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梁振英深圳问汪滔：大疆会不会迁往香港？回答亮了……
香港特首梁振英去深圳见汪滔。特首问了他三句话：「你在成长中香港科技大学为你做了什麽？」「你在创业中，深圳为你做了什麽？」「假如深圳现有的条件，香港都具备，大疆公司会不会迁往香港？」
来源：亚洲周刊 笔者:江迅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两会中提出中南海对创业和创新「双创」的重视，他也被戏称为「创客」，即英文单词「Maker」的意译，是指出于兴趣与爱好，利用新技术把各种创意转变为现实的人。中国创新力涵盖香港，内地与香港在科技领域的合作，可达双赢。香港科技大学毕业的内地生汪滔，凭两地优势成为全球小型无人机巨头，他在深圳成立的大疆公司佔全球六成市场，年销售额逾三十亿人民币。
创新力是民族进步之魂，创新创业是一场社会改革，这是历史昭示。中南海已将创新力提升为中国经济转型和保增长的「双引擎」之一的高度。「创客」，这个「任性」地「闯」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作《政府工作报告》的词语，如今「声名鹊起」，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双创」一词，也已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热话用词。
创新是一个概念，是一个不循常规的新思维。香港科技产业的发展却难以令人乐观。在过去一年，经历数十天「佔中」严重撕裂香港社会之后，反对派无视社会诉求「拉布」（在议会中以程序问题等手段阻挡议案），令成立创新及科技局拨款申请，无法在最后限期前通过而胎死腹中，政府需要重新展开立法程序。创科局无法破茧而生，阻拦香港经济发展多元化步伐，堵塞年轻人向上流动管道，受挫的是整个香港社会。香港的经济竞争力已大不如前，毗邻的深圳、珠海、乃至广东、福建，高科技早已华丽转身，在创新方面，香港已落后邻舍，香港社会少数人抗拒与中国内地合作的噪音和躁动，能让香港的「老本」吃多久？这让任何心繫香港的人都痛心疾首。
本届中国政府新的一年施政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新词语，有「双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客」、「中国智造」、「责任清单」、「社会信用代码」、「互联网+」、「经济新常态」等。三月五日，李克强在人大开幕式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十五日人大闭幕式后见中外记者会上，一再表露中南海对创业和创新「双创」的重视。李克强也被人们戏称为「创客」。「双创」目前尚处酝酿阶段，具体举措将陆续出台，两会期间，即三月十一日，国务院办公厅已印发《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
什麽是「创客」？这一提法透露出什麽样的改革和发展方向？当「创客」成为「两会」热词时，很多国人还不理解它的含义。「创客」来源于英文单词「Maker」的意译，是指出于兴趣与爱好，利用新技术把各种创意转变为现实的人。多年来，中国民间形成了北京创客空间、深圳柴火创客空间、上海新车间三大「创客」生态圈。新年伊始，李克强曾对「深圳柴火」作探访，这一词彙才渐为人知。李克强被人们戏称为「创客」，他筹谋的「上海自贸区」、「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等富有新意的改革举措，都是政府改革「产品」。
如果说，三十多年前，中国人在改革开放政策激励下，淘了第一桶金；现在正激励大众创造「新的第一桶金」。可见，「双创」有望被提升到类似当年改革开放那样的战略高度。李克强在十五日记者见面会上说，顶住经济下行压力还是要靠创新，靠改革。过去的二零一四年是中国二十多年来GDP增速最低的一年，但中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口却大幅超过前一年，这种相对优质的GDP，无疑与「双创」有重要因果关系。中南海决策者对「双创」寄予厚望，希望可重拾三十年前改革开放雄风，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不利局面下，带领中国迈过「中等收入陷阱」。
春天到了，中国宏观经济一系列指标却接连「遇冷」，经济下行压力再次加大。国家统计局三月十一日发布资料显示，二零一五年前两个月，中国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双双回落，并创下近年新低。多项指标开年遇冷，且低于市场预期，显示经济运行放缓且下行压力加大。两会期间，李克强提出，二零一五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七左右，认为这一增长目标主动适应新常态。在人大四川代表团小组讨论时，他说，要以抗震精神顶住经济下行压力。
创新已成各地施政主轴
全国政协委员厉以宁接受採访时说：「今后经济增长靠什麽？要靠广大人民的创新精神、创业活动。也就是说，过去我们所习惯的靠数量规模的扩大、靠投资的驱动，这些都不能适应新的情况了。所以今后的动力来自人民的创造力。」中国创新力发展能不能涵盖香港？实际上，在全球化的竞争压力下，「创新」已从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的配角，一跃成为世界各国各地的施政主轴。
香港立法会秘书处资料研究组最近发表研究简报，回顾与展望香港的四大支柱及六大产业。那四大支柱，即贸易及物流业、金融服务业、专业及工商业支援服务业、旅游业，多年来是香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二零零二至二零零七年间，四大支柱行业的增长高于整体经济增长，合计佔生产总值由二零零二年的百分之五十点八，上升至零七年的百分之六十点三高位。不过，研究发现其后辗转回落至二零一二年的百分之五十八，反映部分支柱行业的增长动力近年持续减弱。按目前经济格局，香港经济增长动力减弱已是趋势，打造经济增长新火车头，已刻不容缓。尽快组建香港创新及科技局，是香港当局推动创新及科技的发展重要一步。香港周边的内地、新加坡、韩国及台湾早已设置专责政府部门，扶持创新科技产业。
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香港立法会原定讨论创新及科技局设立，却因人数不足流会。有议员承认是故意缺席，企图透过「拉布」等不合作行动，阻止议题通过。十月二十九日，立法会终于通过成立创新及科技局。二零一五年二月十四日，立法会财委会上演一幕已知结果的政治剧，政府提出的创新及科技局拨款申请触礁。香港工商专联会会长杨志强认为，创新及科技局的拨款申请无法在最后限期前通过，这是整个社会的悲哀，是香港科技界黑暗的一天。香港邻近的竞争对手如新加坡、韩国、台湾等地都积极发展创新科技产业。香港创科局被反对派拉布「拉死」，确实是为香港的竞争对手送上一份大礼。
港反对派妖魔化创科局
反对派妖魔化创科局，将开设创科局扣上「染红」及「政治分赃」罪名。有公民党成员称，香港特首梁振英是要「找数」（还债），协助内地透过香港进军世界。有工党成员称，新局的职位是为「梁粉」（梁振英支持者）而设。有「新民主同盟」成员则称，创科局是要配合内地「十三五规划」，让梁振英完成「内地任务」。反对派一直主张隔离两地，从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提出「小心边界模糊」，到反对派指高铁是「中共希望藉高铁来统战香港」，再到反对派诬衊自由行是「中国加快对香港殖民统治」，发动「反新界东北规划」、「反割地卖港」、「光复屯门」等行动，都显示反对派抗拒内地思潮。
当然，要发展创新科技不是一帆风顺的。香港著名企业家、八十三岁的亿利达工业集团发展有限公司主席刘永龄，上世纪七十年代，从上海来香港孤军奋斗，是一位经历两种截然不同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集团在香港所属多家公司创设的工厂，遍及电子、机器、光学仪器、电机电器四大类。早在一九九九年二月，他就提出：高科技可以发展，但是却是长期的事，不能解决当年香港经济危机。
当时，他就说：「特首董建华提出经济转型，应转向创新高科技，这令我大吃一惊，完全超出我的想像力。搞高科技，本人略有惨痛经验，试验投资高科技，结果一败涂地，『鸡毛鸭血』，一看苗头不对，立即鸣金收兵。事后痛定思痛，也总结了一些失败教训。高科技产业在香港成功的范例也有，只是极少数，如果说以高科技成为国家经济主导，目前只有美国，因为不仅要有人才，更重要有『风险投资』支持。即使这样，高科技成功比率也极低，只有不到百分之十能成功。」他事后回忆说，特区政府当年成立创新科技委员会，不仅有香港才俊，更有大陆和海外科技精英，但不知政府是否算过账，以创新高科技取代目前经济结构，要多少「才」和「财」？当年创新科技委员会主席田长霖提出五年初见成效，十年香港可以成为创新科技中心，如此预测，能否兑现？当年刘永龄自称「凡夫俗子唯有把酒问苍天」。现在看，结果正是他所预言而被证实了的。这就是香港走创新科技之路的坎坷。不过，刘永龄说，时代变了，当年走不通，不等于现在走不通，不过，十五六年过去了，当年的教训仍值得借鑑。
香港与内地关系密不可分，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都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在三月全国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广东省长朱小丹说，香港个别少数人的噪音和躁动，不会动摇推进包括高科技在内的粤港澳合作的决心和信心。说起香港与内地的创新与科技合作，和汪滔创办的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总是令人饶有兴趣的话题。
大疆公司二零零六年创办，在深圳土生土长，主要研发消费级带有摄录设备的小型无人机在全球独佔鳌头。汪滔是香港科技大学电子及电脑工程学系学生。二零一四年春，香港特首梁振英去深圳见汪滔。特首问了他三句话：「你在成长中香港科技大学为你做了什麽？」「你在创业中，深圳为你做了什麽？」「假如深圳现有的条件，香港都具备，大疆公司会不会迁往香港？」
汪滔说，科大是他母校，是他受教育和创业的培养皿。汪滔当年在科大的学习成绩从来没有超过B＋，都是 B，成绩为B的学生创造了一个年销售收入已过三十多亿人民币（约五亿美元）的企业，佔全球民用小型无人机约七成市场份额。他的教授当场给特首说，「汪滔考试中等，竞赛一流」。只要香港科大举办机器人大赛，他就是前三名，全港竞赛他也是前三名。
对于特首的第二个问题，汪滔说，深圳没为他做什麽。当时深圳的官员在场，差点没说，大疆这个楼就是深圳投资的。汪滔回答了第三个问题：「特首啊，我是回不去的。」他对特首说，全球最好的产业链分工在深圳，最优秀的工程师在深圳，他说：「我只设计，我不生产。我一个螺丝钉都是外包的，那麽这一个分工产业链对我来说，什麽含义？就是我在网上发标，有很多公司来应标，应标之后，价格一定比我的标书便宜，质量比我的标书高。」然后他又说：「其实我没有离开香港。因为我的IPO是香港办的，我的法务部在香港，我们公司产品佔全球无人机类机型八成。」
对此，深圳副市长唐杰说：「我觉得汪滔有一句话说的很清楚，香港是什麽，是高端生产的服务业，深圳是什麽，深圳是研发。深圳和东莞加起来是高端製造，在这样一个大格局中，香港地位可能会发生变化，变成一种高端商务，高端教育研发引领，那麽深圳的工程师把它变成产品设计，深圳和周边地区变成产品，那麽在这样一个大格局下，香港的定位就清晰了。」
汪滔说：「其实我也喜欢香港，但我公司有千把人，我们创始人团队和家人都在这边，如果可以在落马洲这边设一个公共平台，我们可以过去，香港人可以过来，这样最好。你想我们这些同事回香港，护照签证和通行证都是问题，他们家人也要一起走。其实香港很多方面很好，人才、环境、法治都不错，但现在多了些顾虑，什麽『反水货客』、什麽『光复屯门』，如此抗拒大陆，难免有了鸿沟。」
香港年轻人不愿赴大陆
几个月后，在特首梁振英授意下，特区政府官员去深圳把汪滔请来香港，给香港的官员讲课，讲他的成长，讲大疆的发展，香港给了他什么，深圳给了他什么，具有这麽闪亮前途的公司，香港为什么就没留住，反而把它推去深圳了？汪滔说，大疆大部分搞创新科技的都是「港漂」，去香港读大学的内地学生，几乎没有香港本土学生。有香港科技大学教授说，香港年轻人不愿意来内地有很多理由，有的说是妈妈不让来，有的说内地上不了「脸书」，这些竟然都是他们拒绝来内地的理由。
在E世代，社会需要创新毋庸置疑。香港经济转型和发展，需要创新和科技。中国的创新力应该涵盖香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银监会原主席刘明康认为，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二十多页讲今年工作，创新贯穿始终。他说：「创新不是喊出来的，全世界的经验告诉我们，成功是意外，不成功是正常。真正推动创新要依靠积累，需要强力的激励机制，包括对产权的保护、对智慧财产权的保护，创新是要转化为生产力的。」
(原文出自亚洲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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