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母亲给我留下伟大的平凡记忆

父母生前存留的唯一合影 亦忱 摄

    前言

我一直想写点关于父亲和母亲的记忆文字，以纪念我心目中这两位在世界上存在过80多年，但却一点也不为人所知，其实是我最崇拜的既平凡而又伟大的小人物。

在谈论我的父母之前，我想先谈谈对伟人观的另类见解。

有很多的中国人一直以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是那位2200多年来，一直平安地躺在西安郊外自己为自己建造的世界上规模最为宏大的陵寝中，名叫嬴政，曾亲手缔造过中华第一个由皇帝高度集权、一统天下的秦王朝的始皇帝。

这不难理解。因为嬴政所开创的伟业，迄今尚没有一位中华民族的后来者超得过：虽然自秦始皇调遣金戈铁马扫平六国，率先在中华上国演出“焚书坑儒”的精彩闹剧，并以“车同轨”、“书同文”和“以吏为师”的举措，一举将伟大的中华民族拖进皇权专制的极权社会后，也不断有步他后尘的人把分裂的中国重新归于统一，像走马灯一样轮流在他坐过的宫殿和椅子上，主宰中华民族就像主宰牲口一样，其杀人无数也很有几位远远超过这位始皇帝，但是，能亲手灭了六国的中国人，亲自下令把460个政治异议者埋进一个大坑的人，梦想长生不老却最终“倒街”死在出巡途中的人，的的确确自嬴政之后没有了第二人。

总而言之一句话，嬴政把建立中华大统一社会的精彩游戏，玩到了既空前又绝后的极致。所以，在一个极权社会中，秦始皇嬴政，能被那些凭借暴力手段追求大一统社会理想的人，和那些心甘情愿匍匐在专制者脚下，仰赖掌权者分一杯羹的人，赞誉为最伟大的中华一帝，并吹捧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英雄，确实非常合乎这些人的思维逻辑。

然而，我却并不这样看。

我以为，人的伟大与渺小，不能单单以他的业绩来度量。那些业绩无可匹敌的人，应该叫做成功的人；业绩渺小到不值一提的人，充其量也只能算失败的人。尽管度量人的伟大与否，虽然不能说与成功和失败毫无关系，但这显然并不是唯一衡量一个人是否伟大的尺度。

至于秦始皇嬴政，无疑可算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人，尽管他的暴虐和残忍也历来最为引人瞩目，但这恰恰是秦始皇能轰轰烈烈地生，也能轰轰烈烈地死，确保他得以成功的基础条件。这就犹如，我的父母秉持善良和坚韧，却死得悄无声息一样，其人生除了寿终正寝在自家床上，能算做他们心目中真正的成功，而不是像秦始皇死在出巡途中，被我父母生前所诅咒的那些恶人们一样，成功地“倒街而死”。至少在我父母眼里，一个人即使再出色和富有，如果不能死在自己家中的床上，而是“倒街”死在外头，这绝对就是人生最大的失败和作孽的现世报应。至于秦始皇想传国万代，却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所有帝王里面唯一断子绝孙的人，能不能作为一种伟大的成功，我相信任何脑子里有一点点脑髓的人，其实都不难作出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确实是个完全不可救药的东亚病夫。因为在我这个中国病人眼里，那些在我看来伟大的人，虽然其业绩是否彰显迥然有异，但其胸怀却都无比宽广，全是些既对别人能理解和包容，又对自己能内省和自律的人，而秦始皇之流的孬种显然不在此列：

像现代中国的倒霉鬼，唯一挽救了上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思想家荣誉，使几十年没有思想的中国人足以证明，无论专制者如何杀戮，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至少还一颗思想的种子在严冬里都能发芽的顾准；

像事迹以经不可考，却只有5000言《道德经》传世的古代中国悲天悯人的思想家老子，和遭受宫刑摧残却在不朽的《史记》中为自己讨回历史正义的司马迁；

像赶着自己那架吱吱呀呀的破马车回到寂寞的农场打发余生，却弃皇冠如敝屣的美国奠基者华盛顿；

像凭借和平抗争，以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而率领印度从英国的统治下而光荣独立的阿三中的英雄甘地；

像俄罗斯当年在古拉格营地受尽折磨的俄罗斯倒霉鬼，后来的民族良心索尔仁尼琴；

等等诸如此类的人物，都可以算做我心目中最伟大的人物。

但是，上述这些彪炳史册的伟人们，和我伟大的半文盲父亲和文盲母亲相比较，其伟大都和我无半点直接的关系：他们确实伟大，然而只能远观，不可接近。

在我的心目中，我最为景仰的伟大的小人物，永远只有我的半文盲父亲和文盲母亲。这种伟大，不仅可以接近，可以学习，而且可以触摸，可以评说。

事实上，为了向我最伟大的父母表达崇敬之意，自从父亲于1997年和母亲于2000年去世后，我每年都会在清明和冬至时，于父母的坟前心甘情愿地下跪，向这两位伟人拜膜两次，而上述别个伟人们，则永远不可能令我对他们产生任何下跪拜膜的念头。

下面，我试图用自己的文字，证明我父母的伟大不是我的虚夸之词。

自然，信不信的权利，认同不认同的自由，属于我的读者们。

一．关于父亲的记忆

1.父亲给我留下的金句：“留颗牙齿见阎王。”

我一直很觉得诧异，父亲留给我最深刻的形象记忆，既不是他经年累月劳作被超负荷重担压弯脊柱而形成的驼背，也不是他那双长满老茧与瘦弱身材极不相称的大手，而是他不到70岁就满口牙都掉光了，而唯独直到临终前都始终不肯拔掉的那颗留在上颌的牙齿。

这是一颗长在右上颌的犬齿：它突兀地长在父亲早已掉光了牙齿的牙床上，既长又黑，看起来不像牙齿，更像一根插在牙床上的金属小棍。在父亲大笑时，这颗牙几乎会完全裸露在我的面前。我每次看到父亲在我面前裸露这颗牙齿时，就会有一种极为异样的情绪涌上心头。现在，我才完全弄明白，那种对父亲异样的情绪，是一种对劳作一生，培养我们兄弟姐妹六人个个成人的父亲发自内心的爱和怜悯。

记得在1981年底快过春节时，我想给生于一九一二年正月初七的父亲庆祝一下70岁寿诞时，除了在家弄两桌酒席之外，再另外给他送个礼物。决定请本市一位小有名气的牙医朋友给父亲安装一副义齿。

一天傍晚回家时，我对父亲说：“爸，明天我带你去看一位牙医朋友，把你嘴里剩下的那颗牙齿给拔了，请她给你安装一副假牙吧。”

谁知，父亲未加思索，便呵呵大笑地拒绝了我的这个美意。他说：“这颗牙我是准备留着去见阎王的，你们谁也别想打它的主意。”

父亲说到做到。当一九九七年农历五月初五日端午节，我们兄弟姐妹们在父母住处吃完晚饭各自回家后不久，当晚上9点半钟，我接到在父母家陪伴老父聊天的大哥打来的电话。被告知：“爸爸已经不行了，你赶快过来吧。”

等我慌慌张张地赶回父母住处，掀开父亲的衬衣，把耳朵贴在奄奄一息躺在床上的父亲胸膛上时，已经连父亲微弱的心脏跳动都无法感知了，尽管父亲的体温依然是像往常一样温热。于是，我知道，父亲已经享受完了他86岁的人生，真的已经踏上了前往朝见阎王的黄泉之路。

安详地躺在地上的父亲，给我留下了终生不会忘记的最后临终之态：父亲的嘴微微地张开，右上颌的那颗犬齿醒目地露在外面。他真的实现了留颗牙齿去见阎王的最后愿望。

“留颗牙齿见阎王。”——这不仅是我的父亲留给我的真正精神财富，更是值得我一辈子都记住的金句之一。

请我的朋友们好好想象一下，无论是在我们周围，还是在任何民族有记载的历史上，还有谁除了用这句话来骂人和要求别人之外，谁能像我父亲那样，仅仅对自己的儿子提出过这个晚年唯一的愿望？

（2008-8-27）

2．父亲多舛命运的起点：五岁丧父，赤脚十年

我的父亲一生历经过难以尽数的人生苦难，他得以活到86岁寿终正寝在自家的床铺上，耳中回荡着两个儿子不断地呼唤着“爸爸”的声音，而离开这个让他“一世吃了两世苦”（此为我母亲对她自己和父亲人生的总结之语）的世界，绝对是一个真正的奇迹。

据父亲告诉我并得到我二伯和母亲的证实，我爷爷在1917年春天，父亲未满5周岁时，就撇下三个儿子撒手人寰。其时，我的大伯水根已经19岁，年长我父亲14岁，带着我的小脚奶奶和父亲，在老家新建县厚田乡象潭村务农。据说当时我家是典型的自耕农，自有农田10多亩，且有一幢五进的大宅子。二伯茶根则有12岁，年长父亲7岁，他在我爷爷去世前，已过继给景德镇一开瓷器行的前辈族人为子，而早早地离开了原籍。我父亲小名叫春根，族谱上名叫陈志佳，一直到1940年代，都是在大哥水根的欺凌下，在家乡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

我父辈的这三兄弟，老大水根，完全可以说是个既恶又蠢的歹徒。他居然自父亲死后，一直令自己的小弟（即我的父亲），打了10年的赤脚，而不论打冻还是下雪，都迫使我父亲打着一双赤脚去砍柴、挑水。可怜我父亲，出生时是个健全人，愣是让这个无恶不作的大哥，折磨成了偏驼的半残疾人，其身高在壮年时，也从未超过1.6米，几乎比我矮大半个脑袋。

记得我二伯去世前曾亲口告诉我，有一年，他随过继的父亲回乡探亲，看到我父亲被老大折磨得不成人形：一个15岁的后生，居然身体长得像个7、8岁的幼童。即当着我奶奶的面，厉声责备水根：“老大，你怎么能这样折磨春根？难道你想凌死他不成？！”而我的奶奶则按我妈经常形容那些喜欢哭的人一样，像“猴子抓了一坨屎”嚎啕大哭，并火上浇油，向自己的二儿子历数了水根的不是：“这个天收的逆子，天天都不让弟弟吃饱，动辄对弟弟拳打脚踢，每日要还他做个不停，你（指老二）再不回家管管这个无法无天的水根，春根总有一天会死在这个该杀的哥哥手里。

结果，那次二伯还乡离开我父亲时，当着我奶奶的面，给大伯水根撂下了一句重话：“春根要是死在你手里，看我怎样回家剥你的皮！”

从此，我父亲被大哥欺凌的苦难得以缓解，终于没有了被大哥“凌死”的性命之虞，同时，还在二哥的关怀下，结束了打赤脚10年的历史，于15岁时又重新有了鞋穿。

现在，我的父辈三兄弟早已作古，再说他们所经历的不幸和苦难，其实也没有多大意思。不过，对我大伯水根，有一件事情，我不能不提到，因为，这件事情可以说是大伯最不可让人饶恕的罪恶：他命里其实得到了两个儿子，可是在其中年时，居然因为缺钱用，把一个小儿子当作牲口一样给卖了。关于此事，我父亲和二伯曾亲口告诉过我的经过是：当时，他们都劝他别卖儿子，其中，二伯还承诺，若是缺钱用，要多少就给他多少。可是，这个孬人，居然要二伯和我父亲保证其尚未成年的长子今后不被抓壮丁。据亲眼见证了大伯卖儿子的我妈说：那天，我那位小名叫驼驼的堂兄被当作牲口一样买卖时，已经有7、8岁了，可怜他一手抓住一块茅坑里脏兮兮的蹲板不放，硬是由其吃屎长大的名叫陈水根的父亲，强行扳开双手，眼泪含含地让人贩子给牵着小手拖走的。而那双被茅坑蹲板弄得脏兮兮的小手，居然连洗都没有洗一下。

后来，我这个名叫陈水根的大伯，于1950年代中期，不到60岁，就酒后装疯，溺死在景德镇一条我随随便便就可以游三个来回的昌江里。其尸体，还是我父亲从河里给捞起来的。水根大伯的横死，我一直认为，可做一个现世报应的标本警示世人：为人不可作孽，作孽者终究不得好报。

（2008-8-29）

 3.从新建县到景德镇：陈平的后代成了战争难民

父亲在世时，曾告诉我，他在老家象潭村的住宅，于1943年前后，被日本侵略军一把火焚毁，便带着我的小脚奶奶，从江西新建县厚田乡一路逃难到泰和县。结果，我奶奶在1945年一个寒冷的冬日，一病不起，死在了泰和县城。据我那位目前尚健在，但已瘫痪在床年逾80的堂哥运金告诉我，是他和父亲用一床草席包裹我奶奶，草草把她埋葬在泰和县城边一处乱葬岗上。父亲在风烛残年时，不止一次对我唠叨，此生最大的憾事，是没有重返泰和县，把我奶奶的遗骸迁回老家和我祖父安葬在一块。

说来令人感到万分羞愧的是，父亲在生时，我只从父亲嘴里听说过，他5岁时，也就是1917年就死了父亲；我竟然从没问过我祖父母叫什么名字。而是后来于2000年前后，有一次去南昌出席全省政法工作会议时，抽空去了一次离南昌城只有60华里的家乡，才从我一位远房的堂弟家留存的陈氏宗谱中，得知我的祖父名叫陈显保，祖母姓夏，谱上记为陈夏氏。

那次，我回乡时，顺便去看了看自己的祖居旧址。当时，在象潭村当支书的堂弟晓银，带我来到一栋屋前有庭院的大宅子门口，指着门内告诉我：这就是你家的祖居。当我围着这栋大屋四周打量时，从屋里走出一位60岁左右的老头，名叫秋水。他得知是显保当官的孙子开着一辆警车返乡探访故居，立马吓得脸色煞白，深怕我此行是为夺回自己祖居的宅基地而来，几乎眼泪都要掉下来，遂操着一副哭腔告诉我：运琳（那是我在族谱上的名字）老弟，我在你家宅基地上建房，可是得到你运金哥哥（水根大伯的长子）同意的啊。我看他如此误解我返乡的意图，便告诉他，我此次的来意，仅仅是看看祖居是个什么模样，顺便给我祖父的坟头培培土，烧柱香而已，不是来找你要回自己的祖居宅基地。于是，秋水便破泣为笑，非要留我在家吃饭，结果被晓银弟弟劝止。因为晓银弟弟早就在家准备了丰盛的午饭款待我这位远道而来的堂兄。

据晓银弟弟告诉我，当年，我们象潭陈家，是远近皆知的名门望族，其祖先可以上溯到汉丞相陈平。虽然真假莫辩，但我们陈家子孙始终坚信族谱上白纸黑字的记载，确信陈平乃象潭陈家的始祖。按晓银的说法，我们象潭陈家的败落，源自日本兵的烧杀侵略。

那天，晓银说，据陈家的老人讲，当年日军占领新建县城后，有几个日本兵来象潭陈家奸淫妇女，结果被陈家几个有血性的人给杀了，从而招致驻地日军的疯狂报复。当时，全村人口超过1000余人，当即被屠杀的就有300多，整个村庄也被一把火化为灰烬。侥幸能苟全性命的族人，则逃的逃，走的走，从此，象潭陈家便一蹶不振，走向败落。

其实，晓银弟弟讲的故事，我早年也不止一次听父亲讲过。我父亲当年曾告诉我，那天，他背着我奶奶躲避日军的屠杀时，日本兵在他身后的枪子打得像放爆竹一样，他能躲过尾追的日军乱枪扫射，全靠慌不择路乱跑，专挑没路的地方钻，才捡来两条命。

战祸毁了家园，我父亲作为难民，先是流落到泰和县，并在泰和县和我母亲相识、成婚，于1945年生下了我大哥。然后，于1946年初，挑着一担谷箩，一头坐着我哥，另一头则搁着一只破了个角的樟木箱，里面仅有几件换洗衣物，辗转来到景德镇，投靠早年过继给族人为子，并继承了族人所开的瓷器行而成了资本家的我二伯茶根。于是，我父亲在30多岁时，才开始学徒，成了一位景德镇瓷器行里出色的茭草工（即：用稻草包装瓷器，景德镇陶瓷行业传承了至少1000多年，在纸箱包装出现后才逐渐被淘汰的特有行当）。

后来，抗日战争胜利后，我父母因为祖居被焚毁，有家归不得。于是，我们这一大家子陈平的后代，便祖籍顿成他乡。在我的六个兄弟姐妹中，只有我和大哥回过老家，我的三个姐姐和一个妹妹，连祖籍在地图上的什么方位也不知道。

（2008-8-30）

4．父亲勤劳的业余生活：开荒、砍柴和捞泥鳅

在我对父亲的记忆中，从我能记事起，一直到父亲工作到年满77岁，才真正退休回家歇息时为止，他除了端午节、中秋节和春节这一年三节会在家休息，其余所有的假日，不是去开荒，就是去砍柴（有时是挖树桩），或者是去捞泥鳅。这三件事，几乎构成了他一生的业余生活内容。

我家所在的景德镇，有一条非常清澈的江穿城而过，名叫昌江。早年，江的东岸是城区，人口稠密，我家就住在离江边一条名叫小十字弄的最里面一小院里，距江边不足100米；而江的西岸是郊区，迟至1980年代之前，都是人烟稀少的农村地区。在全民饥饿的1960年代初期，为了度荒，父亲在我家对岸一个名叫金鱼山的半山凹中，刨开乱石，整出了几分菜地，用于栽种南瓜、红薯和豆角等不需要经常进行田间护理的农作物。我在很小的时候，大约5、6岁时，经常跟着父亲去收获他劳动的成果。现在，完全可以这样说，我家兄弟姐妹6人外加父母8口，能靠父亲一人的工资而平安地度过当年饿死人的大饥荒，有那些父亲开荒的收获果腹，无疑是一个很关键的原因。这些菜地，据我记忆，是到了1965年前后，随着副食供应的改善，才逐渐被撂荒的。

谈起父亲的非凡勤劳，令我记忆最深的，是小时侯经常陪父亲去砍柴和挖树桩的那些经历。这些经历，迄今都能像脑中过电影一样而历历在目。

父亲去砍柴或挖树桩，在一般情形下，都是和住在隔壁大十字弄的同事王贵清一道结伴而行，其目的地不外乎东郊的荞麦岭、西郊的洗马桥和龙头山及北郊的浮梁县旧城一带。父亲去砍来的这些柴火或挖来的树桩，在蜂窝煤炉于1970年代普及之前，都是我们这些城市贫民家中烧饭必备的燃料。

下面，就是我记忆中随父砍柴经历：

冬日，凌晨3点左右。父亲将借来的同事拉瓷器的板车准备好，把他那件最值钱的羊皮袄铺在板车上，接着，喊醒熟睡中的我。吃了点父亲烧的早饭后，他就叫我躺在他的羊皮袄中，然后，我们就上路了。一般情况下，当我撑开眼时，不是到了洗马桥山脚下，就是到了荞麦岭的山坡上。我的任务是坐在板车上看着这两部板车，在车上装满柴火或树桩后，跟在车子后面走回家，只是在车子上坡时帮着推一下而已。

记得有一次，上路不久，我就被凛冽的寒风给吹醒了。当我蜷缩在父亲的羊皮袄中撑开眼睛遥望星空时，突然发现一颗很亮的拖着尾巴的星星划过夜空，于是，我惊叫着大喊起来。父亲和王叔叔抬头一看，同声说：别怕，那是扫帚星！后来，当我有了点天文知识后，才知道我所看见的“扫帚星”，原来是著名的克鲁兹族彗星中的池谷·关彗星，它出现在1963年和1965年。

至于说到父亲善于捞泥鳅，他在同事中简直有口皆碑，凡是同他一起去捞过泥鳅的人，无不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事实上，能获得和我父亲一道去捞泥鳅的人，都是那些对我父亲非常尊敬的人。而我却一次也没有被父亲获准过同他去捞过一回泥鳅。父亲不带我去的理由是，捞泥鳅的地方有很多蛇出没，被蛇咬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情。

在我早年的记忆中，我一年四季都不断地有泥鳅吃。我家有一个很大的瓦缸，至少可以养30斤泥鳅，那个缸仿佛是个宝缸，永远都能捞出泥鳅来。其实，那都是我父亲从山沟里和田边的水渠中给捞来的。

在父亲去世之前，有一次，我握住他那双长满老茧的大手时，好奇地问父亲：“我高你半个头，那是因为你驼背的缘故，按说，我长得如此像你，怎么一双手会比你的手小那么多呢？”

父亲却笑嘻嘻地说：“这有什么稀奇的？我的手是扒猪屎的手，你的手是写文章的手，当然会不一样咯。”

此时此刻，说一句很难令人相信的话，我父亲留给我的印象，除了勤劳、坚韧和达观之外，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他愁眉不展的样子。这或许是他幼年受到大哥非人的折磨而锻炼出了过人的意志，其成年后所遇到的艰难困苦，已经不能令他饱经沧桑的神经激起波澜吧？

（2008-9-1）

5.父亲教我学茭草：世袭工人学了门嫡传的手艺

有些国内外三流的学者们说，中国又进入了一轮新的世袭社会：除了神州最高领导人坐的那把椅子是像尧、舜时代一样禅让之外，高官的公子千金们大都像候鸟回到繁育地一样纷纷从学堂进入官场和大型国企为官，富商大贾的子女们则离开大学的课桌后立马可以坐上大班台成为出有车入有楼的油头粉面的小开，而工农的后代们除了极少的幸运儿可以凭借知识改变命运，其最终的去处，大都是拎着蛇皮袋塞进被褥和几件换洗衣服挤进火车的硬座车厢，不是走向遍布960万平方公里的工地或工厂，就是来到宾馆和歌厅与酒肆成为跑堂的小二或卖笑的小姐。

其实，早在这些三流的学者们谈论新的新世袭社会来临之前的1975年12月，我父亲于六十四岁时，曾如愿以偿把自己的茭草长凳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我就早早地亲身做过一回世袭的工人。不过，坦白地说，我做世袭工人的时间很短，只有两年不到的时间。在次年10月，华国锋、叶剑英等人扭转中国历史演进的方向后，我得以从“四人帮”垮台的历史转折中把握住了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作为看起来像有点文化其实是没有任何学问的工人，经车间推荐，被厂党委抽调去参与清算工厂里的“四人帮”残渣余孽，而得以脱产留在厂里的保卫科当上了干事。后来，我又在邓小平所倡导的干部“四化”中的知识化，其实是干部们混文凭的运动中，以高中肄业的学历，鱼目混珠地钻进了没有围墙的大学——广播电视大学，而获得了一个宝贵的大专学历，并最终凭此而跻身仕途。

下面，言归正传，继续我对父亲的回忆。

那年，我接父亲的班成为世袭的茭草工，对我父母而言，是家中最值得庆贺的事情：我终于结束了高中一年级辍学后流落在社办企业打工朝不保夕的生涯，而进入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工资旱涝保收的国营企业，当上了堂堂正正的国营职工。

我顶替父亲职位所进的工厂，是当时景德镇十大瓷厂之一的景兴瓷厂（这个工厂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条街道，早已名存实亡）。工作地点是距厂部约有200米之外的大黄家上弄的一个瓷器包装仓库里。父亲是我的师傅。他是经车间慎重遴选而留用的退休工人。我是在和父亲一块工作后不久，才知道车间领导为什么会把我父亲留下而打发其他的退休工人回家的原因：父亲在劳动中的勤快和自觉，可以说是我仅见的臻于极致的人。

我当时跟着父亲所学的茭草手艺，那些早年没在景德镇陶瓷行当讨过生活的人，可能会不知所云：那是一种用稻草作为包装材料，把易碎的瓷器紧紧包裹起来便于运输的手艺，就像手表匠人是瑞士扬名世界的传统手工业者一样，这是一种景德镇所特有的源远流长的技艺，它和瓷都的陶瓷产业一样古老，在时间上至少可以当瑞士手表工匠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绝对不会少于1000年的历史。

就像溥仪是中国的末代皇帝一样，我则是景德镇末代的茭草工。因为后来兴起的瓷器纸箱包装工艺很快就取代了稻草包装。我由父亲所嫡传的瓷器茭草手艺，除了今后哪位导演想把我父亲的故事拍成电影时，得以出演自己的父亲可以一用之外，已经是毫无用处了。这就像当年那些学会把人阉掉做太监的手艺人一样，我哪怕想故技重演，也已经失去了施展手艺的条件和市场。

可是在当时，我能进入一家瓷厂成为茭草工，却是很多同样在瓷厂工作的窑工们和坯房佬们羡慕不已的工种。它是瓷厂里仅次于选瓷工种（一种瓷厂中最轻松地把瓷器分出等级的工作）的上佳工种。从事这一工种的人，无论是在劳动的自由度上还是在技术含量上，都为瓷厂中的工人们所一致公认。我的那些师兄弟们，至少在后来找老婆时，都比那些从事繁重的烧窑、装坯的窑工们和被钉在流水线上不得动弹做坯房佬的同事们，具有显著的优势。

我记得，那时跟着我父亲学徒的师兄弟一共有六个。这六个人，除我后来获得父亲常说的“鸡屎碰狗屎”的机遇，得以鲤鱼跳龙门摇身一变成了吃皇粮的公门中人外，有一位后来像我一样考上电视大学读书学法律而成了律师，我近年经常能在自己工作的中级法院，看着他西装革履打着刮崭的领带拎个皮包在各个庭室转悠，对那些趾高气扬的我的同事们点头哈腰装烟点火；有两位在40多岁时下岗后成了摩的司机，他们不时在大街上看到我，只要是没有载客，都会主动靠过来非要盛情难却地免费载我去不远的目的地，搞得我们分手时，总是像打架一样在街道边你推我搡，直到我最少把5块钱塞进他们口袋并成功拒绝他们找钱后才作罢；还有两位身体不太好的师兄，从工厂分手后已不知所终再也没有打过照面，他们如今是不是还在人间可能都是个问题。

说实话，在我和父亲一道劳动之前，我一直不能理解，像我父亲如此老实巴焦的工人，为什么每年不是作为先进工作者受到工厂奖励，就是作为劳动模范有资格戴着大红花去景德镇最著名的会场群英堂出席全市性的表彰大会？这个一直困扰我的谜团，是父亲成了我的师傅后，才迎刃而解。

可以这样说，我父亲作为一名工人，是世界上品质最最优良的劳动者：既勤快，又自觉，而且干起活来，无论是做分内事和分外事，就像一个上满发条的座钟一样，从来就没有停摆的时候。他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之外，不仅几十年如一日地把不计工作量的打扫仓库的卫生活儿主动给包了下来，而且，最令我揪心焦虑和不可思议的是，仓库里每次进包装的原材料稻草时，除了极少几次被我抢先占住位置而不给父亲留下机会之外，总是他一个人自觉地早早呆在飞尘最浓烈的草庒里码放稻草。每次码放完稻草后，他除了两个眼球里没有灰尘外，满头满身都是灰尘。虽然我们这些包装工码放稻草时，都由车间配发了口罩防尘，但是，我父亲因为鼻子里长了息肉，自50多岁后，一直有点呼吸不畅的毛病，所以，他所戴的口罩，才是名副其实的“口罩”——只罩住嘴巴，而把鼻孔留在口罩外面。恐怕只有天知道，他一生中究竟在劳动中把多少灰尘吸到了自己的两页肺中。父亲后来死于咳嗽引起的肺衰竭，我估计与此有着很大的因果关系。

1977年5月，当我被车间主任李长耀（这是个改变我一生命运的第一个人，一个真正的好人，愿上天有灵永远保佑他的后代）推荐我去厂部，加入厂“揭批查”工作组参与对“四人帮”残渣余孽的清算后，我父亲也随之结束了退休留用的生涯。现在看来，父亲当时之所以愿意拿微不足道的补满工资的微薄收入而留在工作岗位上，完全是出于把精湛的茭草手艺手把手地传给自己儿子的私心，确实有点像乾隆皇帝把做皇帝的本事传给嘉庆皇帝的意味。我记得，当我离开班组后的第二个月，他就收拾了自己的围裙和剪刀，告别了景兴瓷厂，而改为去几个社办单位打短工，为我找老婆成家而开始积攒更多的金钱。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一直工作到1987年冬天他76岁时，才真正回家歇息，而开始安享他人生最后十年的宁静晚年。之前，他一直都在帮助几个社办单位包装瓷器，为我这个不成器没有本事赚钱的儿子成家而攒钱，和为我们兄弟姐妹们拖儿带女回家啃老吃白食，补贴其开销的不足。不过，那时他已经不太茭草而是改为用纸箱包装瓷器了。

我于1985年9月至1987年7月，脱产在电视大学党政干部专修班读书时，隔三岔五抽空去父亲工作的场所看看父亲，经常是一边帮助父亲干活好让他早点完工回家吃饭，一边则和他天南海北地聊天。

现在，父亲作古后殊感遗憾的是，当时，我居然没有问过他这样一个问题：他对自己从事了一生并养活了一大家人的茭草手艺，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而慢慢地开始失传，会有点什么感慨？

（2008-9-4）

二．关于母亲的记忆

1. 我的母亲喻水英：堪称文盲中的常识大师

我的文盲母亲名叫喻水英，江西省新建县流湖乡新塘村人氏。她直至去世时，一直是真正的文盲。说来别人很难相信，她至死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而只能分辨人民币上那些彩色的阿拉伯数字，所以，她认得钱的大小。从狭义的“文化”定义上讲，我母亲是个最没有文化的人，按说我应该为自己拥有一位没有文化的娘而感到羞耻。然而，我却一直为自己拥有一位文盲母亲而感到发自内心的骄傲。那是因为，这位没有文化的母亲，却是我家真正的常识大师。

前些日子，我为了把这个回忆父母的系列小文写完整并尽可能做到准确，特意去了一趟大姐的家。从而，把母亲的生卒年月真正搞清楚了。与我父亲“上七”出生“端午”去世，其生卒时间极好记忆不同，按我母亲自己的说法，她是在两个“闲日子”生死的：一九一八年九月初十是母亲的生日，二ＯＯＯ年六月二十七是忌日。

我母亲活了８３岁，除了生育儿女六个，个个读书成人后获得正当职业是她最伟大的人生成就之外，就是领导我的半文盲父亲，把一个难民之家打造成了一个团近几条弄堂的邻居们公认的和谐之家。熟悉我家境的朋友们都知道，我家若无我的文盲母亲操持和把舵，不会是如此欣欣向荣的境况，而一定早就沦为中国底层社会的最凄惨的不幸之家。

关于我母亲运用常识应对人生变故的故事，我以前应《杂文报》的编辑约稿，曾涂鸦过一篇小文刊发在该报的校园版上。此时此刻，我很想炒现饭再说一次。

我妈常说的口头禅是：有样看样，无样看世上。所以，她为人处世的姿态，永远是顺民中的刁民做派：从不自己无故地闹事，也不惧怕别人无端地生事。在我的记忆中，只要母亲在场，就没有人敢违背常识欺负我家任何人。

下面这个故事，是我母亲亲口对我们兄弟姐妹们讲过的、她如何运用常识应对家庭变故，而堪称经典的人生故事之一。

这是一个发生在1963年秋天的故事。那一年的秋天，历经三年全民挨饿的痛苦岁月，我们全家8口人非常幸运地全熬过了那个饿死人的年代。那时，我哥因饥饿难忍而初中毕业辍学在家已经两年了，他除了不时在外做点临工赚些钱补贴家用外，就是在家读书，读那种名叫《中华活页文选》的一大摞古文。我哥早先像我，或者说我现在像他，很喜欢研究中国历史。

一天傍晚，我爸所在的包装工厂的同车间万主任陪着厂党委曹书记来我家造访。原来，是双双前来动员精简失业在家的我妈，让我哥下放农村，去120里之外的九龙山农场垦荒。

那晚，我爸对主任和书记的造访，其实早就心里有数。因为此前，我爸妈为这事已经不止吵过一架。因为我那位“老实的结壳”（此为我妈对我爸的鉴定之语）的父亲，根本就扛不住组织的压力，早已经在厂里对书记主任屈膝投降，答应了让我哥下乡务农，而只是我妈坚决不答应，他才告诉书记主任，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所以，才拖到最后得由书记和主任双双亲自出面，来解决这个“钉子户”的问题。

据我妈告诉我，那天晚上，万主任是这样对我妈说的：“嫂子，现在党和政府正在号召城里的知识青年下放农村搞建设，你家儿子现在中学毕业正好可以响应号召去九龙山农场务农啊。那个地方我和曹书记都去看过，真是个青山绿水的好地方呀。你儿子今年去，明年笃定会娶个好老婆回家，后年你不抱孙子，就算我是龟孙子骗你。”

我妈耐心等那万主任说完，便接着他的话头说:“好啊！我们是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我儿子是应该去农村。不过，我看你万主任的儿子今年也初中刚毕业了，曹书记的女儿去年初中毕业后也在厂里做临工，要不，这三个伢一起去九龙山农场如何?”

我妈这一席话说完，曹书记和万主任顿时瞠目结舌无以应对。遂灰溜溜地从我家告辞，从此，再也没有跨进过我的家门。

结果，此事便不了了之。从此以后，再也没有那个鬼敢上我家，来找我妈的麻烦。

老实讲，我虽然比我妈有“文化”，但我自忖和反思后得出结论：无论是就生存智慧而言还是拿处事技巧而论，不独是我，而是我家没有任何人，能达到了我妈的水准。

记得我妈当年曾在不同的场合告戒过我：你遇到任何麻烦事情，都要抱着“泥干自落”的心态去对待；切记，只有慢火才能熬熟猪头，性急是吃不了热豆腐的；你遇事永远不要拧着性子去霸王硬上弓，而要顺其自然；命里有的东西，你不用争自然有，命里不载的东西，侥幸弄来了也终究会守不住的，所以，你永远不要过于在意自己的得失。

在此，我只想说说所谓“泥干自落”的意思，至于我妈所秉持的人生哲学，若要展开来说，估计10万字都不一定能打住。“泥干自落”是指这种情形：下雨天时，你若被别人溅了一裤腿的泥巴，千万不要用手去拭，而只要等待泥巴干了，它就自然而然地会从你的裤腿上掉下，那时，你只要用手轻轻拂一下裤腿，就干干净净了。

像前面所讲的，我妈应对书记主任逼迫我爸让自己的小孩下放农村，而将自己的儿女们留在城里就业的把戏，他们岂能在我那位堪称常识大师的母亲面前玩过门？由此看来，中国的官员们小瞧中国民间草民们的智慧，有着悠久的传统，而不独是当代中国才有的事情。

现在想来，当时若不是我妈抱着“泥干自落”的心态，坐等书记主任上门，用“攀比”这个平民都能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武器”，一举击退书记主任的上门叫板，而令他们自讨没趣回去，我那位“老实的结壳”的父亲，将在工厂里被他的大小领导们逼疯。

能不能这样说，我的文盲母亲早在“攀比”这个现代最流行的词汇上市之前，就曾扎扎实实地和领导我父亲的书记主任们攀比过一回，终于轻易把我哥给留在了城里，等来了次年国家经济恢复之后的招工热潮，得以被招工到一个三线工厂去当解放牌卡车的驾驶员。从而，使我哥的命运得以在1963年秋天发生了真正的逆转。

从此，我哥不必像沦落在穷乡僻壤的老知青一样，眼巴巴地盼着那些拎着蛇皮袋外出打工的儿孙们，从沿海的血汗工厂里汇来的散发着腥味的钱供养自己，在只能听到鸡鸣犬吠的偏远农村的旷野里了此残生，而能够每月刷卡，拿着足以保证自己衣食无忧的退休金，在灯红酒绿的繁华城市里，含饴弄孙，颐养天年。

（2008-9-28）

2.我幼年时的“岳母”陈老妹和我母亲的草根友谊：温馨 纯洁 外带着最善良的愚昧

（1）

早年，我家住在景德镇一条名叫纸马弄（文革时改为现名驰马弄）靠近昌江河岸的地方。陈老妹家就住在我家对门的大十字弄。这两条弄堂被一个名叫水龙庙的小庙分开。不过，自我能记事之日起，这个水龙庙里既无和尚也没有菩萨，而是住了一大家人。

我家所在的纸麻弄靠近沿河的那段，在1960年建设景德镇中医院时被拆除，所以，我家就被政府安排搬迁到大十字弄隔壁的小十字弄，这条俗称“戳头弄”最里端的一个小院里，和那位一直当居委会主任的邻居合住。但是，我妈在随后的岁月里，始终没有和这位当时团近一带最有权势的“方主任”刘素清大妈，发展出值得记叙的友谊，而是和当初住在纸马弄的邻居们依然保持了常来常往的友谊。其中，和陈老妹一家的友谊最为深厚和奇特。

陈老妹大娘，其实我应该叫陈老妹“丈母娘”才更合乎历史事实。她是一位像我妈一样真正影响了我一生的伟大女性。她是余干县人，一直没有参加工作，而是把在河对岸金鱼山上开荒种菜，作为自己的生活只要内容，除此之外，就是在家纳鞋缝衣做些女红，我一大家人恐怕都穿过她亲手做的布鞋。

老妹的丈夫姓余，是一位在房管局当会计的老先生，一口的余干方言，就像那位后来高踞相位的余干籍吴姓高官一样，他在景德镇说不来普通话和本地土话，“粮食”在他嘴里被说成“狼戏”、“为什么”在他嘴里被说成“以样谓里”。余老先生因为高度近视，眼睛上架的那副眼镜似乎有啤酒瓶底那样厚，所以，他走路很有特点，按我妈打趣时说的那样，每走一步都像怕踩死蚂蚁那样小心翼翼。

我是1956年我10月3日出生。当年，我尚在娘肚子里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一个叫B超的仪器，可以分辨肚子里的小家伙是男是女。而恰巧陈老妹也和我妈一样，有孕在身。于是，这对穷姐妹便则指腹为婚，相约，如果这两个小家伙恰好是一男一女，两家则缔结娃娃亲。后来，我妈和陈老妹瓜熟蒂落的结果，果然天从人愿，老妹生了个女儿，我妈则生了个“带把”的东西。在此，顺便交代一下，我出生之前，已经上有一哥三姐，而老妹则只有一个女儿，我记得这个叫大兰的女儿似乎和我二姐同岁，所以，老妹的小女儿便顺着起名叫小兰【注】。

说来恐怕很难令人相信，我最初呀呀学语学会喊人，第一是学会喊“妈妈”，第二是学会喊“丈母”。据我大姐说，我小时候是个典型的白痴型的晚熟儿童，属于那种“头大眼木”孬仔。我小时候只要摔跤，几乎每次都是脑门着地，所以经常是头上消了一个小包，又隆起一个大包。我永远记得，我大姐曾经不无忧虑地对我说过，我到了6、7岁都不认得钱的样子，更不知道钱的价值，你今后怎么活命啊？那是一次我跟着大姐去河边洗衣服，在上墩头时看见一张当时面值最大的10元大钱躺在地上，便高声喊叫走在前面的大姐回头来看看这张花纸片是个什么东西，结果，被一位比我还小几个月的小孩，手疾眼快一下子就捡走了。当我大姐回头来看时，这10块钱就已经在那位小孩的姐姐手里了。后来，可想而知，我们连一分钱也没有分来，这10块钱被那姐弟二人独吞了。此事，成了我早年弱智的经典证据，而被自己的哥姐们忧心与呵护的主要原因：他们一般不太愿意领我这个木呐的弟弟出去玩，就是万一迫于父母的交代必须照看我而带我出门，都不敢放手让我一个人走远，深怕我走失。所以，我的童年几乎像个自闭症的患儿一样，经常喜欢蹲在一个蚂蚁窝边，看着蚂蚁搬家，一看就是半天。

然而，老妹“丈母娘”却对我始终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关爱有加。他不仅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会喊我到家里去吃，而且，从不嫌我鼻涕搭煞，每次看见我玩得灰头土脸时，总是把我牵到自己家里给我洗脸洗得干干净净，而让那些不劳我神的姐姐们在母亲面前冒功领赏。

（2）

说心里话，我小时候，第一怕的人是我妈。因为她专门为我在门角里准备了一根竹扫把上取下的长长的竹稍，那是专门用来教育我的工具。我妈的教子理论是，“竹稍头上出孝子”。所以，我的那双喜欢乱跑的“野脚”上，经常被我妈用那根竹稍抽出一道又一到经久不退的红印子。

我第二怕的人，则是老妹“丈母娘”。老妹看见我时，总是先撸起我的裤子，看看我的腿上是否又添了红印，每当她看见我的“细如麻杆”的腿上又添了伤痕，我都能看见她的眼里会盈满泪水。其中，有一次因为她告状而导致我被母亲伤心地抽了一顿，居然事后导致她把我抱在怀里哭得无比伤心。

那是我在她家门口的男厕所里和一帮小孩爬高拉低玩打仗的游戏时，被我的“丈人”余老先生看见带回他家，老妹给我洗洗脸后牵回家时，亲自把我交到我娘手里，顺便告了我一状。不过，临走时，老妹再三叮嘱我娘，不要打我，并说小孩不懂事，打也没有用。我妈则随口应承“不会”。

可是，当老妹前脚刚走，我妈则无名火起，随即从门角里拿起那根竹稍对我一顿乱抽，而不光是专门抽脚，连背上都被抽得毛焦火辣。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妈对我最后一次施用肉刑，从此之后，她把那根竹稍放灶里烧了，再也没有对我动过一小指头。

我挨了这顿恶揍之后，从此，不再喊老妹做“丈母”了，就是上茅厕也不再去老妹门口边上的那个厕所，而是舍近求远去隔了三条弄堂的桃花弄那间厕所拉屎。大约过了10多天，一天断夜边的样子，老妹给我送来一点好吃的东西（我们两家有经常互赠食品的传统）。我一见老妹进门，就早早地钻到被窝里睡觉去了，连和她打个招呼的愿望都没有，根本就不想理她。

在被窝里，老妹和我妈说话的声音我听得一清二楚。

老妹说：“十多天没有看见光仔了（光是我的家人对我的昵称）。他是不是病了？”

我妈说：“没有啊。好好的的呢。自从你那天把他带回家后，他真的变好了。我听说，他现在不再去那个该死的茅厕里爬高拉低了，现在屙屎都是去桃花弄的茅厕屙。”

老妹：“哦。……”

我妈和老妹都沉默几分钟后，老妹没有再说什么就走了。走时，来到床边摸了摸我的脸，我假装睡着了没有吱声。

隔日，老妹一早就守在那条我进出家门必走的弄堂口上。当我出门再去桃花弄厕所屙屎时，她见我走来，不容我回避，一把就抓住我的小手。她把我牵进自己家门后，连声问我：那天她离开我家后，我妈是否打了我。我则一声不吭。于是，老妹撸开我的裤子，掀开我的上衣，见我身上布满道道红印，便一切都明白了。结果，她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嚎啕大哭，我则任由她把泪水撒得我满头满脸。

后来，我读书去了。又是在远离家门的景德镇第二小学上学，我除了寒暑假和过年时互相拜年，能见到几面老妹之外，但喊她“丈母”则成了历史。这到不是我记她告状导致我被母亲恶揍一顿的仇，而是我开始明白“丈母”一词的真正意思后，而难以启齿的成分占绝对多的成分。

（3）

记得在1968年初冬的时候，一天傍晚时分，老妹来我家和我母亲辞行，说是她和两个女儿将随同老公余会计被下放到浮梁县福港公社一个山村里做农民。余会计是作为“五七”大军中的干部下放，而她则因为没有工作是家庭妇女，得随夫一道去农村，且户口、粮油关系都得迁走，住房也要还给房管所。当晚，这对“亲家母”究竟谈到多晚再依依惜别，我因为早早睡了，不得而知。

从此以后，老妹成了我家的贵客。每次她带着小兰前来市里采购一些农村买不到的日用品时，我家则像过节一样，有着丰盛的美食上桌。她们母女，在城里也没有什么亲戚，在城里一般都是当日来当日回到那个距城约30公里的小山村。

到了1969年秋天时分，一次老妹来我家走动时，我妈感觉老妹消瘦了许多，便关切地问她，是否有什么身体不舒服的地方。老妹说，经常夜里盗汗，上午低烧，有时还痰中带血。于是，我妈就陪着老妹去看了看医生。结果，令人五雷轰顶的是，老妹得的是俗称“痨病”的严重肺结核，且到了所谓空洞型的中晚期，治愈的可能性已经不大。

于是，老妹来城里看病的时间日渐频繁，来了也不太当日赶回去，而是在我家和我那位1960年出生的小妹睡在一头，和我妈还有同妈睡一头的我，四个人睡在一张铺上。由此所造成的一个意料之外的严重后果是，我的小妹很快就染上了结核病，我的父亲也染上了“痨病”，我则染上了只是没有任何症状而已。我是直到1975年底招工时，才在透视检查身体时，发现两肺均有大小不等的结核钙化点。

后来，老妹的病到了肺结核的晚期，人已经形销骨立，眼窝深陷，皮肤既干枯又黯黑，所有女人的第二性征几乎从他身上完全消失了。她站都不能站很久，经常大口大口地在我家堂前吐血吐到一个破碗里，由我妈或我的姐妹们再倒进门口的阴沟里。

大约在1970年开春的时候，小兰有一次独自来到我家，告诉我妈，说她妈恐怕不行了，想最后见我妈一面。次日，我妈就随小兰上路了。

当晚，我妈没有回家。第二天还没有回家。第三、第四、第五天都没有回家。当第六天我妈回来时，我发现她的眼里布满了血丝。

我妈告诉我：“你‘丈母’老妹死了，她真可怜。她的老公‘余瞎子’和两个女儿那个哭呀，真哭得令人被挖心和断肠一样难受。”

（2008-10-2 ）

【注】考虑到陈老妹的女儿目前和我同生活在一座城市，其真实姓名我只能用化名代替。

3.虽然生活的重担把母亲的身体压成畸形，但艰难困苦从来就没有摧垮过母亲的坚韧意志

据大姐告诉我，母亲在1958年国家搞“大跃进”时，虽然是个文盲，但也在国营企业景德镇包装工厂参加过正式工作，是个国营正式职工。她所从事的职业，是一种景德镇陶瓷包装行业所特有的“打草结”工作，即：把两股稻草打一个结，提供给我父亲这样的茭草工包装瓷器使用。这个活儿，在景德镇陶瓷行业的历史上，一直都是由那些包装工人的家属们所垄断。

事实上，干这种风吹不到、雨淋不着的工作，不仅比较养活，而且是属于计件核算工钱的既简单又不要多少技术含量的活儿。所以，在以往景德镇建立国营的瓷器包装工厂之前，这些打草结的活儿，不太可能提供给外人来做。我记得自己跟着父亲学做茭草工时，最先学会的手艺，就是打草结。不过，后来打草结的活儿，基本上都是提供给那些打短工的瓷厂职工的家属来做。在70年代，一个打草结的零工，一天要打10捆草结，每捆100个，共打1000个草结，才能获取每月38.87元的二级工工资。

我妈的国营职工身份后来丢了。那是“大跃进”摧垮了中国的经济，中央政府出台了所谓对国营企业“调整、精简”的政策，我母亲作为从事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辅助工人，就被精简出厂而成了家庭妇女。

但是，我母亲做家庭妇女的时间很短，只有几个月。随后便在1961年底，去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小企业“景德镇太白园运输站”找到了一份出卖劳力的短工做：从昌江河里运煤的船上，把船舱里的煤炭用箩筐挑在肩上，艰难地一步步从陡峭的墩头上挑到河岸上。

母亲因为长期从事这种男人都视为畏途的繁重体力劳动，天长日久，终于压坏了她那柔弱的身子。到了晚年，当母亲日渐憔悴时，我们儿女们看着母亲迈着挑担形成的八字步，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吃力地移动自己的畸形身体时，无不为母亲“一世吃了两世苦”而感到命运对父母也确实太残酷了。

然而，在我伴随父母劳作而成长的记忆中，虽然能够每日感到父母被生活的艰辛劳累，而疲惫不堪地迈着沉重的步履回家，经常瘫倒在家里那把竹子做的摇椅上许久不愿动弹，但是，我却从来没有看见过父母唉声叹气，以怨天尤人的话语对自己命运多舛的人生际遇发过什么值得一提的牢骚。

我记得，母亲每当我遭遇诸如读书时学习成绩不如同学、工作后入党时被人算计几度不得其门而入、以及读中学时一度被生病尿血和后来参加工作后于1996年夏天被胃出血的毛病击倒在病榻上，而唉声叹气时，她总是这样教诲我：“做人，无论遇到什么解不开的心结，无论遭到什么三灾六难，永远不要在人前人后唉声叹气。特别是对一个男子汉来说，一叹则会三穷。”

其实，相较于我的那点不上斤两的小挫折、小失败和小病痛，我母亲所经历的家庭不测，才真正算得上难以承受的灾难。

比如，据我妈生前告诉我，1959年冬天，我哥和父亲相继罹患败血症，同住在景德镇第一人民医院的一间病房里，那真算一场从天而降的灾难。特别是我父亲发病时的情状，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这个“老实的结壳”忠厚之人，居然是带病工作时，一头栽倒在茭草凳头上，而被送进医院抢救。当命大的父亲连续昏迷三天三夜苏醒过来时，第一句话居然是这样对我妈说：“你干吗不去做事，坐床头看我做什么？”

在那段晦暗的日子里，我妈既要工作，又要操心医院里的两个病人，按母亲的原话来讲，是那种“心都要碎的感觉”。可是，我妈用她柔弱的肩膀扛过来了。

又如，1970年代初，我父亲和妹妹同时被“痨病”击中，特别是我那个当时只有10岁的妹妹，每天睁着一双绝望的眼神，在黯然神伤地等待母亲回家的日子里，母亲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小妹搂在怀里好一阵子，并在晚上带着这个罹患高度传染性疾病的妹妹在一头睡觉，从而，用那种世界上最伟大的母爱，给了小妹顽强活下去和肺结核病抗争的精神动力。

那时，虽然父亲有着国营职工都有的公费医疗，但是，我能以我那伟大的父母在天之灵担保而起誓，我父亲从来就没有拿过一粒“雷米封”给我妹妹吃。我妹妹的肺结核是由我父亲每周带去景德镇石狮埠街上一姓黄的草药郎中开设的诊所里，用一块钱捡七包草药，带回家吃了大半年，才根治了这个所谓“穷人的富贵病”。坦率地说，正是因为我的妹妹被草药治好了肺结核顽症，和我父亲经常用一种俗名叫“鸡心草”的青草治愈了许多朋友生的疔疮和无名肿毒，我一直对中医中药保有强烈的好感和信赖。

我一直很惊异，我的母亲居然在她所走过的83岁人生中，除了1990年罹患阑尾炎确实腹痛难忍，虽然她晚年经常因心悸和血压偏高不愿过多地活动，但他却几乎从来就没有去看过医生。那年，她因为阑尾炎急性发作，肚子疼痛难忍，身上冷汗直流，被我们兄弟姐妹们强行送到第一医院住院，她却宁死都不肯上担架去进行这个微小到不值一提的手术。而是对我们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看来，自己命数只有七十三。”所以，母亲求求我们别让她挨一刀再死。

后来，是我哥哥一个在景德镇电瓷厂当中医的中学同学江医生，用三包中药，外加住院吊盐水消炎灭菌，居然真的使我妈逃过了开刀切除阑尾的手术，而得以痊愈出院，使她再好好地多活了十年。

结语

现在，当我爸去世15年，我妈去世12年之后，再来回顾他们那凄苦远远多于欢乐的坎坷人生，我以为，他们在极为卑微和平凡过日子的生命历程中，其应对任何人生苦难来袭时，都以一种处变不惊的姿态，或是顽强抗争，或是逆来顺受，或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泥干自落”的对付任何麻烦的人生哲学，来迎接命运的挑战，其堪称平凡而又伟大的情怀，确实足以消解任何自然或人为加之于自身的危情和艰难。

在我的眼中，我父母身上所蕴涵的中华民族最平凡也最伟大的草根精神，可能正是我们这个苦难民族在数千年来的社会动荡中，得以在极为恶劣的生存环境里，不仅能生生不息，劫后重生，而且能苦尽甘来，人丁兴旺，堪称所谓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精髓之所在。

（初稿于2008-8-27至10-5/2012年10月19日略作修改。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