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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研究3000万数据,发现深圳需要避开高收入的陷阱!

唐杰 深圳梦 2021-10-08
 

近日,据深圳市统计局公布: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0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27670.24亿,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速从一季度的-6.6%、上半年的0.1%、前三季度的2.6%,提高到全年的3.1%,呈现稳步回升态势。
官方对2020年的经济运行用三句话来概括:一是经济有韧性,二是市场有活力,三是发展高质量。其中高质量发展值得关注:体现在高端产业比重大、增速快,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的72.5%和66.1%,分别增长3.9%和2.3%。现代服务业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76.1%,增长6.4%。2020年,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10272.72亿元,比上年增长3.1%,与GDP增速相当,增速比前三季度提高0.6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37.1%。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4893.45亿元,增长2.6%;高端装备制造产业1380.69亿元,增长1.8%;绿色低碳产业1227.04亿元,增长6.2%;海洋经济产业427.76亿元,增长2.4%;生物医药产业408.25亿元,增长24.4%。发展高质量还体现在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2020年,来源于深圳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789亿元,增长3.9%。其中,中央级收入5932亿元,增长5%,地方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857亿元,增长2.2%。
2020年深圳GDP达到2.77万亿是什么水平?居亚洲前五;在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深圳仅次于上海和北京,位居全国第三;大湾区稳居第一。与此同时,2020年一份中国高收入城市排行榜显示,深圳逼近3万美元排第一。事实上,以2020年深圳GDP为27670.24亿元,在2019年1343.88万人口基础上2020年再增加40-50万人口来计算,深圳已进入人均GDP3万美元时代!
在深圳经过40年高速发展,正奔向先行示范的新征程之际,深圳如何推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何应对高收入时代?深圳梦从2020年11月22日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揭牌成立的深圳高质量发展与新结构研究院的研讨会上找到了一些答案。深圳市原副市长、哈工大(深圳)发展规划委员会主席唐杰教授在《创新与高质量新结构转型——有关深圳持续转型的实证研究》的报告中,通过3000万个数据的研究得出深圳持续转型的结论,并提出:在深圳转型发展过程中,不仅出现中等收入陷阱,还将面对如何避开高收入陷阱。本文值得你深入研读。



唐杰 专栏介绍


唐杰,深圳市政府原副市长、哈工大(深圳)发展规划委员会主席


深圳从200美元(人均GDP)起家走到1万美元,到现在3万美元,对应的结构一定是不同的。当人均收入、人均成本上升,需要有更高的劳动生产力或者更高的产出。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深圳现在还面对着如何避开高收入陷阱。  ——唐杰



2020年11月22日,深圳高质量发展与新结构研究院(以下简称“高新院”)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以下简称“哈工大(深圳)”)揭牌成立。深圳市原副市长、哈工大(深圳)发展规划委员会主席唐杰教授发表《创新与高质量新结构转型——有关深圳持续转型的实证研究》的报告。


唐杰:很高兴有机会把我们和科创委合作的报告在这里发布,这个报告是在永生主任(深圳市科创委主任梁永生)的支持下用大数据挖掘的方式,对2013年到2015年深圳实施大规模的资助中小企业的创新计划。大概数据量是3000万,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的基本结论是这样的:

当年,深圳科创委支持创新中小企业发展,三年时间总计支出了40亿,重点用在中小企业上33亿,申请资助和获得资助的中小微企业一共7500家。2012-2015三年当中创新企业的增加值从332亿增长到1058亿,占全市增加值比重由2.6%上升到6%。政策突出亮点:创新资助政策对中小微企业产出的直接放大效应是4.4倍,总体放大效应是22倍。

在这样一个研究中,新平同志(深圳市政府副市长聂新平 )提了很多的问题,没有评论,只有问题,根据他的问题做了一轮的修改。另外是我的同学南开大学冼国明教授认真审读了这个报告,提出了若干的修改意见,在这个报告里一并包括了。今天虽然是初稿,难得有这么多的专家在,大家还可以就这个报告提供内容。


这个报告主旨研究内容是四个:第一,理解经济转型;第二,结构动态与转型;第三,创新集聚与转型;第四,政府行为。落脚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是如何结合的,这是研究的重点。同时,刚才南开大学冼国民教授讲到深圳要出现可复制的经验。在这个挖掘上希望能够看到深圳一个发达的市场环境和一个有效的政府政策如何推动转型和创新。



 一 

经济转型及研究框架


我们对经济转型做了一个这样的表述:


转型是经济发展由低向高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生产要素贡献结构,产出结构与产出效率变化相互关联的多个阶段,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表现为从依赖廉价要素投入转向依赖创新增长。


对于转型机制的研究我们大概要包括四个过程:


第一,是一个时间连续的周期过程;

第二,是动态比较优势演化的过程;

第三,优质生产要素聚集的过程,更多的优质生产要素在一个空间范围内的聚集会带来变化;

第四,如何聚集、如何演化,核心的支点在专业化分工知识外溢的过程。


在这里我们有着若干假设:



第一,动态结构。结构变化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动态的、连续的。从深圳的经历看,经过了制造、模仿,到2015年之后走过了大规模的创新。


第二,分工与创新。出现了从830家企业起步,现在到了300万家以上,300万家专业化分工的企业和600万专业化的人才构成了深圳能够创新的基础。


第三,集群内竞争推动R&D。深圳形成了大规模的产业集群,集群过程中就出现了研究开发支出的共享。因为研究开发带来了更多的研究开发,就构成了深圳从低走到高,构成了深圳成为一个全球创新中心。


第四,知识溢出。研究开发为什么能够有溢出,实际上就是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产业的创新会建立在另外一个产业已有的创新基础上。所以,创新是可以传递的,更多的创新会带来更多创新知识的外溢。


第五,竞争与合作。我们看到更多的企业之间出现竞争,当企业采取了共有技术可能产生协同效应,包括基因、干细胞、大数据,这些产业分工竞争很激烈,但是大家共享的技术也很明确。


第六,周期过程。周期过程描述的是过剩,描述了产业升级的需要,当过剩产业大规模的淘汰,为新兴产业开创了发展机遇。



 二 

结构变化的转型


经济发展的本质是要素结构和生产结构的动态升级。我在这里需要重点指出,当我们描述阶段性增长的时候,一定和人均收入的阶段性有关。深圳从200美元(人均GDP)起家走到1万美元,到现在3万美元,对应的结构一定是不同的。当人均收入、人均成本上升,就需要有更高的劳动生产力或者更高的产出。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出现中等收入陷阱,深圳现在还面对着如何避开高收入陷阱。结构动态升级滞后将形成不可持续的发展陷阱,所以避开陷阱的过程是结构的再升级过程。当然,需要考虑的是深圳过去40年的历史上每次转型都是这样,转型一定是传统产能的下降。传统产能下降会带来税收的下降,创新的过程,新兴产业和新兴企业崛起减缓了经济转型引发的结构性衰退。创新使经济增长能够持续,这是深圳应该做到的重要内容。


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有赖于深圳科创委的数据库。一个极其庞大的涵盖3000万个数据的数据库,如果没有数据库我们是无法展开对政府政策,我们也很难理解产业的行为化,也很难理解共享。本次研究样本企业中,有5334(69%)家企业有2012-2015年4年间的完整记录;有3次记录的企业中,944(76%)家从2013年进入数据库,具备连续3年的记录;有2次记录的1007家企业中,有551(54%)家在2014年进入数据库,具备连续两年记录。本数据库共有6839(88%)家企业具有相对完整记录,为经济转型、结构转换与高质量发展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比较扎实的数据支撑。


许勤同志(2010.06--2016.12 任深圳市长,2016.12--2017.03 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当年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就回顾了这一过程:“五年来,在增速短期下滑的压力下,加强转型和产业升级并举,大力推动增量优质、存量优化,累计淘汰转型低端落后企业超过1.6万家。”


淘汰形成大致下落的经济,初步估计一下,1.6万家是规上,只是规上部分已经有3000亿的工业增加值优势,没有引起一个新的增量进入,深圳就会面临快速的衰退。图表中可以看到,以转型升级的主动实现腾笼换鸟、凤凰涅槃。当深圳GDP增长走向从11%、10%缓缓下落,深圳是60%起家,从60%的增长速度下降到30%,再下降到20%,目前下降到7%左右。



样本企业的特征就改变了同质、低利润恶性竞争的局面,平均资产规模和营收额分别净增长19%和17%,企业增加值增长了1.2倍(年均增长30%),利润增长7成(年均增长18.2%)。发明专利的上升速度明显超过增加值的增长!在发明专利的增长中,中小微企业7500家,从占全市发明专利申请的4.7%,四年上升到12.2%,超过了增加值占比的增长,具有了创新引领的结构特征。可以说,深圳这一轮的转型,特别是科创委实施的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支持,发挥了引领产业增长的作用。



这是一个基本的数据描述,大家可以看到专利技术的申请从7.6万到18.7万翻了一番,研发支出翻番一番,员工数大致稳定,营业额的增长明显低于增加值的增长、利润的增长。有发明专利的中小微企业稳定在三分之二,同时有博士研究员的企业大概稳定在四分之一。


我们做了一个有关随机前沿生产效率的分析。可以看到企业的分布状态,从全球的情况来看,大致前10%和后10%企业的效率,在美国差两倍,在中国和印度大概差5倍。


阿吉翁做的分析,为什么企业有的效率很差,例如印度的主要原因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僵化,基础设施质量差,保护知识产权和合同履行差,就是市场发展水平差。


我们做完的结果,从下图可以看到,企业创新的效率及差异趋向于典型的帕累托分布。70%的企业聚集在比较高效的水平,但是有比较长的长尾,或者低效企业还是占着比较高的位置。



7500家企业我们划成两个分类:一个分类是中型企业,一个分类是小微型企业。可以看到小微型企业的创新效率还是低,是影响整体创新效率的内容。我们对这样一个东西尝试做一个解释:样本企业集中在生产可能性边界0.7-0.8的高效率范围;中值0.5,高效率企业数量是中值企业的2.5倍,总体来看深圳出现了转型当中创新活力增加,淘汰落后产能的趋势。显示出2012-2015年深圳经济转型充满活力和创新迸发,中小微企业成为创新转型的生力军,这与深圳历史上数次转型的经验是一致的。


第二,存在着长尾,可能是大量的企业离可能性边界有差距,差距现在看起来是小微企业问题。中型企业集中在0.9的高效率区间,小微企业看出来了差距,但是这个政策对小微企业又有很大的支持。所以,创新企业存在着显而易见的规模效益。


创新为何存在着显而易见的规模效应?


解释1:创新是高风险的经济活动,对资金、技术、人才以及商业模式要求高,小微型企业社会功能在于为社会提供更加多元化的就业岗位,并不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换句话说,小微企业研发投入少,稳定性的技术来源不够,所以小微企业解决就业,解决不了创业。


但是这样的解释看起来和深圳并不相符,因为深圳著名的大企业,20年前、30年前都是小微企业,华为起家的时候是六、七个人,平安起家的时候是两张桌子,看起来只解释小微企业资金不够、技术不够是有问题的。


解释2:中型企业创新形成相对成熟的差异化模式,成为专业化分工供求网络的参与者,在分工与合作的产业集群中获得外部规模经济,企业能力提升,达到了内生的规模经济。


中型企业为什么有效率?从深圳的模式来看,中型企业可以获得两个效应:一个效应是在产业网络当中构成了一个稳定的供应商,存在着产业链当中的确定的利润,所以产业扩大,它的规模就扩大,所以有一个稳定的外部效应;第二,因为有了外部效应,因为产业生产的专业化、差别化,可以获得内部生产效率,就有了外部规模经济和内部规模经济。


解释3:小微企业效率相对低,源于尚未形成成熟的专业化能力,还未成为产业群分工网络有竞争力的参与者。深圳历经多次的转型,创造了比较发达的中小微企业差异化成长,进入分工产业链的市场机制。


可以说,深圳过去40年创造的东西是这样一个机制:大量的中小企业可以因为差异化、专业化,成为产业群、产业链当中一个有效的组织部分,一轮一轮的就形成了新的对传统的淘汰过程。



 三 

创新集聚与转型


在这样一个淘汰过程中就可以看到熊彼特发现的创新理论里的周期、知识、替代和创新蜂聚,一定会产生一个发达的市场条件下的创新企业的峰值。假如在那一轮转型当中没有找到8000家中小企业创新,科创委设计的40亿的方案可能都投不下去。


在创新集聚与转型过程当中,我们可能看到知识具有双重性:单一企业的R&D激励,集群企业的R&D是分享。实际上就是在深圳表现为产业越发展,一个产业的共有技术和产业链就提供了一个支撑。深圳强调产业链,强调产业集群,强调R&D的分享,这是一个重要的经验。


随着细分化领域的不断深化,企业竞争的距离往往会变远,大家更加需要配套,需要共享。激烈的竞争和稍微远距离一点的共享就构成了创新机制。行业细分产生细分化结构与细分化专业劳动力,企业彼此间出现了较远的“距离”,不同行业企业之间互补性会超过竞争性。在这样一个创新集群下,深圳的微观机制,企业家精神和科学的融合程度、要素的流动速度,就是阿吉翁发现的东西,在深圳都存在,体现了“主干和毛细血管”的畅通。在这个过程下可以看到,深圳和全国看起来发展有些不同的地方在于结构的细分,网络化和专业化过程发展快。


这是总结的故事:深圳是一个曾经以“血汗工厂和“山寨闻名于世的城市,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级创新中心城市。观察深圳创新和结构动态升级要通过创业企业的视角来审视创新。动态结构演化在深圳直接表现为,创新企业一直在向产业价值链上方移动,组装者与模仿者退场,创新者常在。


深圳吸引着无穷热衷于新制造方式的企业家。深圳将模仿生产逐渐演变成一个由协作、快速学习的供应商和工厂生产协同的强大的生态体系任何人都可以带着一个想法来到深圳,以合理的价格进行原型设计、测试、制造并推向市场。产业链的精细化分工也让创业成为可能,专注产业链上很小的环节,不需要很多的资产,企业边界大大缩小,专业化企业形成新的商业信誉,信任合作形成行规,产业链得以高效运作,降低整个产业的运营成本,构成了难以匹敌的创新生态系统。一轮接一轮的转型衰退,成就了一批又一批创新企业,孕育了一波波新兴产业。



在转型过程中,当我们看上方的图可以发现,深圳和其他地方不一样。这是把深圳的制造业做了二级分类,我们知道,制造业三级产业也有,二级产业有工业,工业里再分制造业,制造业16个部分,我们选了制造业的计算机、通讯、其他设备制造业,在深圳的计算机、通讯又分成如此巨多的细密的行业。


这些每一个细密的行业都有千家以上的企业竞争。在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中专业化分工是市场演化的结果,不是政府规划的。每一个企业都会寻找差异化的生存方式,寻找自己的定位。深圳企业越能发现自己的差异化,就越能在产业链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市场的发育构成了这样的结果,在这个结果下市场越来越发育,就可以形成专业化网络化的自主组织行为。


市场有效之后,我们就把几大产业再来做个分类,就发现政府的政策可能还是可以发现一些规律性。这个规律性在于:在深圳如此众多产业密切的联系中,有两个大产业构成了全市产业的联系,一个是计算机通讯,这是深圳的看家本领;另外一类是软件信息服务、信息传输、信息分析、大数据分析,或者可以叫做数字经济。


我们统称数字经济是硬件和软件,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比较粗的线条是这两大产业互相相关:制造业离不开数字分析,离不开软件、程序;软件的发展依赖于制造业大规模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深圳40年转型下来之后构成了这样一个大的格局。在这个格局下做了一个这样的估计:一个行业内部自外溢(本行业企业间的知识外溢),知识之间的相互关联,或者专利关系之间的相互关联,它一定会推动这个行业企业数增加。企业数越多,行业越大。我们可以看到,自外溢的水平、行业分享共有水平越高,整个行业的发展就越快。数字企业越多,行业增长越快。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能够得到数字产业技术外溢的行业增长快。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能够看到专有知识作为专利,共有知识作为创新分享,是构成推动一个产业转型的能力和创新的能力。



最后,关于政府政策的分析,我们大概梳理这么几条:


第一,政府创新资助政策具有可统计与可计量的政策效果。政府的创新政策,比如永生主任说实施多少政策,出了大的政策要分析到极值,为什么这样一个政策是有效的,这也是当年永生主任支持哈工大经管学院做这样一个研究,黄成院长集合了十几位教师和博士参与这个研究的原因。要找到资助政策是不是有效,为什么有效。


第二,企业创新资助政策设计由企业和产业差别性具有政策差别性。现在看起来政府政策是多元的,不是简单的、单一的,这个多元一定和企业的特性和产业特性有关。


第三,创新政策的有效性一定表现为样本企业创新能力更快成长。如果创新能力没有增长,就无法说政策有效。


第四,创新政策推动经济转型以发育良好的市场经济为基础。


第五,创新政策的核心不是挑选优胜者,而是克服市场失灵。


第六,科学成为产业创新的基础,创新能力逐渐向源头提升。


第七,高度关注创新要素聚集和知识外溢。这样一个过程一定是产业集群创新和网络发展的过程。


第八,促进产业集群创新活动网络发展是创新政策关键。


我快速过一下科创委设计的政策大类。第一,创新券。第二,创业资助。第三,无偿技术开发资助。第四,金融科技支持。


第一,创新券是一种普惠型公共产品,倾向于规模相对较小和创新能力相对较低的企业。设计目标是帮助中小微企业融入专业化分工网络。设立创新券的目的是资助中小微创新企业向专业化中介服务机构购买科技服务、人力资源及企业发展规划服务,中小微企业获批率约88%。


第二,创业资助主要面向成立不到四年的科技企业,也是为“创业大赛”获胜者设立的创业资助项目,兼顾项目成熟度与创业风险。(1)创新能力。获批企业的专利数要高40%,发明专利数高近一倍;(2)市场能力。获批企业营业收入额相较高1.5倍。


第三,技术开发项目资助是对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研发及其产业化的无偿资助。一般都在200万元左右;技术开发项目资助比例较低,仅有约20%的申请项目获得了资助。申请获批和未获批企业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这样资助主要是行业的共享技术,是一个细分化行业的重大技术。


第四,金融科技扶持主要是以协助贷款、免息、保险等方式资助企业,免息或者保险方式的资助规模一般较小,突出了择优选择。(1)创新能力更强,专利申请数高约1.3倍,发明专利申请数高约1倍,研发支出高约50%;(2)研发人员高约30%;(3)市场竞争力能力更突出,增加值高约1倍。


给大家报告一个结论:我们用博士代表中小微企业的高级研究开发人才,用这个做代理变量,可以看到0-1个博士企业的平均专利是10个,涨到4个博士的时候就是20个,当你高级研发人员超过10个的时候,发明专利的授权数就到38,这样一个政策支持中小企业更多的研发,更多的高级研发。鼓励高级研发人员进入中小企业,这是一个政策效果。右边的图作为一个平均化大家可以看到专利数和平均利润,构成了平均利润的增长。



我们用多重差分法评估政策效应检验,最初的想法资助应该直接提高了企业的前沿,现在看起来并不直接,它是不是正向影响,是资助企业效率就会提高,但是提高得不会太显著,更显著的是R&D会使企业效率提高更多。最后发现获得资助的企业研究开发支出明显增加,企业的资产规模明显增加。


获得资助实际上是资助了企业的研究开发,这里涉及到一个很大的经济学的问题,经济学的道德风险一般来讲获得资助的企业是要把研究开发费用被等额替换,替换自己的支出,产生“挤出效应”。但是在深圳的检验中,因为获得了政府资助企业更加倍的去投,这样一个效果用刚才的模式可以解释,因为平均利润增加,企业就投入了更多。这是技术开发的特征


创业资助是这样的特点,只要获得资助,研究开发投资就增加,技术开发的特征也是如此,金融扶持也是如此。企业处在不同的阶段,获得的不同的政策支持,得到的效果都是一样,增加了研究开发支出,提高了平均利润水平,资产规模扩大,实际上获得了更大的未来发展的需要。


时间很短,这是我的简要介绍。谢谢大家。


(以上是唐杰教授于2020年11月22日在深圳高质量发展与新结构研究院揭牌成立研讨会上的演讲,经深圳梦整理,并经作者本人同意授权发布)


来源:深圳梦(微信号ID:SZeverything)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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