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人会杀妻？
杀妻是人间的悲剧，其戏剧性和暴力性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但更应该关注的是大量隐性存在的家庭暴力，这些才是杀妻案的温床。
相濡以沫的妻子，作为世上最亲近、最信任的人之一，为什么会痛下杀手？而杀妻不仅要受到法律最严厉的惩罚，也会受到道义上最严厉的谴责，破坏了家庭作为社会细胞的基本安全感，那这些犯罪人为什么要走向这些毁灭之路，他们怎么能睡着觉？而如果两个人合不来，过不下去，为什么不能用离婚解决问题，非要如此残酷和决绝，什么是离婚也解决不了的，离婚制度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
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是需要我们在关注此类案件中需要破解的难题。
但最重要的是，这些最令人发指的案件是否能够避免和预防，有什么征兆可以察觉，女性如何保护自己？
近年来笔者亲自办理或者直接了解到的“杀妻”案就将近十件，在命案当中其实也占到一个不小的比例，对于这些案件中笔者也极力的破解其中的一些规律，为预防悲剧的发生提供一些建议。
所谓的“杀妻”并不一定是现任的妻子，有些是刚刚离异的前妻，有些甚至是同居的异性伴侣，但是都相类似的特征，权且总括的成为杀妻案吧。
1.有什么是离婚也解决不了的矛盾
夫妻之间难免有矛盾，这是人之常情。在恋爱的时候很多的缺点都好像很可爱，但是激情过后，慢慢就显得难以忍受。但很多小的矛盾并不是不可调和的，通过相互包容，沟通与理解，完全可以得到化解，至少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
即使发生了难以调解的矛盾，离婚制度也为夫妻的矛盾解决建立一种退出机制，也就是实在过不了就不过了吗，犯得着要杀人么？
这个问题也是我经常问这些杀妻案被告人的问题，能过就过，过不了拉倒，杀人干嘛？而且有些都已经离婚了，还杀人，我也会问他们不是都离了么，你自己过自己的日子不就完了么，你不会再找一个么，在这纠缠不清干什么呢？
但是我从来没有得到正面回答，他们始终还是陷在自己的故事情节出不来。有的是因为猜疑自己的妻子出轨，通过暴力逼迫“招认”，对妻子殴打致死。有的因为房产分割纠纷，在法院判决之后，前妻通过自力救济将前夫赶走时发生冲突。有的是在财产分割后，在前妻讨要补偿的纠纷解决之中，前夫以为“不胜其扰”，想一了百了。也有的因为离婚又同居想要复合，后女方不辞而别，男方为了讨要说法，跟踪尾随发现另有所爱，感到背叛。还有的就是因为女方而自己离婚，但是同居后又因为情感发生纠纷，发现其又与其他男性交往，而产生矛盾。
这里边情感和财产原因各有一定的比例，但情感因素仍然是主要的因素。而杀人者往往陷入自己的死循环逻辑，不能有效通过社会化的方式解决，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翻篇，重新开始生活，但是这一简单的方案并不在他们的选项之中。他们就像转进牛角尖一样，在自己的逻辑中出不来了。他们自己的逻辑死结就是离婚也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什么让他们生成的这个逻辑死结，是什么让他们陷入自己设定的困境，不能开启新的人生，并毁灭别人的人生？也许他们有一些自己的特征。
2.杀人者的共同特征
事实上，给犯罪人画像是非常危险的，这是试图用简单的逻辑线条勾勒复杂多样的人格特质，以及对幽微人性的探察。事实上，犯罪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些可能是我们永远无法探知，永远也无法预见的不明原因，有些可能就是一些稀松平常的小事，我们根本也不可能注意到，但就是可以在特定的家庭、特定的情景以及由于特定人的特定性格而爆发。但是在这些纷乱的背景下，笔者还是尽力去尝试提出一些线条，供读者共同探讨。
一是缺少自我反思能力
遇到事情都是先从别人身上找原因，即使把别人都打死了、杀死了，还在例数对方的过错，好像是整个案件其实被动参与进来，是被害人触碰到那些自动开关，才发生杀人的行为，和自己的完全无关。
事实上，无论是就杀人行为，离婚问题，还是日常的纷争，这些被告人都没有从自我反思的习惯，没有考虑是哪些自己做得不对。
顶多是杀人是不对，但是她哪哪都有问题。有时候我反问他们，既然你的妻子有百般不好，那当初为什么要结婚。有的说没看出来，有的说开始的时候挺好的，后来就变了。没有一个说自己也有毛病，自己也变了。
二是控制欲强
这表现的也很明显，就是事无巨细都按自己的意见办，要自己能够完全把控住，也不管应不应该。
比如，怀疑自己妻子出轨而在家里安装摄像头，然后随时通过手机对妻子的行为进行监视，一个电话打不通，就要开开摄像头看看怎么回事。
还有的已经解除了婚姻关系，把再次同居的试图和好当作复婚来看待，在女方离开后，就跟踪尾随，还不能容许对方再找伴侣。
有的只是情侣关系，虽然为了女方离婚了，但是双方并未建立稳定的婚姻关系，但是在分分合合之中，也是不能接受对方再找其他异性伴侣，具有很强的占有欲。
三是社交能力弱
其实这些案件爆发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矛盾，都没到不能化解的地步，但是这些被告人普遍感到好像别的出路。
不愿意出去租个房子，年纪轻轻也不愿意出去闯一闯，好好找找工作。也没有太多人可以倾诉，没有化解纠纷的社交能力，也没有摆脱矛盾的能力，没有太多社会网络，比如亲朋好友帮助出谋划策，沟通协调。
好像自己困在这个局里边出不来，让自己感到愤懑和绝望。这些人也是绝望的男性，杀掉最亲近的人还能指望被谁信赖，或者还能信赖谁。
四是挫败感、无力感
这些人很多没有特别成功的事业，或者即使有一个稳定的职业，但也没有特别多上升的空间，而且对失去这份职业感到特别的担心。其中一个案件，女方到被告人单位去闹过，被告人就感觉好像解决不了了，失去工作就完了。
当然也有一些名人杀妻的案件，但是例子比较少，而且可能里边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我们不了解。因为杀人是一条绝路，在一个人有选择的情况下，一般不会走上这条路。普遍还是没有太多的前途和事业，没有在外边施展抱负或者发泄情绪的机会，就会将一些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俗称“窝里横”。
但是很多女性也忍不下这口气，就会有反抗、不服从，冲突和矛盾就会增加。
八十年代有一个案例，一个男的因为自己“接班”（父母的工作岗位由子女顶替）的事没有成功，闷闷不乐，回到家中，由于妻子在照顾两个孩子，饭还没有做，就生气了，问妻子为什么没做饭？妻子回了一句：你不是也能做么？结果就火了，把妻子打死了，两个孩子来劝也给打死了。
当然后来了解，这个人也是长期有家庭暴力，但是挫败感也一个原因。在外边没出息，在家里找毛病的人也确实存在。
但其实我们承认，与更成功的人相比，我们都是不那么成功，这其实是一个没有止境的比较过程。关键是看我们有没有尽力，我们如何消化这些负面的情绪，我们是将这些挫败感转化为进取的动力，还是转化为其他积极的力量，比如发展一些自己擅长的才能，甚至是培养孩子，还是将它作为负面的力量在家里宣泄。
事实上，所谓的挫败感每个人都会有，也不仅仅是男性有，关键是还是要看怎么面对，怎么调节，与自己达成和解。有一个被告人就辩解，女方原来给别人干活干得挺好，后来一起做生意就不行，后来影响到他们的感情。而当负面的情绪宣泄出来，伤害的一定是两个人，而且长期以往就积累出不能化解的矛盾。
虽然前期积累了很多的矛盾，但是其实最后的一刹那都需要一个引爆点。找到一个引爆点，我至少可以学会拆除一些高风险的情绪炸弹。比如“你不是也可以做饭么？”“我才不会给你生孩子。”当然还有辱骂，这些都被被告人视为攻击性的语言。虽然在常人看来毫无攻击性，但是在当时当地的情景，以及被告人习惯的话语体系中这就已经是越界了。
还有就是冷暴力，比如不辞而别，不理不睬，不做解释，这种消极的方式也会产生拱火的作用，尤其是对于猜忌心比较重的，对沟通也迫切欲望的人，越想沟通越是沟通不上，也会被视为对尊严的挑战，从而产生计划作用。
另外纠缠，尤其是找单位，也容易对稳定工作视为安全感的重要源泉的人也是致命的威胁。这些看起来好像给到压力，但是如果压力给过火，或者对方本身承压能力就不是很强，就要慎重提升压力。
3.杀妻的真实动因
虽然有种种的矛盾以及愤怒的情绪，甚至也可能达到出手。但是一日夫妻，百日恩。是什么让被告人下得了狠手，有些殴打长达一两个小时，有些提前准备好利器，有些当众杀人，有些使用钢管直击头部。
被告人对于杀人的原因往往只是停留在脑袋发懵了、一片空白、没想打死她、气头上了，这些表面的说法。也许他们从来没有真的面对过自己的内心，也许只是不愿意和盘托出，或者耻于说出。当恢复理智之后，自己也知道当初咬牙切齿的理由是很得站不住脚的。
但是也不能用理性思维来考虑犯罪问题，很多时候真正冷静下来的时候，用理性仔细权衡的时候，是不会选择如此手段的。
被告人普遍的特点是日常中陷入到自己的逻辑死结中出不来，在那个死结中杀人反倒成了没有办法的事，尤其是被害人触及到被告人的一些痛楚，一些畸形的自尊和所谓的“底线”，就容易引发被告人陷入非理智状态。
所以实际上很多杀妻案仍然是冲动性的杀人行为，有些也确实是事先没有准备工具的。当然还有一少部分是更为冷静的提前做好了准备，设计好了剧情并做好了毁灭现场或者伪造现场的准备，这些就更加冷酷。
但也很难说是理智，因为在现代这个社会一个人凭空消失是极为困难的，而且配偶往往会成为第一怀疑对象，这在很多案件中也是屡试不爽的。虽然也佘祥林、杜培武这样冤案在，配偶还是难以逃避作为重点的怀疑对象，尤其是可以通过你表达内容漏洞，留下破绽。
但很少有人怀疑上报父母失踪的子女，更不会怀疑丢了孩子的父母，为什么？好像也没有留下类似的冤案，因为本来谋杀至亲的案件就极少。
这是为什么呢？
这涉及到父母子女关系与夫妻关系的很大不同。
一是没有血缘纽带，也就是没有基因层面的传承联系，虽然也可以共同生育子女的方式产生间接联系，但是还是有很大差别。
二是是否具有可替换性，父母是不可替换的，现在基本都是独生子女，要孩子也晚，所以很多时候子女也是不可替换的。
三是父母子女的关系是从零基础开始的，也就是从小培养的感情，这种亲情有比较牢固的联系。
四是成年之后不用长期生活，小的时候无力反抗，当你有能力反抗的时候，你也要分门立户了，也就是即使处不到一块去的话，成年以后也不用在一起。事实上，也确实是越走越远，直到父母年老的时候再回来照顾，或者是为了照顾孙子孙女才重新聚在一起。如果子女不孝顺的话，父母自然也就不愿意往跟前凑。有了距离，矛盾就相对少一些。
四是财产上父母往往是毫无保留的。以前子女多，对于分割财产也是要打架的，甚至也有出人命的。所以可见也不是有基因联系就不打架，关键还是看有没有利益纠纷。
与之相比夫妻关系就有很大的不同。
一是夫妻之间没有直接基因传承关系，虽然有子女的间接联系，但这种联系也不是不可替代的，也就是说孩子还可以再生，基因还可以继续传承。
二是具有可替代性。现在的离婚率比较高，也说明这个事实，虽然离婚很多时候要付出很大的成本，但配偶确实是可以替换的，虽然真爱难寻。
三是感情基础参差不齐。首先与父母子女的关系相比不是从小在一起，而是成年了性格定性来才在一起，所以需要磨合的地方比较多，磨合不好的地方发生碰撞的几率自然就大。其实就是彼此的了解程度有的要弱一点。
这样来讲，再婚配偶的了解程度就会相对低一点，即使原来认识，但是由于都出走半生，都有前尘往事，所以其实碰撞的几率就会加大。
四是夫妻就是本着一起去的关系。如果分开长久那就成了分居了，最后往往就是彻底分开。但是即使你离父母很久，父母仍然是父母。因为夫妻没有血缘这条不可分割的纽带，是需要由当下的情感不断维系呵护的，所以夫妻是一种当下的关系，这样是夫妻关系的脆弱性。
一旦停止呵护，甚至发生摩擦再不去修复，就很容易产生不可逆的伤害。比如母子之间怎么嚷嚷都行，也不记仇，夫妻之间试试，还是差一层。
所以夫妻关系其实是人类社会作为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是基于繁衍子女的间接基因联系，更多的是基于伦理、道德、习俗和法律而形成的社会关系。
事实上，一个与配偶生活的时间要远远长于父母，但他们相识之前他们其实只是陌生人，这其实是一种奇妙的联系。既然有这种种先天性差异，又由于夫妻生活时间的长久性，事实上夫妻之间发生矛盾的几率自然就会大一些。
发生矛盾是正常的，闹的不可开交的也没关系，社会还专门设置了离婚制度，实现了夫妻关系重启。离婚制度为什么不能成为怨偶的退出机制，成为配偶的人身安全阀？
一是有些离婚诉讼以及财产分割的时间过长，在漫长的过程中增加了摩擦的风险。
二是难言之隐，不想把自己家庭不睦的状态呈现给亲戚朋友，牙打掉往肚子里咽，事实上不少家暴案件不到特别严重都难以曝光就有这方面的问题，这相当于掩盖矛盾，容易导致矛盾的爆发。
三是由于经济条件等原因无力及时退出不幸的婚姻。
四是即使离婚了，也仍然有子女，藕断丝连，还有纠缠和矛盾的可能。
这些纠缠羁绊，婚不容易离，关系不容易断，被告人的特点又使他们不容易从错中复杂的矛盾中走出来，这些内在和外在的矛盾旋涡就容易使被告人走上绝路。
当然，必须要承认，这些案件还有很多偶然性的因素，也不是绝对必然发生的，或者完全不能避免的。毕竟没有一对伴侣，是带着杀心走到一起的，大部分都自由恋爱的结果，都经历了一系列变化的过程。
4.关于预防和避免极端冲突的建议
第一，对“离婚冷静期”进行必要限制。《民法典》规定“离婚冷静期”是为了稳定家庭，让离婚更加慎重。但是存在家庭暴力问题的配偶，不仅是离婚和冷静的问题，还有一个人身安全的问题。而离婚是一个摊牌，一旦摊牌矛盾就容易发生升级，在矛盾升级的情况下再延宕诉讼时间，就容易增加人身安全风险。
因此，建议对“离婚冷静期”进行限制性解释，适时修正民法典条款，将《民法典》第1077条第1款修改为：“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但离婚的理由中包括家庭暴力并有相应证据支持的除外。”
第二，建立家庭暴力型离婚的快速诉讼机制。除了在民事实体法上对离婚冷静期进行限制，还要在离婚民事诉讼建立特别的绿色通道，从而降低离婚配偶在诉讼中受到的人身危险。在提交家庭暴力的表面证据之后，就可以建立婚事速裁机制，对家庭暴力型离婚诉讼加快进行，并对财产分割优先进行强制执行，使怨偶能够及时摆脱不确定状态，重新开启生活并降低冲突风险。
第三，建立心理干预警种，设置心理干预警员，对严重家庭暴力、家庭矛盾案件，在行政案件或者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同时进行心理干预和调节。在治安和刑事处分之外，为后续家庭关系处理提供必要的心理解决机制。
第四，在冲突中避免刺激对方痛点，引发非理智反应。在气头上两方往往都刚起来，但是男性往往更加具有进攻性，在身体上更占优势，往往会诉诸武力。而女性普遍在语言表达上更占优势，所以对女性来说，既然了解对方，也知道对方痛处的情况下，即使为了自己的安全，在冲突升级的情况下，尽量也不要在伤口上撒盐，刺激对方。
往往示弱，或者打情感牌，反而更容易缓和矛盾。事实上，即使在离婚的财产分割上，情感牌往往也比强硬牌更具有优势，因为即使最蛮横的人，心里也有柔软的地方。相当再柔弱的人，也有横下一心的理由。
第五，在纠纷升级，或者配偶有家庭暴力的，一旦摊牌，在选择谈判场所的时候，尽量要选择公共场所。不要选择任何私密性场所，包括家里，因为一旦失去理智具有不可控性。在公共场所会形成一定的约束机制，即使出现冲突也有人可以即使介入，这就形成了一种安全机制。从所有这些“杀妻”案中，几乎都是在私密场合下完成。
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虽然丈夫是“杀妻”案的第一嫌疑人，而且也一再为新的犯罪所证实，但是也不必然证明每一个死亡的妻子都是丈夫所杀，每一个丧偶的丈夫都是坏人，司法工作最忌讳的就是这种路径依赖。佘祥林案和杜培武案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教训。
杀妻是人间的悲剧，其戏剧性和暴力性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但更应该关注的是大量隐性存在的家庭暴力，这些才是杀妻案的温床，无法及时摆脱不幸福的婚姻，不仅是不幸，也是一种巨大的风险。建立家庭暴力型婚姻的及时退出机制，与稳固现有的家庭同样重要。
毕竟我们要的幸福，是真实的幸福，而不是表面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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