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美国下令取消华为首席律师辩护资格！一文读懂任正非的法律思想！
最新消息！华为首席律师被美国取消辩护资格！
当地时间12月3日，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地方法院法官安•唐娜莉（Ann Donnelly）“满足了”美国联邦检察官的要求，下令取消华为在美国一桩案件中“首席律师”詹姆斯•科尔（James Cole）的辩护资格。
近日，另外一件也值得关注：“华为前员工李洪元离职后被起诉敲诈勒索、被捕251天”一事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从上周末开始，李洪元方面（本人、妻子以及律师团队等）接受了多家媒体采访，单方面披露了事件经过。华为方面也于12月2日晚间给出了一个简短的官方回应，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华为有权利，也有义务，并基于事实对于涉嫌违法的行为向司法机关举报。我们尊重司法机关，包括公安、检察院和法院的决定。如果李洪元认为他的权益受到了损害，我们支持他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包括起诉华为。这也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
关于这件事，朋友圈及社交平台仍在激烈争论，更上升到道德批判层面，并指责华为公关的傲慢。
在此，深圳梦梳理了任正非的法律思想，或许有助于大家理解华为的上述回应及华为首席律师被美国取消辩护资格。
关于任正非法律思想的起源，是因为一起上当受骗事件。任正非说：这个事件对我最大的教育是什么?我没钱请律师，也没钱送礼。我自己阅读了大量法律书籍，基本把法律书籍都学了一遍。明白了，市场经济就是货源、客户、交易，货物交付到客户的中间就是法律。
任正非在消费者BG2017年中市场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我在创立华为时读过很多书，印象最深刻的是《国际商法》，这本书是人类社会很重要的一个总结，把渠道管理、代理商管理、代理商权力……都讲得很清楚。分销、代理其实不是操作方法，就是一个法律。一边是货物，一边是客户，中间连接的是法律。
消费者BG员工要认真学习《国际商法》，多数人可以读简版，并且要对干部进行考试，没有读懂的人不能在分销、渠道等岗位担任领导职务。要真正成为分销系统的战略家和战役管控者，没有学好《国际商法》，那就是迷糊的。（>>任正非：我在创立华为时读过很多书，印象最深刻的是《国际商法》！）
关于道德，任正非曾对媒体表示：不要去煽动大家的情绪，还是那句话，喜欢就买。不喜欢就不要买，华为只是一件商品，不要把华为进行了道德绑架。
有人统计自2019年1月开始，任正非每月中下旬都会接受2-4场中外媒体的采访，其中不乏包含多家媒体的圆桌采访。据不完全统计，截至7月18日，任正非2019年共接受22场，百家中外媒体采访。对这些采访的数据分析，发现了一些高频关键词：“法律”一词被提及次数高达168次，居第五位。仅次于“美国”1016次，“中国”789次，“未来”210次，“技术”189次之后。
但7月18日之后，任正非的各项采访、对话仍在持续，也多次涉及“法律”关键词。
比如：
8月20日，任正非接受美联社的采访。任正非说：“我认为，如果美国和澳大利亚没有想明白5G只是一个先进工具。对它的安全担忧前，那么最好不要购买华为的5G和相关产品，等待全世界实验证明是否安全再购买，不用这么焦心。我个人认为，5G只是一个工具，是将来支撑人工智能存在的工具，工具本身没有安全问题。第二，工具将来的数据汇聚在核心网，核心网掌握在主权国家的运营商手里，这些运营商在主权国家地盘上经营，受主权国家法律管辖，法律有权力管理它的数据，没有什么根本的安全问题。”
9月26日下午，任正非和华为公司战略部总裁张文林对话美国著名计算机科学家Jerry Kaplan和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Peter Cochrane。当提及中国何时会出台隐私数据保护的相关法律时，任正非表示，应该出台隐私保护法，而且要处置非法获取数据和应用数据的行为，要非常严格。
10月15日，任正非接受北欧媒体采访时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问：有可能由于中美之间目前的冲突，对您个人层面造成了影响，因为您的女儿现在还在加拿大被扣押，您怎么看这件事情？您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意给华为施加压力还是给中国施加压力？
任正非：我女儿被扣在加拿大的事情，应该由司法程序来决定。
Ulrika Bergsten：您认为您女儿这件事跟目前中美关系没有任何关联吗？
任正非：我现在也不确定是否有关联。孩子大了，受点磨难也能理解。我有三个小孩，他们都很自立，也很坚强。我结过两次婚，现在的太太是姚凌，她是一个温柔、负责任的母亲，为了女儿的成长，在家待了二十年，默默地辅导孩子学习，培育了孩子优秀的品质和努力学习的好习惯。当然，孩子自身的努力是重要的，母亲的心血浇灌也很重要。三个小孩的培养，我付出太少，忙工作去了。
小孩经受一些风雨考验，对他们的未来不一定是坏事。至于晚舟经历的这个风雨，我们不希望把这件事情与国家牵连，也不希望国家做出牺牲和让步来救我们，因为国家牺牲的是穷人的利益。我们认为，还是自己靠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10月22日，任正非接受欧洲新闻台采访时称：未来怎么办？欧盟有报告认为华为5G技术是非常先进的，但是也关注非技术因素中的风险。所以，我们承诺遵守欧盟所有相关的法律规定，事先给所在国家政府进行承诺“应该怎么样或者不做什么”，事后接受这个国家的审计，这样使得信任会逐步增加。对华为监管最严格的是英国，我们很信任英国、德国，对他们开放接受检查，他们很关注我们存在的问题，也批评我们哪些做得不够好，但是也建立了对我们的信任。事前承诺、事后审计，合乎欧盟对我们的管理要求。我们尊重欧盟的规定，为什么会没有市场机会呢？
Damon Embling：美国给华为带来的挑战和困难已经延伸到您的家人层面。您的女儿孟晚舟现在在加拿大。美国之前对她发出逮捕令，称其涉嫌隐瞒华为与一家公司之间的联系，这家公司明显地在向伊朗供应华为设备。显然，这种行为违反了对伊朗的现有制裁。您女儿现在情况怎样？您对此有多担心？
任正非：我们相信加拿大国家法律是公正、公平和透明的，将来都要看证据说话，相信加拿大司法系统。现在没有其他想法。
Damon Embling：她是无辜的吗？
任正非：当然。Damon Embling：但是您曾经说如果她真的进了监狱，就会在里面学习。您认为她会进监狱吗？
任正非：我没有说过她可能会进监狱，是说她在保释软禁状态下学习。
11月6日，任正非的咖啡角对话迎来了第三弹，此次的话题是数字主权。
任正非说：关于信息安全的问题，其实永远都是一个大问题，只要有盾就会有矛。现在超级计算机要几十万年才能跑起来，量子计算机来临的话，都能很快破解。如果出现假币，影响几百美金欧元，电子货币数十亿可能就不见了。在安全保密系统中，是长期困扰人们的问题。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是没完没了的问题。
最终是要用法律解决，假币不能流通，流通了警察就要抓你。在法律的威严下假币是不能流通的。信息安全最终是要法律，不完全是靠技术。
我们确保我们的设备没有问题，我们也和全球客户承诺，数据是受制于主权国家法律管理的，我们都要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用这样的方式来保证信息的安全可靠。我们不会做任何事，我们会支持各个政府对这方面的监管。
11月6日，任正非与德国媒体圆桌时说：加拿大政府受美国委托，扣留了我的家人，我并没有因此去恨加拿大，因此缩小对加拿大的投资。我们今年在加拿大的投资还是很大的，今年还增加了200多名科学家和专家，我们支持加拿大把自己变成像硅谷一样的创新中心。因为加拿大人和美国人主要都来自同一个民族，生活习惯相同，隔得又很近，很容易吸引一些朋友来参加创新。同时，有许多科学家拿不到美国签证，许多国际会议，可以转去加拿大开，开多了，创新就沸腾了。我们把个人恩怨和公司发展是分开的。
11月15日，华为心声社区发布6日任正非与德国媒体圆桌纪要时对话：
Steffen Wurzel：您觉得中国的法治水平可以和欧洲的法治水平比肩吗？这是德国现在讨论的焦点，是在进行华为相关决策时的重要考量。
任正非：中国法制社会建设也在进步，逐渐走向法治化、市场化。如果你们觉得中国做的程度还不够，华为的商品不能卖到你们那里去，那你们把汽车卖到法制环境不够的国家来，不是支持这个国家的法制环境不够吗？
我们要在一起积极沟通、交流和磋商，从而促进双方的共同进步。作为一个企业，最重要是遵守所在国的法律要求。
关于女儿的情况，除了法律，任正非也体现出有温度的一面：
12月1日，华为CFO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一年前的这一天，孟晚舟在温哥华机场被加拿大警方拘押，至今未获自由。孟晚舟在信中说，这一年，经历了恐惧和痛苦，失望和无奈，煎熬和挣扎。这一年，学会了坚强承受，从容面对，不畏未知。在信中，孟晚舟还感谢大家给她的温暖和鼓励。
据央视新闻，任正非近日在专访中表示，孟晚舟是在受苦，但也会因此变得更强大。“她应该为自己经历这样的苦难而感到自豪。苦难的经历对她的成长是有好处的。”
这就是美国有线电视网（CNN）12月1日发布的对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专访，其中谈到很多关于法律的问题，以下是全文：
2019年11月26日 来源：华为心声社区
1、Kristie Lu Stout，CNN驻香港主播、记者：任先生，感谢您邀请我们到访深圳华为总部。我非常期待今天和您的对话。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最近刚刚推出了全球最大规模的5G网络，华为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消费者对此的反应却有点不温不火，您觉得要做些什么才能改变这一局面？
任正非：第一，网络才刚刚建设，还不够完善，消费者还不能完全感受到5G给他们带来的体验。预计明年中国市场销售的5G手机将达到2亿台，估计大家的感受就会很充分了，特别是1000多元人民币的5G手机做出来的时候，个人消费会有一些体验。
第二，5G是对工业自动化、对人工智能的促进，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人工智能刚刚才兴起，它需要低时延、大带宽、大流量。它深度学习，建立模型，这些都需要一个成长过程，所以不会很快就热销。
2、Kristie Lu Stout：虽然华为面临来自美国的很大压力，但是业务仍然保持增长。华为在中国市场的智能手机销量也在不断提升，在中国市场以外也在赢得新客户，包括国际运营商客户。这些是不是能证明美国的打压并不能打败华为？
任正非：因为华为公司从开创至今，经营观念是坚决拥抱全球化，通过全球化产业链的合作，服务全球社会，这是我们的初衷。但是我们早就觉察到，我们和美国之间也存在着各种不确定的矛盾，所以我们自己也要有一些准备，当美国不卖给我们东西的时候，我们还不至于死掉，还能够自立。从现在来看，我们生存下来，在短时间不会有问题了。但是我很担心的是，3-5年以后我们是否还能持续领先世界，这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已经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3、Kristie Lu Stout：华为能否保持在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导地位？现在华为的智能手机销量虽然还在增长，但是增长仅限于中国市场。禁止华为使用谷歌应用确实对华为海外的智能手机销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华为只能在中国销售智能手机，您会乐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吗？
任正非：我认为，不会是这样一个结果。如果美国明确谷歌GMS生态系统不给我们使用，那我们自己的系统也是会投入使用的。我们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在2-3年内完成世界生态系统的整合。
Kristie Lu Stout：所以即使没有谷歌以及正在等待美国政府批准与华为做生意的其他公司，您也有信心未来华为智能手机的业务布局将会是全球化的？
任正非：我们在供应链上坚定不移地拥抱全球化，欢迎美国公司加大对我们的供给，然后我们大量使用它们的零部件，形成共赢。当美国公司不能给我们供应的时候，我们是有替代方案的，如果替代方案出来以后，已经比较成熟和稳定，那再切换回去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因此，这个时期对大家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希望美国政府要考虑一下美国公司的利益。华为公司的态度就是坚定不移地拥抱全球化，不会孤立地走自主创新、自力更生这种封闭道路。但是，也不能说我们各方面不去努力，万一出现美国公司就是不供应零部件的情况，那我们也要生存。
4、Kristie Lu Stout：微软刚刚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能够继续向华为供货。您觉得谷歌也能获得许可吗？
任正非：微软拿到许可，有利于微软体系继续在世界迅猛发展。因为我们PC、服务器等这些体系的生产量还是非常大的，所以会支持使用英特尔、微软系统，加大这方面的发展。
我们自己也做了鲲鹏芯片、泰山服务器，其实我们并不是一心一意要走向全社会的，我们是为了防备万一得不到供应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体系是稳定的。如果我们有充分的供应安全保障，作为备份的第二系统其实是不需要的，就因为没有安全保障，我们才做了备份系统。大家要知道，世界上能作出CPU是极其艰难的事情，我们要耗费极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才能实现替代和备份。这对于我们一个很穷的公司来说，要做这么大的备胎，那要付出多大代价？有些事不得不做，也不是心甘情愿地做。
所以，我们欢迎微软、英特尔这种开放的态度。本来全世界就是它们占领了最大的市场份额，如果它们突然说不要这部分世界了，要让一些给别的技术体系，我感谢不过来，对不起他们。
Kristie Lu Stout：假设谷歌不能够拿到向华为继续供货的许可，华为有没有备份计划？
任正非：有，而且规模很大。
Kristie Lu Stout：有没有收到确切消息说谷歌的申请已经被美国政府给拒绝了呢？
任正非：没有。
Kristie Lu Stout：华为现在是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厂商，在没有谷歌的情况下，华为有没有可能做到世界第一？
任正非：我想，应该说不会有问题，但需要时间。
Kristie Lu Stout：需要时间？但是如果没有谷歌的话，怎么能突破海外市场呢？
任正非：我讲的“时间”就是指海外市场。因为明年、后年我们就能重返海外市场，我们完全有这个能力和决心。
5、Kristie Lu Stout：我们现在来聊聊5G。美国一直在给其盟友施压，包括最近向加拿大、英国和德国施压，让他们不要在5G上与华为合作。我刚才提到的那几个国家对于和华为在5G上的合作是持开放态度吗？
任正非：是的，它们是开放的。世界各国主要是在比较到底谁的5G更好，运营商是知道的，它们的政府官员也知道，只是少数政治家从政治角度出发，有他们的想法。但是，还是有人从现实主义考虑的。
Kristie Lu Stout：现在已经有一些国家拒绝了华为的5G技术，比如说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但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国家是华为5G的坚定支持者。所以在5G上，似乎出现了这样一种分裂的迹象。您觉得现在中美之间的5G技术战，有没有可能造成5G的进一步分裂，从而使得5G的真正价值无法实现？
任正非：世界很大，不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供应商的局面，多个供应商对社会进行供应，是正常的。但是5G的标准只有一个，如果有人想另立标准，它和别的标准不能连通，怎么办？因此，即使有些国家不用我们的设备，但它还是会用其他制造商的设备，最终都要连起来，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不是只由华为来促进人类社会，5G是世界的、是大家的、是共有的，大家共同来促进世界的发展。
6、Kristie Lu Stout：随着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信任有多重要？
任正非：由于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技术能力比信任更重要。因为只有信任、没有能力，做不出产品来是没有价值的。把产品做出来了，你不信任，但总有人信任，他们用了以后，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促进，这就给不用的国家一个提醒“你不用，就会落后的”。比如，英国人刚发明出火车的时候，社会对火车的评价也有负面的。中国第一次使用火车，认为火车很恐怖。慈禧太后坐火车时不坐火车车厢，她要坐火车头前面放的那把椅子，她说“不能有谁超越皇帝”。但是火车给社会带来巨大进步，原来阻挠火车发展的国家最终也是火车遍地。
所以，任何东西有先进性，它一定要造福一个地区的人类。当被造福的时候，人们就会感受到这个新技术对他们是有好处的，而不会去排斥新技术。纺织机械最初是英国发明的，当时工人们也把纺织机械当成恐怖的威胁，用铁锤把它砸掉。但是至今，全世界最好的衣服面料还是英国产的，说明先进技术对一个国家的促进就给周边国家做了榜样。我想，这种榜样的力量将来是无穷的，人们会去比较、鉴别。
Kristie Lu Stout：近期美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出台了一个针对华为的规定，本质上是说我不信任华为，所以农村的电信运营商不能使用联邦政府的基金或者补贴来购买华为设备建网。我们也知道，华为计划对抗这一决策。为什么您认为这么做很重要？你们打算怎么对抗？
任正非：华为公司是商业公司，目的就是为全球人类提供良好的信息服务，我们不是以政治目的为中心的。本着这个原则，在非洲、在高山、在热带雨林……很多艰苦地区，我们都去提供服务。
当然，我们也愿意给美国人民提供服务。当年我们希望给美国大运营商提供服务，但是给大运营商提供不了服务，就给一些小运营商提供服务，以体现我们的价值。因此，美国政府这个决定是违反了政府要为人民服务的政策的，那是由它和它的人民去沟通解决的问题，我们只是一个供应商，不介入解决问题的冲突。但是美国政府这样做是违反宪法的，因为美国宪法表示就是要为老百姓服务。
Kristie Lu Stout：所以您的观点是美国政府正将政治和贸易战置于消除数字鸿沟之上，对吗？
任正非：我认为，政治和经济本身是可以分开的，不要混淆在一起。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科技国家，需要把最好的商品卖到全世界。如果你的商品不卖到全世界，全世界就有其他人会作出替代商品，那美国就丢失了这部分市场。所以，美国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心，这个世界还没人能超过你，至少短短时间里不能超过你。当然这个“短时间”可能是几十年，也可能是近百年。
美国在创新机制和创新动力上是非常强劲的，各种司法制度上也比较领先，这么多优秀人才争先恐后地涌入美国，目前全世界其他国家还比不上。你看，很多优秀人才都想到美国定居，这样我们获得的就不可能是一流人才，可能是二流人才或三流人才，但是我们在这种人才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几个人、几十个人拼在一起，就相当于一个优秀人才，所以我们的人数就比美国公司多很多，但是我们做出的成绩并没有比美国公司大多少。这样来说，美国在科技上应该会继续领导全世界，而且全球化对美国是有好处的。但是美国政府现在慢慢要脱离全球化，那就会把一片片市场让给别人，“小草”和“春笋”就会旺起来，这些国家将来也会替代美国的。
7、Kristie Lu Stout：中美科技战的核心在于信任的缺失。美国政府不信任华为，认为华为设备为中国政府提供了后门，他们现在还是这样认为的。华为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消除疑虑，重建信任？
任正非：第一，美国这个题目应该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几十年来华为没有发生过类似事件。我认为，我们也无法说服美国，但是它的盟友国家是可以说服的，因为它们已经用华为公司的设备一、二十年，对华为是什么样的公司了解得比较透彻，这些运营商就会说服自己国家政府对华为公司放行，给华为放开空间。
第二，华为的设备很先进，耗能指标、带宽指标，特别是体积、重量上的指标，是世界上其他公司还很难达到的。比如我们的5G设备安装，手提着就可以上基站，不需要铁塔、工程吊车……这些东西，建造成本可以降得很低，这是很了不起的。欧洲有很多旧房子，不可能在上面建大铁塔，基站只能装在房顶上，如果太重了，房子承受不了。我们的设备很适合欧洲，有这么好的功能，重量又这么轻，这些国家就必然会选它。因此，我认为客户的选择会战胜美国政府的声音，尽管美国声音很大，但是客户还是会有自己的决心。
8、Kristie Lu Stout：在这个问题中，有对华为的信任问题，还有对中国政府的信任问题。如果中国政府要求华为移交数据，华为就必须移交数据，对吗？
任正非：第一，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发出过这样的声音。第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态“中国企业绝对不允许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今年3月份全国人大答记者问上也说过“不允许中国企业装后门、窃取信息”，这是官方对法律的释法。第三，华为公司是拿不到数据的。华为公司是卖的裸设备给运营商，运营商在运行设备的时候才有数据，但运营商是在主权国家管理下运行的，要服从这个主权国家的法律，不能违反主权国家的法律。我们拿不到数据，也不需要这些数据，从这点而言，美国这个说法靠不住。就像汽车一样，汽车也可以用来做坏事，运输什么东西是卡车司机说了算，不能怪汽车生产厂家。一样的道理，我们实际上就是一个造“卡车”的公司。
9、Kristie Lu Stout：2018年12月1日，应美国的要求，您的女儿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到现在已经软禁了差不多一年时间。这件事情对您的个人打击大吗？特别是作为一个父亲，对您有着怎样的影响？
任正非：作为一个父亲，当然我会关怀自己的儿女，也会心疼自己的儿女。但是儿女经历风雨、受受磨难，对她本人一生的成长是有好处的。在中美贸易战中，她成为了两个大“球”碰撞下的一只“小蚂蚁”。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她应该感到自豪，世界上两个国家打架，拿她作为了一个筹码。
第二，因为孟晚舟没有犯过罪，美国的指控不是真实的，法律迟早会有公正的结论，所以她的心态还是比较平衡的。现在她的母亲和她的丈夫轮流到加拿大去陪她，舒缓她的心情；她平时也在学习、看书、画画……来调整自己的心情，她有耐心等到加拿大法律公平、公正和透明地解决问题。
Kristie Lu Stout：您有信心她不会被引渡到美国？
任正非：我相信不会有问题。而且我们在美国打官司，我们有信心把纽约东区的官司打赢，证明我们公司有能力和美国政府进行法律较量，美国政府以后也不能随意欺负我们。
Kristie Lu Stout：您上一次跟您女儿孟晚舟通话是什么时候？
任正非：三、四天前。
Kristie Lu Stout：你们通常多长时间交流一次？
任正非：没有准确时间，有时候转给她一些网上好笑的故事，随便打个电话问候几句。
Kristie Lu Stout：在孟晚舟被软禁在加拿大的这段时间，你们父女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变得更亲近一些？
任正非：是的，更亲近了。以前孟晚舟一年也不给我打一次电话或者发一个短信，当然那时我们知道儿女在努力奋斗就高兴了。现在大家的关系变得比较亲近了。
Kristie Lu Stout：您觉得在加拿大被软禁的经历会让她变得更强大吗？她现在经受的考验会提升她的领导力，让她在回到深圳后能更好地为华为工作吗？
任正非：首先，这些磨难会对一个人的意志有很大影响，会让她更加成熟。但是，她回到华为公司以后，也不会受到特别重用，因为她只是首席财务官，只做财务工作。我们公司的领导人必须要具有技术背景，没有技术背景就没有战略洞察力，没有战略洞察能力的人领导公司，会使公司逐渐丧失清晰的方向，从而逐渐丧失竞争力。因此，她回来也仅仅是做原来的工作。
Kristie Lu Stout：在软禁期间，她是否还在以某种身份为华为工作？如果是的话，她正在负责什么样的项目？
任正非：她现在的工作都是网上处理，已经没有做日常管理了。我们已经安排梁华做代理CFO，已承担起工作了。梁华以前就是CFO，孟晚舟是接他的班做了CFO，后来，梁华转任董事长。孟晚舟出现危难的时候，梁华转回来兼代理CFO，承担CFO的领导责任，孟晚舟有时候也会通过网络发表意见。目前情况大概如此。
10、Kristie Lu Stout：您是否试着亲自去加拿大看看孟晚舟？
任正非：那要看特朗普批不批准。如果特朗普邀请我去加拿大，那我是会去的。
Kristie Lu Stout：特朗普总统之前曾表态说，如果有助于解决中美贸易战，他有可能会介入孟晚舟一事。华为现在仍然欢迎这样的姿态吗？
任正非：如果特朗普能介入孟晚舟问题的解决，说明孟晚舟的问题不是犯罪问题，是一个可以交易的问题。交易的条件是中国政府必须在贸易上给美国作出大让步，然后把孟晚舟作为有条件的交换。
我认为，中国总体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现在还有几千万人没有脱贫，按联合国的脱贫线标准是每天1.9美元的生活费用，而中国贫困线标准是1.2美元，如果按联合国标准，我们贫困人口的数量比现在国家公布的几千万人还要多。明年我们国家努力要使这几千万穷困的人口能摆脱贫困，如果我们要对美国让出更大贸易条件，那就是拿穷人的钱去换取孟晚舟的自由，我们不会考虑这样做的。可能你们没有到过中国的西部，西部有些人还是很贫困的，我可以找一些现在贫困孩子的图片给你们看。如果拿贫困人口的钱去交换我们的自由，我们从良心上过不去。
我们有信心，我们没有犯罪，相信加拿大的法律可以让我们打赢官司，当然我们也相信美国的法律，我们在美国纽约东区法院也要打赢官司。
11、Kristie Lu Stout：在您女儿被扣押两天后，两名加拿大人Michael Kovrig和Michael Spavor在中国被扣押。但是他们的境遇和孟晚舟不一样，他们不能打电话、不能见自己的家人，也没有行动自由。您有没有想过他们的待遇？您觉得他们受到了公正的对待吗？
任正非：我至今都不知道中国扣留的两个加拿大人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因为这与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关心的只是孟晚舟软禁受到宽容的对待，我们认为孟晚舟应该是被释放的。如果美国认为华为有公司的官司，我们可以在纽约东区法院打官司；孟晚舟个人就是个人的问题，孟晚舟不是华为，华为也不需要孟晚舟来承担公司的责任，我们有信心在美国纽约东区法院展开法律应诉，所以这是两回事。对于中加两个国家之间有什么行为，我们不知晓，因为我们不代表国家。
Kristie Lu Stout：作为一名父亲，您现在还是能和孟晚舟进行交流。而且您说过，在她被软禁的这段时间，你们父女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变得更亲近了。那您觉得对于被中国扣留的两名加拿大人Michael Spavor和Michael Kovrig来说，他们的父亲是不是也应该获得同样的待遇？
任正非：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两个人的情况，也不知道执法情况，无法对这件事发表任何看法。
12、Kristie Lu Stout：我们接下来聊一聊您的领导风格。您是华为的创始人，也曾是解放军军官。在对华为员工的讲话中，您经常使用军事语言。您是否有时感觉您就是一位将军，在领着华为打一场保卫未来的战争？
任正非：首先，我不是将军，从来也没有人给我授过军衔。当年我在中国军队只是一个下级军官，当然有可能比小布什在军队的位置高一点，因为他是中尉，是连级干部，我是营团级干部，但在中国真真实实是一个下级军官。
第二，作为一个企业，需要有组织、有纪律，不能是一盘散沙，这点我们是向美国西点军校学习的。西点军校的老校长我见过，我对他说：“我年轻时候对美国西点军校就非常崇拜，崇拜西点军校的管理方法、教育方法，崇拜西点人的努力奋斗”。我们在公司早期建设中大量引用西点精神和方法，特别是末位淘汰，但是以前末位淘汰的打击面太大了，把普通员工也纳入末位淘汰系统，过分残酷了。现在才明白，我们需要淘汰的是管理者，而不是普通“士兵”，通过对管理者的淘汰，把压力传递到他的管理工作上去，我们就进步了。
面向未来，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还不能假定就是现在这个外部环境，如果美国再改变外部条件，我们该怎么办呢？一定要有应对方案，就要有组织的行为。当然，有时候一些名词不好表述，就借用了一些军队上的词，其实只是名词而已，并不是真正的军事组织。
13、Kristie Lu Stout：您的这种领导力风格很适合华为。对于香港领导者，您有哪些领导力方面的建议，帮助他们结束目前的动乱和抗议活动？
任正非：因为香港和大陆是“一国两制”，他们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大陆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两种制度是不一样的。第一，香港的问题还是要香港自己去解决，我们的任何建议都没有意义。第二，香港问题与我们关系不密切，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如何补好自己的“洞”，而不是香港问题。因为我们不是政治家，所以我们不怎么关心香港问题，只是现在不怎么去香港购物了。
Kristie Lu Stout：上周末，香港的亲民主党派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您怎么看这个事情？中国怎么看这个事情？这会让香港和中国大陆之间摩擦加剧吗？
任正非：“一国两制”法律框架下允许的行为是合法有效的。香港的根本问题是如何能走向繁荣，在繁荣的状况下，所有市民能分享这个繁荣，是所有领导者最重要的使命，而不是一个政治名词，来说明它民主、不民主……。香港如何制造繁荣，是香港今天的领导人和未来的领导人最主要思考的问题。人民群众都富裕了，不就是我们的愿望吗？
Kristie Lu Stout：您对香港的抗议人士以及他们所要争取的目标抱有同情态度吗？
任正非：没有任何同情，因为不了解。我坚决反对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是不正确的。人们可以自由表述思想，但是用暴力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美国也是不允许（暴力）的。
Kristie Lu Stout：对于那些以和平方式抗议的人们以及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您是否抱有同情态度？
任正非：不存在同不同情，因为我没有研究过他们的诉求，我不理解他们在做什么，他们要求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说“一国两制”下这种和平方式是制度允许的，不存在我对他们是否理解。但是不能作出极端行为破坏环境，这是不可取的。
Kristie Lu Stout：现在美国有一些立法者正在为香港而战，他们直接卷入到香港问题中，导致中美贸易战、技术战以及华为在美国的未来发展面临更复杂的局面。对此，您有何想法？
任正非：我注意到卢比奥先生最近的言论。我们外交部抗议美国干涉香港内政，卢比奥先生说美国立法干涉香港是“美国内政”，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笑话。
14、Kristie Lu Stout：华为是要重建在美国的各种伙伴关系和业务。那现在香港以及香港的一系列抗议活动是不是让华为在美国的重建工作变得更难了？
任正非：香港与华为重建业务没有任何关系。香港是一个商业性的贸易中心，不是科技中心，不可能给我们提供任何产品、零部件供应，所以香港不会影响我们在国际上的任何合作。
Kristie Lu Stout：但如果特朗普总统签署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把它变成法律，那它就会影响中美贸易战，继而影响华为的未来，对吗？
任正非：不会，因为我们已经不做美国市场，怎么会有影响呢？我们也不打算去为美国人民服务，因为美国人民不需要我们了。
Kristie Lu Stout：那华为是不是已经完全放弃美国市场了？
任正非：现在也不能说完全放弃美国市场，我们也要争取美国宪法所赋予的权利。但是美国人民拒绝让我们服务，比如AT&T、Verizon等运营商不采购我们的产品，尽管我们有很友善的心，那也只能不给美国人民提供服务。美国是一个自由社会，应本着开放的精神容纳世界各种力量，但是美国正在背弃这种精神，那它将来是不是还能领导世界呢？
15、Kristie Lu Stout：任先生，您在华为服务已经超过30年，把华为打造成了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提供商以及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制造商。现在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科技战是不是让您没法退休了？这么多年您一定也很累了吧？
任正非：美国的贸易战和科技战与华为本身没有太大关系。至于我退不退休，我也希望在合适时间里能够解决公司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这些问题走上一定轨道以后，我会逐渐减少我的工作量。其实目前我在公司基本很少工作了，主要是常务董事会和轮值董事长们在主持日常工作。有时候他们来问我一下“你觉得这个事情怎么样”，他们不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在公司的作用已经在淡化，再淡化淡化，就没有了。所以，我也不担心我怎么退出、退出的方法是什么。短时间内我可能还没有这个计划，有计划时我会告诉你。
还有一篇流行甚广的文章：
关于公司知识产权法务工作问题，任正非有非常精彩的论述。要点摘录如下：
一、法务要学会分享利益、妥协、灰度
二、行业领袖，不能采取狭隘的在高速公路上丢小石子
三、打官司不是主要目标，更重要是做好“防火”建设
四、要有极端认真的精神
五、法务工作胜利的标志就是火车在高铁路上运行，一直保持合理速度
六、法务人员的薪酬标准不再对标工程师，而是对标法律业界
这篇精彩的讲话，道出了法律人才的重要性，分享给大家，也值得每一个企业主学习。
首先，公司这二十多年来没有出现大问题，说明公司在管理和治理中、在法律遵从上做了相当多的工作，这就是防火。法务部在公司运作血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作出的伟大贡献值得肯定。不仅是在座各位，包括没到会场的其他相关人员都作出了贡献，这点我们要肯定和表彰。
知识产权部一个员工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华为：一年交3亿美元专利费划算》，我是在网上搜索到的，作为今年总裁办电邮2号签发了。徐直军说，基层员工没有接触过我们，写出的文章居然跟我们的想法一模一样，太有价值了，我们很高兴。可能由于这个起因，我们想跟法务部座谈一下，然后把董秘、无线也拽上了，让他们也光荣一把。
一、华为与友商共同建设未来人类社会、分享利益，法务要学会妥协、灰度
未来二三十年，人类社会将经历重大转折，从几千年的传统社会转变到信息社会。
信息社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信息社会的实现形式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十五万员工团结一心、拼命划“桨”，终于把我们的“航母”划到了起跑线上。而且在这条信息社会基础的大数据流量起跑线上的“航母”，也就这么几艘。所以现在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要共同担负起构建未来信息社会的责任，而不是互相恶性竞争。网络技术包括两种，一种是信息的传送与存储，一种是搜索。我们今天还会停留在信息的传输和储存领域上，那么我们的思想、理论、网络架构是什么，能给世界输出什么？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看待创新和知识产权。
第一，我们的使命是为人类的繁荣创造价值，为价值而创新。创新一定要为这个目的，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首先自主创新的提法本身有片面性，我们要站在巨人肩膀上前进。如果我们从地上自己一点点爬起来，当爬到巨人肩膀上时，已经过了三千年。为了更快、更好地实现我们的目标，充分吸收利用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才是聪明人，因为这样会提高你生命周期的效率。人的生命很短，学这个、学那个，等到满是学问时，你已经90岁了，还可以像年轻人一样作贡献吗？如果有返老还童药，那你应该很伟大。只有未来的智能机器人，才可能在19岁的年龄拥有90岁的智慧。所以在创新过程中，我们要在有限的生命里，吸取更多能量，缩短创造财富的时间和精力。如果别人合理收取我们一点知识产权费，其实相对更便宜，狭隘的自主创新才是贵的。我们每年投入10%的研发费用，有一部分研发都从“喇叭口”滤掉了。
第二，要成为行业领袖，不能采取狭隘的在高速公路上丢小石子的方式来形成自己的独特优势。这样只会卡住世界的脖子，不是我们要走的道路。我们要走的道路是站在行业领袖的位置上，为世界作出贡献。什么叫领袖？领袖就是为了世界强盛，对建立世界信息网络大构架作出贡献，舍得给周边人分享利益。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公司，怎么会去阻挠信息流的前进呢？即使你阻扰信息流前进，别人不走你这条路也终究会走到目的地，而你就必然会被历史边缘化了。
工业革命时期，为什么工业发展的速度不够快？因为当时的铁路在不同国家有各种类型的轨道（宽轨、窄轨、标准轨道……），不能互通就必然会阻挠全球化进程。尽管英国在推行货币统一、语言统一等这些方面作出过贡献，但工业化时代仍没有真正走向全球化，全球化是今天才刚刚开始形成的。所以在信息传输中，我们支持华为和其他公司共同推行新的全球统一标准，让信息在全世界无阻碍传输，这样才能造福社会和人类。我们公司不要故意制造一些东西有别于世界，而是要融入世界。
在知识产权的问题上，尽管我们很努力，尽管我们做得很优秀，但是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还是不够。所以在谈判过程中，我们要学会适当的妥协，这就是“开放、妥协、灰度”。不要强势就不饶人，得意变猖狂是小人，我们要做肚量大的人。“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合理谈判下，可以对西方公司让步一点，因为我们还会更强大。你们可以去安徽桐城的六尺巷，好好体验一下古时候伟大人物的胸怀，有胸怀才能有了天下。
《开放、妥协、灰度》这篇文章应该能代表我的观点。如何去理解“开放、妥协、灰度”？不要认为这是一个简单问题，黑和白永远都是固定的标准，什么时候深灰一点，什么时候浅灰一点？领袖就是掌握灰度。
所以，即使将来我们领先世界，也不能欺负别人，保障公司踏踏实实前进就行了。我们不是去积极进攻，而是和友商达成适当的平衡性解决问题。当然，我们也要制止恶意竞争对手。过去你们是有成绩的，因为达成了一些协定，不让宣传，但我认为你们走出了一个非常伟大的里程碑，未来要在建设一个新世界中作出贡献来。
第一，对法务部的总定位，我认为“救火”打官司不是主要目标，更重要是做好“防火”建设。法务人员分两类，一类是建设型人才，一类是诉讼型人才。华为更需要建设型人才，我们的法务人员不是外部律师，主要是建设者，从前期开始就参与建设，使得公司平稳运行。
法务人员不一定是百科全书，但一定要有敏锐嗅觉、认真精神、组织资源的能力。第一，法务人员最伟大的精神，不是通读百书，而是要有敏锐的嗅觉，能发现项目的机会点、并找到解决方案。第二，要有极端认真的精神。至于有没有炮、坦克、飞机的问题，打仗时你可以呼唤炮火，聘请大量的律师事务所去帮你。但是如果连你自己都找不到线索，没有发现机会，也没有认真精神，那炮火运输过去干什么呢？这两点很重要，前期的很多事件中，法务部都体现出有这种精神和基因存在。思科官司、摩托罗拉官司以及其他一系列法务问题……，我们之所以能解决，都是因为法务人员有敏锐的嗅觉。
至于业务人员的观点和你们存在不一致，这就是悖论。如果没有这个悖论，业务人员完全听你们的，就会畏手畏脚；如果完全不听，那是蛮干，把公司推向风险，这都不行。公司这个结构就是互相制约，但又互相推动。纯粹的推动，没有刹车很危险的，相反就会把车刹得死死的。如果走向一种辩证的关系？这就是开放、妥协、灰度，公司就会既充满活力，又平稳安全。
第二，在专利申请上，我们不要片面去追求数量世界第一，要多申请高端专利。低端专利是防止黑客产生，有些边缘无用的专利就没有意义去申请了。什么叫低调？那是王者心态！既然都是王了，还要那么高调干什么，大家都已经知道你吃的是肉，为什么还把油抹到嘴上？
知识产权部运用这些专利到处去跟高手过招，打赢了，就是高手。如果你是去跟门口的幼儿园小朋友过招，那你也只是幼儿园大班级别。你看，围棋就没有评判标准，下赢了，八段，再赢了，九段……你若输了，从九段降到八段，我认为这个弹性很科学。因此知识产权部在不断地与高手过招的过程中，能不断提高自身水平，你们还占大便宜了，有老师在教你们。我们打了这么多国际大官司，不仅加快了法务的成熟程度，其实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有人问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斗争，对“胜利”如何定义？我认为胜利的标志就是火车在高铁路上运行，一直保持合理速度。如果火车被迫减速就算不上胜利，如果加速可能会冒点风险。至于付出去的成本，要因时、因地来评价，授权你们内部综合权衡。如果我们一味强调一个标准线，第一，可能赢不了官司；第二，法务投入几百人、几千人，影响了列车前进，这个损失算下来也不小。
至于你们提到用知识产权赚钱，对华为来说，还不是时候。当然，合理地收取一定的知识产权费是应该的，因为我们也付出了劳动和成本，但不是以赚很多钱为中心。
公司首先要实现账实相符，业务人员和财务人员共同来解决不做假账的问题，法务人员更是当之有责。很多国际公司在账实相符问题上栽过跟头，轻则巨额罚款，重则高管坐牢。我们公司的问题也不小，所以我们一定要解决账实相符的问题。其实，业界对于账实相符是有成熟的管理方案的，就是建立财报内控机制，通过流程内控手段去确保账实相符。关键是各级业务主管及流程OWNER要重视，要对账实相符的最终结果承担责任，要通过流程固化去解决问题，不要让问题重复发生。全球法务也应该把查假账纳入你们的工作范畴，这是法律遵从问题，做假账是要坐牢的，不要把假账置于法务之外。所以不要盲目地建立一个法律架构，走形势主义，我们一定要扎扎实实的一层层做好。
高级干部首先要懂法。去年公司坦白申报做假行为的有四千多人，许多都是高级干部。转岗的干部，除了在工程稽查和审计岗位要有3-4个月轮训，还要把法务加入到需要轮训的岗位中，普及法律意识。法务部也要拿出措施来，你们可以去重装旅讲课。
很多年前，公司就已经有知识产权的战略方针了，就是要保护自己全球业务的安全。从公司非常弱小的情况下开始，到今天我们获得了平等谈判的权利，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二十几年来，你们默默无闻的努力奋斗，我们开始也在释放金字塔三角形所产生的能量。在未来五至十年，法务体系作出的贡献还会更加巨大，当然还包括其他相关部门，不仅只有知识产权一个项目，所有项目都是在构建公司的未来。
第一，公司正在进行薪酬结构改革，法务人员的薪酬标准不再对标工程师，而是对标法律业界。“天底之下有杆秤”，以前公司只有一个秤砣，所有岗位都对标电子工程师。一称重，法务员工不懂电子，薪酬定低一些；翻译等其他岗位员工不懂电子，也定低一些。现在我们要有很多个秤砣，法务人员就对标世界最高的法律业界待遇标准，再来称重，你达到世界级法律水平，就按世界级薪酬水平付工资给你，我们不怕你拿得比业界标准还多。现在人力资源已经汇报过，从法务开始改革了，只是落实到你们头上还需要几个月的过程。而且华为公司只有一个价值评价标准，即按贡献确认价值分配，不存在中方员工和本地员工的区别，也不存在宗教信仰之间的区别，这一点我们要走向更加开放。
第二，要感谢写出专利著作的这些专家，不仅是在座的无线产品线人员，也包括有线、终端等各个部门。他们有前瞻性的眼光，如果没有他们写出的专利，知识产权部就是缺少子弹，法务也没有工具。
这次你们拿回来的钱，也应该给专利申请者和撰写者发奖。你们可以到道德遵从委员会去申请一些金质奖章；奖金具体如何发，你们自己去商量，拿出意见到财委会去讨论、博弈。对过去历史作出贡献者的回顾表彰，就是对未来前进者的激励。而且我们要以专利的生命周期为基础，来认同人的贡献。“蓝血十杰”表彰了退休人员，为什么专利的金质奖章不可以发给退休人员呢？
第三，目前只是挑了几个案例进行表彰，其他的事件，你们法务部可以内部表彰，如此滚动起来，人人都是英雄。
从公司的发展趋势来看，我们的战略目标仅仅聚焦在管道业务纵向发展，而不是横向发展。在管道业务的投资强度，与其他公司相比，应该算比较多的。大家要知道，我们每年投入研发费用80亿美金左右，没有任何困难。在这样的战略下，我们的资本结构足够，现在不需要更多的新资本。我们不可能变成资本公司，资本公司要对资本负责任，我们现在就是对人负责任。
华为从未停止过收购，只是一千万美金以内的收购不用报给我审批，但我相信收购数量应该不小。我们现在的收购，主要是为了弥补管道竞争能力建设上的不足，而不是为了多元化业务经营的收购。如果我们跨界去收购一大堆公司，会不会有假的？会不会因为经营不善，反而垮得更快？世界上最赚钱的事情，就是你自己印钞票，回家印饭票给你儿子，每天他撕一条给你，这点你是可以兑现的。所以不能万事都做。
有人让我对“无线二十年”进行评价，这还需要我评价吗？你看无线做到今天多不容易，行业和社会已经给予你们很高的评价了。华为最近做的广告“芭蕾舞脚”，两面性，表面很光鲜，但所经历的苦难又有谁知道？无线产品线已经客观证明了这一点，为什么不自我肯定？
世界上最伟大的激励，就是自我激励，自己相信自己，自己鼓励自己。当你坐在飞机上看一篇文章流泪，其实就是自我激励。当你得不到领导肯定的时候，自己把自己表扬一通，如果觉得不够劲，还可以对着录音机大喊自己如何好，反复放给自己听，也是自我激励。当别人不认同、不评价你的时候，你就说自己是林志玲，“我不照镜子，我就是”，这也是自我激励。当然这个美是不谦虚的，是自己短时间的自我激励，但说不定你是真美，内涵美。
再次谢谢你们这二十多年的努力，如果心里愉快高兴，今天晚上回家悄悄哭一次，当然这是幸福的眼泪。然后明天更好地迎接未来！
来源：深圳梦（微信号ID：SZeverything）综合自观察者网、华为、心声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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