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官场“大忽悠”真面目！
“拉大旗作虎皮”：
官场“大忽悠”的一个重要表现
官场“大忽悠”的一个重要行为表现，就是“拉大旗作虎皮”，通过包装、吹嘘自己的背景和“能量”，骗取被“忽悠”者身上的利益。
在饭局酒桌上，这些精通“忽悠”之道的人，常常把自己的官方背景说得神秘莫测，将自己的能力无限放大。他们张口和某某领导一起吃过饭、照过相，甚至是称兄道弟的哥们，闭口本事大得很，没有自己办不成的事。
他们“忽悠”上级、“忽悠”下属、“忽悠”群众，反正是怎么震慑人怎么吹，把大家都“忽悠”得晕头转向。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些许官场资源，通过瞒天过海的“大忽悠”，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互相利用，甚至结成“保护伞”，大肆收取礼金和接受宴请，拿“关系好”来钻反腐败的空子，甚至无视法律法规的存在，让许多被“忽悠”者有苦说不出，只能吃哑巴亏。
这种官场上的“大忽悠”行为，本质上是“忽悠”者利用社会上的“官本位”心理实施的一种变相的、温和的“坑蒙拐骗”。
官场“大忽悠”的不正之风之所以有人接单，在于“忽悠”者深谙被“忽悠”者的心理，投其所好，利用国家在有些方面还存在制度不健全、程序不透明的漏洞，增加了群众对制度之外助力的不正当诉求。尤其在特权思想、“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下，一些人盲目拉关系、走后门，盲从轻信，趋之若鹜，幻想通过制度漏洞实现正常途径无法实现的个人利益。
“忽悠”者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有恃无恐、胆大包天，甚至让社会上的一些骗子冒充官员干部做“假钦差”，通过“忽悠”骗取钱财谋利。
官场“大忽悠”是如何产生的？
官场“大忽悠”这种不正之风的存在，主要根源于下列几个方面。
一是扭曲的“重说不重干”的用人导向。官场风气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用人机制和导向。贤必公，公生贤。公道正派选人用人，官场就风清气正，“忽悠”者就没有市场。相反，如果选人用人任人唯亲、重“忽悠”轻实干，一些德才平平、投机取巧的人屡屡得到提拔重用，一些德才兼备、踏实干事、不跑不要的干部受到冷落，就为“忽悠”者提供了土壤和机会，使官员们信奉“朝中有人好做官、做官必须有靠山”的信条，将十分精神中的七分用于上下“忽悠”和逢迎上司，只有三分办正事。
而如果树立正确用人导向，使那些深得老百姓拥护的干部，那些说话办事有灼见、有效率，对上对下都实实在在、不玩虚招，坚持原则、敢抓敢管、个性鲜明、不怕得罪人、不拉关系、不走门子的干部，那些因风气不正而长期受冷落却始终坚守正道、正派做人、扎实工作、有思想有能力有作为的干部，得到褒奖和重用，这样就会使那些热衷于形式主义、搞“关系网”“潜规则”、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场“大忽悠”失去土壤，没有市场。
二是扭曲的官场价值取向。一段时期以来，老百姓的口碑比不过领导人的一个酒杯，有时候甚至领导人的一个招呼、一个眼色，胜过不跑不送的人干一辈子。因此，官场上流行“干得好不如说得好，说得好不如巴交得领导好”的风气。在某些官员的心目中，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视为某领导的授予，为自己的“忽悠”积累资本和元素。于是乎，官场上盛行结交权贵之风，一些官员热衷于攀龙附凤，结交有钱的大款，有势的大腕，有权的上级或上级的子女、秘书，甚至结交能预测官运、知风水的“大师”；还有的官员热衷于参加那些变了味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党的原则、国家法律被用于“忽悠”的江湖义气所替代。
从近些年来发生在一些官员身上的违法违纪案件来看，一些人蜕化变质，与其结交的不三不四的所谓关系有关。他们通过这些所谓的官场关系来进行“忽悠”，其目的就是进行利益交换，谋取个人好处，获取晋升、“批条”等种种“寻租”。而一些被“忽悠”者，往往有自我保全的心态，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怕的就是万一“忽悠”者真有大后台，自己不给方便的话会影响官位和升迁。官场上这些庸俗失范的价值取向和心态，正投那些心术不正的“忽悠”者之好，为“忽悠”者提供了“大忽悠”的空间。
三是扭曲的评价和考核官员的政绩观。一段时期以来，评价考核官员看指标、重数字，由此衍生出“数字出官、官出数字”。那些老老实实不善言辞者、说真话者，年终考核时就成为“落后”，就要挨上级板子，甚至升迁无望、官位难保；而善于“忽悠”者、会包装炒作者，却能顺风顺水、加官晋级、抢占风头、赚得快钱，如此结果，助长了“忽悠”之风，于是乎官场上“忽悠”当道，诚信黯然一隅。官场上报喜不报忧，经济数据凭空造假，灾情伤亡层层瞒报，“面子工程”“政绩工程”成为上“忽悠”政府、下“忽悠”百姓的光环，一些地方的官场上“忽悠”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
根治官场“大忽悠”，从何入手？
要从根子上对官场“大忽悠”进行刮骨疗伤、清除这种不正之风，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寻根溯源、标本兼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首先，要加强政治生态建设，培育风清气正的大环境。风气背后是文化，文化背后是制度。官场“大忽悠”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就是因为几千年的封建官僚制度根深蒂固。所以，要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从根本上解决用什么人的体制机制问题。要坚持民主公开，创新选拔机制，解决好“怎样选人”的问题；坚持实绩为先，创新考核机制，解决好“怎样评价人”的问题；坚持全程监督，创新监督机制，解决好“怎样监督用人”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伸张正气、铲除官场“大忽悠”的土壤。
其次，要培养耻感文化，从改善官德入手。官场“大忽悠”的背后是官员道德水平的下降，是非不分、善恶不分、香臭不分，不以为耻，甚至以耻为荣。中国古语云：“知耻近乎勇。”道德修养是建立在“知耻”基础上的。为官者掌握公权力，其言行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准。官员们本分自立、清白处世、诚实待人，人人养浩然之气，脱离权谋、厚黑、“忽悠”等低俗之风的侵蚀，官场就风清气正，实干者就多，“忽悠”者就少。如果官场上寡廉鲜耻，“忽悠”者大行其道，不但严重败坏社会风气，而且使整个民族在文明世界面前蒙羞。所以要清除官场“大忽悠”的风气，必须从改善官德入手。
最后，建立正确的政绩观和考核机制。从根本上扼杀官场“忽悠”、造假之风，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监督和考核机制，改变“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政绩观，不搞“唯数据论”，更不能“以数据取人”。要通过大数据、互联网，使官场信息阳光化，提高官员个人信息和相关办事程序的公众知晓度，给民众辨别真伪的“火眼金睛”，同时也减少公众的投机心理，这样就能让官场“大忽悠”始终处在公众的监督之中，无处遁形，无法得逞。
来源：治世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