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道变坏，是从仇恨资本家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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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黑马云和李嘉诚

这两年，马云不再是光鲜亮丽的创业英雄，特别是在今年，几乎是遇到了全面围剿。

自“996福报“引发社会争议后，马云又先后经历了B站被疯狂批判、蚂蚁金服暂停上市、进军社区团购被自媒体和主流媒体狂批。

在疫情期间，马云还因在全球为中国搜寻抗疫物资被狂点赞，一眨眼，就变成人人唾弃的丑陋资本家形象，真让人万分感慨，民意如流水。

这其中，最让我毛骨悚然的是B站被群嘲事件。

2020年，4月26日，马云对阿里橙点公益奖的发表一个寄语演讲，题目是《商业本身就是最大的公益》，并挂到B站阿里官方账号上去，40万的流量，引来了7000多条弹幕，9000多条评论，视频完全被批判的声音淹没，弹幕区和评论区都沦陷，惨不忍睹。

惨到阿里官方账号最后不得不连标题都给换掉，由“商业本身就是最的公益”改为“用公益的心，商业的手段，科技的力量，帮助更多的人。”

就这样，网友还是在拼命的攻击，到最后阿里官方账号不得不删除了这个视频。

马云这次被怼，主要是寄语的最后一段总结陈词：

商业本身就是最大的公益，它创造价值，创造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让无数人就业，让无数人看到希望。无论是商业还是公益，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让无数人对工作和生活充满希望。

这段话表达的重点是：商业创造价值，商业是最大的公益。对马云这段话，B站的网友轻轻松松就完成了反驳和批判：

看着这些评论，我们其实很容易找到这次事件的元凶，分别是大学的《马哲》和中学的《思想政治》。

有着同样遭遇的另一个企业家叫李嘉诚，他的命运也许就是马云的将来。

一提李嘉诚，我们知道他曾是亚洲首富，但他没有和具体的哪个产品有什么关联，因为他开超市、搞港口、开发房地产，投资基建，很多人都不认为李嘉诚算一个正经的企业家，只把他叫作一个商人。

在二十世纪最后那几十年间，李嘉诚被认为是香港狮子山奋斗精神的代表人物，出身贫寒，却成为首富，没有比这更能激励人心的。

那时的香港，是一个蒸蒸日上、充满希望的城市，李嘉诚的成功鼓舞了无数普通香港人为美好生活而奋斗。

然后这一切，在二十一世纪开始后就成为历史了，李嘉诚现在在香港已经成为唾弃的对象。

最有名的一个段子，就是一个香港的小学生，写了一篇作文，里面写道：

“李嘉诚，名副其实，香港就是李家的城”，要买东西，要去百佳超市，李家的，要打电话看电视，电信盈科，李家的，要喝水，屈臣氏，李家的，要买房，李家的，要租铺，李家的，要去码头，李家的。处处离不了李家，小学生讽刺道：“他们的力量远超人类，为打工仔遮风避雨，使香港免受风球、暴雨的侵袭。他们付出了那么多，只是希望我们可以准时上班，不准时下班。这都是诚哥的伟大。"

这段话，也许不久就要被大陆的网友改编成这样了：

与朋友联系，用微信，马家的，打游戏，王者荣耀，马家的，要买东西，去淘宝，马家的，要理财，用支付宝，马家的，要借钱，用花呗，马家的，要买保险，上支付宝，马家的。。。。他们的力量远超人类，付出这么多，就是希望你们可以来帮我996。

李嘉诚名望急剧下降，也是因为一宗劳动权益事件，2013年，一批葵涌货柜码头外判商工人（非正式工人），不满工资15年来有减无增，发起罢工，前后历时40天，成为香港二战后最长的一次工人运动。

这个码头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私营货柜码头，隶属李嘉诚旗下和记黄埔港口集团，码头工人大多受雇于外派商——从某种程度上说，李嘉诚并不是工人们的直接雇佣方，也非谈判对象。

然而，工人们却将矛头直接指向了他。他们在位于中环的长实总部门前拉起横幅：“全球华人首富，剥削工人致富”；“养起李，养不起家”。各类社会媒体也开始对李嘉诚进行口诛笔伐，李首富在香港声望一度跌到谷底。

李嘉诚曾深爱香港这座让他白手起家的城市，在成为首富后，坚称“爱国、爱港，永不迁册”，然后码头工人罢工事件后，李嘉诚不无伤感地向舆论婉转表示：若是香港人真的不喜欢他在香港投资，他可以把资金投到别的地方。

果不其然，李嘉诚加速了对欧洲的投资，转而大量出售香港和大陆的产业。

在《地产霸权》一书的导读中，梁文道如此写道：

“最近十多年来，香港社会对富豪的看法有很大变化。十几年前坐出租车和司机讲起李嘉诚，十个有九个会竖起大拇指，称他做‘李超人’；今天要是坐出租车和司机讨论‘诚哥’近日的事迹，我保证十个里头有十个会一听到他的名字就立刻大骂‘官商勾结’，甚至叫他为‘奸商’。”

2

香港，自由光环正在消失

不光是李嘉诚，整个香港商界的大佬都经常成为媒体口诛笔伐的对象。伴随着这一股仇商的民意，政治也悄然地发生了巨变。

香港曾连续18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将其誉为“自由经济制度的堡垒”。但在2006年，他去世前一个月，却在《华尔街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题为《香港模式的夭折》。

事情的缘起，是时任香港特首的曾荫权在一个公开场合表示，香港政府将不再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这一政策由曾在仕途上的第一个贵人、香港前财政司司长夏鼎基提出，曾被写入香港中学教科书。

香港地产界的风云人物施永青说：“现时香港每天都在吵架，什么问题，都开始泛政治化。香港现在有一股左翼思潮，只强调劳动的功能，否定投资的作用，甚至将投资邪恶化，商人投入资金建设社会仿佛还要做罪人”

他慨叹香港已从“重商”转变为“仇商”，“我们的意见领袖，简单地把社会问题用阶级矛盾的方式去解决，把矛头引向社会的富裕阶层，这是个非常坏的苗头。”

施永青也跟随李嘉诚，大量抛弃旗下资产，以减少社会舆论的攻击。

纵香港这近二十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曾荫权政府开始加大政府界入经济力度后，他的继任特首梁振英便推出了香港有史以来最严酷的楼市调控政策：非港人购入工商和住宅物业，需要缴纳15%的额外印花税和双倍印花税。港媒将此称为“双辣招”，同步开始的最低工资法上调，关闭内地孕妇赴港产子的大门、发布限购奶粉令，以及仿效内地的住房限购令，实行“港人港地”——届时兴建的住宅首次出售及其后30年的转售对象，都必须是香港永久居民。

现在的香港，呼吁向富人征收累进税，加强对资本的各种管制，要求政府参与更多的经济活动，已经是一个主流的民意了，自由港的光环正在褪去。

3

台湾，投资环境崩溃

再把目光投向另一个地方，台湾。

首先我要向朋友们报告一个数据，2011年台湾FDI（吸引境外直接投资）负增长19.62亿美元，为1970年以来首次负增长。

负增长是什么意思，就是撤出的外资比来投资的外资要多近二十亿美元。

曾经位居“亚洲四小龙”之首的台湾为何落得外商“投资不敢，撤资不断”的境地？业内人士认为，台湾的“五缺”问题(缺电、缺水、缺地、缺才、缺工)严重，而台湾工业总会新任理事长王文渊近日又提出了台湾面临的“五忧”(包括非核能源政策、环保议题民粹化、所得税率调高、“公司法修法”及两岸关系)，点出了台湾经济环境的短板所在。

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台湾政治新贵民进党的政治操作。民进党长期将台湾的企业家打成与国民党勾结的利益共同体，在台湾长期制造仇商仇富的意识形态。民进党还惯于利用台湾年轻一代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薪资太低，房价飙涨，见不到希望——大玩政治手腕。

虽然两岸的经贸发展得顺畅，贸易额逐年上升，但民进党指责国民党执政当局只为大财团服务，与对岸签订的许多协议，都让大财团获利，一般百姓得不到任何好处，不断煽动起仇商反商之风。

上次“大选”，民进党主打的是“马英九与财团及中国一起压迫台湾人接受‘九二共识’”。在这里，国民党是大财团的代理人，大财团成了国民党的帮凶，资本俨然成了“恶”的代名词。

在选前，当时的国民党主政的政府计划推行自由贸易区政策，各市县民进党官员都赞同搞自由贸易区，甚至向中央政府争夺自由贸易区的首批资格，但是大选来了，为了打倒国民党，将自由贸易区说为“图利大财团，消灭小农户”的政策。

从此台湾自由贸易区胎死腹中，再也无人提及。 

而民进党的选战利器“反核”，同样是把大企业和国民党绑在一起，放在升斗小民的对立面。

各种“反核”宣传暗示，大企业为了赚钱才需要核电，而普通老百姓享受不到核电的好处，只会受到核污染威胁。在民进党的操作下，“无核”就意味着“爱台湾”、先进的环保理念和温情的人文关怀。

但实际情况是，台湾生态绿能几乎已达瓶颈，“无核”一定会导致缺电，发展火电则污染更大，恶果要全体民众一起承受。 

民进党上台前再度逼停了台湾第四核电厂，并承诺一定不会缺电。

但执政首年夏天特别热，民进党刚刚上台就迎来了缺电危机，当局官员甚至提出了让民众去图书馆吹冷气、夏天重启“核一”电站以及“用爱发电”等无厘头的建议。 

“一例一休”同样是民进党用来讨好劳工阶层的选举武器。选前大喊黑心企业家总叫民众加班，并承诺该政策将增加民众休假和加班费，结果是劳资双双受害，老板不敢叫员工加班，员工收入降低欲求加班而不可得，谁都不满意。

2019年，台湾GDP6111亿美元，同时四小龙的韩国的GDP是1.64万亿美元，是台湾的近三倍。而在1990年，台湾的GDP是1666亿美元，韩国同期仅为2704亿美元，是台湾的1.6倍。

近二十年来台湾薪资几未成长，其核心原因就是因为反商仇富情绪严重导致外来投资缺乏，资本大量外逃。

现在大陆的很多产业特别是科技业的薪资已经超过台湾，台湾有上百万的精英跑到大陆来就业，不得不说，台湾真的不应该。

民进党的反商仇富，是由其生存策略决定的，其核心思路就是煽动一群人对抗另一群人再从中渔利。

民进党将自己塑造成草根、本土的代表，煽动“本省人”恨“外省人”，平民恨权贵，穷人恨资本家，台湾人恨大陆人，让不同阵营杀成一团，自己则化身一方领袖。

这种思路，当然无法用于建设。这也是为什么陈水扁执政期间，台湾会从“亚洲四小龙”之首变成“吊车尾”的深层原因之一。

只要民进党的“个性”不变，反商仇富的路线就不会变，台湾投资环境日渐崩坏也就在所难免了。

4

中国古代，数千年抑商史

看完两岸三地，我们还要将镜头伸向中国古代，历史深处也许可以找到今天各类观念的源头。

中国古代商人地位低下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了解的中国最早的反商理论出自春秋的法家代表人物、齐国国相管仲。

管仲说：「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

他说，一个万乘之国如果出现了拥有万金的大商贾，一个千乘之国如果出现了拥有千金的大商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国家的财富流失到个人手里了。国君就没法用利禄驱使他。而有些人又太穷，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刑罚也威慑不住他。这样就会导致天下混乱。

因此，管仲提出了著名的「利出一孔」理论，即天下所有的好处，天底下所有的利益，都要从由权力这个「孔」出来，由君主来赐予。

他说：「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

意思是说，经济权力由国家统一掌握，这样的国家才强大无敌；国君用政策来决定百姓的贫富和生死，百姓就拥戴国君如日月，亲近国君如父母了。

这种理论，现代人一看就明白，这就是统治理论，而不是经济理论。但就是这种理论，影响了后续数千年的历史。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当中，四民制度贯穿始终。所谓四民，指的是古代中国的四种平民，即士、农、工、商，除此以外，还存在许多“贱民”，他们比四民阶层更低，归为“贱籍”阶层，即奴隶或半奴隶。

商人在四民中位列末位，地位仅高于奴隶。

顾炎武认为，管仲最先提出“士农工商”说，所以四民制度起源于管仲，而这也是目前最普遍的说法。管仲在齐国进行变法改革，“四民”制度是变法中的一部分，而这也被认为是四民制度的首次实践。

四民的后三位其实都是一种职业罢了，但第一位不算职业。士是什么？“士”大都是世代为官的大家族，往往有大量的田地、雇佣佃户，有钱的士族往往会拨款建学舍，供族中子弟读书，而后考取功名，再添田产。但也有没落的士族，土地少得可怜，甚至衣食无着。

然而大跌眼镜的是，纵使“士族”再如何没落，这样的人依旧可以在家财万贯的商贾面前趾高气昂。这就是古代社会“士”与“商”之间身份的差距。

“商人不可做官”这一点相信大家都听说过。但实际有多严呢？商人不可为官的法令在唐朝，但在此前社会便普遍鄙视这一“贱业”。

秦汉开始，就有了明确的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绸”，凡豪商巨贾家产申报不实就要充公等等规定。汉朝时曾有过“捐官”一说，实际便是“买官”。但这里能够买的人，大多都是士族那些耕读人家。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商人几乎没有什么地位，也就没有了财富的保障，一旦古代政权缺钱，就会开始用各种理由抄一波商人的家。

对于古代商人来说，闷声发财保住家小平安才是最最重要的事，一不小心就要落的个人头落地，满家抄没的后果。将自己的家产送与士族换取庇护更是古代商人保命的不二法则。

几千年历史中，古代政府的各种奇葩政策是多如牛毛，但在抑商这件事上，其实是有普遍的民意支持的，不光政权的统治者认为经商是贱业，大多数百姓也瞧不上商人，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商业这一职业的价值从未被人认识到。

5

欧洲，数千年反商史

在所谓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欧洲，你也能看到数千年的反商史。

由于宗教的不同，犹太人在欧洲各地不受待见，他们被迫抱团从事当时的边缘行业，主要就是商业、金融业。而商业特别是金融借贷业，是欧洲社会非常鄙视并痛恨的行业，人们说他们是吸血鬼，是寄生虫，是社会的败类。犹太人从被宗教排斥开始变成被普遍仇恨，成为欧洲社会公开的贱民。

在“工商业文明发祥地”的古希腊雅典，商人地位是这样的“在阿提卡的土地所有权原则上只保留给公民，因为农业无论如何都被视为比工商业更光荣的事业”

“在柏拉图的《法律篇》里，我们遇到这样的乌托邦——所有的公民都在地里劳动，所有的外邦人都做工匠和商贩，不仅外邦人被禁止耕种土地，而且公民也被禁止从事商贸和手工业”

“雅典人还是情愿过柏拉图描述的那种生活，因为许多观点都认为，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是卑贱的，农业才是公民体面的营生”“当公民在阿哥拉市场被当众叫做‘商人’，他有权告对方诽谤罪”。

“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作家色诺芬，还在《家庭经济》论述如何经营和管理家庭土地；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的最大宗收入来源是土地收成，其次才是港口税和市场交易税。

至于家庭的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也同样是农业为主，其后才是其它收入。相比之下，雇工和买卖都不如农业高贵，经营农庄是最符合贵族和骑士级别公民的经营模式”“多数文献里体现出的商人，大都是缺乏文化、依靠运气、财富积累不稳定，很难把生意做大。

所有目前的古代文献里，反映出的（古希腊）贵族价值观基本上是农本位、鄙视商人。

最悲惨的反商事件，就是鄙视和屠杀犹太人了。

从公元1182年到1321年，法国曾四次驱逐犹太人，为了财税收入又四次召回犹太人。1361年法国国王好人约翰被英国俘虏，为了筹集巨额赎金，允许犹太人返回法国，1394年又把他们驱逐了出去。

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阿巴·埃班在《犹太史》中曾写道“他们（犹太人）在英国短暂的定居史逼真而深刻地反映了中世纪犹太人的命运："始则受鼓励，继而受辱，受迫害，最后则遭驱逐。”

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兴起以后，犹太人在经济竞争中的优势也成为非理性反犹的新借口，一些反犹组织通过联合抵制的办法反对犹太人，把犹太人排除在一些行业和社团组织之外。

在奥地利，一些反犹主义者在报纸上和集会上就公开打出“不从犹太人处购货”的口号。

法国反犹分子爱德华·阿道夫·德律蒙在《法国犹太人》一书中竟然提出：法国的经济萧条和社会贫困是犹太人的罪过。他认为犹太人在法国人口中虽然只占0.25％，可是他们却掌握着法国一半以上的财富，所以要征收犹太人“显然用非法手段牟取的财产”。

这本书在出版的当年就售出了十万册，在社会上起到了极大的蛊惑作用。 

这个时代，著名”犹太人控制全国，压迫其他民族“的阴谋论就开始流行了，一直流行到现在。这里面有一定的事实，比如犹太人确实是在各个行业抱团且竞争强大，一致对外。但是作为一类口号，添油加醋了不少。 

而随着犹太人的产业开始集体从威尼斯时代的借贷，转向商会投资，转向现代金融，转向大规模的现代金融运作，离市民阶层越来越远，在政治上无论是中间人还是话语团体出现得越多，产业越来越离开大众可以透明理解的实体产业，转向后台运作，而财富确实与日俱增，这种财团式的经营状态，和强大的财团话语能力，以及和欧洲政坛的关系，也很适合进行添油加醋，类似于全世界都在传播大商人与政客勾结的各种阴谋论。

6

为什么商人不受待见

那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很多人看来，商人是不事生产的，他与农夫不同，农民是种粮食的，是生产实体产品的，农民的地位仅次于士，古代皇帝每逢龙抬头，还要亲耕，以身示范，昭告天下我非常重视农业。

民以食为天，农业的地位那是杠杠的。但商人呢，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左手买进来，右手卖出去，他们创造了什么价值吗？

从直觉出发，认为商人没有创造任何价值，才是反商的根本原因，也是B站网友狂批马云、挺马斯克反马云的根本原因。

连马云自己都说：“15年之前，我刚创业之前我是个老师，我心里面看不起商人，商人唯利是图，就是做点买卖，赚点钱而已。“创业前的他，其实就是今天在B站上骂今天之他的人。

认为商人不创造价值，这一思维方式是根深蒂固的，是直觉思维的结果，是未能理性认知商业的结果。

商业到底创造了什么价值，下次再写，但我可以先告诉你我的结论。交易才能创造价格，价格才能指导生产和供应，交换是人的本质，任何人都是商人，都在出售商品或劳务。

商业是人类社会唯一的文明，是人类区别动物的根本标准，没有商业，人类将重归丛林。今天你所能享受到的一切，都是因为商业的繁荣。哪怕你一无所有，你也在商业的阳光之下。

马云安全不会有问题，他可以跑去世界任何一地。但反商仇商鄙商，伤害的不仅仅是商人，而是所有人。

救马云，是要理性去认识商业，是要用理性的光辉去击垮数千年的反商文化。

救马云，是要救我们自己，一个不尊重商业的社会，将是暗无天日的。

今天的我们被商人所包围，无时无刻不在享受着商人给我们提供的便利服务，这一刻也许你并不会觉得有多美好。

如果将你的目光投向87年前的德国，那一年希特勒成为元首，开始剥夺犹太人的财产，此时噩梦正开始笼罩整个德国、欧洲、甚至整个世界。

当贸易被终止时，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

当商人被唾弃时，希特勒就是不可避免的。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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