。同资本主义制度并未等到蒸汽机生产力出现了才诞生的逻辑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也无须等到电机、内燃机生产力充分发达了才应该诞生。

  当年,苏联、中国等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都已经进入了电机、内燃机生产力发展的初期阶段。既然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于工场手工业生产力阶段是正常的,那么,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于电机、内燃机生产力发展的初期阶段,也是正常的。历史证明,苏联、中国等经济相对落后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统治地位以后,都取得了令世界震惊的跳跃式经济发展成就。至于后来改革之刀砍向计划经济,导致苏东剧变,社会主义运动陷入极端低潮,并不是因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集权政治制度有所谓的“空想”、“超前”、“僵化”、“极权主义”以及“吃大锅饭”等等的内生弊端(计划经济的社会福利,是人民吃自己做的“大锅饭”;市场经济则是资本家独占人民做的剩余价值大锅饭!);而是因为——大众民主监督制衡机制尚未发育起来,致使私有观念、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日渐泛滥,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失去了统治地位(去革命化),造成了计划经济高内能发挥的日渐受阻、自我“倒逼”改向市场经济,以及对集权政治腐败的推波助澜等因素。

  至于市场化改革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其实是资本主义的独有经济基础。社会主义若登上这个基础,就是上错了船。因为,从来就没有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以下市场经济等式简明揭示了其本质:

  市场经济==以市场为基 43 33483 43 14445 0 0 6810 0 0:00:04 0:00:02 0:00:02 6810配置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资源,并且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劳动力商品化==雇佣劳动社会化==大多数劳动者沦为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工具==资本主义私有制占据主体地位(市场化==资本主义私有化)==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资本主义。(这里的等号,并不表示数学上的“全等”关系)

  全面市场化的市场经济,不可能放过劳动力商品化。而劳动力商品化的完成,就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主人翁地位的分离(此时的国有企业,基本异化成了官僚集团占有制),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主体地位的形成,就是市场经济的形成,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

  市场经济,将劳动群众的购买力死死锁定在劳动力成本(工资)的极狭小范围之内,使得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总是大大小于生产供给能力,故其内生着恶性循环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网络化、智能化越是发展,市场经济就越是逼近总危机)。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市场化以后,也就必然地挤上了“市场经济末班车”!

  市场经济的真正统治力量是资本。所以,市场经济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本质上只能是宪政民主——这是资本为王、权力站台的政治体制。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而搞了市场经济以后,就形成了权力为王、资本站台的局面。然而,资本绝不会永远甘居仆从地位。

  (二)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本质上只能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的领导加无产阶级性质的大众民主监督。

  失去监督制衡的权力是绝对的权力;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人性是为私和为公的不同程度的对立统一。所以,手捏权力公器的干部(并不是仅仅输入为公程序的机器人),不可以没有大众民主的监督制衡。若边缘化自下而上的大众民主监督,只倚重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和所谓“依法治国”,则对于遏制权力的自发腐败,基本无效。因为,“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并且,若不敢依靠群众监督,也就不会承认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当然也就不会真的为人民服务。

  再者,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领导制度和组织原则是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这里的“集中”,反映的是领导权力,这里的“民主”,反映的是大众监督。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权力良性循环的负反馈;若将二者割裂,只倚重权力的自我监督和“依法治国”,则必定形成权力非良性循环的正反馈。这样下去,绝不可能跳出权力腐败的历史怪圈。

  还有,只要边缘化群众路线的大众民主,计划经济(包括国有企业)就必然日渐式微。因为,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有效运行,需要的是正确的战略决策和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领导作风;而离开大众民主的制衡,就不可能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干部队伍也不可能遏制“以权谋私,先富起来,吃喝玩乐,腐化堕落”的官僚作风——而这正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内在根源。可见,社会主义最稀缺的资源,并不是公有制计划经济,也不是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

  所以,社会主义改革,真的不应该走市场化的“资本主义补课”之路,而是必须走加强大众民主管理——如毛主席所提倡的“鞍钢宪法”——的人间正道。

  总结历史,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共产党的集权领导和计划经济体制,虽然需要优化,但决不是缺点;而其大众民主文化机制尚不发育,才是重大缺陷——不过,这也是社会主义幼年时期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好在发展中的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模式,才是真正解开大众民主政治建设“死结”的科学社会主义新高峰(继马列之后)。只是,我们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担当来召开新的“遵义会议”,以凝聚党心、民心重新攀登这座人类社会进步绕不过去的新高峰!

  【2018年2月25日】

本文有所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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