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拉利: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
这次疫情风暴终将过去。但是我们此刻所做的选择可能会改变未来很多年的生活。人类正面临一场全球性危机。
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最大一次危机。未来几周内政府和人民作出的决定将有可能塑造世界未来很多年的面貌——不仅仅是医疗体系，同样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我们的行动必须迅速和坚决。我们也必须考虑我们行动带来的长期效果。在不同选项间做出选择时，我们应该不仅应该问一问自己，如何战胜当下的威胁;还要问一问自己，风暴散去以后，我们将会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里。是的，这次的风暴将会过去，人类将会生存下来，我们中的大多数都会活着——但是我们将会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
许多短期的应急措施将会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应急措施的本质。它们将会加速历史的进程。在正常时期作出此种决策可能会花费数年时间，但在紧急状况下作出这种决策只要几个小时。一些不成熟甚至危险的技术会在压力下被采用，因为什么都不做的风险会更大。整个国家都像小白鼠一样成为大规模社会实验的对象。如果所有人都在家工作，并且在交流时保持距离会怎么样?如果所有的中小学校和大学都改为线上教学会怎么样?在正常时期，政府、商业机构以及教育委员会不可能同意进行这样的实验。但是现在不是正常时期。
在这次的危机中，我们面临着两个尤其重要的选择。第一是在极权主义监督和公民赋权之间进行选择。第二是在国家孤立和全球团结之间进行选择。
新式监控
为了阻断传染病，全体人民要共同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有两种方式实现这一目标。一种方式是政府监视人民，并惩罚那些违规者。如今，在科技的加持下，人类历史上头一回实现了对所有人进行不间断地监视。50年前，克格勃还没有办法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监视2.4亿苏联公民，也不能有效处理收集的所有信息。克格勃要依靠人类特工和分析师，不可能跟踪每一个公民。但是如今政府依靠的是无处不在的传感器和强大的计算机算法，而不再是血肉之躯的间谍。
在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一些政府已经采用了这些新式监控工具。通过密切监控人们的智能手机，利用密布街头的人脸识别摄像头，以及强制人们测量并报告体温和健康状况，当局不仅可以快速找出疑似冠状病毒携带者，还可以追踪他们的行踪，并找出所有的密切接触者。许多手机应用程序可以提醒市民他们附近哪里有被感染的病人。
到目前为止，当你的手指接触智能手机屏幕并点击一个链接网站时，政府想要知道的是你的手指到底在点击什么。但是随着冠状病毒的来袭，关注点发生了改变。如今政府想要知道的是你的手指的温度是多少，以及你的血压是多少。
应急布丁
要明确我们对待监控的正确态度，存在着一个难题，那就是我们不能准确知道我们正被如何监控，以及今后监控会变成什么样?监控技术正在突飞猛进地发展，那些10年前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的玩意，如今已是老黄历了。想象一下，所有监测数据都被收集起来，交由政府的算法程序进行分析。如果你生病了，算法会比你自己还先知道这一点。当然它还知道你去了哪里，见了谁。传染链会被极大缩短，甚至完全切断。这样的系统可能在几天之内就可以阻断传染病的蔓延。听起来是不是很棒?
但其弊端在于，这会给一种新的恐怖的监控系统授予合法性。例如，如果你知道我点击了福克斯新闻的链接而不是CNN的链接，那你就可能了解了我的政治倾向甚至我的个性。但是如果你能监控我看一个视频短片时的体温、血压和心率，你就可以知道什么能让我笑，什么能让我哭，什么让我暴怒。
你当然可以把生理监控作为紧急状态令的临时性措施。这样紧急状态结束后它将消失。但是临时性措施有持久性保持下去的巨大惯性，尤其是因为总有一些新的紧急状况潜伏在不远处。以我的祖国以色列为例，1948年独立战争期间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这使得一系列的临时措施合法，如：媒体审查，征收土地，以及制作应急布丁的特殊规则(我没骗你)等。独立战争获胜已经很久很久了，但是以色列从未宣布结束紧急状态，也没有取消1948年制定的许多的“临时性”措施(直到2011年政府才宽宏大量地取消了制作应急布丁的命令。)
即使冠状病毒的感染人数降到0，一些渴求数据的政府可能还会辩称，他们需要保持生理监控系统以防冠状病毒再次爆发，或者是因为非洲中部又进化出了一种新的埃博拉病毒，又或者因为……你懂的。
肥皂警察
实际上，让人们在隐私和健康之间作二选一的选择触及了问题的根源。因为这是一个虚假的选择。我们可以也应该既保有隐私，也享有健康。我们可以选择赋权人民的方式来保护我们的健康并阻断冠状病毒疫情，而不采用极权主义的监控制度。最近几周，控制冠状病毒疫情最成功的一系列行动是由韩国、台湾和新加坡策划的。这些国家(译注：和地区)也采用了一些追踪程序，但他们更主要是依靠大量的检测、如实的报道，以及充分获取了信息的公众主动的合作。
要想人民遵守对其有益的准则，集中的监控和严厉的处罚并不是唯一的途径。如果人民被告知了科学事实，如果人们相信公共机构告诉他们的事实，即便没有一个“老大哥”在随时随地看着你，人民也会做正确的事。一群自我激励、信息充足的人民通常比一群被警察监控的无知的人民行动起来更加有力、有效。
例如，以用肥皂洗手这件事为例。这是人类卫生领域最伟大一个进步之一。这个小小的举动每年可以拯救上百万人的生命。虽然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之事，但直到19世纪科学家才发现用肥皂洗手有多重要。在这之前，甚至医生和护士从一台手术换到另一台手术时也不会洗手。今天数十亿人每天都会洗手，并不是因为他们害怕“肥皂警察”，而是因为他们理解了事情的真相。我用肥皂洗手是因为我知道了病毒和细菌的存在，我理解了这些小的微生物会导致疾病，我知道肥皂可以除掉它们。
但要达到如此程度的服从和配合，信任必不可少。人们需要相信科学，相信公共机构，相信媒体。过去几年，不负责任的政客已经故意破坏了对科学、公共机构和媒体的信任。如今同样是这些不负责任的政客可能会借口不可以相信公众会正确行事，从而堂而皇之地走向威权主义。
如果我可以每天24小时监测自己的健康状况，我不仅可以知道我是否会成为他人健康的潜在危害，还可以知道哪些生活习惯对我的健康有益。并且如果我能获取和分析关于冠状病毒传播的可靠数据，我就可以判断政府是否告诉了我真相，以及政府采取的应对疫情的政策是否正确。当人们讨论监控时，一定要记住同样的监控技术不仅可以用于政府监控个人，同样也可以用于个人监督政府。
冠状病毒流行是一次大型的公民资格测试。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应该选择相信科学数据和医学专家，而不是相信那些毫无根据的阴谋论和自私的政客。如果我们做了错误的选择，我们可能会放弃我们最宝贵的自由，并认为唯有如此才能保卫我们健康。
全球计划
我们面临的第二个重要的选择是：到底是要国家孤立还是全球团结。传染病大流行和其导致的经济危机都是全球性问题。要有效解决它们，只能依靠全球合作。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打败病毒，我们必须在全球共享信息。这是人类对于病毒的最大优势。一个中国的冠状病毒和一个美国的冠状病毒不可能互相交流怎样感染人类的经验，但中国可以告诉美国很多关于冠状病毒的有价值的信息，以及对付它们的方法。米兰的一位意大利医生早上的新发现，可能会在当天晚上就能拯救德黑兰的许多生命。当英国政府在众多政策之间犹豫不决时，它可以让韩国给它提供建议，因为韩国已经在一个月前经历过相似的困境。但要让这些事成为可能，我们需要全球合作精神以及互相信任。
每个国家都应该开诚布公地分享信息，谦虚地向其他国家请教，并且应该信任获得的数据和观点。我们同样需要全球努力来生产和分配医疗器械，最重要的是病毒检测装置和呼吸机。不同于每个国家各自生产并囤积自己能够得到的一切物资，全球合作能够极大提高生产效率，并让拯救生命的设备更公平地分配。如同战争期间各国会国有化关键的产业，在面对冠状病毒的战争中，也许需要“世有化”关键的生产线。冠状病毒病例很少的富国应该把那些宝贵的设备送到病例众多的穷国，并且应该相信如果它自己之后也需要帮助，其他国家同样会提供协助。
我们可能要考虑建立一个类似的医务人员共用机制。当前感染人数较少的国家可以派遣医务人员到世界上的疫情重灾区去，这样既能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也能积累宝贵的治疗经验。如果随后疫情的焦点转移了，援助可以开始向相反的方向流动。
经济领域同样非常需要全球合作。考虑到经济和供应链的全球性，如果每个政府都各自为政而完全不考虑其他国家，结果可能争吵不休并加深危机。我们需要全球采取一致行动的计划，而且越快越好。
另一方面是要就人员流动达成全球一致意见。中断国际旅行数月将会造成巨大的困难，并且有碍对抗冠状病毒的战争。国家之间必须合作以便至少允许少量基本的跨国旅行可以实现，如：科学家、医生、记者、政治家、商人等。可以通过旅行者本国提前对其进行检测，来达成全球的一致。如果你知道只有经过仔细检测的旅客才会被允许上飞机，你就会更容易接受他们来到你的国家。
不幸的是，目前各国很少有这么做的。国际社会已经陷入集体瘫痪。看起来屋子里没有一个成年人。我们期待本该在数周前全球的领导人就应该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出一个共同的行动计划。G7领导人直到最近才组织了一次视频会议，但没能制定出任何计划。
尤瓦尔·赫拉利是《人类简史》、《未来简史》以及《21世纪的21个教训》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