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与亚瑟儿：相爱相杀三十载
安东尼. 金，天生冤家：玛格丽特.亚瑟儿和安东尼.吉登斯，和英国社会理论，《英国社会学杂志》，2010年增刊1期
King, Anthony. “The Odd Couple:, Anthony Giddens and British Social Theor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1Suppl 1 (January 2010): 253–60. doi:10.1111/j.1468-4446.2009.01288.x.
如果你说你学社会学的，但不知道吉登斯，别人可能会惊讶。但如果，接着又问你知不知道亚瑟儿，你说不知道，正常，却又不正常。
尽管中国大陆对吉登斯，如美国一样，视作大神，但却没有把他的天生冤家引介进来 ——玛格丽特.亚瑟儿（ Margaret Archer），国际社会学会第一个女会长。
在研究吉登斯的路子里，亚瑟儿被喻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严肃批判者。那么，你以为二者真的老死不相往来吗？
不是！
二者其实起步各异，但却走出平行之道，发展路径又很相似。故事还是要从头讲起。
1980s
1979年，吉登斯出版了《社会学理论的中心问题》，使得英国的社会学再次得以“国际化”。说国际化并不是笑话，吉登斯把欧陆哲学理论打包介绍到英国的社会学，并融于一炉（这才更是厉害），才有后来大家知道的“结构化”的概念。
但是，仅仅三年后，1982年《英国社会学刊》登出一篇檄文”——《形态发生vs.结构化：结构与行动的联接》（Morphogenesis Versus Structuration: On CombiningStructure and Action），作者亚瑟儿直接点名要PK吉登斯了。
在这篇文章中，亚瑟儿首先指出吉登斯的“结构”其实是个虚拟秩序（virtualorder），包括着地位与功能。正因如此之虚，才能人类施为者（humanagent）合并到系统（system）这个概念之中。言下之意，她还是认为，吉登斯式的施为者，还是个“过度社会化”的人，因为诸种社会条件已经内化到了这些人的内心。
亚瑟儿看到，在吉登斯的理论中，结构二元性所表现的如同一个摇摆过程，一会摆到结构决定论，一会摆到志愿主义（voluntarism），因为他无法将个人与社会实在（the individual and social reality.）作出区分。
不同于此，亚瑟儿反对这样看似二分实则（背后是）合一的思路，认为要将结构与能动性（socialstructure and human agency）仍看作是二分的，才好探讨二者的互动。
其实，撇开存在论上预设的差别，二者在1982vs.1979的冲突并非不能化解，King认为，亚瑟儿提出的三步操作：结构制约—社会互动——结构饰化（structuralconditioning, social interaction and structural elaboration），也与吉登斯在1984年出版的《社会的构成》构想有相似。
对于他俩人来说，结构都不能化约到个人，也都是由条件化了的个人行动所再生产和改变的。（Forboth Giddens and Archer, social structure, irreducible to the individual, wasreproduced and changed by conditioned individual action.）
1990s-2000s
到了20世纪90年代，亚瑟儿（尽管她并未承认）开始接受巴斯卡（Roy Bhaskar）的批判实在论影响，接受社会学在新实在论、建构主义之后的又一波浪潮。
此时，亚瑟儿与吉登斯形成了殊途同归的理论发展方式。亚瑟儿的结构理论向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发展，试图接合社会实在与个人，发展一种反思性的个人能动性（reflexive individual agency）。而吉登斯于1990年时代也同样关注这一点。在1984，尤其是1987年以后，吉登斯发生了重大转移——现代性下的个人问题。显然，吉登斯也亚瑟儿一样，也想把个人从现代性的约制中拯救出来。
对于人类能动性，亚瑟儿采取形态发生—实在论的存在论立场（morphogenetic-realist ontology），有两个假定：
（1）社会实在与个人是相互独立而存在的（Socialreality exists independently of the individual）；
（2）反对福柯、鲍德里亚、罗蒂等反人文主义（anti-humanist）的论证。
在这样的正反观念下，亚瑟儿建立了这样的链条，作为自我创造过程（theprocess of self-creation），以捍卫人文性，保障能动性：
Self → practice → conscious intention →self-consciousness →reflexive →internal conversation →personal identity→ socialidentity
自我→ 实践→意识意向→自我意识→反思→内在交谈→个人认同→社会认同
对于社会认同与个人认同关系，亚瑟儿认为，前者其实是后者的一个子集。这样一来，社会的转型有赖于个人的反思性内在交谈。
不过，这样的自我创造过程，也类似于吉登斯，他也同样在90年代，关于亲密关系、认同研究中得出反映，总结如下这么一句：
individuals are not what they are but what they make ofthemselves.
那么，如果看待二人这场相爱相杀的理论历程呢？
安东尼.金认为：他们都过时了！
King认为，他们都是在处理结构—能动性的框架，但是现在已经超越于此，大家都在处理网络问题了。相较于前一框架，后一框架是更具开放、更加不确定的框架（theopen and indeterminate social webs）。同时，前一框架其实是背靠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功能主义主张。
这样的网络社会学（network sociology）在拉图尔的Actor Network Theory、ManuelCastells、RandallCollins的互动仪式链那里都有反应。
相较于亚瑟儿与吉登斯争论结构与行动的二元性问题存在论地位，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以网络为中心”的存在论（moveforward from a dualistic to a ‘network-centric’ ontology.）个人不再面对一个已经预定好的结构，而是面向一个尚未确定、多重参与、讨价还价、彼此互动的网络世界。
如果让King猜（他猜错了）下一来，亚瑟儿的著作会是什么呢？他猜的是（其实是他对亚瑟儿批判想法啦）：
Being Social: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PublicConversation.
社会之在：集体行动与集体对话
关联文献：
1. 亚瑟儿
Archer, M. 2010 [1982] ‘Morphogenesis Versus Structuration:On Combining Structure and Actio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 TheBJS: Shaping Sociology Over 60 Years: 225–52.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82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3(4): 455–483.]
Archer, M. 1988 Culture and Agency: The Place of Culture in Social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rcher, M. 1995 Realist Social Theory: The Morphogenetic Approach,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rcher,M. 1996 ‘SocialIntegration and System Integration: Developing the Distinction’, Sociology30(4): 679–99.【当年北大编的《社会理论论坛》有此文的翻译】
Archer, M. 2000 Being Human: The Problems of Agenc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rcher, M. 2003 Structure, Agency and the Internal Conversa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吉登斯
Giddens, A. 1979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London: Macmillan.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Giddens, A. 1995 Modernity and Self Identity, Cambridge: Polity.
3.老K
King, A. 2004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Theory,London: Routledge.
（SociologicalTheory理论大缸第16期）