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市场调节能打赢“上海经济保卫战”吗？
用市场调节代替有计划按比例，这似乎成了改开的方向和实践。可回顾上海刚解放，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鼓动上海资本家兴风作浪，扬言“共产党在上海维持不到三个月”。面对资本家在大上海发动没有硝烟的大战，中共若用市场调节手段，能打赢“上海经济保卫战”吗!中共若屈服了市场规则，全国性的新生政权不很快就会葬送？那么，中共靠什么打赢了“上海经济保卫战”？
一、动用枪杆子打赢了“银元之战”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上海经济保卫战”先从“银元之战”打响！由于上海市军管会专政手段、经济手段、宣传攻势三管齐下，“银元之战”取得大胜。
1、人民币被银元排斥在市场之外。上海解放第二天，军管会就发布《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金圆券的规定》：从上海解放之日起，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刚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主要任务是用人民币兑换金元券，比例是1：10万。原想通过兑换金元券，人民币很快就占领上海。
但上海的资本家不欢迎人民政权，他们先不动声色的等人民币兑掉金元券后，再使出两招“杀手锏”：一是利用银元倒换人民币，任意提高价格投机。银元，俗称“袁大头”或“孙大头”，指民国期间铸造的两种银元，分别印有袁世凯和孙中山的头像而得名。由于上海的资本家囤积了大量银元，一块银元转手即获人民币160多元，造成人民币大幅贬值。另一招是在他们的操纵和宣传下，上海各商业机构只用银元标价，拒收人民币。连陈云调来的10万银元抛出，不但没有稳住市场，反被投机分子很快吃进。人民币只能购买小额货物，人民币被排斥在市场之外。
2、用专政手段端掉上海证券交易所。面对银元投机猖獗，得到毛泽东赞同，陈云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摸清资本家操纵银元和的大本营，就位于上海汉口路422号证券大楼的证券交易所。6月8日陈云致电华东、华中局，命令他们封锁上海证券交易所，严厉打击投机分子。并指示：先应派出秘密人员打入证券大楼侦察清楚，对违法商人的活动进行秘密调查，确定一批应当扣押人员的名单，然后动手。
考虑到上海情况特殊，军管会并没马上出兵封锁上海证交所，先通过报纸和广播亮明态度，让投机商立即停止经济犯罪行为，但资本家置若罔闻。6月10日，上海市公安局长李士英亲自带200多名干警，包围了上海市证券大楼，登记了所有大楼内的2100人名单，把预先确定需扣押的238人押送至法院审讯。抄没黄金3000多两、银元3万多块，处理投机商人200多名，市场上第二天银元便从2000元猛跌至1200元。
3、动用军警严厉打击零散倒卖银元。上海资本家打银元之战的大本营被端后，零星的小商小贩倒卖银元，也对上海市民造成一定负面心理影响。军管会又派出大批军警，抓这些小商小贩，并深挖根子，不久，就把倒卖银元的老窝都给端掉了，上海街道上再也见不到银元贩子。
二、用集中国营贸易打赢“‘两白一黑’之战”
解放前的上海，有500多万人口，1．2万多家工厂，6万多家商店，工业总产值和贸易额分别占全国一半，但其粮、棉、煤（俗称“两白一黑”）几乎都依赖外地和外国“进口”。上海的资本家不甘心失败，又在“两白一黑”上与中共展开了对垒。
1、资本家用纱、粮领头推高物价。粮食、纱布、煤炭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供应紧张，投机奸商乘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 1949年7月、10月和1950年2月，在北平、上海、天津等地出现3次大规模物价上涨。其他地区跟进，到11月13日止，以7月底为基期，上海、武汉由纱布带头；天津、北京由粮食带头涨价，以全国13个大城市1948年12月批发物价指数为100计，1949年1月上升为153，4月为287，7月为1059，11月达5376。民间企业家对实业毫无信心，资本大多用于投机——北京、天津两市200家银行钱庄中，96%的资金直接或间接从事投机活动。
2、指令各地国营贸易公司统一反击。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能否站住脚，越来越迫切的任务是稳定物价。11月13日，陈云为中财委起草对全国物价猛涨所采取方针的指示，包括紧缩银根。并指令各地国营贸易公司：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等到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毛泽东对陈云拟定的方针特批：“即刻发，发后再送刘、朱。”还在“即刻发”三字旁加了着重号。
当天，一场有目的、有组织、有步骤制止物价猛涨、打击投机商人的战斗在全国打响。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下,中财委主任陈云坐镇上海直接指挥,迅速从外省调进相当数量的粮食、棉花、纱布、煤炭等主要物资于重要地点，11月25日，全国各主要城市统一抛售粮食、棉布。一开始，投机商人不惜高利拆借巨款吃进，但国营公司敞开抛售后逐步降价，投机商人竞相抛售存货致巨亏破产，许多私人钱庄亦宣告倒闭。这次波及地区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物价涨幅最大的涨价风潮被平息下。
三、用计划调拨打赢了“粮食之战”
上海刚一解放，华东、华北又遇到严重的洪涝灾害，上海的不法资本家，又于共产党展开了“粮食大战”。
1、投机资本故伎重演哄抬粮价。在不法投机商的操纵下，1949年夏季，上海的粮价已超过一般商品达两倍以上。粮食价格的上涨，不仅影响了工业生产的成本，影响到其他商品的价格，也使人心浮动。1950年春节前后，上海等地的投机资本事先调集大量资金，千方百计囤粮，试图通过掌握粮食，来牵住共产党的鼻子。
2、以“杀头令”计划调运粮食。估算华东缺粮11亿斤，华北缺粮18亿斤，共29亿斤。中财委决定从东北调入15亿斤，华中调来11亿斤，四川调来3亿斤。在9、10两个月，每月供应市场6000万斤。而且，陈云断然采取严厉手段：“谁阻止粮食外运，就砍谁的头！”
3、投机粮价的资本家被挤出市场。上海等地的投机资本，看到华东、华北粮食吃紧，准备在春节后开市大赚一把。可春节过后，上海粮价反而连续下跌，在占压倒优势的国营经济面前，投机资本失去了操纵物价的能力，不得不亏本把囤积大米抛售，许多资本家的囤粮甚至烂在手中。至此，投机资本元气大伤，再也无力大规模操纵市场，国营贸易逐步取得了市场主动权，稳定物价胜券在握
为使资本家永远不能操纵上海粮食市场，中财委与江苏、浙江等产粮区订立长期供应上海的粮食交易协定，资本家被彻底挤出粮食市场。
四、举全国之力打赢了“救济失业工人之战”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轰炸下，上海的生活、生产物资供应紧张，庞大的失业工人群体，也成威胁上海稳定的重要经济问题。“据不完全统计，上海最近三个月中新失业的工人将近12万人”。
1、举国掀起救济上海失业工人运动。1950年4月14日，针对上海等城市出现的大批工人失业问题，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出《关于举行全国救济失业工人运动和筹措救济失业工人基金办法的指示》，“对此问题，中央除在工商业政策及救济问题拟定若干办法外，全国总工会提议在本年五一的时候举行一次全国救济失业工人运动”，“除对上海拟作较长时期的救济外，其余各地均作一次的救济”。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就救济工人失业问题致电上海市委并华东局，指出中华全国总会发表《为救济失业工人告全国工人书》“已号召全国工人捐献一天工资，人民解放军每个指战员捐助一斤米，机关工作人员每人捐助一两斤米，作为临时救济。除此之外，中央人民政府拟即颁布法令在各市劳动局中组织失业工人救济处与劳动介绍所，并规定统一办法，由政府及资本家与在业工人出钱对失业工人做必要的救济”，同时指示还对上海的工人失业救济工作进行了具体的安排。
2、上海失业工人的生活就业得到好转。在中央及各级领导的号召下，全国各地对上海的工人失业救助纷纷进行了一定的支援。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50年7月22日，仅“东北六省、四直辖市及旅大地区总共捐款东北币960.25亿元，其中沈阳市即有250亿元，居各地捐款之首”。最终，在全国人民的支援和帮助下，同时经过上海自身的救济努力后，上海失业工人的生活问题逐渐得到了好转。上海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失业工人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由于上海工业原料和生活、生产资料均不可能完全自给，所以在建国后上海经济发展过程中，全国各地对上海的支援力度也有增无减。
上海物价的平定,使全国各地大中城市的物价亦随之降落,到1950年底,全国物价一直比较稳定。上海的生产恢复和经济稳定,上海工商业的顺利恢复和发展、五金交电商品的增产和各种驰名全国的名牌日用工业品的大量生产并向全国各地的推销,帮助了内地和新区的建设,解决了城乡居民的需求,国家财政税收也随之大幅度增加。上海所拥有的现代科技人才及先进工商业管理人才大量向内地输送,更是在建国后发挥了有益的作用。
从1937年7月全面抗战开始，到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货币发行增加1400多亿倍。100元法币，在1937年可买两头牛，到1949年5月只能买一粒米的千分之二点四五。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这也是国民党反动统治迅速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仅短短半年实践，在蒋介石集团将黄金等都掠夺一空，中共不仅打赢了“上海经济保卫战”，还实现了全国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使国民党长期无法治理的“通胀癌症”，使资本家对抗共产党治理通胀恶意抬高物价，迅速得到了稳定。甚至在重庆等城市连蒋介石拖欠很久的教师等工资，共产党都照数给与补发，共产党怎么能不得人心？！
长达十几年的天量通货膨胀，“驴打滚”的物价翻番，共产党在半年多就扭转乾坤，这绝对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这绝对创造了中华民族一个史诗般的传奇，这绝对创造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神奇。毛泽东曾高度评价“上海经济保卫战”的胜利：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那么，这样一场伟大的“经济保卫战”，有什么宝贵经验需要总结、需要珍惜，需要对照？“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经验之一：必须认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性。从“上海经济保卫战”中资本的种种表演，让其本性得到活脱脱表现，也教育全党对资本有了“三个认清”。
其一，认清了“人格化资本”。资本主义市场的主体，资本的“人格化”就是资本家，只有资本家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人和主体，穷人绝对是极为弱势的被剥削者，而资本家绝不是慈善家，资本家与代表广大穷人利益的共产党，有必然的内在矛盾和对立性。
其二、认清了资本的“三性”。既，趋利性、贪婪性和犯罪性。对此，马克思有深刻、形象、生动的揭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他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他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他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他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
其三、认清了资本交易的不公平性。一方面作为剩余价值的体现，资本是用工资的平等，掩盖剥削的不平等，这是资本合法剥削的本性；一方面作为价值规律从来不是孤立存在，“上海经济保卫战”中可明显看到，表面是平等的交易，实际掩盖罪恶的交易；看似资本家在市场中逐利拼杀，实则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在里兴风作浪！
经验之二：坚持党的领导是取得胜利的根本。在解放前后的半年中，“上海经济保卫战”乃至全国的经济保卫战，就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绝对是在毛泽东和党中央坚强有力的领导下取得的。
从接管大上海，毛泽东逐个审定接管的领导干部，亲自制定接管的重要政策，还亲自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通俗易懂的《约法八章》；在组织措施上，及时成立了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并选派陈云为主帅，坐镇上海指挥；毛泽东及时提出做好经济工作的原则方针等，甚至在救济上海工人等问题的处理上，毛泽东和党中央都直接站到一线。1950年6月6日至9日，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确定了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以及所应采取的战略和策略方针。
可以说，在关键的人物选拔，关键的组织作用发挥，关键的时间节点把握，毛泽东和党中央都实施了及时、有力、卓越的领导。“东西南北中，工农兵学商，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点必须强调；中国共产党抓经济工作是优良传统，必须要牢牢地坚持；毛泽东抓经济工作的眼光卓越、理论卓越、方法卓越，简直是出神入化。后来连美蒋也不得不佩服以毛主席为核心的中共杰出的治国理政能力，也让世界多少资产阶级经济学大为吃惊，甚至是震撼！
经验之三：绝不能完全按市场经济规则出牌。搞经济，就要按经济规则出牌，你听听，这些公知精英说的多么轻松，说的多么冠冕堂皇。可中共之所以打赢了“上海经济保卫战”，之所以打赢了“中国经济保卫战”，之所以打赢了“新生政权保卫战”，却恰恰是没有按所谓市场经济规则的套路出牌，才取得了决定性的伟大胜利。
一是要清楚经济包含深刻地政治！自有阶级以来的经济，从来没有纯经济，凡是被统治阶级和所谓的经济学家将其伪装成纯经济，那都是虚伪地欺骗百姓！马克思主义伟大的理论贡献之一，就是创立了政治经济学，公开宣示：经济从来就包含政治！这个政治包含两个方面：对内，经济中有阶级关系、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对外：有上层建筑，特别是有专政手段的运用，有阶级矛盾的对立，甚至对抗性的变化等等。“上海经济保卫战”，资本家的目的不就是搞垮新生的人民政权，他们搞的是“纯粹”的市场经济吗？如果拘泥于所谓的市场经济规则出牌，那不是宋襄公“阵而后战”的愚蠢至极？
二是该怎么出手就出手。“银元之战”，中共坚决果断地动用枪杆子打赢了，这不是行之有效吗？这不是上层建筑反作用经济基础吗？“‘两白一黑’之战”，同“银元之战”相比，中共似乎是用经济手段致胜，当时的上海资本家说：银元斗争共产党靠的是行政手段，这次共产党完全是用经济的手段把价格平下来。可这组织全国的国营贸易公司进行大决战，这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则吗？作为“粮食之战”，这是中共动用行政力量，有计划地在全国调动调拨粮食，在两军对垒中打败了资本家的哄抬物价。“救济失业工人之战”，这本身就是经济、政治、社会的统一体，中共举全国之力支援上海的工业与工人阶级，这不更与市场经济手段相背离？
可恰恰用这些被资本家看作不合市场经济常理的做法，被公知精英污蔑为蛮干不懂经济的做法，中共胜利了！人民胜利了!这说明中共打赢“上海经济保卫战”的排兵布阵，那是符合科学的政治经济学，那是中共领导经济工作走向成熟的一次大演习！
经验之四：要懂得国营企业和计划经济的由来。当很多公知精英大嘴巴巴地批判污蔑国有企业和计划经济,污蔑毛泽东不懂经济只会蛮干时，他们可知道国营企业和计划经济同“上海经济保卫战”的关系？他们可知道国营企业和计划经济怎样在血与火的斗争中诞生？
一方面计划经济从实战的刀枪中呱呱落地。新中国成立前，为更好地为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做准备，1949年6月4日，周恩来宣布陈云负责筹备组建中央财经委员会，统一计划和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并明确中财委暂时属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中央政府成立后归中央政府领导。毛泽东确定了特别赏识的陈云为主帅，指挥同上海资本家打经济仗的。若没有“中财委”有计划地调动全国的经济力量，如何能打赢“上海经济保卫战”。中央财经委员会就是计划经济的筹划指挥中枢，或者说，计划经济就始于中央财经委员会的成立！
一方面严峻的实践要求中共必须建立国营企业。“上海经济保卫战”让毛泽东看到了资本的贪婪和血腥，看到了中共必须有自己的企业，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上海的不法资本家再次受资本趋利性的驱使，又制造出大批假冒伪劣产品，送到前线坑害志愿军战士。毛泽东气愤至极，将送来的反映此情况的报告摔在地上，坚决地开展了“三反”、“五反”，并沉痛地讲：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国营企业！
就因为资本家企业的的不可靠性，这才有了毛泽东出访苏联引进156个大项目，这才有了新中国大规模建设独立自主的国有工业体系。而独立自主的国有工业体系的建立，也才使新中国跳出了农业国，跻身于世界第六工业强国。
经验之五：经济决战打败资本家才能改造资本家。“上海经济保卫战”，其实质也是全国的新生政权保卫战，在同上海的资本家进行经济对决时，全国各大城市也同时展开了与资本家的经济对决。而以打赢了“上海经济保卫战”为标志，不仅治住了上海资本家，也治住了全国的资本家，使他们再不敢轻易向人民政府发起经济挑战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新生政权，在对待资产阶级上，能相互妥协、相互包容，走上了一条和苏联截然不同的道路，采取和平赎买的“公私合营”，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建国初的“经济保卫战”中，有了用各种手段治住资本家的前提，才能团结资本家为新中国服务，才能为50年代前期对资本家进行利用、限制、改造，打下一个良好基础。
结束语：当年“上海经济保卫战”取得的5条经验极为重要，这5条经验对于今天也绝没时过境迁！今天搞的市场化改革，我们也绝不能忘了资本的本性，也绝不能都推给市场经济调节，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地位绝对不能动摇！
毛泽东率领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假设当年如果交给鼓吹“市场经济万能”，鼓吹所谓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一些公知精英去管理，那新生的人民政权，可能几个月就会丧失！
学习历史，不是简单地临摹和重复历史，而是发现历史。只有不断发现隐藏在历史事实背后的密码，才能让历史熠熠生辉地照亮未来，让我们共同走近发现！让我们共同倾听警钟还在长鸣：“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