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论神聊‖八百里加急/中国古代的驿站
开聊了
2017年10月19日，《国土微论坛》在微信群举办第44场“微论神聊”活动，由王封礼主聊“中国古代的驿站”。主持人：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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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聊人：王封礼，《文史天地》杂志社编辑部副主任，历史学硕士。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组织传递信息的国家之一，邮驿历史长达3000多年。
中国古代公文传递靠的是驿站, 驿站是古代供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驿站分驿、站、铺三部分。驿站是官府接待宾客和安排官府物资的运输组织；站是传递重要文书和军事情报的组织，为军事系统所专用；铺由地方厅、州、县政府领导，负责公文、信函的传递。递铺用以传递公文。凡州县往来公文，都由递铺传送。一般每隔二十里就有一个驿站，一旦而要传递的公文注明“马上飞递”的字样，按规定每天三百里，如遇紧急情况，可每天四百里，六百里甚至八百里。
传递紧急公文时每个驿站都用快马，“千里马”是形容一匹马能日行千里，实际是不可能的，按唐朝的规定快马能日行一百八十里左右，再快的马可能跑得更多一些，因此实际是驿卒们快马加鞭，以最快速度奔跑，单靠一匹马是跑不到目的地的，要到下一个驿站换人换马，连续传递下去。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唐玄宗在临潼华清池，两地相隔三千里，六日内玄宗就得到这一消息，可见传递速度每天达五百里。唐代的一尺合0.303公尺，一里合454.2公尺，五百里约合现代的227公里，在当时已经是非常快的速度了，至于八百里加急，可能差不多要走两天才能到。
我们在电视剧和电影里往往可以看到这样的精彩场面，只见远方黄尘滚滚，瞬间骏马飞驰而至，但见人影一晃，穿着黄马挂，身背公文袋的驿卒翻身下马，急忙将公文袋传给另一个驿卒手中，大喝一声“八百里加急”，随即又见烟尘滚滚，骑者已然远去。
△ 始建于明代的鸡鸣山驿站遗址
秦王朝是我国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时代的开始。秦始皇所制定的统一文字、度量衡、车轨、道路等制度，对我国后代有深远影响。在开创统一的邮驿制度方面，秦朝也有不世之功。
虽然秦王朝仅仅存在15 年，但以惊人的努力完成了全国范围的交通和通信网络。驰道是秦朝道路网的主干。它以首都咸阳为中心，“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汉书·贾山传》）秦朝驰道十分壮观，宽约50步，10 米左右就栽一棵青松，一路绿影婆娑，十分壮观。这样的大道遍布全国。另有一条专为抵御北方匈奴的“直道”，从咸阳北的云阳开始，途经黄河，直抵今包头市的秦九原郡。这是由名将蒙恬指挥修筑的，全长1800 余里。此外，在南方还修了到两广和西南的“新道”。这样，就在全国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交通网。
这些大道，路平道宽，沿路驿站、离宫、馆舍和军事设施遍布。考古工作者近年曾在陕西旬邑县子午岭发现一处秦朝直道建筑遗址，是一座约40 亩左右的大平台。专家们认为这可能是当时既作防卫又作信息传递站的驿站。有的专家则戏称为“一号兵站”。
秦朝修筑的大道至今也还有遗迹可寻。考古学家在直道遗址进行了勘测，测出当年直道最宽处为50 米，转弯处更宽到60 米。路基全是夯打结实的坚硬层面。据历史记载，当年秦始皇曾出动大小华贵车辆80 余辆，官员兵丁1000 余人，在此大道上浩浩荡荡前进，足见路面的宽阔平坦。
秦朝的邮驿统一了称呼。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对邮驿通信的称呼都不一样，秦朝把“遽”、“驲”、“置”等不同名目一概统称为“邮”。从此，“邮”便成为通信系统的专有名词。在秦朝，“邮”负责长途公文书信的传递任务，近距离的另用“步传”，即派人步行送递。在邮传方式上，秦时大都采用接力传送文书的办法，沿政府规定的路线，由负责邮递的人员一站一站接力传达下去。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中原地区非常混乱，普通百姓连日常生活都难以为继，自然更谈不上正常的通信邮驿活动了。史书上记载此时的情况说：“道路壅塞，命不得通。”所谓“命”，就是指皇帝和政府的文书命令，因为战乱，这些文书命令也不能通畅下达了，“驿书”传递最多不超过600 里。
直到曹操统一了北方，这情况才逐渐有了改变。曹操和他的继承人加强了对邮驿的管理。曹丕建魏后，把长安、洛阳、许昌、邺、谯五个北方大城市建成五个军事重镇，称为“五都”。围绕这五都建立了四通八达的联络通信网。那时，曹魏的通信，绝大多数是军事文书，主要是靠快马投递，步邮较少。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社会秩序还不是十分稳定，步行邮递很不安全。即使少量的步行邮递，也不用接力传送，而是找一些善于快跑的人，专程邮递。这些人，被称为“健步”，后来称为“急脚子”或 “快行子”。他们往往跑完全程，中途不换人。曹魏有些专门的信使级别很高，他们常常可以与公卿同坐。信使的身份较高，其原因可能与社会不安定有关，信使必须由较为亲近的人充当，才为可靠。而这些显贵的亲信，一般身份是大大高于过去充当信差的吏卒的。
曹魏时在邮驿史上最大的建树，是《邮驿令》的制定与实施。这是在魏文帝（公元220—226 年在位）时由大臣陈群等人制订的。内容包括军事布阵中的声光通信、“遣使于四方”的传舍规定以及禁止与五侯交通的政治禁令等。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的邮驿法，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可惜的是，这部邮驿法原文已经失传，只是有些内容可以在《初学记》、《太平御览》等一些后人的辑文中看到。
魏晋时期，继承两汉的邮驿管理制度，主管邮驿的机构归法曹。两晋时，法曹的官吏还利用邮驿宣布新法律。《晋书·刑法志》记载，西晋时主管法曹的官吏张华，曾表抄新律死罪条目，张贴在各地邮亭以示百姓。
西晋统一南北后，利用了曹魏原来邮驿的基础，并有较大发展。从晋时文人间书信往来的频繁，可以看出那时邮驿发展的规模。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陆云兄弟，平日往来书信十分频繁，今存《全晋文》中陆云写给兄长陆机的信件即达35 封。他们在书信中互相切磋学问，相道寒暖，互为勉励。陆云与他的好友杨彦明、戴季甫也经常有书信往来。从他给戴、杨的信中所云“疾病处远，人信稀少”，“去书不悉，得书以为慰，时去荏苒，岁行复半”等语来看，通信人之间住处距离是遥远的，可见那时邮驿达到了很远的地方。
隋唐时期是我国皇权社会的盛世，“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是我国历史上历来为史学家称颂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邮驿，也达到空前繁盛的阶段。隋唐时期邮驿事业发达的标志之一是驿的数量的增多。隋唐继续发展南北朝时的驿传合一的制度，“驿”代替了以往所有的“邮”、“亭”、“传”。驿的任务包罗万象，既负责国家公文书信的传递，又传达紧急军事情报，还兼管接送官员、怀柔少数民族、平息内乱、追捕罪犯、灾区慰抚和押送犯人等各种事务，有时还管理贡品运输和其他小件物品的运输。隋唐时期的驿遍布全国，像一面大网密布在全国交通大路上。据《大唐六典》记载，最盛时全国有水驿260 个，陆驿1297 个。那时，专门从事驿务的有20000 多人，其中驿夫17000 人。这是一支很庞大的邮政队伍。驿夫又称驿丁，根据不同的驿站等级，驿丁的配备数目不同。《大唐六典》载，唐代最大的驿称为都亭驿，是国都所在的驿站，每驿配驿夫25 人。各道陆驿分为六等：第一等驿配驿夫20 人，二等驿配驿夫15 人，三等以下递减，第六等驿的驿夫二至三人。水驿则根据驿务繁闲，也分为三等：事繁水驿配驿夫12 人，事闲配驿夫9人，更闲水驿配备驿夫6人。有些学者据有关各种资料统计，有唐一代，全国的驿夫数实不止上述17000 人，有许多盛唐时期新增之驿，尚未统计在内，其总数合计当在25000 人以上。这和1949 年前国民党统治时期全国邮政人员总数几乎相当，说明唐朝邮驿事业确是相当发达的。唐代时已开始流行使用快递运送水产、水果，“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反映的是用快递给杨贵妃快递水果的情境。
△唐代的快递员“驿骑手”
那时，交通线路畅通全国各地。著名散文家柳宗元在《馆驿使壁记》中记载，唐时以首都长安为中心，有七条重要的放射状的驿道，通往全国各地。第一条是从长安到西域的西北驿路，自长安经泾州（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北）、会州（治所在今甘肃靖远北）、兰州、鄯州（治所在今青海乐都）、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瓜州（治所在今甘肃安西东南）、沙州（治所在今甘肃敦煌）直达安西（今库车）都护府。第二条是从长安到西南的驿路，自长安经兴元、利州（治所在今四川广元）、剑州（治所在今四川剑阁）、成都、彭州（治所在今四川彭县）、邛州（治所在今四川邛崃）直达今川藏地区。第三条是从长安至岭南的驿路，由长安经襄州（治所在今湖北襄樊）、鄂州（治所在今武汉市武昌）、洪州、吉州、虔州（治所在今江西赣州）直达广州。第四条是从长安至江浙福建的驿路，由长安经洛阳、汴州、泗州、扬州、苏州、杭州、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绍兴）、衢州（治所在今浙江衢县）直达福建泉州。第五条是从长安到北方草原地区的驿路，自长安到同州（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再经河中府（治所在今山西永济）、晋州（治所在今山西临汾）、代州（治所在今山西代县）、朔州（治所在今山西朔县），直达北方单于都护府。其他两条各自长安至山东、东北地区和荆州、夔州（治所在今四川奉节县）、忠州等四川云贵地区。这些驿道，通过的驿站，在《唐书·地理志》和柳宗元的《馆驿使壁记》中都有具体的记述。可见这是唐朝驿道纵横的实际情况，丝毫没有夸张成分。在宽敞的驿路上，则是：“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那时邮递效率非常之高，据推算，中央的政令一经发出，两个月内便可推行全国。
除国内七条主要邮路外，唐朝对外还有若干国际性的驿道。中唐有一位地理学家贾耽，写过一篇《记四夷入贡道里》，说到唐朝的国际交往线也有七条：一为从营州入安东道，二为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为从夏州、云中至蒙古草原道，四为入回鹘道，五为安西西域道，六为安南天竺道，七为广州通海夷道。通过这些水陆通道，可通往朝鲜、日本、中亚、印度和东南亚各国。
因为全国空前的大统一，隋唐时期从中央发至各地和由各地送达中央的官方文书特别多。《新唐书》记载，中唐著名诗人元结在道州（治所在今湖南道县）任上做刺史才不足50 天，收到的各地文书就有200 函之多。
隋唐邮驿的发达，推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保证了中央各种制度在全国的推行。
两宋时期，全国的陆上交通已是四通八达，北宋通往辽、夏、金的各条道路均以京量东京汴梁为中心，向各州县伸展，连接重要城市入州治、县治。宋朝将连接各行政区的道路称为官路同，一些主要官路也是驿路，官府每隔一段路程便会修建驿站，驿路中的主干道称为“大路”或“大驿路”。
北宋中叶，专门修建了通往陕西、甘肃的驿道，并建有驿站2309间，邮亭385间，其他驿道一般50里设置一间驿站。
宋代在京师修建有专门接待各国使臣的馆驿，相当于现在的政府招待所，专招待来往的各国使臣。各个主要国家的使臣分住不同的馆驿。北宋时，辽国使臣来访住都亭驿，西夏使臣住来远驿，其他地方的使臣则住怀远驿。驿馆内装饰富丽堂皇，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各国使臣无不以出使大宋为乐事。除了国事交涉外，就是在汴梁大肆买买买。
在京城以外，修建有供来往官员和使者中途休息、住宿的驿馆。官吏若需在驿馆住宿，一般要出示朝廷专门发行的“驿券”，若无驿券则只能另寻他处投宿。后来，朝廷放宽了对官员的限制，规定达到一定级别的官员，携带家属出行时，虽无驿券，也可入住。
宋朝之前，政府公文和书信都由各地驿站的递夫负责邮寄，递夫一般由乡村百姓担任。北宋以后改由地方厢兵负责传递，后来又设专门的“递铺（邮局）”，将邮递公文信件与驿馆在职能上加以分列，各自承担自己的任务，不再混同。于是驿馆成了官吏、军卒的招待所，而“递铺”则专事邮递。
宋代的邮递分为步递、马递、急脚递三种形式。步递用于一般文书的传递，由各个递铺间接边步行传递。步递同时还要承担繁重的物资运输任务，速度较慢。马递用于传递紧急文书，一般不负责传递物资，因此速度较快，但因负责这种递送任务的马匹大多是军队挑选剩下的老弱病马，所以不能用它递送最紧急的文书。为了能及时传递重要文书，北宋真宗年间，又出现了“急脚递”，据说能“日行四百里”，急脚递铺也被称为“急递铺”，用以传递机密文书。且河北两路急脚递铺的军士只能递送皇室急件，不能承接其他文件。神宗朝时，对西夏和交趾用兵都采用急脚递铺传递军事文书。
步递、马递、急脚递三种递铺，北宋时分别置铺，承担各自的递件的传递。但是马递铺除了递送文件外，还负责向过往官员提供乘骑，所以一般的马递铺平时都饲养几匹马备需。
南宋时，将步递、马递、急脚递铺合而为一，将其归至江淮一线和通往四川的驿路，还设立了摆铺和斥堠铺，每十里置一铺，专门传递“日逐探报斥堠文件”。每铺由五名身强边壮的马手值守，后改为兵士担任铺兵。
宋代邮驿以符牌为凭信，传递木牌也称檄牌，这种木牌长六寸、宽三寸，用坚硬的木材制成。凭此券在驿路上通行无阻。后又增加了金字牌、青字牌和红字牌三种。金字牌专门用来递送皇帝诏书，日行三百余里。南宋初，在金牌传递过程中，又增加鸣铃，铃声一响，准备前往下一站的人员就要出门候着，接到文件立即出发，不得延误。
南宋绍兴十年（1140年），宋高宗就是以金字牌急递的方式，一连发出十二道金牌，迫使岳飞班师，并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杀害于风波亭中，自毁长城，使大好的抗金局面前功尽弃。
到了元王朝，由于疆域辽阔，发展交通，强化了驿站制度，这也成为它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这时驿站也叫“站赤”，实际“站赤”是蒙古语驿站的译音。
到了明代在各干线道路上均设置了驿站。还设立了递运所，这些独立与驿站，专门从事货物运输的组织，其主要任务是预付国家的军需、贡赋和赏赐之物。由各地卫所管理。递运所开始设于洪武元年（公元1376年），它的设置，是明代运输的一大进步，使货物运输有了专门的组织。
邮驿分陆驿，水驿和水陆兼并的共三种，各驿站都设有驿舍、驿丁、驿马、驿驴、驿船及驿田等。驿站使用的凭证是勘合和火牌。凡需要向驿站要车、马、人夫运送公文和物品都要看“邮符”，官府使用时凭勘合；兵部使用时凭火牌。使用“邮符”有极为严格的规定。对过境有特定任务的，派兵保护。马递公文，都加兵部火票，令沿途各驿站的接递如果要从外到达京城或者外部之间相互传递的，都要填写连排单。
明朝后期，有些驿站非常奢华，成了拉关系、求升官的场所；更多驿站则年久失修，管理混乱。决策层意识到，驿站非改不可。
明初，官僚机构较小，朱元璋管得很严，据说一品官出门，随行不超过10人，行李不超过200斤。因此，这方面的开支不算多。到嘉靖年间，官僚机构膨胀，繁文缛节增多，官员出差频繁，接待开支骤增。有些官员出行，排场很大，车马随从成群结队，驿站苦不堪言。一旦州县衙门接济不上，驿站就会难以维系，甚至逐渐荒废。
万历初年，首辅张居正在对驿站体系进行了外科手术式的改革。他首先从限制特权入手，下令禁止非公滥用，禁止加派人手，禁止多吃多占，禁止摊派私费等。驿站的额外负担大幅减轻，送信效率显著提高，经费开支压缩了三分之一，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了“清驿递以恤民劳”，“小民欢呼歌诵”。
遗憾的是，张居正改革只推行了10年，便在他去世后被废止。保守派借口"裁削过当"、“累民贫民”，呼吁“宽驿站之禁”。禁令解除了，开支浩大的问题依旧困扰着各地的驿站。
崇祯上台的头一年，就找出万历钦定的《给驿条例》，按照"俱裁十分之六"的标准进行修订。于是，原先51条的条例被压缩到12条，官员在驿站享受的特权和待遇大幅缩水。
崇祯颁布的新条例规定，只有三品以上京官才有资格使用驿站，四品以下跟驿站绝缘。虽充满了“官本位”色彩，但毕竟三品以上京官人数较少，如能实施，驿站的负担将大为减轻。即便如此，崇祯还觉得“裁酌尚滥”，要求继续删改。主管大臣只好哭丧着脸说，已经删到超出“俱裁十分之六”的标准了，再删下去，还不如把条例废了。崇祯这才作罢，将新条例签字认可，颁行全国。
有时候，矫枉过正不见得是好事，用力过猛会适得其反。过度“裁驿”省下来的银子，全都变成了军费。老百姓没有感受到改革红利，负担依旧。反倒是许多驿夫、驿卒甚至驿官供职数十年的驿站被撤，让他们丢了饭碗，只剩三条出路：要么坐地等死，要么逃亡异地，要么揭竿造反。
李自成就是个驿卒。他当过兵，退伍后托关系进入银川驿站，做起了这份薪水不高但旱涝保收的工作。有时承接迎来送往，还能吃点回扣，默默无闻，过得不差。
朝廷裁撤驿站的命令，改变了李自成的命运。崇祯元年（1628年），朝廷宣布裁撤驿站。同年，李自成因工作失误，丢了公文，上级以此为借口，把他裁了。
铁饭碗没了，李自成只好回老家谋生。更麻烦的是，他还欠了一屁股债。被债主艾诏告到了米脂县衙。知县直接把他“械而游于市”。李自成命大，被亲戚保释，捡了一条命。
出狱后，李自成认为自己身上的一切倒霉事都是艾诏惹的，就把他杀了。不久，李自成发现老婆跟人通奸，又把老婆杀了。两桩命案，震惊全县，倘若落网，定死无疑。李自成只好离开米脂。
崇祯二年（1629年）二月，李自成到甘肃甘州（今张掖市甘州区）投军，很快提拔为把总。军队行至榆中（今兰州榆中县），由于欠发饷银，他就发动兵变，杀死参将和知县，揭竿造反。一年后，李自成投靠了农民军里实力最强的“闯王”高迎祥。又过了6年，高迎祥阵亡，李自成被推为新的“闯王”，率军席卷中原。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埋葬了明王朝。
历史上的“官逼民反”，并非全因官府刻意攫取百姓利益，有时还是看似正义的改革，因政策失误而办砸，损害了百姓利益。官府也许很无辜，但受伤的总是老百姓。
到了清朝，驿站开始使用“勘合”和“火牌”做为凭证。凡需要向驿站要车、马、人夫运送公文和物品都要看“邮符”，官府使用时凭勘合；兵部使用时凭火牌。使用“邮符”有极为严格的规定。对过境有特定任务的，派兵保护。马递公文，都加兵部火票，令沿途各驿站的接递。如果要从外到达京城或者外部之间相互传递的，就要填写连排单。紧急公文则标明四百里、或者五百里、六百里字样，按要求时限送到。但不得滥填这种字样。
驿站管理至清代已臻于完善，并且管理极严，违反规定，均要治罪。清代末年，近代邮政逐步兴起，驿站的作用日渐消失，于是，1913年1月，北洋政府宣布全部撤销驿站。
△ 晚清的新式邮局
驿站在我国古代运输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通讯手段十分原始的情况下，驿站担负着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信息传递任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物流信息的一部分，也是一种特定的网络传递与网络运输。我国古代驿站各朝各代虽形式有别，名称有异，但是组织严密，等级分明，手续完备是相近的。
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局限，其速度与数量与今无法相比，但就其组织的严密程度、运输信息系统的覆盖水平也不亚于现代通讯运输。可以说那时的成就也是我们现代文明的基础的一部分。驿站与当今的邮政系统、高速公路的服务区、货物中转站、物流中心等等，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 20世纪20年代初的陕西乡间邮差
《文史天地》杂志社简介
《文史天地》原名《贵州文史天地》，创刊于1994年，由文史委所办之《贵州政协文史资料》更改刊名而来。2001年经新闻出版署批准，更名为《文史天地》，从刊名上打破了地域的界限。此后，在政协和办公厅的直接领导下，《文史天地》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成了一本选题严肃、秉笔直书、不为尊者讳、涉及面广、知识性和可读性强，深受广大读者喜欢的文史刊物。在全国同类期刊中，发行量位居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