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把深圳看小了，香港的新加坡之后，深圳开始向硅谷学习！
富士康正在加快撤离步伐，华为终端总部撤到松山湖，中兴通讯深圳生产基地搬至河源，高通计划办公室迁广州，实验室和工作室搬东莞，包括大疆的全球总部也搬到了东莞松山湖；菜鸟科技也搬到了松山湖；万科的住宅产业化基地也搬到了东莞松山湖；比亚迪的部分制造工厂也搬到了惠州；还有很多深圳企业都在搬迁……
如果，你这样看深圳：“深圳正在被抛弃”，那么，你就错了！错的不仅是你自己，而是深圳时代！
实际上，企业的部门搬迁，或设立布部，就是一种企业的市场行为和合理布局。正如华为公司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的声明指出:“华为早在十多年前，就开始在中国乃至全球各地设立各类分支机构或研究所，以更好地支撑公司全球化业务开展，在此过程中对部分业务所在地进行调整，属于正常的企业经营行为。”
任正非也很坦诚：“高成本最终会摧毁你的竞争力。而且现在有了高铁、网络、高速公路，活力分布的时代已经形成了，但不会聚集在高成本的地方。”
如果只看到这一点，确实把深圳看小了，也把深圳企业看小了。为什么？任正非的前一句话给出了答案：“现在，世界的中心在哪里？不知道，会分散化，会去低成本的地方。”
我认为，大深圳是深圳未来的方向。正如有市场观察人士说，“华为迁出深圳，珠三角硅谷湾区大幕拉开。”想想看，华为迁出传闻于深圳来说有焦虑之感，那么对东莞与惠州而讲，却是福音，何况仅仅是部分生产及研发部门。事实上，大深圳并非是物理、地理上“大”，而是有伟大之意。“大深圳”是精神伟大，内心强大，基因强大，而非指房价高，企业规模独大。唯有深圳“软件”的强大，才有可能强大吸引力，除了深圳本地企业外，近期吸引了如阿里国际总部、百度国际总部、联想国际总部、乐视智能终端总部等都迁入了深圳。其实，只要企业有需求，在全国甚至全球都可以设多个总部，关键是一个城市的基因、文化和精神是搬不走的。
确如任正非所言，世界的中心在哪里？会分散化。这是对的，深圳只会变大，变分散。深圳将升级深圳梦，为成为湾区经济，不仅成为珠三角发动机，更是世界的发动机……
换种思维看，就完全不一样：
“ 世界500强企业中近300家落户深圳，
但找民族企业500强，一定要看深圳！”
华为公司将部分终端环节布局在深圳以外地区，引发了一些猜测。此前，华为公司曾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声明称，华为早在十多年前，就开始在中国乃至全球各地设立各类分支机构或研究所，以更好地支撑公司全球化业务开展，在此过程中对部分业务所在地进行调整，属于正常的企业经营行为。
对此，有专家指出，这是华为产业链布局的需要，是公司能级提升、业务扩张的体现，也是总部所在地辐射力、影响力外溢的体现。
此番风波过后，有人问：难道深圳就只剩下一个华为最牛X了吗？
当然不止！相反，深圳的牛企业其实是多不胜举。
目前深圳已有接近300家世界500强企业落户深圳，微软、甲骨文等近30家跨国公司在深圳设立了研发中心；以深圳为总部的企业不少也已在境内外的一些关键市场节点设立了研发中心和生产机构。
有这么一句话：如果找国有企业500强，请去北京；找外资企业500强，可以到上海；但要找民族企业500强，一定要看深圳！
互联网巨头腾讯、中国房地产龙头企业万科、中国最大的通信设备上市公司中兴通讯、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重要领导者和组织者华大基因、世界主要的激光加工设备生产厂商之一大族激光、外贸供应链解决方案提供商怡亚通、全球领先的无人飞行器大疆创新科技......不胜枚举！
深圳10前年提出向香港学习，现在反过来了
“向香港学习，为香港服务。”这是2006年6月时任深圳市长许宗衡（现被双规）在当选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的深港合作的新理念。在当年6月初，许宗衡率领市政府代表团访问香港时，再次重申这一理念，在深港两地引起强烈反响。深圳应该向香港学什么？学者们建议主要是从经济、文化、教育、法制、交通、治安等方面学习，香港可供深圳借鉴的宝贵经验。其中也提出了警惕，比如，增加产业“重量”避免“空心化”。有专家提出，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香港工业曾在经济发展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但上个世纪80年代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廉价的工业用地和劳动力吸引香港工厂纷纷北迁，因而引发了香港传统制造业渐趋式微，即所谓的“产业空心化”。正是发现这一问题之后，香港政府才开始鼓励发展高科技工业，政府先后成立“高新科技委员会”和“科技中心”等机构，研究部署工业转型策略，协助中小型企业开拓科技工业。
结果如何呢？10年后，香港媒体喊出了，香港得向深圳学习！未来何去何从？！
香港发展前途何在、香港未来何去何从？这些问题近年来一直是社会各界讨论的焦点。香港《大公报》发表社评指出，有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而一河之隔的“深圳经验”无疑更具参考价值。2015年年底，“香港社团领袖深圳创新科技考察团”便是通过实地考察，让香港各界得以进一步看清发展形势，极具启发意义。
选择深圳作为考察地点，除了有“地利”因素之外，更关键在于，深圳创造了宝贵的发展经验，尤其是在创新科技等方面，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长期“独领风骚”。为什么当年的小渔村深圳“可以”，而大都会的香港却“未能”？考察团通过对诸如比亚迪、华为高新企业，以及深圳前海的参观考察，总结出了宝贵的经验，道出了香港未来的发展大势。
深圳的发展并非“偶然”，香港的停滞不前也非“孤例”。个中原因所有人都清楚。香港社会是否应当汲取教训，聚焦发展重新出发？“发展是硬道理”，一个城市竞争力不断下滑，是不可能令民众生活幸福的。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也在感叹：“香港如果做到深圳一半发展速度就很好”
梁振英特首5月6日出席香港科技园公司15周年庆典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下了大决心，与全社会有一个集体的意志，要一往无前去发展创新和科技事业。梁振英同时说，五个月前，创新及科技局正式成立，香港社会和特区政府终于有了一个专责的政策局，制定策略，并且统筹、协调和推动创新及科技事业发展。香港的工作已经上轨道，香港的社会氛围已经形成，大家更为重视和关心创科，初创企业界更加积极和活跃，官、产、学、研的对接更加紧密、合作更加有效。
梁振英介绍说，香港将自身定位在赶上“再工业化”的浪潮，发展高增值的创新和科技产业。香港拥有一流的科技基础设施；移动电话普及率全球最高，人均拥有超过2台移动设备；网速也处在全球最快的行列，家庭宽带普及率超过80%。良好的基础得益于长期行之有效制度的支撑，并使香港成为一个国际商业中心。
谈到区域合作，梁振英特地提到了深圳。他说，香港紧邻深圳，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深圳有2000万人口，人均GDP在珠三角地区最高，是国家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香港可以在区域合作中受益。
而科技的布局，深圳在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时就已开始布局。用深圳市长许勤话说是“冬天积蓄能量,春天提速",我们可以从一篇采访里可以看见，而这比香港提出发展科技要早了8年！
深圳早在8年前的金融风暴中行动了：
“在冬天积蓄新能量在春天里提速”
南方日报 记者 李丹 郑佳欣 马芳 戴晓晓 王诗琪 2016-05-19
记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下，深圳作为外向型经济特征显著的城市，受到较大冲击。与此同时，土地资源等要素也制约着深圳的发展。在此情形下，深圳是如何调整产业结构的？
许勤：在世界经济面临寒冬的时候，我们提倡要冬训，迎接春天的比赛。冬天是积蓄实力最好的时候。当时我们思考的问题是，世界经济恢复之后，在新一轮的产业和经济竞争当中我们如何占据主流，新一轮经济恢复期的技术、产业就是我们的增长方向。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2008年底，我们把互联网产业、生物技术产业和新能源产业确定为深圳首批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培育和打造，陆续制定了3个规划和3个产业政策，连续7年每年每个产业投入5亿元支持发展。我们瞄准的是长远目标，不知道春天何时能够来临，当时确定了7年规划，共投入105亿元。
当时我们看到互联网产业是未来发展方向，这可以避开深圳的劣势——土地空间狭小，在虚拟空间创造价值、企业、产业，获取竞争力，这是我们抓互联网产业的出发点。同时我们也看到，深圳具有强大的信息技术产业优势，可以说深圳是全球信息产业创新能力、制造能力、研发能力最重要的区域之一。
我们确定的第二个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生物技术产业，这是继信息技术产业之后世界经济中又一个新的主导产业，无论是基因工程、干细胞、组织工程、还是靶向药物、基因功能研究等，都属于生物技术产业的范畴。在生物技术领域，深圳一是建设基础设施，二是建设实验室，三是支持研发机构、大学和企业，在一些新兴领域中取得突破。现在，深圳有华大基因这样全球最顶尖的基因研究机构，北科生物这样在全球干细胞领域领先的企业。
之后，我们又陆续将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纳入战略性新兴产业予以大力支持。这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部署，使得我们化危为机、从被动转为主动。到2012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步入正轨，增长势头非常强劲，近几年保持了20%左右的年均增长。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40%左右，GDP增长的一半来自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香港、新加坡与深圳的兴衰蕴含了什么深意？
深圳10年提出过“向香港学习”之后，在9年前提出“叫板新加坡”。
“深圳要敢于叫板新加坡。”2007年12月，在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深圳组的讨论上，当时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表示，深圳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要敢于向国际大都市叫板。汪洋对于深圳的寄语，在深圳学界引发热议。多位学者表示，2007年8月起，深圳市政府派大规模考察团分批学习新加坡，与汪洋的要求一脉相承，向新加坡学习，正是为了赶超并能够叫板新加坡。
“深圳学新加坡学得最像”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考察深圳，到腾讯总部参观）
2014年9月12日至13日，来华出席中国——东盟博览会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专程到访深圳。13日中午，市委书记王荣会见了李显龙一行时说，深圳是学新加坡学得最像的中国城市，不论是经济发展或城市建设都与新加坡很类似。
高新科技是深圳产业支柱，腾讯、华为、中兴、比亚迪等知名高新企业都设在深圳。王荣说，新加坡的产业很强，在世界经济发展当中是最成功的，从制造业发展到高科技再到服务业，深圳也不断地经营这样的模式。 因为深圳人口在30多年内已从4万增至1000多万，深圳也希望向新加坡学习社会管理的经验。
其实，深圳政府工作报告2010年就喊出：“5年后GDP接近新加坡”，即2015年实现GDP总量1.5万亿的目标，接近新加坡的总量水平。实际上，2015年深圳GDP即达到1.75万亿，而新加坡GDP,4024.58亿新元,约1.9万亿元，只差2100亿左右的差距。
2015年，中金的一份报告三城记：《香港、新加坡和深圳的兴衰告诉了我们什么？》很有意思：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深圳、香港和新加坡这三座城市展示了耐人寻味的对比。
很长一段时间里，香港的经济总量一直高于新加坡，人均GDP不相上下，并立于“亚洲四小龙”之列。那个时候，深圳还是南海边的一个小渔村。然而，变化悄然而至。2003年新加坡人均GDP超过香港，差距不断扩大；2010年，新加坡经济总量首次超过香港；2016年，深圳的经济总量也有望超过香港。
那么，这三个城市经济格局变化的根源是什么？
中金报告称，香港制造业空心化、过度依赖服务业是经济发展落后的直接原因。制造业对于香港和新加坡的经济腾飞都曾起到过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但近十多年来两个城市的制造业发展却南辕北辙：
1）香港制造业彻底空心化，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唯一支柱。
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消费拉动，投资的边际贡献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的经济结构稳定性弱，经济增长缺乏后劲。
2）新加坡的制造业则从劳动密集型成功转型为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附加值不断提升。制造业和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双引擎，消费、投资和出口三架马车共同发力拉动经济增长。
3）深圳与香港和新加坡本不在同一发展阶段，但是后来者即将居上则主要受益于“腾笼换鸟”战略的成功。深圳的研发强度、研发能力以及研发转化为生产的能力在三个城市中是最强的。制造业与服务业一起发力才能拉动经济高质量的快速增长。
近几年，深圳又创造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奇迹：2008 年金融危机后，外需放缓、成本上升，深圳经济发展遭遇挑战。广东省提出了“腾笼换鸟”的发展战略，使危机成为契机，以市场之手帮助深圳淘汰了落后产能，释放了部分土地，为新兴产业的发展腾挪出了空间。2014 年深圳工业中高新技术产业的占比升至63%，出口中的“三来一补”和进料加工已经大幅降低，产业结构转型已经取得巨大进展。
深圳与香港和新加坡本不在同一发展阶段，但是后来者即将居上则主要受益于“腾笼换鸟”战略的成功。
香港、新加坡和深圳这三个城市的资源禀赋、发展经历不同，对产业的转型升级或多或少造成影响。但是我们这里想探究的是，能否积极主动地创造优势发展高技术产业呢？
产业升级转型的本质是技术进步，而“产、学、研”已成为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深圳的研发强度、研发能力以及研发转化为生产的能力都是最强的。
中金报告对比了香港、新加坡、深圳的研发强度、工业企业研发支出占比、研发人员密度、获得风投的资金量等一系列指标，深圳无一例外都是最高的，这也凸显出深圳发展高技术产业的“产、学、研”链条已经打通，这里有创新、有配套、有资金、有市场，高技术产业已经成为深圳高质量增长的核心力量。而香港在所有指标中都是最低的，这也是因为现在的香港几乎没什么制造业了，自然研发投入就少，但这也陷入了恶行循环，使得发展高技术产业就更难了。
最后，中金报告称，有雄心、有权威、敢作为的政府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
作为最早和最成功的经济特区，“发展才是硬道理”是深圳市政府的一贯政策，政府的作用毋庸赘言。香港和新加坡更有可比性，像是“极”与“极”的碰撞。香港奉行自由主义，采用积极不干预的经济政策，而强势政府是新加坡的一大特色。新加坡国会中的反对党难以形成抗衡力量，行政当局的各种决策能够很快获得立法机构通过并迅速实施；而香港各党派实力均衡，“拉布”时有发生。从财政支出的角度看，新加坡为社会发展做出的开支更大；在财政盈余的管理上，新加坡的风险偏好更高，回报也更高。
关于房地产和制造业对于一个经济体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是在香港、新加坡和深圳这三个城市中，这两个产业发展路径却非常不同，因而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房地产成为经济命脉的风险。房地产在这三个经济体中的地位都很重要，但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却迥异。比如，新加坡的房地产业不仅是经济支柱之一，而且很好地解决了民生问题。香港的房地产业把控了经济命脉，政府收入对地产依赖度极高，居民购房的承受能力却极低。深圳的新增建设用地有限，但房地产投资增速并不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然很重要。
没错，房地产当下成了深圳的当务之急，不然，也不会传出“别让华为跑了”的言论。
关于深圳房地产怎么办？
马书记说：“填海55平方公里”！
3月2日，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做客“民心桥”，现场为老百姓答疑解惑。
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做客深圳电台先锋898“民心桥”节目，为市民解读市委市政府当前的中心工作，并就广大市民群众提出的有关房价进行答疑解惑。
那么，深圳向香港的新加坡学习之后，特别在经历一轮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在某些地方后来居上之后，深圳未来又该何去何从？
深圳开始向硅谷学习！
近日马书记接受《瞭望》杂志亳不掩饰地说：我们要力争通过5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努力，把深圳打造成为产业化能力最强、市场化环境最优、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中国硅谷”。
《瞭望》：今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对深圳未来的发展，您心中有着怎样的脉络？
马兴瑞：最近，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举措，属于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前推动经济发展所急需的，其中包括支持企业提升竞争力的若干措施。我们通过拉网式的调研，针对存在的问题，出台支持企业在用地、研发、出口等方面的具体措施，在更高层面、更加系统地准确解决大中型企业的人才问题，包括支持科技创新，建设高水平大学，以及通过加强保障房建设支持人才建设等。
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坚定不移推进创新驱动发展，赢得新常态下发展的主动，构建未来可持续的竞争力。我们要力争通过5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努力，把深圳打造成为产业化能力最强、市场化环境最优、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中国硅谷”。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今后将会继续发挥改革示范引领作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继续探索，同时，建立更高水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成一个具有强大竞争力、有文化、有品位的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让更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企业在这里生长。
大深圳何止于“大”，湾区是未来方向
未来深圳湾
深圳十三五规划中提出要携手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实际是，这也正是区域经济融城的方向。规划中提出：大力发展高价值服务、高技术研发等高端业态，提升湾区经济核心要素资源配置能力，加快打造产业发达、功能强大、开放互动、集聚外溢的湾区经济。
湾区概念，应该是2014年深圳市长许勤提出来的，并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并在广东十三五通过：“实际上湾区经济不是深圳自身一家的，而是粤港澳共同来推进的。”许勤介绍，目前粤港澳整个地区的GDP总量已达到一万数千亿美元，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超过两万亿，甚至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到2020年以后，相信可以达到3万亿美元。“所以该区域如何能够打造成为全球最活跃的湾区经济，需要港澳的政协委员更多地形成合力，来推动湾区经济的发展，使得该区域成为全球最活跃最强大的经济湾区。”
在目前世界上著名的湾区中，旧金山湾区显得“特立独行”。与东京湾、纽约湾不同，旧金山湾区不是传统的经济、政治中心，而是依靠科技、产业发展起来的世界创新中心。硅谷，在其中扮演着类似发动机的角色。
湾区实际上是一种都市群的发展理念，不突出个别城市，而是协调周边，产城融合，生态发展，最终形成一个区域竞争合力。区域城市各自为政的时代将过去了！
美国硅谷，也并非在一个城市，硅谷是由许多的城市所组合而成的。加州有两个世界著名的都会区，一个是南加州大洛杉矶地区，一个是北加州旧金山湾区，简称湾区（BayArea）。旧金山湾区的南湾（SouthBay）地区便是硅谷中心地带，像是圣荷西（SanJose）、桑尼维尔（Sunnyvale）、佛利蒙市(Fremont）、圣大克拉拉(SantaClara）、库帕蒂诺（Cupertino）也属于硅谷。
依此来看，珠三角，深莞惠未来的发展，硅谷并非限深圳，南山，很可能扩展至东莞及惠州，华为终端迁移至松山湖就是一例。另外，从政府层面看：《中共东莞市委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意见（2014）》提出：东莞东南组团被定位为对接深圳现代产业发展集聚区。《东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0）》 仅“深圳”字眼，出现过130次。“莞深”字眼出现过55次，其中提出：深度拓展与港澳台合作，主动承接广州南沙、深圳前海-蛇口、珠海横琴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辐射带动，共建粤港澳国际大湾区；促进区域边界地区合作发展，重点加强西南组团与深圳大空港地区、前海地区、广州南沙新区等的战略合作。
深圳正在叫醒硅谷 我们该警惕什么
近期一篇美国《财富》杂志文章：深圳正在叫醒硅谷 中国初创企业更具进取心，指出我们为何需要中国戳破我们的泡沫文化(作者史蒂夫·陶巴克，崔晓冬译)。 1991年，当我从香港进入深圳时，我发现深圳正从小集镇变为熙熙攘攘的大都市。当地大多数人都很穷，我参观的科技公司都在只有金属桌子和过时电脑的仓库内办公。但你会看到这里已经播下经济中心的种子，中国的首个“资本主义试验田”正在迅速展开。如今，深圳和北京都已成为发达城市和创业氛围日益浓厚的金融中心，每天都在成立新的初创企业，有些企业的规模已经与美国硅谷同行不相上下。
这篇文章也产生了忧虑：“许多人说中国代表着对美国的真正竞争性威胁。他们说中国的企业家和风投企业比我们更有“饥饿感”、更专注且更具竞争力。他们说中国的初创企业拥有更具进取心和更辛勤工作的文化，这使得中国将比我们更快获得规模效应。你或许不愿听到这些，但这大部分都是事实。问题是，这是坏事吗？在许多方面，美国的企业家精神正江河日下。对我们来说，来自中国的竞争或许是好事情——将把我们叫醒，是“扔到我们头上的板砖”，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竞争优势正渐行渐远。”
美国人创新基因是深入骨髓的
对此，任正非就曾说：“永远不要低估美国，因为不管哪个国家，现在与美国还相差太远。我们的经济总量或许能赶上美国，但质量呢?创新呢?有多少重大的发明发现，发生在中国而不是美国?有多少科技狂人，是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或者华裔美国人?我们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已欣喜若狂，但美国已经有了数百个诺贝尔奖得主。”
所以，你懂的，创新基因是深入骨髓的美国人现在开始反思了，深圳有什么好骄傲的？！
另外，近期中央媒体到深圳调研，从央视到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等引发一阵深圳被抢头条的自豪感。所谓“乐极生悲”吧，在新华社的一篇对任正非访谈，引发了深圳未来发展的焦虑。这或许不是坏事，关键是我们要知道要警惕什么？房地产成本的提高，人才流失、真正核心创新企业的外迁。当然，更重要的是，真正的不要把深圳看小了，使深圳变在一座坐享改革成就、注重眼前、心胸狭窄、超级自恋、炒房热怀胜过创业激情的城市。
作者 王方 从事城市、房地产、科技、互联网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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