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势2020 | 樊纲开讲经济大变局！唐杰：深圳未来将是“认知”和“平台”
2020年1月5日下午，在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大力支持下，由马洪基金会主办的“问势2020理事报告会”举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马洪基金会理事长郭万达主持了报告会。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樊纲与知名学者、马洪基金会理事唐杰新年开讲，深度剖析和解读中美贸易战的现状、由来及发展趋势；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及其带来的启示；对中国经济2020年总体走势的判断；中国如何更好地走出自己的产业发展和创新之路；深圳创新所具有的典范意义。
2020年1月5日下午，位于银湖CDI大厦的国际报告厅连走道都座无虚席，由马洪基金会主办的「问势2020理事报告会」迎来了樊纲和唐杰的首场开讲。
樊纲（中）、唐杰（右）进行了交流与探讨，郭万达（左）主持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马洪基金会理事长郭万达主持了报告会。深圳市老领导邵汉青、张鸿义以及决咨委常务副主任高振怀、市社科联主席吴定海、南开校友会会长周达、中国华西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史立宾等应邀出席。马洪基金会创会理事长李罗力首先致辞中表示，樊纲院长和唐杰教授每年联袂搭档的问势理事报告会都能产生很多精彩的思想火花，带给现场嘉宾很多重要的启示。尽管2019年风云激荡，但通过问势报告会希望对2020年中国经济发展有更透彻的了解。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樊纲教授发表了题为「大变局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的主旨演讲。他从全球化讲起，以世界格局、经济、政治、贸易格局、宏观经济走势为切入点，阐述了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和特点。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经管学院教授唐杰就中国转型的中长期趋势进行精彩的分析点评。
樊纲演讲
过去的一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更趋复杂，一些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困难和挑战明显增多。全球经济形势逆转，经贸摩擦此起彼伏，保护主义愈演愈烈。从国内看，虽然中国政府加大逆周期调节，积极实施「六稳」政策，但总体来看，经济增速逐步放缓，下行压力持续增大。在这种背景下，2020年全球经济的走向如何？中国经济走势和政策趋势将何去何从？如何有效应对中美之间的经济摩擦和战略博弈？
对此，樊纲指出，贸易战会继续谈谈走走，但会有反覆，因为美国不可能消除与我国的逆差，贸易战可以达成一些协议，但美国还将长期继续遏制中国。但中国依靠后发优势，以较低的学习成本和试错成本，通过对外开放使大量的知识外溢进来，由此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动力和发展能力，快速缩短与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差距。
樊纲认为，中美的摩擦早晚会来，但早来比晚来更好。贸易战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需要我们重视其他市场、进一步扩大国内消费市场、进一步扩大开放、进一步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着力基础研究与自主创新。
樊纲强调，无论国内外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保持经济稳定的增长才是解决国内外一切问题的根本出路。而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包括了要使经济保持平稳的增长，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民营企业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另一方面在长期的结构调整上，中国依靠自主创新发展高端制造业、高科技产业，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樊纲特别指出，中国经济主要采取软着陆的办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这样的「市场出清」或已接近尾声。加之目前中美已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会使预期稳定一段时间，投资会有所恢复。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策调整，特别是城市群的建设，也会拉动经济的增长。在几大利好因素的推动下，明年中国经济会企稳向好。
樊纲院长演讲完后，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经管学院唐杰教授进行了点评，他表示从中国经济转型的中长期趋势看，潜在增长率阶段性下降是各国发展转型中不可避免的挑战。相较于历史上日韩转型时期增长率大幅下降的「快调」，中国利用快速增长的杠杆率开始「慢调」，将有利于转型期的社会稳定。
展望未来，唐杰教授认为新的经济增长主体将围绕「认知」和「平台」两个概念展开。「认知」可以简单解释为「机器取代人」，表现在经济增长模式上，指以廉价劳动力等比较优势为主的增长模式，转化为以创新创造为主的科学化增长模式。强调以「认知能力」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将主导未来国家和城市的竞争。从改革开放四十年经验来看，唐杰认为另一个新的经济增长主体——「平台」，指公开、透明、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法治化营商环境。结合深圳的发展定位来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要坚持改革开放的优良传统，为中国经济创新转型打造具有示范意义的法治化「平台」。
接下来的互动环节，现场听众围绕就融资难、房价持续波动等热点问题与樊纲院长、唐杰教授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嘉宾合影
综合开发研究院的专家、智库百人会智者、深圳各大高等院校的学者及新闻媒体等社会各界嘉宾参加了报告会。这次报告会得到了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基金会的大力支持。（来源：香港商报网 记者 黄凤鸣，原标题：马洪基金会「问势2020理事报告会」樊纲开讲）
深圳40年的重大进步是“从工匠走向爱迪生”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法治环境是未来创新基础
南都讯 记者张小玲 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需要能在未来继续创新，深圳取得的重大进步是“从工匠走向爱迪生”。在举行的“问势2020”报告会上，专家认为，深圳如何做到公开、透明、可预期、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法治环境是未来深圳创新的基础。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法治环境，是未来深圳创新的基础
1月5日，由马洪基金研究会举办“问势2020”马洪基金会理事报告会举行。深圳市原副市长、哈工大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唐杰提到，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还能不能在未来继续创新？如果能，那就是示范区。深圳现取得的重大进步是“爱迪生模式”、专利技术，专利技术的核心最基本的是保证同一品质下规模化生产，产品的品质一致。
在唐杰看来，深圳40年的重大进步是“从工匠走向爱迪生”，华为倡导新的东西是科学。另外，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说明，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过程离不开法治，改革开放越深入越要强调法治，要用法治来规范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政府应该提供公共产品，这个公共产品不仅是资助、不仅仅是研发，而是一个法治环境。”唐杰提到，中央这次给深圳示范区的授权也是特区立法，如何做到公开、透明、可预期、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法治环境是未来深圳创新的基础。
▌城市房地产业和其他业互补，可缓解大城市压力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提到，房价和股市都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现在城市群真正发展了，有高铁、快轨，一个小时到达一个地方，房价便宜一半，你会不会去？你去那儿了，对深圳高房价的压力会不会减少？这个意义上至少有稳定的作用。他认为，房地产业和其他业都互补，包括公共服务，将来的医疗、教育都互补的话，就能缓解对大城市的各种压力。
唐杰还提到，有一个深圳7000家企业的数据，这7000家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占深圳GDP2013年到2015年的10%，占制造业的比例达到36%。这些创新型企业的增长是全市增长速度的两倍、工业增长速度的2.2倍，它比工业要快。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主体作用的是两个因素，一是企业具备足够博硕士为主体的研发人员，有研发人员、研发产品、专利技术，二是政府在创业、走向市场等四个阶段给予支持。
（原标题：“问势2020”报告会举行，专家称城市群的建立将缓解深圳压力）
2020年经济不会比2019年更差
中国仍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
21世纪经济报道 21财经APP 王帆 深圳报道：2020年经济仍然有下行压力，但同时有几个积极因素，可能使经济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保持在6%左右的增长水平。
风云激荡的2019年已经结束，2020年，中国经济将面临怎样的形势？
1月5日，在深圳举办的“问势2020”马洪基金会理事报告会，经济学家、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发表了一场题为《“大变局”与中国发展新阶段》的演讲。
樊纲认为，2020年经济仍然有下行压力，但同时有几个积极因素，可能使经济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保持在6%左右的增长水平。
他同时指出，一些化工行业因为环保及安全方面的因素，有的地方政府采取的做法是直接关停。但追求100%的零污染和零风险是违背发展规律的，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仍然要“千方百计谋发展”。
▌中国从“比较优势”走向了“后发优势”
樊纲表示，2000年以后中国迅速崛起，竞争力迅速提升，出口贸易迅速增长，这个时期被美国人称为“超级全球化”（Super Globalization）。过去全球化不过只是发达国家玩的游戏，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崛起，大大改变了整个世界经济和贸易的格局。
樊纲说，发展经济学以前只强调比较优势，现在从中国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变化来看，应该更加强调后发优势。比较优势通常说的是没有好的资本、好的技术、好的教育，禀赋就是廉价劳动力，因此要利用好禀赋搞一些能够搞的产业。
但如果只有比较优势，就永远在低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里，永远不会对发达国家产生竞争力，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出在这儿，廉价劳动力用不了多久就用完了。
“怎么才能改善禀赋的结构，获得更多的知识、更多的技术、更多的人才？得靠后发优势，我们可以用比较短的时间、比较低的成本迅速学到人类迄今积累起来、创造出来的各种知识、技术，包括思想。后发优势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开放。中国做对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开放。” 樊纲表示。
当前阶段，中国所面临“大变局”的一个重要方面无疑是中美贸易。樊纲表示，“大变局”的原因正是中国的迅速成长，在一些新的领域有竞争力了。
据中国商务部和外交部2019年12月下旬的消息，关于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协议签署具体安排等后续工作，保持着密切沟通。樊纲表示，这是好消息，但中美之间的问题仍将是长期问题。
而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包括投资下滑、外贸下降以及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放缓等。同时，樊纲也指出，贸易摩擦仅能解释一部分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主要原因仍然在国内，包括劳动成本提高、环境压力加大、政府体制的改变与过渡等，这些是结构性、长期性的因素，此外，当前中国还面临着周期性的因素，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说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
▌2020年中国经济可能保持6%左右的增长
在上述这些形势之下，2020年的中国经济会出现什么变化？
樊纲表示，“我个人相对乐观一点，我认为不会比2019年更差，也许、希望比2019年好一点，仍然有下行压力、仍然不会高涨，但是有几个积极的因素，可能使经济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保持在6%左右的增长水平。”
第一个积极因素是中美之间将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短期内会形成确定的预期和环境；第二是宏观经济政策力度加大；第三是房地产政策“一城一策”的调整，以及城市群的发展，会拉动增长。
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更长期的趋势和特点，樊纲将其总结为5个方面：
一是更加重视美国以外的其他市场，进一步发展国际市场的多元化；
二是国内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有待开发；
三是进一步扩大开放；
四是进一步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
五是着力于基础研究与自主创新，发展高新科技产业。
关于发展高新科技产业，樊纲表示，“我们的短板不光在高新科技领域，很多制造业都有问题，进口依存度高，受制于人。精细化工材料领域有10万种产品，我们现在只能做3万种，多数在中低端，高端的我们做不了。”
他继而指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一些领域落后不奇怪，这是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果还能继续发展的话就不成问题，如果不增长、停滞、倒退甚至负增长了就是问题了，特别是在精细化工领域，因为是化工，现在面对两种监管、督察，一是环境，二是安全，很多地方的简单做法是（把企业）关掉。
“这就成问题了，一关了之是没风险了，但产业就发展不了了。搞环保、安全是为了这些产业更好地发展而不是让它们不发展，要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同时又要继续发展，这才是真正好的发展政策。千方百计谋发展，发展是第一要务这些话不能空说，要落在很多实际的问题上。”樊纲说。
来源：深圳梦（微信号ID：SZeverything）综合自香港商报、南方都市报、21世纪经济报道、深圳综合开研究院、马洪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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